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
李德麟在一天夜晚转移到后方医院去了。他并不想走，他说他要上前线打美帝国主义。圆脸护士给他打了一针，一会儿李德麟就睡着了。我看着担架队员把他抬走。床上只空了几分钟，另一个蒙着头的伤兵被抬进来，放到李德麟的床上。那伤兵没有一点动静，除了嘴巴仍在呼吸外，就像一具死尸。
圆脸护士总是不愿见我，她在给我换药时，也只看胸上的伤口。她总是绕过我的床，仿佛我有传染病似的。医生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人，他说，你的烧已经退了，伤口很快会好的，你很快又能上前线打鬼子了！
弹片只擦着我的胸膛飞过，划了一条二十公分长的口子，并没有伤筋动骨。
促使我下定决心重返战场的，是那位圆脸护士。有一天她径直走到我床边，用体温计测量我的温度，说，你的温度正常了。又给我解开伤口上的纱布，叫我看，我看到胸膛上一条像细绳一样的疤痕。护士说，很好，你应该回……我用乞求的眼神看着她说：也许……让我再养几天？护士不满地看了我一眼，露出不屑的白眼。她收拾消毒药水和纱布要走，我说，妹子，再给包扎一次。她说，懦夫……狗熊……我有些生气：你说谁？她指着我的脸。我心想，老子在前线……但我没说出口，我犯不着在一个小姑娘面前充英雄。
护士哇的一声哭了，满是泪水的眼睛瞪着我，说：那天，救你……我哥，他……他救了一个狗熊……真不值！
护士断断续续地说，然后一转身捧着换药的物品，哭着气咻咻地跑了。
我觉得莫名其妙。我努力回想她的话，救我，她的哥哥？难道他哥哥救了我？我只记得谢争光的声音，我在发烧，全身颤抖，然后躺在这里……
后来是医生将实情告诉了我。护士姓金，叫金福芳，哥哥叫金福来，他们是朝鲜人，父母被敌机炸死，房屋也被烧掉，兄妹俩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便来这里为伤兵服务，为破碎的国家尽一份力量，也为父母报仇雪恨。金福来在担架队，就是在抬你时碰上了敌人的飞机扫射，他把担架放下，用身子扑在你身上，掩护了你。你当时高烧昏迷着，哪知道实情呢！
天啦，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早些告诉我呢！
等你养好伤，我自然会告诉你的。现在说出来，也不迟啊！
金福来，他……埋在哪里，我要去看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金福芳知道的，就在医疗所背后的山坡上。
第二天，金福芳来我旁边的那个床给病人送药时，我下床来，怯怯地叫了一声，妹子……然后双腿一软就跪在床前：妹子，我才知道，你哥，救了我！
金福芳把我带到她哥的坟前。一个小土堆上面有一块石头，石头上用树枝画了“金福来”三个歪歪斜斜的字，是医生写的汉字。我将地上的两朵野花摘下来，放在写着名字的石头上。我然后跪在坟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我说：福来兄弟，你的救命大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假如有一天，仗打完了，我会来看你，来看福芳！你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我要回前线去，替你报仇，狠狠地打美帝国主义！
福芳在一旁抹着眼泪，她向我竖起沾满泪水的大拇指，挂着两行泪珠的脸上，露出了坚定的微笑。
仇恨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先是谢争光，后是金福来，我要替他们报仇雪恨！
那天，我让医生为我写下了金福芳的地址。后来，我在台湾时给她写信寄钱，但一次又一次被退回来，她还活着吗？我这样猜想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我所在的部队警告我：往北韩寄信，你这是在投共叛国，通敌通匪，小心你的狗头！从此，我便不敢写信寄钱了。回大陆之后，我又写信，仍然被退了回来。我就想，也许金福芳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些年，每到逢年过节烧纸的时候，我总要用一块黄表纸包着一包纸钱，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上：朝鲜金福来收。我只能用这种方式缅怀我的恩人。他的大恩，我今生今世无以为报。
临行那天，我把身上的五十元钱放到医生手上，请他转交给金福芳。当面交给她，我担心她不会收下。
重新回到部队时，战事已经进行到胶着状态。最早赶趟子的打法，曾经让我们热血沸腾。那样宏大场面，置身其中，每个人都被豪情鼓荡着。军号一吹，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都在喊：“冲啊！”我们便猛扑过去，排山倒海一般卷向敌阵。人海汇成洪流，很快将敌人席卷而去。“秋风扫落叶”，“风卷残云”这样的词，用在最早的朝鲜战场毫不过分。
躺在战壕里，口中嚼着一根草，我想起夏天的夜晚，当月亮出现的时候，母亲会抱着我们坐在篾席或晒单上，一边奶着梁根，一边唱：
小月亮，大月亮，
哥哥起来学木匠，
婆婆起来舂糯米。
娃娃闻到糯米香，
打起锣鼓接大娘。
大娘一上门带个小姑娘，
姑娘脚脚小，
一脚踩到癞格宝。
癞格宝，跳得高，
吓得姑娘转身跑。
母亲的眼睛像月光一样悠远又明亮，她看着月光的样子，仿佛唱的是月亮上的传说。梁勤嘻嘻地笑，也跟着唱：
姑娘脚脚小，
一脚踩到癞格宝。
癞格宝，跳得高，
吓得姑娘转身跑。
嘿，嘿，好一个小姑娘，
跑球了，空欢喜一场。
母亲就用手掌轻拍梁勤的脑袋，说，你个浑小子，从小就想姑娘！梁勤分辩说不想姑娘，想啥子嘛？我说，要想老娘，孝顺老娘。母亲就把我搂过去，我闻到她身上的一股奶香，母亲说，还是狗娃乖，狗娃从小就知道心疼老娘！
母亲说完了，又拍着怀里的三娃，仍旧望着月亮唱：
月亮光光，
芝麻地头烧香。
烧死麻大姐，
气死幺姑娘。
幺姑娘，不要哭，
买个娃娃打鼓鼓。
鼓鼓叫唤，
买个灯盏。
灯盏漏油，
买个枕头。
枕头开花，
接个干妈。
干妈脚大，
打个圣卦。
干妈脚小，
二龙抢宝，
抢到就开跑。
很多时候，我觉得母亲不是在唱歌，倒好像是在说歌。她的嘴巴哼哼唧唧的，调子也是自己临时随意发挥，调子时而又长又高，时而低沉得像自言自语，有时又戛然而止。母亲在月下唱歌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平常老实沉郁的母亲，这时候显得悠远又缥缈，像在蓝色月光中出没的仙女。
有时，母亲会说：你看那月亮上的阴影，像一棵桂花树。听说，月宫里住着一位名叫嫦娥的仙女，而那个仙女的男人叫吴刚。母亲会把吴刚说成会挑水、砍柴的男人；而嫦娥，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人，她织的布像月光一样又白又长。
妈，你找梁幺妈帮忙，等我长大了，要找嫦娥一样能织布的女人，我就有衣裳穿了！
妈，嫦娥会煮饭吗？她会炒香喷喷的回锅肉吗？
梁勤和我问母亲，母亲便笑，笑得东倒西歪的样子，然后说，男人呀，从小就是馋嘴猫，一个想穿衣裳，一个想吃回锅肉；等你们长大有出息了，还愁找不到女人，还愁吃不上回锅肉？该念书时要念书，该种地时要种地，人要勤快不能懒，到时候啦，该有的就会有啰！
母亲说这话时，只注意了安家山那一片天。她看不到安家山之外还有更大的一片天，而这一片天下的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到安家山下。她当然不会想到，她的儿子会在一阵飙风中变成一缕飘蓬，任意南北西东。她也不会想到，这时远在异国的土地上，她的儿子衔着一根草，痴痴地看着月亮，回想童年的情景。
后来，我在书上看到一位联合国军指挥官曾经也同我一样望着月亮发呆。只不过他琢磨的月亮不是我琢磨的月亮。他苦苦地思索中国军队为什么选择夜晚行动，而且是在有着月光的夜晚。他不能眼见着每一个月色迷蒙的夜晚都上演联合国军的死亡噩梦。后来，这位将军茅塞顿开。他终于琢磨到了中国志愿军喜欢在月夜行动的秘密。战争，就像两个人的肚皮官司，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腹中的秘密。假如，每一个人腹中的秘密都向对方敞亮时，冲突是否就会化解呢？
回到战场后，便转入了阵地战。月夜的突袭结束了。我们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部队挖筑坑道，一整座山上都布满了弯弯曲曲的地下通道，在这些山间，像密布的蚁洞，藏满了蚂蚁一样的军队。敌人的飞机大炮一来，我们就躲进去，听见外面的爆炸声，我们屏住呼吸，心里有一种鬼子奈何不得的窃喜。从洞里钻出来，看见满山的树被斩断，草木在燃烧，到处是呛人的烟雾。炮弹密密麻麻倾泻在山坡上，整个山坡像被翻耕过一样，每一块土都化为齑粉，伸手插进去抓一把土起来，就能看到弹壳或弹片。人作孽，地遭殃，飞鸟和蚂蚁也在劫难逃。
有一天我们挖到一堆白骨。从白骨外面的衣服看，是朝鲜群众的土布服装。从土布的陈色看，这些尸体埋在地下的时间并不长。有的头盖骨破损，有的腿骨斩断，还有的没有手臂。白骨堆里，还有弹壳和一把匕首。匕首留着日本文字。显然是日本军队侵占朝鲜时杀害的朝鲜同胞的遗体。我们站在白骨前，想起几年前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便义愤填膺。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痛。
我们把那一堆白骨埋在一个大树桩下，一齐默哀。哀毕，刘兴华说，同志们都看见了，朝鲜人民跟中国人民一样，过去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今天又受美帝国主义的践踏。假如美帝国主义打到中国去，我们的同胞也会遭受朝鲜同胞一样国破家亡的命运！我们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刘兴华的话音刚落，李梓富带领大家举起拳头高喊：打倒美帝，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我们的坑道沿着山弯一直通向山顶。那座山叫秃岩岭。秃岩岭是那一带并不起眼的山头，既不高拔，也没什么特别的战略优势，双方争夺最激烈的是离秃岩岭仅几公里的雄鸡岭。由于与雄鸡岭相距不远，秃岩岭的战斗进行得也相当激烈。二十多天里，秃岩岭就被反复争夺过十多次。我们连的人，已拼到了最后十一个人。那些天，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缺水。那是夏天，没有雪，炒面要咽下去，只能和着口水，一点一点哽咽下去。每个人的嘴唇都像干焦的土皮，一揭就要揭掉一层。眼睛一闭，就梦见家乡的清泉，喊叫着“水，水”，扑过去时又醒来，用火辣辣的舌头舔一舔开裂的嘴唇，整个身子就像烈日下的干柴一点火星就会燃烧。
有一天，通讯员来送信时，带来了两个苹果。他把苹果递到班长江永红手上。江永红被敌机的弹片砍掉手臂，还没来得及运走。断臂用衣服撕成布条包扎着。由于失血过多，他昏迷，嘴里念叨着“水，水，水”。通讯员把苹果递到江永红手上，江永红没有知觉，仍在念叨，水，水。通讯员咬了一口苹果，嚼碎，然后对着江永红的嘴吐到他嘴里，江永红慢慢嚼着，咽下去，突然醒了。他睁开眼睛，看到围在他身旁的人。当通讯员再一次试图喂他时，他闭紧嘴巴，歪到一边，说，大家，都吃一口。苹果递到李梓富手上，李梓富看了一眼，默默地递到我手上，我也默默地看了一眼，递给王大为；王大为又递给张万海……转了一圈，苹果重新回到李梓富手上，李梓富通红的眼睛里涌出了两行泪水，滚落在苹果上。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同志们，大家都吃一口吧，不然，苹果会坏的。李梓富尖着牙，咬了一小口，在嘴里慢慢嚼着，就递给了我，我也不忍心多吃，也咬了一小口，递给王大为……十多个人只咬掉半个苹果。大家都看着躺在坑道里的江永红。半个苹果又一次回到李梓富手上，李梓富走到江永红身旁，蹲下去说，兄弟，我命令你，把剩下的苹果吃下去……这是我们连仅剩的十位同志对你的一点心意……江永红吃力地移动着那只被鲜血浸透的断臂，在额前艰难地做了一个敬礼的姿势，咬下一块苹果时，人们看到他的眼角流下一颗晶莹的泪珠。
几天后，江永红便在高烧中死去，他的手臂先是化脓，又慢慢腐烂，恶臭的伤口上爬出又白又亮的蛆虫。李梓富焦裂的嘴唇有气无力地念叨着担架队，但他心里清楚，坑道被敌人炸坏了，我们的部队被切断了。担架队没法上来。
由于缺水，每一个人都觉得离天堂越来越近了。李梓富说，假如敌人来搜山，我们落到敌人手上，受尽酷刑，生不如死；宁愿死，也不要做俘虏。大家下定决心，最后一刻，决不做俘虏。
为了维持生存，我们不得不喝下自己的尿。李梓富拿着水盅，做出准备接尿的姿势。他说，同志们，眼下，我们要千方百计活下去，只要活下去，我们的队伍就会上来解救我们！
端着尿，我犹豫着，李梓富说，听说童子尿可以治病，梁草，喝下它，你的眼睛就清亮了！
那时候，眼珠干涩得像生锈的门轴。从坑道的瞭望哨往白花花的太阳下一望，眼睛里泛起水一样的波纹，大片的水域在幻觉中闪现。
在那些躺着等死的日子里，我便想起安家山上的池塘，以及儿时脱光衣服在水中嬉闹的场景。大家都说不出来话，失水的喉咙沙哑着，说话异常困难。我只有一遍又一遍地回想泉水。我在想象的清泉中，喝下了那半盅浊黄的尿水。
我在迷迷糊糊之中，喝到水时，还真的以为躺在安家山的池塘边。增援的部队扫清残敌，救出了分散在坑道中的士兵。担架队又一次把我抬到临时医疗点。我醒来时，看到王大为正在为李梓富刮胡子。李梓富摸着泛青的下巴说，梁草，我们又一次胜利了！那些尿，帮助我们支撑到最后的时刻，要不，恐怕你我都到天堂见马克思了！
李梓富、王大为和我是我们连仅存的三个人。我们都荣立二等功，李梓富升任营长，王大为和我升任排长。新的兵源补充上来，我们的部队又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
做志愿军的荣耀，此时我亲自体会到了。我破天荒地收到家里的来信，是春花写来的。
梁草兄弟：你好！
你离家去当兵，至今已十多年，音信渺茫。你参加解放军的证书寄回来后，我们家就成了光荣军属，干部和乡亲们处处照顾我们。我们分到了平坝上的好田，房子已从半山搬到了山下。这几年你当了志愿军，在朝鲜打击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家更光荣啦，过年过节都有干部和学生来慰问我们，又送礼品又做家务，爹、妈都觉得不好意思，插秧、收麦时，互助组的人首先做完我们家的活路，才做自己的。前天武连乡乡长带着其他干部，还有一大群学生敲锣打鼓来到我们家，把你立功的喜报贴到我们家的大门上。还给爹妈的胸前戴上了大红花，全村的人都来贺喜，把我家院子围得水泄不通。乡上还开了庆功会，要爹妈去讲话，爹一个劲地推辞，说没啥讲的，乡下人说不出来话。妈一直笑得合不拢嘴，从嘴巴上甜到心里，她总是念叨：狗娃还活着，狗日的硬是命大福大！倒是你哥总想在人面前绷个面子露个脸，好不容易翻了身，又有兄弟当了志愿军，还立了功，全武连山旮旯都闹响了！他也想在人面前露脸，就跟爹妈去了乡里，还拉上我。我们坐在大会主席台上，还有好多家属都坐在主席台上。你哥一看下面黑压压的人就懵了，还是我把他拉到位置上坐下。乡长当着全乡人的面，宣读了立功喜报，又喊光荣家属讲话，妈看爹，爹看梁勤，梁勤看我，最后爹说，叫春花代表我们梁家说两句。我一个劲给大伙鞠躬，感谢乡亲们给我们家送来礼物，帮我们家挑水、洗被、打扫卫生。梁勤拉我衣服，小声说，人家叫你说我兄弟梁草的事！我说，我兄弟梁草，那是没说的，打日本鬼子那阵，他打了好多大仗！打国民党反动派那阵，他又是一马当先！打美帝国主义，他又去了朝鲜。我们十多年没他的消息，想起他，我妈的眼泪流干了，眼睛都快哭瞎了！前天突然接到立功喜报，我们家一夜没睡好。我爹说，既然儿子在前线立功受奖，我们也要当支前模范。今年要种好麦子，来年支援500斤麦子，国家号召捐飞机大炮，我们捐麦子卖了，也凑个份子。我妈说，那就做棉鞋，做夹袄，听说朝鲜的雪有一人多深，那多冷啊！那些兵，都像我儿一样需要棉衣棉鞋，我就帮我妈，把棉絮拆了做成夹袄和棉鞋。大家都来做啊，邻里乡亲，都给前方的人鼓劲加油！梁草兄弟，你说我说得对吗？
哦，忘了告诉你，我这几年加入扫盲班，认字认得很快。你哥支持我学文化，替我做家务。我是互助组里的活跃分子。妈说我成天在外见世面，变了一个人。新社会了，妇女也翻身了，我觉得心明眼亮有奔头，每天都有精神。
老三梁根已长成大小伙子，人高马大的，也想来当志愿军。说要到朝鲜来找哥，兄弟俩一起打鬼子。妈死活不同意，说，你以为当兵是闹着玩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是杀鸡，是杀人！梁根说，现在翻身了，有衣穿，有粮吃，美帝国主义、蒋匪帮要叫我们回到旧社会，没衣穿没粮吃，我们得保卫胜利果实。好说歹说，我妈同意梁根参加了基干民兵。昨天，武连乡派人来，说要安排梁根进钢厂当炼钢工人，把我爹我妈高兴坏了。
还忘了告诉你，我和你大哥结婚以来，已生下二男一女，男娃叫梁正田、梁正财，女娃叫梁素芬，肚子里还有一个，未知是男是女。你哥说，是男娃就过继给你收养，做你的干儿，侍奉你养老送终。孩子的名字由你取，等你把仗打完了就回来，找一个女人成个家，有儿有女过日子。我们的儿女也是你的儿女，你是替你哥去当兵的，我们的儿女将来不会丢下他二爹不管。
爹的身体还好，妈的眼睛不好使，眼里有一层白雾，看东西是花的看不清楚。爹说是妈望你回来引起的。妈经常爬到安家山的半坡上望你，一望就是一两个时辰。她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是她让你去当兵的。妈说她一定要活到你回来的那一天，哪怕看不见你，也要用双手摸到你。
家里一切都好，爹妈叫你不要牵挂，一心一意跟着部队，部队就是你的家，长官就是父母。要注意保护自己，保重身体，等仗打完了，就回到家里过上安稳日子。
大嫂 杨春花代全家老小问好
信下面又有一段文字，是梁根写来的。
二哥：
托你的英名和福气，人民政府安排我到武连钢厂做工人，我一定要给二哥争气长脸，多炼钢支援前线。请二哥放心，家里有大哥大嫂，爹妈好着呢！
梁根
接到信时，正是部队重新补充人员的日子，我一下当了排长，忙得很。看到春花亲手写的信，我惊喜又诧异。记忆中那个腼腆的黄毛丫头，如今已成为一个泼辣能干的女人，还学会了读书写字。新社会真是改造人啦！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利用战斗间隙更好地学文化。特别要练好钢笔字，给春花写信，可不能让她小看我。我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有时也在随身带的本子上记上几句，我要把这个本子带回家，作为送给干儿子的礼物。春花叫我给他取名，我想，叫梁解放吧！在兵营瞎混了十多年，到今天才觉得扬眉吐气，才感到未来的日子有奔头！
B31
没想到，命运又一次发生转折，我被美军俘虏。
那场战斗持续了四十多天。坑道外是厚厚的积雪，山上山下白茫茫一片，阴沉的天空还在飘着雪花。战斗的间隙，死寂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雪给我们带来了水，假如没有雪，早就被渴死了。炒面吃光了，坑道里什么也没有。白雪覆盖的原野上只有零星的野草，我们白天不敢去找吃的，敌人离我们太近，一露头子弹就飞过来了。有一天，一个鬼子跑出来蹲在一棵被打断的树下大便，我看见他白花花的屁股，便指给战士张常发看。那人显然拉得很吃力，蹲在那里很久没动。砰的一声枪响，那人倒在地上，雪白的屁股还露在外面，他甚至没来得及穿上裤子，谁干的？谁干的？我吼道，李元胜提着还在冒烟的枪躬身小跑过来，报告排长，是我，一枪把他崩了！你他妈的这枪开得真不是时候！我挥挥手，赶紧躲到坑道里来！李元胜的脸上现出一丝不满，但还是趴在坑道上，轰的一声，敌人一发炮弹打过来，刚好击中李元胜刚才站的位置上。我拿眼看他，李元胜吐了一下舌头说，好险！我说，敌人肯定会报复的！从那之后，李元胜对我这个老兵佩服得五体投地。
雪，为我们带来了水，但没有吃的，一个一个饿得东倒西歪。黑夜中，我爬出去摘树尖。树尖是最嫩的，放在嘴里嚼，然后咽下去。我们像牛一样，大口大口地嚼着树尖和草叶，让空荡荡的胃里装满食物。睡觉时，也能听见周围的咀嚼声，仿佛坑道里躺着一群饥饿的老鼠。梦呓中，听到馒头或米饭的叫喊。在睡眠或幻觉中，那么多好吃的食物堆在面前，热气腾腾的臊子面飘忽而来，醒来时，嘴里还有嚼过的草。
我们已断粮十多天了，饿倒在地上就没有力气起来。我觉得自己就快到天堂去了。天堂里有食物和仙果吧？我断断续续地清醒，很快又昏迷过去。周围没有声音，大家都睡了。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作为一个军人，我没想到一生会是这样的结局。
等等，什么在响，哦，是重炮的声音。兄弟们，快起来，战斗打响了，该冲锋了！我觉得自己在说话，没有声音，我只是在心里说话。竭力想睁开眼睛，眼睛像两扇笨重的大门，大门即将关上，到那边去。那边是什么，永恒的黑，就像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得冲锋，兴许还有活着的机会，援兵会到来，炒面也会送上来，不能这么等死！我摸了摸身边，都是躺着的人，还有一丝热气，他们还活着！同志们，快起来！我的嘴在动，却没发出一点声音。
我们等来的是对面山头的美军。刺刀戳在脸上时，我动了动，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又一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草铺上，上面是一顶帐篷。我摸了摸身上，小本子掉了。李元胜也躺在我身边，还有张常发，我们排剩下的人都被俘了，三三两两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铁牌，上面写着我们的编号。
从外面望去，几层铁丝网把战俘营紧紧围住，每一个方位都有高高的岗楼，哨兵们昼夜值勤。随时都能听到警犬饿狼一样的叫声，每到晚上，探照灯把战俘营照得如同白昼。一堵大墙上写着：“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忧毋怨。”
那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帐篷外开着几朵不知名的野花，把大自然的生机顽强地传递给我们。尽管在严密的监视下，我仍然想到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活着回到自己的家。
战俘营的日子是严酷的。美军当局和混进来的台湾特务竭力争取我们到台湾，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在竭力争取我们回国。每一个人都是同胞，又可能变成敌人。每一个人都关注着每一个人。选择随时都在发生。按我的本意，我肯定想回家。
在苦役般的生活中，我首先得保存自己。每天我们只能吃发霉的麦饭，一小勺菜汤。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一心想着回家。有一夜，大家在营地的帐篷里传递着一面五星红旗，那是战俘中的共产党员自己动手做成的。李元胜说，明天要举行升旗仪式，排长你参加吗？嗯，我的家乡在中国，五星红旗是我的国旗，我对李元胜坚定地说。
第二天，李元胜拍醒我，排长，快起床。窗外只有一线亮光，黎明前的黑暗正在亮光中节节败退。我们从各自的帐篷里往外走，每一个人都心照不宣，意味深长地看对方一眼。我们肃立在晨光中，看着那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唱国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每一个营场上都飘扬着五星红旗，歌声在铁丝网上空回荡，我们的心中鼓荡着正义的豪情。
美军当局见状，如临大敌。很快，数十辆坦克和全副武装的美军将集中营团团包围，广播里响起美军指挥官的声音：现在命令你们，立即降旗！再说一遍，立即把旗子降下来！
我们站着，没有人移动半步。
戴着防毒面具的美军，手持火焰喷射器、瓦斯弹、手榴弹、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冲进营场，企图强行夺走旗帜。不知是谁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誓死保卫国旗！”愤怒的人群赤手空拳冲向美军，展开肉搏。有的用石头、木棒作为武器投向敌人。美军在潮水般的人浪中向后退却。有十多名战士作为护旗班成员死守在国旗周围，不让美军靠近。一连冲锋两次均未得逞，恼羞成怒的美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再一次向国旗扑来。护旗战士紧急降下国旗，一把火将之焚毁。坦克上的美军射出密集的子弹，人们纷纷中弹倒地。李元胜被拦腰拉开一条口子，肠子流到外面。兄弟，你可不能死，我们要一起回国啊！我抱着李元胜说。李元胜用满是鲜血的手指指了指上衣口袋，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口袋里是一封没有交出的信和剪下的一撮头发。信写得很简短：
父亲母亲大人：
我抱着一腔热血投入战场，只打了一次仗，便做了俘虏。这是孩儿的耻辱，没能为国争光为你们争一口气，让你们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对不起了，爹，妈！这里的气氛很恐怖，我不知道能否回国？我万分想念你们，盼望回家侍奉你们。但又害怕回去，让你们蒙受羞耻。更对不起莲香，莲香为了送我上前线，把婚期都推迟了，还自己跑到我家来照顾你们的生活。我原想狠狠地打鬼子，争取立功受奖，让父母和莲香也觉得光彩，哪知道现在成了俘虏，生不如死。这样回去，哪有脸面跟莲香成亲呢？她是盼着英雄回来，哪知等来的是一个灰头土脸的狗熊呢！
我把李元胜的手指拿起来，在信上盖了五个血印。然后，把李元胜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轻轻合上，我说，兄弟，安心去吧，你不是贪生怕死的狗熊，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汉子，你的血能证明一切！
那一夜，同胞的遗体摆在营房中间的空地上，被雨水冲刷着。探照灯惨白的光束照亮密密麻麻的雨点和地上溅起的团团水花。成团成团的血块，在雨中化成血水，顺着沟渠向海里流去，潮湿的空气中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气息。
战俘们悲愤交加地看着雨中战友的遗体，每一个人的眼睛都被仇恨燃烧成耀眼的火苗。难道升旗有罪，要求回国也有罪？有人蘸着漂白粉在一块小纸牌上写着：抗议美军枪杀战俘的暴行。探照灯发现了，有十余个身着雨衣的美军冲了进来，将小纸牌扔在雨水中，用穿着皮鞋的脚踏碎，然后架着举小纸牌的人离开营房，在雨中毒打，并用中国话大喊：谁敢反抗，就是这样的下场！被打的人始终用双手抱着头，血顺着手臂往下流淌，雨水把头发和衣服淋在一起，当毒打的美军士兵把他架回营房时，这位遍体鳞伤的战俘，聚敛了满嘴的血水向领头的美军上尉吐去，喷了他一脸。
战俘们拍着手掌大笑，心中的恶气也随着那一口血痰向美军喷射出去。美军上尉气急败坏地说了一通英语，四个美国大兵架着战俘往战犯监狱走去。
当夜，从战俘营中的“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传来消息，对全营记大功一次，追认死难烈士为斗争英雄。我在李元胜的家信上补充写道：
李元胜同志在战俘营中因护卫国旗英勇牺牲，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追认死难烈士为斗争英雄。李元胜同志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排长梁草特此证明。
这是战俘营中的一次较量，但更艰难的考验还在后头。
为了阻止我们回国，混进来的台湾特务居然采取了一个恶毒的计谋：在每一个战俘的身上刺字，让耻辱伴随终身。
自从李元胜死后，张常发就躺在我身边，代替了李元胜的位置。张常发的旁边是刘德怀。刘德怀问张常发，要刺字了，怎么办？张常发不吭声。刘德怀说，我死也不刺字！
轮到刘德怀刺字的前夜，他上厕所时就没回来。天亮时，有人在厕所里发现刘德怀的尸体。他用自己的衣服撕成绳子，吊死在厕所的窗户上。
张常发被拉出去，临走时他看了我一眼，我小声说，常发，活着要紧。回来时，张常发的头上有一条血口，身上刺满了字。他哭诉着，我不愿刺字，他们一棒打在头上，将我打昏过去……我想抱他，他说，别碰我，我是一个不干不净的人……
他们把我拉到一张床上，死死地按住我的身子。白惨惨的灯光照着刺字的长针。一个长相和我差不多的中国人问我，要死要活？我说，宁愿死，也不刺字！他说，想死，没那么简单，老子要你死不得又活不了！
他们让我站在水田里，三天三夜不睡觉。见我不动摇，又三天不给我食物，第四天强迫我喝辣椒水，第五天他们把我的嘴里、肛门里灌上汽油，把我埋进土里，土越堆越高，越埋越深，汽油在膨胀，全身要燃烧，肚子要爆裂，难受得要死，想呕吐又吐不出来。这些该死的畜生，发明了残害人的手段，让人真的生不如死。死了就不受罪了！我大口大口地喘气，眼泪和鼻涕流在一起，我抓起一把土抹在脸上，以免敌人看到我的泪水。刺吧，刺吧，刺了就不这么难受了！我不怕死，但忍受不了这种难受！要是有枪就好了，只要一颗子弹，我就不这么难受了。死了，就解脱了！我干吗活着，活着就是没完没了地打仗！最后这一刻，我又想，我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回家，为了春花，我必须活着回家！我终于垂下了脑袋。
惨白的灯光，带着高压和威逼，像一些又长又尖的刺针悬挂在头顶。我紧闭眼睛，咬紧牙关。颤抖从指尖传向每一根神经。死亡之前的高度亢奋，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起来，肌肉和皮肤发出尖厉的长嚎，汇成抗拒的颤抖，我只能用颤抖表达我的抗议。因为我的嘴里被人塞进一只袜子，双手和双脚分别被两个彪形大汉死死地扣在床沿，像四个套紧的铁箍。我的脑袋也被一双大手压着，那双分外坚硬的手，似乎想挤出我脑袋里那些不服从的脑髓。我知道他们是台湾派来的，他们带来了另一片天空的指令。他们利用我们贪生怕死的弱点，成功地控制了我们。
他们把他们的观念和仇恨植入我的身体，他们强迫我同意他们的观念和仇恨。他们带着深仇大恨，也试图煽动我的深仇大恨，却不知道在我的内心激起了更大的愤怒和仇恨。但我很渺小，我无力推开那些钳制我的手，他们有岗楼、部队、警犬、机枪和坦克。我只能任凭他们把我的身体当做一面墙壁，随意涂抹。他们在我的左臂上刻下几个蓝色的大字，“杀猪拔毛”；在右臂上刻着，“消灭共匪”。在前胸上刻了一个青天白日旗，旗下是一排字：“实行三民主义”；他们又在我的后背刻上“精忠报国”几个大字。直到我昏死过去，他们才把我抬回营房。
像老鼠的尖牙扎进皮肤，疼痛的感觉牵引我慢慢往上爬，我从昏暗的地狱又一次重返人间。我摸了摸前胸，手指上有一些黏糊糊的汁液。我睁开一丝眼缝，看到指头上的血迹。我想起昏迷前的事情。我慢慢往营房外爬动，周围有鼾声，也有翻来覆去的声响，还有人在噩梦中大喊：不，不，我要回家！是的，我也要回家，但不能这样回家。带着一身的反动标语回去，我活不好，梁家老小都活不好。人们会把我当成美蒋特务或奸细，我会成为故乡水田里的一根稗子，高高地直立在秧苗中。每一个人都会轻易地拔掉它，没有一点土壤是稗子的容身之地。为了回家，我必须去掉这层皮！
我爬向厕所，摸到一包漂白剂，撒在刺字的伤口上，再捧水浇在漂白剂上。漂白剂在水中膨胀、燃烧，滋滋的声音像蛇芯一样疯狂乱窜，无数疼痛的小蛇在双臂、胸膛和脊梁上一齐扭动，我想号叫，但紧咬牙关，把千刀万剐般的疼挤压在心里。烧吧，烧吧，烧掉这层耻辱的皮，裸露的肌肉会证明我的清白，伤疤会表明我的心迹。我的身体被你们随意驱遣，但我的心属于故乡，属于爱我和我爱的人们……
B32
为了摧毁人们要求回家的意志，美军采取又一个狠招：断粮。
断粮延续了十天，双方仍在僵持。回祖国大陆，还是遣返到台湾？又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太阳像一个烧得通红的大饼，一点一点地沉落下去。我们被押进一个礼堂。三盏油灯下的人们显得影影绰绰。礼堂内站满了手持棍棒或手提尖刀的人。今天能活着出去吗？我嗅到了疯狂和杀戮的气息。脱光衣服，趴在地上！有人在叫喊。手提尖刀的人从四周包围过来，厉声重复：赶快脱光衣服，趴在地上！听见没有？战俘们开始解纽扣。别他妈的磨磨蹭蹭，老子的刀子等不及了，今天想吃肉了！尖刀在摇晃，灯下的长刀寒光闪闪。我的双手刚挨着冰凉的地面，一只脚就踏在后背上，给老子老实点！有人冲过来，用绳子死死地捆住我。硬邦邦的鞋底在脊梁上使劲地蹭了一圈，仿佛鞋底下是一只蚂蚁一根烟蒂。打！给老子狠狠地打！棍棒发出杂乱的闷响，惨叫声响成一片。木棒落在我的屁股上。今天不死也得掉一层皮，我想。张常发的屁股上嫣红一片，木棒也红了。张常发用手往屁股上护着，我听见一声折断的脆响，张常发大叫一声，哎哟，手臂便蜷曲了。他的手臂断了，我想。我把手臂藏到胸下，老子今天把屁股豁出去了。那一刻我想。
停！一个人从礼堂上方走下来，他把刀扛在肩上，迈着轻松的八字步，屁股随着脚步一左一右地摇晃。他走到张常发面前停下，对地上沾满尘灰的人说：起来！背上的脚移开，张常发像一堆破絮蜷成一团，在地上蠕动着。他在用另一只手托住那只断臂，慢慢站了起来。说，你到哪里？张常发的嘴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他在权衡，在犹豫。问他的人顺势拿过了沾满血肉的木棒，你究竟到哪里？大陆还是台湾？话音刚落，木棒骤然扬起，向他的断臂狠狠劈去。哎哟！张常发仰天大叫一声，手就垂了下来，膝盖一软，跌倒在地。
当张常发再次昂起头来时，他的眼睛像两团愤怒燃烧的火球，他一字一顿地说：回——家，我——要——回——家！
尖刀一闪，张常发另一只胳膊上的肉掉下一块。那人用刀尖戳起来，慢腾腾地吹着沾上的灰尘，然后走近墙壁中间的一盏煤油灯下。他慢条斯理地用刀尖挑去灯花，再把那一片肉放在火中烤着，一股焦煳的气息就像死亡的气味弥散在气息奄奄的人们周围。他极有耐心地把那块肉烤熟，然后张开嘴巴，放进去，用牙齿夸张地咀嚼着。味道好极了！他吧嗒着嘴唇，皮笑肉不笑地说。他从裤包里掏出一张白手帕擦着刀尖。人嘛，不能忘恩负义，你吃了人家的饭，长了一身的肉。要回大陆，简单得很，今天就得把肉留下！然后挥着刀吼：快说，每一个人都要说，你们要去哪里？
礼堂里响起一连串的逼问，说，快说！伴随着声声惨叫，一块又一块肉落在地上。那人把地上的肉块捡起来，串在刀上。他提着两把串着肉块的尖刀从一排被捆绑的人群走向另一排，迈着悠闲的八字步，然后走到礼堂正中，把两柄肉刀插在地上。
他重新换了一把刀，再次踱到张常发身边。
说，你叫什么名字？
张——常——发。
家住哪里？
河南大别山。
台湾也有山啦，一年四季青幽幽的山。想好了吗，究竟去哪里？
那人把张常发一把拎起来，两个人上来，一左一右夹住他站稳，那人把刀尖对准他的太阳穴，狂吼：你要去哪里？
张常发的模样反而显得异常冷静，他不慌不忙地说：哪儿是我的家，我就去哪里。生是家乡的人，死也要做家乡的鬼，绝不到异地他乡做孤魂野鬼！
那人的三角眼像两把刀尖闪着分外森寒的光，他一使劲，尖刀扎进张常发的脑袋里，血顺着脸颊流下来，张常发怒骂；不得好死的杂……种……他倒在地上，双脚在地上蹬出两条深深的槽沟，两只眼睛瞪得像两颗通红的燃烧弹。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长嗥了一声：常发呀！
背上的鞋像一座沉重的磨盘，又转了一圈：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着，谁想回大陆，也是一样的下场！
那夜剩下的时光，我不知是怎么熬完的。我不愿看他们做出的事情，但又不能闭上眼睛，我只能看着那人的皮鞋。那是一双擦得像尖刀一样锃亮的皮鞋，鞋面上闪着地狱一般幽黑的光。
他用刀划开了张常发的胸膛……他的刀尖上挑着一颗血淋淋的心脏……他幽灵一般在人群中飘过，强迫人们睁开眼睛看着那颗心……他在疯狂地叫喊：老子今天就要让你变成这里的孤魂野鬼，老子要你们永远回不了家！不知精忠报国的人，连一条狗都不如！
我不知道那夜的一分一秒是怎么挨过来的，只觉得脑袋里有很多声音像天空中的炸雷，呼啸而来。活，还是死？只有违背内心，听从他们的安排才能活。但我要回家！千载难逢的机会又一次摆在面前，我必须回家！回大陆，也是一样的下场！又一个炸雷一般的声音劈空而来。我的脑袋要炸裂了，手开始抽搐，我的身体抽搐成一团……
当初升的太阳又一次爬上帐篷时，我们在刺刀的押送下，走进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几分钟，将决定我们的后半生。那人依然站在那里，他的一排人都站在那里，他用手帕意味深长地擦着刀尖。轮到我了，我站在两个门之间。我不敢抬头。我看到那双刀一样闪亮的皮鞋，那双皮鞋往地上又是意味深长地蹭了一圈。我的双腿抖个不停。后面的人腿也在抖动，抖索的人群推搡着，我们慢慢向那道铺着红地毯的小门走去，因为另一道门闪着刺刀的幽光，那是通向家乡的小门啊，那一刻我却害怕了，无力选择那条路。我一直望着那道插着尖刀的门，双脚却在往铺着红地毯的门边移动。我不知道是谁在选择我的后半生。脑袋和脚分离，身体和思想分离，愿望和求生本能分离。一个更为强大的外在力量驱赶着我，我被迫服从，乖乖就范。
这是通往异乡的门。异乡是什么样子，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我不得而知。
几天后，我们被押上一艘军舰。我坐在最底层的地板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上的铁丝网。那一层网在发动机的轰鸣中颤抖。那是我头顶上的一片天空，这层网无处不在。我们处在网的底层。清醒时，我这么想。因为我很快就不清醒了，晕船让我翻江倒海，死去活来。我的胃里波涛汹涌，我紧咬着嘴唇，控制着不让那些东西冲出来。终于，哇的一声吐在前面人的背上。前面的人也在呕吐，他胀鼓鼓的腮帮上面是一双无奈的眼睛，无力地放出一丝愤怒的幽光，表达着心中的不满，随着一个更大的颠簸，也哇的一声吐出来，喷在我的头上。
后来，我便闭着眼，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任随军舰把我带向何方。
下船了，下船了！
快起来，下船了！
舱门打开，透进一束刺眼的光亮，一阵伴着海腥味的风吹了进来。
我睁开眼睛，谢天谢地，我还活着。
快下船，快下船！背着刺刀的人在吼。
军舰停在一个海湾里。海岸上密布着铁丝网，一直伸向地平线看不见的地方。
面黄肌瘦的人们踏上了这个隔绝的岛屿，人们叫它台湾。
冲澡，换衣，我又被编入国军。蒋介石的梦想成了国军的神圣使命，我们经过洗脑培训，迎来“新生”。
1958年的金门炮战期间，国军部队进入备战状态。那时的紧张自不待言，我们时刻准备着被调上前线。随着炮战渐渐停歇，我们的心才渐渐松弛下来。后来，部队组织到金门参观。踏上那些弹片密集的土地时，才知道炮战激烈的程度，暗暗庆幸没有成为这里的炮灰。
大陆就在海水的那一头，我却无法跨过这一线浅浅的海峡。迎着海风，痴痴凝望，一声叹息，却被波涛掩盖。
我所在的部队有一些台湾青年，他们是应征入伍的新兵。他们对我身上的字充满好奇，打听它的来历。我便同他们保持冷冷的距离。
但有一天深夜，为首的王大明揭开了我的被盖，另外两个人按住我的胳膊，手电的光亮在我身上缓缓移动。他们看过我的前胸，又强令我翻身，宿舍里的人都在惊醒中围了过来，他们似乎在参观一个怪物。王大明问，这些字是如何刻上去的？我说，针，很长很长的针。王大明吐出长长的舌头说，疼吗？
此后，王大明对我毕恭毕敬，他总是叫我老哥。与他相比，我是名副其实的老哥。王大明身上揣着离家时拍的全家福，他坐在正中，白衬衣外披着红色绶带，两只胳膊抱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是孩子们的父亲。王氏家人二十多人围在他身旁。背后是他家两层的瓦房，瓦房边有两株正在开花的樱桃树。
王大明的小学时代受的是日式教育。每天早晨，他们站立在操场上，向日本天皇遥拜，然后举行升旗仪式，齐唱日本国歌。
没想到，长大后进了国军。王大明补充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