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由《延河》编辑部在《延河》2024年第7期发表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进行首倡和命名，随后在文坛迅速引起反响。所谓新大众文艺，是“大众写，写大众，大众享用”[1]的文艺。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文学的维度看，大众以“素人写作”的身份描绘自己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彻底扭转了被代言的历史命运，其贴近生活的写作内容、朴素的写作语言作为一种力量，正在重塑文坛的格局。然而，大众作为“想象共同体”，是需要建构的。我们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新大众文艺，又如何通过新大众文艺的建设，引导文坛格局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本文力图在分析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精神建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小说创作相关现象，从新大众文艺与当代文学精神重构角度提出一些思考。

一

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先从理论的维度对文学精神的内涵及其表现方式进行必要说明。法国当代文论家安托万·孔帕尼翁认为对文学的评价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审美形式标准，一种是审美价值标准，前者看重文学的技巧性和非功利性，后者重视文学的主题意义和社会价值[2]。文学精神作为一种思想价值建构，显然属于审美价值标准。然而自从康德18世纪提出审美无功利观念以来，“多数美学家继承了康德传统，他们强调艺术的‘非功利性’，其结果当然是‘纯粹’艺术在审美价值上要高于‘主题’艺术、应用艺术和通俗艺术”[3],也即对审美形式的自律性追求压倒了对审美价值的他律性追求。就文学而言，从自律维度追求审美形式的完美和创新有其合理性，它对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和探求文学的“内部规律”贡献巨大；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精神活动的实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律，而总是与特定时代、特定区域人们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事实上，割裂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正是20世纪西方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流派的弊端。英美形式主义批评的鼻祖T.S.艾略特，在晚年不得不修正其早期文学观点，指出：“我们必须记着，一部作品是文学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但是文学的‘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4]换言之，文学审美形式的守持可以决定一部作品是否为文学作品，但只有在思想价值建构上有所建树和开拓，才能决定它是否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可见，文学精神建构非常重要。

从逻辑上看，文学精神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具体作品的思想价值观念，这种层面的文学精神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变迁，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强调反对神权，《十日谈》等作品充满了对人性自然欲求的肯定，而18世纪启蒙文学强调反对封建等级观念，《新爱洛伊斯》等作品充满了对自由平等思想的颂扬；二是文学创作的一般价值原则，这种层面的文学精神具有内涵的一致性，即要求文学站在人类进步立场，通过肯定美好价值或者否定丑恶价值，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完善，如《十日谈》对人性自然欲求的肯定、《新爱洛伊斯》对自由平等思想的颂扬，体现出了可贵的文学精神。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作家总是从后一种文学精神出发，结合时代社会需要进行前一种文学精神建构，两种精神水乳交融地存在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以实现文学的人文关怀价值。不难看出，作家的文学精神建构具有理想性和批判性的特点。所谓理想性，即作家在创作中要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立场，既充分肯定人性自然的合理欲求，又积极张扬人性精神的自由高贵，通过人类美好价值的弘扬，为社会进步和人性完善指明方向；所谓批判性，即作家以文学精神的理想性审视社会生活，通过“冲击和超越现存文化的规范性和压抑性，否定和摈弃非人性的与腐朽的东西”彰显“人类正义和真理”，以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性完善[5]。

从历史维度看，如果处理不好，文学精神很难实现。一是将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对立起来，在强调精神追求高贵性的同时，将合理的物质追求也排斥了，这样的文学精神看上去充满理想性，然而失之片面，无法让读者信服；二是文学精神的表达不够真诚，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或对文学理想的张扬并非来自个体生命的真实体悟，其创作有文学精神的价值建构，但缺乏生命的痛感，进而导致作品真诚性和感染力的丢失；三是文学精神的表达不够生动形象，或者重思想精神的建构、不重艺术形象的雕琢，或者重艺术形式的先锋探索、不重文学接受的通俗易懂，导致文学精神的表达过于抽象或偏于晦涩。真正卓越的文学精神表达，不仅文学精神的建构是合理、真诚的，而且要做到“寓教于乐”，让读者在不自知的阅读过程中将文学精神内化于心[6]。

二

当前，对新大众文艺的讨论方兴未艾，新大众文艺与当代文学精神重构维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涉及新大众文艺的精神建构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问题；而新大众文艺的精神建构又涉及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新”大众文艺，以实现对新时代大众形象的新塑造问题。讨论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在精神建构上的经验及其带来的对大众形象的不同塑造，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新大众文艺是相对于“旧”大众文艺而言的，这里的“旧”没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指时间上的过去。按照学界一般看法，20世纪的大众文学包括两大思潮，一是革命型大众文学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由上海左翼文学提出，在延安文艺时期成功实践和推广，其主要特征是扭转五四新文学的精英取向，通过作家思想立场的改造和文艺形式的通俗化，实现对工农兵历史主体的有效塑造；二是通俗型大众文学思潮，这种文学延续了中国古典通俗文学娱乐的特质，又与现代传媒相结合，增添了强烈的商业性特征，包括鸳鸯蝴蝶派小说、张恨水和张爱玲等的通俗小说创作、20世纪80年代后的大众通俗或消费文学[7]。两种大众文学思潮由于精神取向不同，其对大众形象的塑造很不一样。

从革命型大众文学思潮看，它主要立足阶级和民族斗争，通过呈现人民的力量和精神之美，着力建构一种为人民写、写人民的人民文艺观，以塑造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首先是为人民写，要求文学创作的内容既有益于人民，也容易为人民理解。从有益于人民的维度看，五四新文学反对娱乐消遣倾向，强调思想启蒙，用文学来革新国民的灵魂，在根本利益上是有益于人民的，但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精英化倾向[8],它难以为人民所理解。为解决人民的理解问题，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大众化运动主要强调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革命思想，但没有解决内容的精英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艺在继承30年代左翼文学利用改造旧形式的基础上，开始从内容维度解决大众化问题，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9]。也就是说，文艺要想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通俗问题，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要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一致；为此，知识分子作家必须主动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一员，获得群众的思想和立场。其次是写人民，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主体来塑造，在五四启蒙小说中，农民主要以愚昧和麻木的形象出现，无法担当历史主体的任务；但随着工农群众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民能够担当历史主体的力量和精神之美开始凸显，文学作品中对他们的描写也逐渐由批判转向颂扬，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剖析派小说开始出现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民，那么在文艺座谈会后的延安小说中则涌现出一批能力和品质都值得颂扬的农民先进分子形象[10]。革命型大众文学思潮建构的人民文艺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从历史价值的维度看，它通过对底层民众力量和精神之美的呈现，成功地将工农大众塑造为历史的主体；从文学价值的维度看，延安小说从写实维度对农民力量和精神之美的呈现，一改五四乡土小说“阴暗悲惨”的基调和京派小说的浪漫抒情笔调，揭橥出底层民众被遮蔽的、健康而有活力的崭新生活形态[11]。但是后来，延安文艺对底层大众健康而有活力的生活形态的呈现被固化为唯一形态，“反而不能真实、完整、贴切地表现这种生活”[12]。

从通俗型大众文学思潮来看，作为20世纪中国另一种大众文学类型，其文学精神建构呈现出另一种特征。如果说革命型大众文学思潮精神建构的特征是从推动时代进步的维度，要求作家主动深入群众，取得和人民大众一样的“思想感情”，着力挖掘和呈现人民大众的力量和精神之美，并通过通俗的文艺形式写给人民大众看，以激励其精神、塑造其历史主体意识，那么，通俗型大众文学思潮精神建构的特征则是从个体生活启示的维度，通过日常俗世生活的细致描写，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尽力提升大众对个体生命和生存的理解。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较能体现通俗型大众文学思潮精神建构的是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一方面，张爱玲本时期的小说都是从个体生活维度描写世俗男女的悲欢离合，按她自己的说法是“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13]。因此，从作品内容层面看，张爱玲的小说非常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对世俗生活的描写不仅仅是为了写故事以娱乐大众，也不是像古典通俗小说那样劝善罚恶，而是写出了一种深刻的人性，“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关注社会，批判社会的不合理，但缺乏对人类存在意义叩问这一维度。而张爱玲的小说却在这一维度上写出了精彩的人生悲剧”[14]。换言之，张爱玲的小说在通俗小说好看的基础上，努力通过人性的深刻描写，去启迪大众认识个体生命的意义、领悟个体生存的智慧。

三

那么，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新”大众文艺，以实现对新时代大众形象的新塑造维度，新大众文艺能从20世纪中国两种类型的大众文学精神建构中，获得怎样的思想启迪呢？首先需要明白“大众”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其具体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在五四启蒙作家群体眼里，大众是深受几千年封建思想压迫，愚昧、麻木的国民；在革命型大众文学作家群体眼里，大众是工农群众，他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在通俗型大众文学作家群体眼里，大众是更关注个体生存的饮食男女。贺桂梅认为大众在本质上是“想象共同体”，当“我们在谈大众性的时候，要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而是要不断去组织、引领、建构的群体”[15]。事实正是如此，五四启蒙作家群体将大众想象成愚昧、麻木的国民，是为了引起先觉者“疗救的注意”；革命作家群体将大众界定为具有力量和精神之美的工农群众，是为了寻找和构建新的历史主体；通俗小说作家群体将大众看作关注个体生存的饮食男女，是为了提醒人们日常生存才是人类存在的更普遍的现实。既然大众在不同时代不同人那里有不同的内涵，那么“我们在讨论新大众文艺现象时，需要自觉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把分散的个体，把新的大众文艺时代的大众，引导和组织到哪儿去？”[16]

认真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对大众形象的塑造其实已经为我们呈现了答案。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对大众形象的塑造是丰富的：大众既有愚昧、麻木的精神负重，又有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既敢于反抗压迫、以英勇的斗争推动历史进步，又向往日常生活幸福、积极追逐世俗生活的满足。这样，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对大众形象的多面塑造启示我们大众的精神世界是丰饶的，在新时代大众文艺的建构中，应该要多层次地展现大众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充分展示和肯定民众身上积淀的传统文化美德和民间生命活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对大众的塑造又往往是单向度的，他们从各自价值立场出发对大众生存和精神状态的呈现，虽然在文学精神建构上不无思想启示价值，但由于价值立场的单向度而同时具有片面性和遮蔽性。如果做一个归纳，从物质和精神生活两个维度刻画大众的生活，着力凸显大众积极追求美好生活、勇于对抗困厄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对新大众文艺的精神建构期待，它划定了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塑造大众形象的价值方向。

对照当前中国文学大众形象塑造的现状，此一精神建构期待更凸显出现实的必要性。从文学史发展看，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对大众形象的塑造主要呈现为三种写作倾向：一是从世俗化生存维度呈现大众的日常物质和生理欲求，不同程度地压抑他们精神上的超越性追求，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二是从社会批判维度展现底层民众“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状况，只看到“底层必惨、必悲、必堕落”，而看不到底层“同样会有爱、有温情、有感恩，甚至有令人不可思议的无畏和无惧、坚韧和公义”[17]，以“底层写作”为代表；三是从新乡村叙事维度展现民众在脱贫致富中的精神蜕变，但部分作品理念写作痕迹较重，对民众精神世界的挖掘浮在生活表层[18]，以某些反映新乡村生活的小说为代表。这三种写作倾向，前两种倾向的写作立场虽然不一样，但在凸显大众的物质和生理欲求、忽视其精神超越和崇高性上是相似的；后一种写作倾向虽然描写了一批具有积极精神追求的农民形象，但描写的现实性和刻画的深度不足，存在或多或少概念化写作的痕迹。

四

从新大众文艺发展现状看，从普通劳动者的角度对大众形象的塑造确实能满足我们的上述期待。根据《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并非所有的大众文艺都可以称作新大众文艺，它有独特的质地和内涵：从创作主体看，“保姆、保洁、保安、木工、电工、瓦匠等平凡职业者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汇成新时代的‘新工人文学小组’”；从创作内容看，它“表现的是劳动者原生态的生活，是人民大众真实生动的生活”，在这里“希望看到也能看到那些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生活场景，那些生机勃勃的劳动景象；那些有血有肉的个人经历，那些生活重压下的一声叹息；那些大众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19]所以，孟繁华认为新大众文艺和以市场价值为取向的大众流行文艺不一样，它“以普通大众为创作主体，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而非专业文艺创作者，仅凭借个人对文艺的热爱和兴趣，利用现代技术和媒介参与文艺创作。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可以称为‘新大众’；在内容方面，这一文艺形态更贴近生活，作品内容更鲜活生动，题材更广泛，涉及日常生活更丰富多彩，也更具有鲜明的个性，更真实地反映出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20]。以此为标准，则遵循算法原则，以市场价值为取向的仙侠、玄幻、武侠、悬疑等网络小说很难称得上是新大众文艺；相反，打工者文学、“素人写作”和由行业兼职作者创作的“硬核”型网络现实主义小说属于典型的新大众文艺。

由于是普通劳动者写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所以新大众文艺对大众形象的塑造更有生命的血肉感，像打工者文学的代表小说《国家订单》对打工人生活的叙述、“素人写作”代表故事集《在菜场，在人间》对人生百态的描绘，“硬核”型网络现实主义小说《大江东去》对工人、学生和农民的刻画，这里有人民大众对物质幸福生活的追求及其困境，有生活遇到困难后的苦恼和精神超越，有两情相悦的幸福和欢笑，有遭人背叛的愤怒和释然。与新写实小说着力凸显底层大众在物质世俗生活面前的无奈、“底层写作”极力凸显底层大众的悲惨生存境遇很不相同，一方面，新大众文艺对底层大众生存困境的描写充满了现实感，另一方面，对底层大众生活梦想和生存意志的展示又让人感动。如果说阅读新写实小说和“底层写作”会让读者精神压抑，那么这些新大众文艺作品带给人的则是人性感动及由此激发的向上力量。正如项静在研究“素人写作”时所说的那样，新大众文艺能提供一种“普通人的视角和情感精神上的共鸣”，他们“对个人生活经历和身边人故事的观察记录，从情感上完成了梳理、认识、理解和共情……其间固然也有伤害和龃龉，但几乎都是亲朋、乡民、家庭等情感共同体的存在”[21]。

当然，新大众文艺在塑造大众形象时候也存在缺陷，如打工者文学和“素人写作”偏重于表层经验和生活的叙述，受限于文化知识视野的狭窄，他们无力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维度对所经历的生活进行更宏阔的审视；“硬核”型网络现实主义小说则局限于“问题小说”的模式，受限于审美表现力不足，他们无法从“时代问题”入手提炼出能穿越时间、更富有哲学意蕴的人性和人生问题。这提示我们，必须建立新大众文学非职业写作和专业写作的有效渠道，“只有将专业的传统文艺工作者发动起来，使其与草根大众文艺工作者齐头并进、相互促进，让两股大众文艺力量汇聚合流，才能全面推进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大发展与大繁荣”[22]。从历史上看，文人专业写作常常从民间大众文学吸收营养，“民间作品的清新、质朴时常对于文人式的典雅和雕琢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拨。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作家——更大的范围内，许多艺术家——都曾经在才思枯竭的时候投身于民间的大众文学，从而在另一种迥异的美学风格之中寻找自己的灵感之源”[23]。

那么，专业写作可以从新大众文艺的非职业写作中吸收什么样的营养呢？从文学精神构建的维度，我们认为专业写作一方面可以在写作立场上向新大众文艺的非职业写作学习，即专业作家在看到大众物质和精神困厄的同时，要学会发现蕴藏在大众身上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力量，并在写作中对后者进行张扬，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观察和表现大众的精神价值立场；另一方面，专业写作还可以在艺术形式上学习新大众文艺非职业写作的表达技巧，改变在艺术形式上的偏执追求，以有效地传达作品建构的思想精神价值。从文学史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之后，中国文坛注重艺术形成探索的“纯”文学观念非常流行。虽然通过艺术形式探索，寻找文学内容的更有力表达方式，这有助于推动文学发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专业作家过于注重艺术形式的花样翻新。与专业写作相反，新大众文艺非职业写作，以内容传达为主，具有传统写实主义的特色。有人曾对网易“人间”栏目专业作家所撰写的非虚构作品做过调研，发现不少读者对专业作家过于注重细节刻画和技巧探索非常不满，他们提出“一些文学大家有的太专注细节描写，用各种描述修辞来说一件事或一个现象，没必要。文字是用来表达的，不是为了拐弯抹角的”[24]。对此，我们虽然并不认同所有作品都须以写实、质朴的语言形式出现，但一方面是新大众文艺非职业写作爆款热文的不断出圈，另一方面是专业写作语言艰涩造成的“圈子化”阅读现象，如果专业作家仍然偏执于“纯”文学的形式探索而不顾及读者感受，显然不利于专业写作的未来发展。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陕南当代小说的民俗文化书写研究”（22JZ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19]《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年第7期。

[2][3][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页、216页。

[4][英]托·史·艾略特：《托·史·艾略特论文选》，周煦良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79页。

[5]参见李西建：《文学的发展与文学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6]参见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0页。

[7][8]参见李明军：《论二十世纪中国大众文艺流变》，《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10][12]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249页、250页。

[11]参见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美]唐小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13]张爱玲：《张爱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14]刘再复：《文学十八题》，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

[15][16]贺桂梅：《新大众文艺的基础与理想状态》，《文艺报》2025年1月13日。

[17]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18]参见徐刚：《乡土文明的崩溃与重生——观察新世纪以来乡村叙事的一个角度》，《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20]孟繁华：《“新大众文艺”：文艺观念变革的表征》，《文艺争鸣》2025年第6期。

[21]项静：《素人写作：时代文体与经验的公共化》，《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22]李遇春：《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质及未来》，《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4期。

[23]欧阳月姣：《日常生活与文学诗性之间》，《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

[24]南帆：《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