B36
我和珍珍的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
有一天，发章说，他进城看到大陆的图片展览。那个穷啊，二弟，大陆人活在水深火热中啊！
我说，离开大陆二十多年了，该会有变化吧？
变得更穷了！唉！发章捶胸顿足地说，当初没回大陆，阴差阳错地弄对了。回去，怕是连饭都吃不上。听说，前些年大陆饿死了好多人呢！
我说，回家受穷，在这里受困，哪里都是受罪。还是在家好嘛，哪有儿嫌母丑的！
发章说，理是这个理，但我们这些叛逃的俘虏，回去，怕也活不下来。听说，我们这个身份，不是“历史反革命”，就是“美蒋特务”。没女人敢跟你结婚，是“黑五类”。连父母兄弟也要背黑锅，在人前抬不起头，那日子也不好过啊！
唉，在这里一门心思盼回家。果真回到家，人家不拿你当自家人，处处防着你是奸细、特务，那也生不如死啊！何况亲属也受牵连，没法做人。早知这样，还不如用一颗子弹或一根绳子自己了结，倒落个轻松爽快！我说。
又过了十年，珍珍老死了。
我把珍珍埋在后山上。拍着新垒的小坟堆说：珍珍，我这把老骨头，不想埋在这里。你死后也孤单啊！但我有家，我想回家。你不要埋怨我。只要我在这里一天，我就会陪你一天的。
埋葬珍珍的那一天，一个男人带着十多岁的男孩来到我家。他的口音一听便知是山东人。我说，你是素珍的男人吧，这孩子是素珍生的？那男人说，俺是素珍的男人，这是俺的儿子，也是素珍的儿子。我说，素珍呢，她还好吧？那男人便哭，孩子也哭。我便知道素珍不好了。他说，素珍死了。他又说，素珍一直觉得对不住你，想来看你，又怕我们两个男人不高兴。俺也是不高兴，哪有心甘情愿把自己的老婆送给前夫的，况且泰山也不能没有妈。是吧，泰山？泰山不答话，眼泪雾湿了眼睛，又努力控制着不让泪水流出来。我说，是啊，我这老头，孤单惯了，还有珍珍陪我呢，孩子哪能没有妈！泰山，你的孩子叫泰山？
是小名呢，大名叫王念安，我老家在泰山脚下的泰安县呢！
哦，可惜我和素珍没孩子，要是有孩子，我也会给他起名梁念安的。我老家后面的山叫安家山呢！
山东人说，真是巧啊，我们的家乡都有一个“安”字！
我把发章一家请来，同山东人一起吃饭。牛牛叫我干爹，山东人也爽直，要泰山也叫我干爹，孩子死活不愿意。我便说，素珍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不要为难孩子，叫什么没关系的。发章说，还是叫二伯，我是大伯呢！泰山跟着发章一起笑了，大大方方地叫了两声：大伯，二伯！
从此，山东人便把我当亲戚，每年过年都要带着泰山来看我，把发章和我叫大哥二哥。我留着好酒好肉，专等发章父子俩和山东父子俩来一起享用。
终于有一天，发章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喜讯：我们可以回家了！
消息迅速传遍荣民居住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在思谋：回，还是不回。发章叫来山东人商量。山东人说，哪有不回的道理，俺朝思暮想都盼着这一天！我原想带泰山一起回去定居，但泰山不愿意，说他的家乡在这里。你们说，这孩子数典忘祖呢！
发章说，这么大的事，也得听听泰山的意见；先带他回去看看再说。山东人便说，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发章喝着闷酒，然后一个劲地诉苦：你嫂子这些天睡不着觉呢，我一提回老家的事，她便哭。她说我要是跟大婆子和孩子团圆了，就抛弃他们娘儿仨不管了！那边又一再来信催促，老婆守了一辈子的寡，终于知道我还活着，盼星星盼月亮的等我回去！我恨不得劈身两半，一半留在台湾，一半飞回大陆啊！老家的孩子是骨肉，台湾的孩子也是骨肉，顾了那头又顾不上这头，我都愁死了！
我倒是显得一身轻松，我想起盛勇曾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正适合我的心境。我说，我打算先回去看看。要是大陆肯容留我这样的人，我便回来处理房产。我想，家里再穷，总有一口稀饭喝，哥和弟不会让我饿死的。再说了，这把老骨头能埋回故乡，此生别无他愿。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大哥以前说过，我们这种人回那边，父母兄妹要跟着背黑锅，那我还回去干啥？
唉，你个笨牛，就认死理！风向变了，你没感觉到？听说，大陆的邓小平与老毛的思路不一样。老毛跟老蒋，也不知哪辈子结下的宿怨，弄得冤冤不解，有你没我，有我没你，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弄得两支军队也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现在而今，老蒋死了，老毛也死了，旧恨勾销，彼此还是同根同祖的中国人嘛！
山东人便笑，大哥就是大哥，站得高也看得远！
发章谦逊地说，不是我站得高看得远，听说大陆的一个大官，在报上发了一封公开信，把我们称为台湾同胞；既是同胞，当然都是中国人嘛！
发章说，来，为同是中国人，干一杯！
我们干了酒，发章又斟满，接着说，听说大陆实行开放政策，靠近香港的深圳、广州发展很快，外国人到中国受欢迎，香港、澳门、台湾人回去，也成了香饽饽，让人高看呢！
发章和山东人便催我，赶紧启程。他俩决定拿出积蓄，为我筹集一部分路费。
B37
送走山东人和念安，我反复思谋，这样回去很唐突，还是写封信探听虚实，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坐在饭桌前，摊开信笺，不假思索地写下“爹、妈”两个字，在心底也跟着轻唤了一声：爹，妈！突然一阵哽咽，泪水便滚落下来，濡湿了稿笺，无法再写下去，索性趴在稿笺上，痛痛快快地哭了，洗把脸，重新坐下，换一张新的信纸，再写道：父母亲大人。又停了下来，心想，不知爹妈还在么，这信是寄给父母呢，还是寄给大哥？最后确定，把父母和大哥大嫂的名字一齐写在信封上，总会有人健在的。于是继续写下去。
父母亲大人台鉴：
儿在台湾，遥祈双亲福寿康宁！儿自离开家乡，投身战场，参加大小战斗近百次，横跨中国的南北方，远征缅甸，急赴朝鲜，先后参加了国军、远征军、解放军、志愿军，经历了国家易帜部队易装，九死一生又大难不死，至今仍然身心无恙。托菩萨保佑，祖宗阴德，父母念想，我一直熬到了今天。儿从离家的那一天起，朝思暮想能回到家乡，侍奉父母，振兴家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分离，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而今台湾的政策已趋缓和，政府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得知这一喜讯，我恨不得一夜飞回故乡！
儿离家已五十多年，自从在朝鲜战场接到春花嫂子的信后，便与你们失去了联系。前些年，两岸形势紧张，我不敢贸然写信回家，担心我的问题连累你们；就当我死了，你们兴许还能成为光荣军属。但现在，风向有所变化，我很想回来看看。假如回来探亲，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我会迅速启程，以了平生的心愿。年纪越大，越想落叶归根。
不知父母平安健在否，大哥、大嫂、三弟以及侄子们怎样？家里的一切，常在念中，分外牵挂，请回信一一告知。盼寄一张全家福照片来让我看看，以免回家时认不出来。
儿子 梁草
写完后，又补上一句：切盼尽快回信，并告知回家路线。
想了想，又挑选了一张照片，随信寄去。
在亦喜亦忧的气氛中盼来新年，大家聚在一起时都在说着家乡的消息。送信的人成了最受欢迎的人，人们眼巴巴地盼望着邮件的到来。
春节后的一天，发章和牛牛过来，发章老远就在喊：二弟，二弟，你的信来了！发章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牛皮纸信封，然后叫牛牛，快把信给干爹送去！牛牛接过信就跑，发章的腿犯风湿，一瘸一拐地走得很艰难。牛牛脆生生地叫：干爹，干爹！我把一袋糖果递给牛牛，牛牛说，谢谢干爹。我说，干爹要谢你呢，干爹以后带你回老家！牛牛便说，我跟干爹到很远的老家去，我爹说，那里有回锅肉，臊子面，锅盔，凉粉，我早就想大吃一顿！说得我和发章哈哈大笑。发章说，快看信。我便拆开，给发章念道：
二弟：
接到你的信，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你还活着！1953年初，我们接到你牺牲的消息，妈哭得死去活来，爹也默默流泪。全村人为你送了葬，在空棺里放上你的衣物，垒了一个坟堆，坟上早已长满杂草。
爹是1959年搞大食堂那阵离世的，他老人家宁愿饿死，也要把节约下来的一口饭留给孙子们吃。他得的是当时很多人得的水肿病，死后就葬在安家山堰塘边，也就是你的空坟上方。
妈是三年前去世的，她老人家长期犯胃疼，后来就癌变了。妈死的前一天晚上，还说梦见梁草了，说儿子在唤她，又说爹在向她招手，爹说饿得慌，叫她过去煮饭呢！妈死得很平静，她在清醒的间歇说，阳世的事忙完了，还得去忙阴间的事呢！我们把她跟爹合葬在一起。
你大哥梁勤去年冬天也走了，是中风病，晚上洗脚时倒下去的，葬在你的空坟旁。我这几年眼睛不好使，医生说是白内障。接到你的信后，大家争着要给你回信，我就动动嘴，是梁解放给你写的。
我的几个孩子还不错，孝顺懂事，都在家务农。这几年，又实行包产到户，家家都吃饱穿暖了，人有吃的，猪牛也有吃的，家禽家畜长得又肥又壮。这几年，人人都在想挣钱，万元户可光荣了，带上大红花游街呢！
三弟梁根解放初跟杨家嘴杨才贵的二女儿杨凤琼结婚，生有三男二女；其中，老大梁廷俊最有出息，当了成都武侯区的副区长，一家人跟着沾光呢！梁根现在做不动农活了，两年前带上老伴进城跟大儿子享福去了。
我们把信送给梁根，三弟一家也是又惊又喜。梁廷俊说，政府欢迎台湾同胞回来。前些天，听说止戈铺上来了一个老华侨，穿得洋盘得很，一下车就吵着要吃酸辣粉，走进小吃店就要了四碗，引得赶场的人来看热闹。又听说，止戈铺跃进村有一家人突然接信，说那家人的大儿子现在是台湾的一个大官，要回来探亲，听说还寄了好多美金。那家人过去挨批斗，属“地富反坏右”，现在一下子扬眉吐气，乡邻羡慕得很呢！
现在，你要回来，我们安家山都传开了，不认识你的人也在揣摩你的模样。你要回来，我们一家要好好准备，迎接贵人呢！梁根还说，让廷俊的公车来接你。你可能不记得路了，问来问去的也麻烦。廷俊已经答应，要来成都接你。你就安心回来，并且把回家的时间告诉我们。
大嫂杨春花口述 儿子梁解放整理
下一页是梁廷俊写来的，信很简短：
二爹：
您好！
来信收悉。知您平安健在，老爸兴奋得喝了个醉，一直在讲你离家前的趣事。现在，海峡两岸的政策变得宽松开明了，武连的海外华人包括台胞，都纷纷回来观光探亲，甚至投资兴办企业。政府欢迎得很呀！打消一切顾虑，尽快回来吧，二爹。大爹一家和我们一家都在准备迎接您呢！启程前，请告诉我回国时间和航班号，我一定到成都双流机场接你。
侄儿：梁廷俊敬上
信的下方还写上了他的办公室电话。
随信还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大哥一家的，一张是弟弟梁根一家的。我反复看着照片，大哥变胖了，脸圆乎乎的，只是笑容没变。坐在大哥身边的春花的脸也变得饱满，眼睛周围布满了藤条一样的皱纹。记忆中她是瓜子形的脸，很清瘦，照片上的人笑得很灿烂，想必是什么趣事或笑话引发的，摄影师就在那一瞬间拍下了。春花的眉眼间漾着笑，嘴也大开着，两颗门牙掉了。我没再往下看，把照片递给发章，回屋倒水喝，喃喃自语，老了，真的一个老太婆了！
发章说，你在说谁呀？我把照片上的人指给他看，发章一瘸一拐地进屋，拿一个镜子出来递给我说，你照照自己，好好照照自己的模样！
镜子里的那张脸上有几颗老年斑，额上的皱纹纵横交错，眉毛和胡须白了大半，浅浅的几根白发，在又红又亮的头皮上迎风招摇。
我这样子回去，又老又穷，有什么脸面见春花，又有什么脸面见侄儿、侄女呢！我放下镜子叹气。
这就不对了，二弟，你这是回家呀！儿不嫌母丑，母也不会怪儿丑的。能活着回去，是你前辈子修来的福呀，还想那么多干啥？
爹妈也走了，我回去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上坟呀，香火香火，不就是坟头上香案旁的香火嘛！父母九泉有知，也会惊喜呢！
发章一个劲地劝我。
B38
那年春天，我终于踏上回家的路。
临行的前一天，我把盛勇的遗物小心装好，又到盛勇的坟前烧了纸钱，大声对他说，三弟，我明天要回家了。放心，我一定把你的遗物带到父母身边！如果有魂灵的话，你明天就随我一起回家吧！
长长地作了揖，抬起头来，看见一高一矮的两个人翻过山头，迎面走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十多岁的少年。那男人老远就喊：梁哥，梁二哥！这才看清是山东人和泰山。我说，哎呀，老弟，正要带信去请你们过来呢！山东人说李大哥想得周到啊，昨天已托人给我捎口信了，叫我们今天过来为二哥送行呢！
李嫂不让我煮饭，招呼我们都上她家。我也就不再推辞。山东人捎了两瓶绵竹大曲，说是一位四川老兵的家人寄来的。我拿着酒瓶看了又看，生产厂家是“国营绵竹县酒厂”，几个字传递着异样的气息，尤其是“国营”两个字，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发章说，那意思就是国家经营吧？我想起第一次回家酒糟醉死人的情景。不管国营还是私营，酒还是按部就班地酿出来吧？那还消说，自古就那样造酒！山东人言辞利落，来，开酒，开酒！
一股浓烈的酒香散发出来，发章猛吸了一口，好酒，好酒！天下酒还是我们四川的好喝哟！
大家便开怀畅饮。泰山还不愿喝酒，山东人便一个劲地说，尝点，哪有男人不喝酒的？牛牛也拿了一个杯子，发章瞪了他一眼。山东人给牛牛倒了半杯，说，尝一口，哪有男人不喝酒的道理？
李嫂端上菜来，闻着浓浓的酒香，也来了兴致，连喝两杯，说，平生没喝过这么香的酒。发章想讨老婆高兴，说，你来陪兄弟们喝两杯，我给大家炒生爆盐煎肉去。李嫂就坐下，逐个敬酒。几杯酒下肚，脸红得像熟透的柿饼，问山东人，王老弟，你也回那边去看看？山东人说，要回，哪有不回的，一辈子就盼回家啊！李嫂眼眶红了，汪出一行泪水，撩起围腰擦了，幽幽地说：我们老李呀，晚上说梦话都在喊：妈，妈，我回来了！李嫂声音哽咽，继续说：你们说，我能放他回去不？从前的老婆也联系上了，儿子长得一表人才，就因为摊上国民党反动派的老爹，村里的好女人不敢嫁给他，三十多岁才娶了个寡妇。现在儿大女成，还有孙子了。听说这几年发了财，修了新房，发章想回去看孙子、重孙子呢！
我说：嫂子，依我说呀，就让大哥回去看看。你不让他回去，他在这里也不安心！让他回了，了却一生的心愿，他就会回台湾来的。山东人也说，大哥一回四川呀，心又挂着这里了！两边都放不下的。索性让他回一趟，见了儿子孙子、重孙子，心也就安定了，还会回来的。
李嫂说，你们倒说得轻巧，那发章的大老婆咋办？守了一辈子寡，挨了几十年批斗，终于盼到男人回来，能轻易放他回台湾？一句话呛得我们无言以对。李嫂又说，我是女人，就了解女人。你们不知道女人心里的苦。山东人便把话题岔开，说，二哥，喝酒喝酒，回来时别忘了带两瓶绵竹大曲！我说，到了绵竹，办完盛勇的事，一定买几瓶好酒带回台湾！
发章端了盐煎肉上桌，李嫂说，你们慢慢吃啊，我再炒两个小菜来。发章对牛牛说，牛牛，去，到厨房烧火！牛牛很不情愿地离开饭桌，山东人说，泰山跟牛牛一起去。泰山便拉牛牛走了。
发章往厨房望了一眼，从裤包里摸出一封信，又往信封里塞了两千美元，递给我小声说，快装好，别让嫂子看见，她会伤心的。二弟，照信封上的地址，送到我的老家去。还有，告诉我前妻，找个老头子安度晚年吧，我没法陪她，对不起他们娘儿俩！发章的声音有些颤抖，忙端起酒杯，说：二弟，一路平安！山东人也端起酒杯，二哥，一路平安！
第二天一早，我便起身，发章、李嫂、牛牛、山东人和泰山都来送行，知道消息的荣民也来相送。大家既为我高兴，又有些依依不舍。
突然要离开这里，我才一下子意识到这里就是自己的家啊！住了十多年，一切都是那么熟悉。现在，突然要丢下，脑子似乎陷入轻飘飘的失重状态，茫然不知所措。我锁上门，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看看树，又看看地里的庄稼，像在同老朋友告别。发章催我，你还在磨蹭个啥？我说，大哥，我们一辈子跑了那么多地方，待得最久的还是这里，这一块院子才是我的院子，这一小片天才是我的天啊！我干吗要回去？老家都很陌生了，这一回去，倒像是去新地方，心里没底啊！发章说，你看你，像个女人婆婆妈妈的。想家想了几十年，终于要走了，突然又恋上这里，不想走了。你这人真是老还小，变得像个孩子了！
发章的话像一根柔软的细丝，把堵塞在心中的块垒捅了一个窟窿，感情的潮水一发不可收拾。我放下行李，索性坐在门槛上，点燃一袋旱烟，望着面前的青山。那一抹稀疏的绿意融入青黛的天际，显得悠远而辽阔。我曾多少次眺望这山和天交接的地方，想念更远的故乡啊！我曾多少次坐在这里，在歇工的薄暮时分，看着鸡归圈里，乡邻回来互相招呼，素珍和盛勇从这里进出，珍珍是那么可怜巴巴地偎在我的脚旁。这不是家吗，又分明有家的感觉。这是家吗，又似乎不是永久的安居之地。家在哪里，家应该在哪里？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
山东人和泰山背着我的行李往前走，不时转过脸来催我，邻居们都看着我窃窃地笑，说，梁草又发神经了！发章耐着性子等我把烟抽完，敲落烟锅里的烟灰，拉我往外走，说，一个破家有啥舍不得的，我和牛牛会帮你照顾得巴巴适适的，保证不让你丢失一块瓦片一根稻草！快去快回，啊？
我向大家抱拳作别，躬身一路小跑，不敢回头再看一眼，直到翻上山梁，追上山东人和泰山那一刻，我们三人一齐回过头来望着山下。模糊的人影依然停留在院坝里，我向他们挥手，眼泪便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A8
发章的家离成都不远，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我们找上门去。
郊区比山区发展快，到处是水泥楼房。发章的儿子叫李成明。李成明是个鸡鸭贩子，到山区收购鸡鸭贩运到成都，这些年赚了不少钱，不但修了小洋房，还买了一部皮卡车跑生意。见到李成明时他正在院坝里擦洗车子，车厢里满是鸡屎和鸡毛，一股臭气扑鼻而来。带路的邻居是一个趿着灰色塑料拖鞋的小伙子，语气中毫不掩饰对李家的羡慕。听说他的老汉在台湾当了大官，有钱得很，用的是美金呢！李成明又是万元户，肥上加膘哦！小伙子吐了一口浓痰，老远就扯开嗓门殷勤地喊：李大伯，你家来贵客了！
随着小伙子的喊声，几个邻居也凑过来看热闹。李成明忙着给大家散烟，又向屋里喊道：惠芬，搬凳子出来，来客了！
他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说，这是发章的信。又问，嫂子在么？
成明拍了两下身上的鸡毛，往屋里喊：妈，来客了！
惠芬搬出两把竹椅，又端来两杯茶水。
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老妇人出现在门口，黑色外衣敞开着，露出里面鲜红的衬衣，衬衣似乎裹在身上，显得紧巴巴的，从款式上看，仿佛是年轻人淘汰下来的；老妇人的头发全白了，眼眶下挂着两个又红又亮的眼袋，奇大的眼袋倒把眼睛显得又细又小。妇人的右腿只剩一条裤腿，在拐杖周围空荡荡地飘着，走路时全靠腋下的两根拐杖。
廷俊忙去搀扶，说：大妈，您慢点，小心摔着！
老妇人说：习惯了，不会摔倒的。便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把两个拐杖熟练地收起来，放在手边。
他走到她旁边说，我是发章的朋友，从台湾回来，你是桂琼嫂子吧？
妇人点点头，慢条斯理地开口说话，她的门牙掉了，说话显得不关风，便用一只手捂着嘴巴。
那个死鬼，没回来，几十年没音讯。你都晓得回来，他为啥不回来？
他说：他也想回来看看。他把一个装着钱的牛皮纸信封递到她手里，她捏了捏信封，把上衣口袋翻出来，把信封塞进口袋，又才开口说：拿钱有啥用？没有他的钱，我们母子也活过来了。现在家里有点钱了，肚子也吃饱了，年纪一大把了，身体也残了，成天守在家，钱用不出去的，我要这些钱干什么？桂琼的话音里充满怨恨。
发章他……觉得亏欠你们母子俩，也只有用这种方式表达歉意了！
那个死鬼，不回来，让狐狸精给缠住了？
妈……成明想挡她。
是不是？妇人把拐杖在地上敲了两下，逼视着梁草，他看着她盛怒的眼神和沉重的眼袋，便低下头，不敢看她。
发章说，叫您找一个人安度晚年。他嗫嚅着，最后鼓起勇气把话说出来。
死鬼说的啥话？找？找谁？你看我这个样子，还找得到人吗？妇人突然抽泣起来。
等了这么多年，就等到这句话！妇人觉得委屈，哭得更厉害了。
妈……成明的语气显得有些不耐烦，您一辈子都在抱怨老汉……年轻时有人劝你结婚，你要死等……这把年纪了，还说这些干啥？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吧！
桂琼分辩说：过日子？这些年，我过的是啥日子？！
成明说，现在有吃的有住的了，比前些年好多了，你还想啥？
桂琼盯着儿子，想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惠芬用围裙拍着身上的灰尘说：成明，饭菜做好了，请客人吃饭吧！
成明招呼我们吃饭，我去扶桂琼，桂琼用衣袖拭去泪水，说：你们上大桌吧，我只能在小桌上吃饭。
桂琼望着旁边的一个空茶几说，惠芬要把饭菜端来的。
果然，惠芬端了一碗米饭，又在桌上夹了一些菜放在米饭上，端来放到茶几上。
成明说：自从前年出了车祸碾断了腿，妈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
廷俊说：老人孤独，你要理解她。
成明说：大哥，我们不比你们有单位的人，一分一厘都得自己挣。我在外跑生意，惠芬要给老三、老四带儿子，两对小夫妻都在成都打工，孙娃子丢给惠芬，一个五岁，一个才两岁，还有妈要人照顾，一时没有卖脱的鸡鸭也要喂养，惠芬的担子也不轻。
廷俊便没了言语。
成明端着酒敬了他说，大伯，这杯酒敬我爹，请您老人家代喝吧！
多喝了几杯酒，成明的脸红到耳根，这时也来了情绪，就向我们诉苦：我从小就没见过爹，寡母孤儿，在队里受尽欺侮。妈年轻时活得烈，看到有人欺负我，就要跟人家拼命，吵嘴打架的事也没少干过，靠这个才拼着活下来。我是独苗，结婚后妈要我多带几个娃娃，农村的人欺软怕恶，大家族兄弟多就不受欺负。老天有眼，我生了三男一女。但农村结婚，要给儿子修房子，不然，娶不上媳妇。我便搞些小生意，从山区买来，卖进成都，那些年叫投机倒把，这几年叫勤劳致富。富倒谈不上，就是修了两个儿子的房子，还有一个儿子跟我挤在一起，还得再累些年，给他娶个老婆，才能完成父母的义务。
隔了一会儿，成明小声问：大伯，我爹在台湾真的有家了？
他说，成明，你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你能理解的。你爹在台湾结了婚，还生了一儿一女。
成明说，我妈做梦都梦见那妖精把我爹给缠住了。眼下，有海外亲戚的人，让人羡慕。以前不敢联系的，也都纷纷联系上了。我爹只来信寄钱，并不回来，八成是在那里成家了。
他说，一个人在外，孤单呢！你爹也不容易，你要理解他。
成明说，我理解他，只是……可怜妈，她老人家这一辈子没过几天好日子！
成明给廷俊劝酒，两人一杯接一杯喝高了。惠芬拉了两个孩子回来，大孩子的脸红扑扑的，满头是汗；小孩子的脸上沾满稀泥，两只小手也被稀泥糊得黑黑的。惠芬拿盆子打水给孩子洗手，同时就在小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数落小孙子：不听话，叫你不准耍尿泥巴，你不听话就要挨打！孩子便有气无力地干哭起来。
成明招呼大点的孩子上桌吃饭，自己又喝了一杯酒，廷俊把空杯收了，说：兄弟，酒就不喝了，你还要跑车，我们下午要往回赶。
成明便说：我这里是农村，怕你们住不习惯，卫生条件也差。也好，就不留你们了！
成明在屋里找了一会儿，找出一张全家福照片，又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装在信封里递给梁草：大伯，请带给我爹。也请我爹回来看看，这里毕竟是他的老家嘛！
成明把我们送出来时，桂琼手里拿了一双黑色灯芯绒布鞋和一双红色的鞋垫，鞋垫上用彩色的丝线绣成一对鸳鸯。当着我们的面，把鞋垫放进布鞋里。桂琼的神色缓和多了，她对自己的手艺似乎很满意。她说：那死鬼以前的脚要小些，路走多了，可能脚也变大些了。这双鞋子的尺寸大，他穿得进去的。桂琼伸出手，把布鞋递给成明。成明用一张牛皮纸包好，装进一个塑料口袋里。桂琼说，大兄弟，给那死鬼说，请他有空回老家来看看，让我们死前最后见上一面，再不回来，怕只有来世再见面了……
成明打断母亲的话说，我送送你们。
我们一个劲推辞，成明说，前面有个小卖部，我要买点特产，给我爹带去。
成明买了郫县豆瓣，潼川豆豉和涪陵榨菜，一并装进塑料口袋中，又买了两条雪竹烟，说，一条送给大伯，一条请大伯带给我爹。
成明把我们送到公路上，指了通向大路的方向，目送我们离去。
廷俊在车里半天没说话，过了很久才说，每一个台胞的家庭，都有一把辛酸泪啊！二爹，你们在外面出生入死，家里人也活得不容易哦！
唉，都难，活人难，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活人更难！他叹道。
尾声
梁二爷用了两周的时间，才讲完了他的故事。其间，他经常因为情绪激动而中断，有时候又因为记不清楚而暂时停下。他讲述的事情，我压根儿没听说过。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他讲述的事情，我到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的书籍，为他的回忆提供一些帮助。
梁二爷还在梁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念经，便是四处走走看看。然后，回老家住了一阵子，这是他一生最为幸福的时光。他拉着春花大婶的手，在梁家村走动，看到他们的人都说，这是村里最幸福的一对老人。
我和梁玉之间也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在工作和约会的间隙，我整理并写出了梁二爷的故事。
梁二爷下定决心回老家来定居，他带上绵竹大曲和李成明带给父亲的礼物，又一次飞回台湾。
就在梁家人盼望梁二爷回来定居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梁玉的爸爸梁廷俊接到了一份来自台湾的电报，上面写着：“梁草病危，速来台湾。李发章”。
梁廷俊回来的那一天，我和梁玉去成都双流机场接他。
梁廷俊走出机舱，手里抱着一个小纸箱。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的太阳，懒洋洋的阳光下，巴蜀大地上莺飞草长，春暖花开。
小纸箱里有一个骨灰盒，廷俊便对怀里的盒子小声说：二爹，您终于回来了，彻底回来了！
梁廷俊把小纸箱抱在怀里，一直低声同他说话。
汽车开到止戈铺时，梁根、杨凤琼和正田、正财、解放早已在镇上等候。解放接过纸箱，抱在怀里，一行人便跟在后面，正田走在最后，一边走，一边撒引路钱。
走到梁家村时，正是黄昏时分。春花站在堂屋前，对着西天的一抹残阳喊魂：
狗娃子呢，被哪路鬼神请去的狗娃子呢，快回来哦！
狗娃子呢，被哪路鬼神请去的狗娃子呢，快回来哦！
狗娃子呢，被哪路鬼神请去的狗娃子呢，快回来哦！
解放躬下身来，放下纸箱，双手取出里面的骨灰盒，慢慢跨上台阶，缓缓答道：干爹，回来啰！回家来啰！
春花抚着冰凉的骨灰盒，一滴泪水滴落在盒子上。狗娃子呢，你终于回来了……谁想到是这样……变成一把灰……回来！
骨灰盒放进堂屋的条桌上，油灯和香蜡点起来，众人跪在地上磕头时，屋里响起了低泣声。
春花一直坐在堂屋的一把藤椅上，夜深时也不愿离去。这样坚持到第三天上午，春花便发起烧来，正田和解放连着藤椅把春花抬了出去，强迫她睡到床上，又把赤脚医生请来看病。
停灵三天之后，梁家村按照最隆重的习俗把梁草送上了山。他们挖开那座空坟，把骨灰盒埋下去。坟垒好后，春花要解放把那株盘根错节的蔷薇花重新栽在坟尾。春花说，狗娃子闻见蔷薇花的气味，就知道回家了；蔷薇花就要盛开了，你看这上面有好多花骨朵呢！
正财接了半桶山泉水，灌在花根上。
梁根和正田抬起一块石碑竖在坟头，众人用锄杆把它夯筑得很牢固。石碑正中刻着：老兵梁草之墓；下方刻着梁家人的名字。
狗娃子，你终于回到安家山，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再也不走了！
春花用手帕小心翼翼地擦掉石碑上的泥土，轻轻地说。
后记
2006年春节，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相聚时听说了一个台湾老兵的大致经历，我感到震惊，决定去拜访这位老人。
在一间普通的民房中，我听到了我们这一辈人闻所未闻的故事。对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我小时候只是在诸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电影上看到过，这是我们这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后来还看过《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等。这位老人是一个普通的四川老兵，他的讲述让我深感自己的浅薄和无知。于是，我到图书馆和书店寻找这类书籍，由此进入了一个从未认真探究的领域：从抗日战争开始的中国现代战争史。
我知道了一连串的会战，这些会战通过自己的想象不断在脑中形成骇人的画面，飞机轰炸、子弹穿梭、人群逃亡、生命失去、城池丢失……狼烟弥天、焦土遍地、血肉横飞、家破人亡、国无宁日。
我曾在一篇短文《重庆：英雄的城市》中写道：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日军投入30余万人，死伤7万余人；中国投入60余万人，死亡15万人。1937年12月13日，台儿庄大战，中国军队40万人，历时半个月，伤亡失踪3万人，歼敌11984人。武汉会战，持续4个半月，中国投入百万兵力，伤亡40万；日军投入35万，伤亡20万。豫湘桂会战，日本投入50万兵力，国民党军丢失146座城池。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日军损失兵力70万人。冯玉祥将军感叹：‘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那时的中国，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重庆也成了日本军队的眼中钉。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五年半的大轰炸，轰炸总计218次，出动飞机9000架次，投弹11500枚以上。炸死平民1万余人，炸毁房屋1.7万幢，市区大部分繁华地段沦为废墟。1941年6月5日，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防空洞窒息惨案。日军飞机从傍晚至午夜狂轰滥炸，人们躲入防空洞，敌机炸毁了防空洞出口，致使洞口阻塞洞内缺氧，踩踏和窒息造成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死亡，尸身青紫，布满抓痕，尸骸横积，惨不忍睹。”
“面对强敌，英勇的中国人民绝不妥协。八年浴血奋战，重庆艰难地支撑着残破的河山。一批工厂搬迁，撑持工业的战时运转。学校师生长途跋涉，维持教育薪火相传。文化精英奔走呼吁，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那时的中国就像山城的路，必须奋力爬坡，苦苦支撑，才能熬过时局的艰危！”
“数十年一晃而过。但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在城市的某个地方，应该给历史留下庄重的一笔，就像古埃及人用方尖碑，现代人用纪念碑、纪念塔或博物馆的形式，把重大的历史事件浓缩并珍藏。这样的历史，是生动鲜活的，能引起后来者的共鸣和深思。”
遗憾的是，除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外，中国还没有全面反映抗战的纪念馆。这就是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的原因。我想用自己的方式——一个作家的方式，来纪念这段历史，纪念为保卫国家而战斗并且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我觉得后代不能忘记他们，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解放战争特别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些往事。虽然那位不善言辞的老兵只说了一句：“那血水啊，漫过膝盖了。”我知道了四平、锦州这些被血水浸泡过的城市。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事件沉入历史河流的底层，让水和流沙掩盖血淋淋的事实真相。
2009年春，在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期间，我利用周末专门去了一次锦州，参观了东北解放战争纪念馆。那次参观，使我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天下，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远征军的那些著名将领为什么在东北战场丢盔卸甲。看到那些长龙一样的支前民工队伍，看到那些分到土地的翻身农民欢天喜地把自己的儿子和丈夫送到前线打仗，我就知道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两三年在东北组织起百万大军，并打败了赫赫有名的国民党王牌军队。人心，是一个政权的基石。这印证了那句千古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那么，什么是人心的基础？利益，只有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问题才能天下太平。在一个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不高、资源贫乏的国家，恐怕只能选择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只有向人口数量占大多数的利益群体倾斜。这就迫使体制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这个东方大国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情感，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利益平均。在人口素质高的国度易产生平等思想，平等是能承担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平等渴求民主；在人口素质高并且物质丰富的国家才有追求自由的条件。我们没有高素质的绝大多数人口和强大的物质基础，追求民主和自由就是痴人说梦。相反，没有公民人格和公民能力，在物质上我们只渴望平均主义；在精神上，我们常常要求精英向大众妥协，知识群体向工农兵学习；在政治上，我们主动放弃民主，期望好皇帝、好清官。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中，没有精英的土壤；也就不可能有政治权威并自觉维护政治权威在政治上实现宽容和持久的改革，最终走向进步。相反，当利益分配差距拉大，国家的控制能力弱的时候，经常会激起革命的非理性情绪，从政治家到平民，容易被各种美好的口号引导，走向非理性的暴力，把像本文主人公梁草这样的无辜草民抛向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
战争与革命，革命与战争，如影随形。“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的思考，值得我们注意。
解放战争，又是2500万人的伤亡。如果再往上追溯，辛亥革命后，军阀蜂起，北伐战争有多少人伤亡，换来的国民党政权与清廷相比有多大的进步？中国近代，每一次的政治进步都经历了暴力和流血，重新建立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文明，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国情强迫我们实行某种体制，体制的不完善又导致革命的发生，革命带来的可能不是长治久安的新体制，而是历史的倒退，并伴随着大量的暴力冲突、社会动荡和人员伤亡。革命的结果如果没有比旧制度更加完善的新体制，这样的革命有何意义？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抗美援朝战争。南方老兵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雪地里作战，有些人第二天早晨就被冻成了冰雕。为了不暴露目标，战士被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直至把自己烧死也一动不动，不能让战友蒙受牺牲。这些情节让我震撼。同样是血肉之躯，他们有着怎样的钢铁意志，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为了信念敢于献身？又是什么样的利益和信念，使他们觉得牺牲是值得的、光荣的？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美军战俘营伤天害理的甄别事件和一些战俘被迫押送到台湾的经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眼前的这位老人身上被刺下的“杀猪拔毛”等恶劣的口号，我不会相信人类为了主义之争，会干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
无论是全球两大阵营的争端，还是一个国家内部党派之间的较量，都是源于价值分歧和利益争夺。如果没有人性的善良、着眼全球人类的胸怀以及对不同价值的宽容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基础，作为政治家的人格基础，那么这样的价值和利益就是片面的、狭隘的，人性可能就有滑向恶的危险。如果是普通人之间，就是一场冲突而已；但在政治家的决策下，就有可能把一部分人推向战争，同时也给另外国家的人民带来战争的伤痛，给另外的社会群体带来灾难。战争是邪恶的，尤其要警惕那些在漂亮的口号下进行的战争，特别是“国家”、“解放”、“革命”、“民主”这些引发非理性激情的美丽字眼带来的暴力危险，释放恶的巨大能量，这些能量只能带来毁坏，并不一定会带来富有进步的重建。砸烂一个旧世界，难道就一定能建立一个超越旧世界的新世界？
所以，真正的进步可能不是轰轰烈烈，政治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应该始终处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中，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避免大规模的冲突和暴力，每一个社会成员才有真正的安全。
回顾20世纪从30年代到90年代的战争和冲突，透过那些貌似正常的决策和让众多人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我看到了魔幻和荒诞不经以及非理性的行为。每一次战争都以国家的利益或国家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行，像梁草这样的普通士兵被抛入历史旋涡中，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无论是日本士兵、中国士兵，还是美国士兵、联合国军士兵，无论是为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为了日本的利益、美国的利益还是苏联的利益，每一个漂亮的口号都可能把千千万万的小人物推向死亡边缘，把千千万万的母亲推向痛苦深渊，把千千万万的家庭推向骨肉分离的惨境。社会与个人，道义与生命，国与家，在我的脑中纠结。我在困惑之余，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悲凉。英国近代思想家霍布斯曾说：“一个人的最高义务即在安守其职责，作为国家的好公民。”“人所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实在只能经由国家而有之。”“国家”一词在全世界畅通无阻，似乎一旦有“国家”的光环，就占领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就有振臂一呼的理由，就有慷慨赴死的价值。那么，生命呢？生存的权利对每个生命是平等的。不管是哪国人，也不管是作决策的政治家还是山里的普通农民。
人类建立了国家体制，而国家体制对人的伤害，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体验到。村上春树曾说：“更深一层来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的主人公梁草的命运，也是每一个人在国家和时代中的必然命运。每个人都是一棵草，一棵低贱的草，也是一棵顽强的草！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应该对受害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参观过长城的人无不对这一伟大的建筑奇观发出惊叹，我们无法考证那些参与修建长城的普通人，他们在当时就默默无闻。一个凄楚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一直流传至今，这是对参与修建长城的民间英雄的一种祭奠和纪念。我想以这本书，作为对像梁草这样的老兵表示一个作家的纪念。
此书于2007年秋天动笔，正当要完成的时候，2008年5月12日，一场八级特大地震发生了。我不得不放下笔，投入安置受难乡亲和写作关于地震的报告文学。其间留下的种种心绪，是平常日子难于体验的，也是终生难忘的。在内忧外难中安定下来，重新拿起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并在工作杂事之余断断续续地写完，就像一场持久战。好在，我还是终于完成了，这让我如释重负。至于本书的命运，就像那位山里人的命运一样，是自己无法把握的了。
2011年11月25日 四川绵阳 虚白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