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庚胜出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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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白庚胜，1957年2月14日生于云南丽江市，纳西族。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等职务，兼任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等职。在文学创作、翻译、评论、研究以及文化学调研、研究、组织领导等领域卓有成就，出版有70余种专著、专集、译著、编著，并主编出版40余种近万卷（册）类书、丛书、套书，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等1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10余项国内外重要学术奖项。
北京潘庄东路1号院的一处楼房里，没有豪华摆件，没有精致装饰，从客厅的落地书柜到卧室的靠墙书架，从书房的案头到厨房的橱柜，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书。这里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学者白庚胜的家，也是他深耕文化事业的“战场”。
“你看这部长诗《鱼水相会》，是我上世纪80年代在丽江乡下用钢笔一笔一画记下来的。那时候没纸，就用汽车运输总站的燃料凭证单当稿纸，还要省出工资给讲故事的老人买烟买酒。”白庚胜翻开一本泛黄的手稿，密密麻麻的字迹，无声地记录着纳西族人心中的赞歌。两个多小时的专访，这位从丽江大山走出来的纳西族学者，用一个个带着泥土气息的故事，串联起他四十余年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生轨迹——始终用脚步丈量文化国土，践行“把文化还给人民”的承诺。
泥土里长出的文化基因——从纳西火塘到学术殿堂
“我是大山里长大的少数民族孩子，带着满身泥土味上的大学。”白庚胜总这样形容自己的起点。1957年2月14日，他出生在丽江金山一个纳西族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全家生计。那个特殊的年代，学校停学、课本稀缺，火塘就成了他的“课堂”。 “每天晚上，母亲干完活，就坐在火塘边给我讲纳西族的神话传说。她知道好多故事，从玉龙雪山的由来，到金沙江的传说，一讲就是大半夜。”白庚胜记得，母亲不仅会讲故事，还会唱纳西族的古歌，那些曲调里藏着民族的历史，“她没读过书，却把纳西族的文化刻在了骨子里，我就是听着这些长大的。”
除了母亲，也有一些村民是他的“老师”。比如一个叫庚生的盲人哥哥，本民族的歌谣、神话、故事、谚语他无所不会。还有一个叫和志林的表叔是个铁匠，还会打猎，谁也没想到他肚子里藏着那么多好东西。多年后，一次徒步回家的路上，20多岁的白庚胜跟他聊起自己在收集民间文学，表叔突然说：“小表侄，我给你唱首歌吧。”那首《挽歌》一开口，就让白庚胜红了眼眶。“‘昨夜我做了一场大梦，梦见大雨倾盆。今早起来一看，那不是大雨，而是孝男孝女泪流如注，世界汇成茫茫的大海’。你听听，这意境，这比喻，比我在大学里学的《诗经》动人。”
正是这些来自民间的鲜活作品，在他心里种下了文化传承的种子。“那时候我就想，这些东西要是没人记下来，等老人们走了也就永远没了，多可惜。”
1974年，17岁的白庚胜从丽江地区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所农中的物理老师。两年后，他因表现出色，被推荐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学习。毕业后，初到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条件艰苦得超出想象——没有导师，没有课题，没有宿舍，没有食堂，前后搬了9次家，“最难的时候，住过地下室，啃过干馒头，但我知道，这是我靠近文化的最佳机会。”回想当年，白庚胜眼里依然有光。
工资除了吃饭及孝养老母之外，几乎全用来买书；白天，常常蹬着自行车去北大、北师大旁听讲座；晚上，就在夜校听外语课，或在宿舍挑灯夜读……“那时候就一个念头，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1983年，他考北大民间文学硕士，却因北大当年有“为北大体育和文艺作出贡献者可优先读研究生”的规定而没能如愿。
1986年，中国社科院有名额出国留学，32人竞争，白庚胜抱着12本日语教材死记硬背，最终脱颖而出，于翌年抵达日本大阪大学，师从日本学权威小松和彦先生。“去日本之前，我就想好了学成后报效祖国。”1992年，他转学日本筑波大学，跟从宫田登先生学民俗学。那时，宫田登是日本民俗学会理事长。这两次留学，让他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并开阔了国际视野。
异国求学的文化觉醒——从奈良唐乐到回国誓言
留学日本期间，白庚胜的第一个“文化冲击”，来自一张唐乐演奏门票。大阪大学金吉泽照美老师给了他一张票，告知奈良公园有唐乐演出。白庚胜十分诧异，唐乐源自中国，在国内都没听过，在日本却有演出？第二天凌晨，他顶着寒风赶到奈良公园，拨开晨雾里的梅花鹿，挤进一个帐篷。 帐篷里，五六个日本老人演奏着千年之前的唐乐，乐器是中国古制，曲调是盛唐遗音。“那一瞬间，在似懂非懂地与唐人的音乐对话中，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们民族1000多年前的声音，怎么在自己的土地上听不到，却在异国他乡仍余音袅袅？”后来，白庚胜问一位叫志田稔的日本老人：“为什么中国已经失传的唐乐等，在日本能保存得这么好？”老人的回答让他至今难忘：“我们国家小、文化浅、历史短，这些费尽心思从中国学来的东西，怎能丢掉？”更让白庚胜震撼的是，君岛久子教授带他参观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时，他看到了这里收藏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展品，还有东南亚、非洲、欧洲的文物共24万件。站在纳西族东巴经展品前，白庚胜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坚信，随着国力不断增强，文化意识不断被唤醒，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好。
这两次经历，让他彻底明确了留学的方向：“我不是来学技术、学管理的，是来寻找‘文化如何支撑民族发展’答案的。日本能在战后快速崛起，除了技术和制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守住了传统文化的根。”1997年，白庚胜论文《中国云南纳西族的色彩文化》通过答辩，获得日本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导师提出高薪挽留，但白庚胜毅然带着6大箱书回国。“过海关时，工作人员查了3个小时，问我怎么不买家电光买书，净给他们添乱。我说，这些书比家电金贵万倍！”
抢救民间文化的“生死时速”——从口传文学到文化主权
回国后，白庚胜的目光首先就投向了他的家乡。“当时东巴舞谱、丽江古乐已经有人在做了，我就选了没人做的口传文学——这东西最急，人一走，声音就没了。”纳西语和汉语差异大，用汉字记录容易失真。为了原汁原味保留，白庚胜自己发明了一套记录符号，以准确记下它们的音、意、韵、情。 白庚胜背着录音机、带着笔记本，走遍纳西族的每个村落做田野考察。一次，他在拉伯中学，听说龙蟠乡有位70多岁的老人，会唱40部纳西族“大调”，就走数十公里山路前去拜访。“老人家里穷，一听说我要记‘大调’，老人高兴得连续给我吟诵。20天后，我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做了第一次文化遗产抢救尝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庚胜越来越发现，文化遗产保护不是纳西族面临的问题，而是全中国遇到的挑战。后来，他在全国政协提交了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等提案，积极促进非遗学的建立，以及服饰文化学、建筑文化学、医药文化学等的奠基。担心西部大开发会对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及生态产生影响乃至破坏，时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白庚胜，组织召开了“西部文化建设座谈会”，提出“保护为先、传承为要、转型为基、发展为本”的西部文化建设理念。此后，白庚胜又牵头开展多个国家级文化行动：在云南，开展茶马古道的考察；在新疆，开展吐鲁番文献整理；在西藏，开展象雄文明研究；在东北，开展东北文化工程；在东部、西部，开展“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白庚胜直言：“这不仅是保护文化遗产，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主权，要让世界知道，中国的文化遗产理应由中国拥有、阐释、转型、创新、利用、发展。”
文化传承的“新答卷”——从抢救保护到创新发展
“轰轰烈烈抢救民间文化的时代过去之后，现在要做‘养生’——让文化活起来，有新生命力。”白庚胜说，过去是“120急救”，现在是做“康复治疗”。他特别提到了李子柒：“这个四川姑娘，用镜头拍做面条、织蜀锦，把中国的生活文化传到全世界。这就是新的传承方式——不是老掉牙的‘复古’，而是用现代手段讲传统故事。” 在丽江，白庚胜力推把东巴医药做成产业：“东巴经里有很多医药类记载，有独特的系统，是对中医宝库的丰富。有个叫和士秀的纳西大夫，把纳西药推向了世界。丽江完全可以把一家人的效益，变成一个县、一个市的效益，让文化兴旺一座城。”
白庚胜的文化传承，也在家庭里延续。妻子孙淑玲原来是京剧演员，为了支持他，放弃了舞台，成了他的“第一读者”“录音师”“打字员”。“我写的每篇文章、每本书，都要先给她看，她不点头我就不敢发表。”家里的厨房、卧室、客厅，到处是夫妻俩一起收集的文化资料。“有朋友来做客，说‘这简直是个图书馆’。我说，书比奢侈品珍贵，能让我们守住民族的魂。”
值得一提的是，孙淑玲把自己主编50卷《白庚胜文集》的稿费全部捐出，以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出版事业。孙淑玲笑着说，“至今，我们俩已经在全国各地捐建10多所图书馆，捐赠近10万册图书，并给许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以资助。”
如今68岁的白庚胜，依然停不下来，走遍全国2870多个县。“读书有各种方式。别人用眼睛阅读，而我更多的是用耳、用脚阅读。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听当地人讲故事、谈民俗、唱民歌，吃当地的饭，说当地的话，把所到之处的历史、地理、山川、风物搞透。”就在专访前几天，白庚胜再次到甘孜去看唐卡博物馆，听格萨尔史诗，跟当地艺人聊传承。他说自己的研究方法是语言、文字、文献、考古、比较、基因、统计等九个维度综合法，决不拍脑袋说话。如今，白庚胜又在转向做金属、地名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他指着身后书柜里整齐摆放的一部部文稿，感叹道：“我这一辈子，从放牛娃成为学者，靠的是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靠的也是文化。我不在乎生命长短，而在乎活得有意义。遇上好时代，生在大中华，能为文化传承繁荣与人民的文化利益做点事，我知足了。”
【对话】
我们的文化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壤里
初心与起点：为何与文化保护结下不解之缘？
记者：您自小在大山中成长，这样的成长环境，对您后来的职业选择和关注方向，有没有造成一些早期的影响？
白庚胜：我是来自大山里的少数民族孩子，自小在传统文化的民间田野里长大，这注定文化保护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母亲是对纳西族文化烂熟于心的民间传承人，所以我是带着一身“泥土味”上的大学。这种从小浸润在民间文化里的经历，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天然的亲近与热爱，也为后来投身文化保护埋下了种子。
记者：上大学后，接触到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环境，您对“文化”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白庚胜：上大学后，我的汉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对汉文化的理解能力都得到了提升，才真正了解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各个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也对民间文化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我意识到这些民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是没人保护，很可能会慢慢消失，所以越来越坚定要做文化保护这件事。
记者：在您刚开始关注文化相关领域时，有没有哪件具体的事，让您产生了“这件事我必须去做”的强烈想法？
白庚胜：有一次从城里回乡下老家，要徒步走10公里路，半路碰到村里的和志林表叔。他是有名的铁匠、木匠，我从不知道他懂民间文学。他听说我回来收集民间文学，就给我唱了《挽歌》和一首情歌，翻译成汉语后，意境丝毫不亚于《诗经》和乐府诗。一个没受过专业文学训练的民间老人，能创作出这么动人的作品，让我特别震撼。我意识到民间藏着太多珍贵的文化瑰宝，要是不赶紧记录，等这些老人不在了，这些文化就永远没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文化保护这件事必须马上做。
实践与方法：如何让濒危民间文化“活下来”？
记者：您早期开展文化抢救工作时，为何选择从纳西族的口头文学入手？
白庚胜：当时已有专家在抢救丽江东巴舞谱，宣科先生在传播丽江古乐，还有人组织抢救东巴经，他们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我不能跟别人“抢饭吃”。而纳西族的口传民间文学抢救基本是空白。更关键的是，口头文学稍纵即逝，讲述人去世，文化就没了，不像东巴文字有载体。所以我决定去田野，走遍纳西族支系和村落，抢救这些马上要消失的“活文化”。
记者：口头文学的记录难度不小，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尝试过一些特别的方法？
白庚胜：纳西语和汉语不一样，象形文字也记录不了口头文学，汉字记录又有局限，所以我自己发明了一套文字符号系统，就是为了精准记录口头文学的语义。我还专门去摩梭地区，那里有纳西族的“母本”群体，保留了丽江没有的古老口传文学，我走访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拉伯、盐源等地，把这些文化也记录下来，再把之前的工作整理得更科学、规范。
记者：您一直强调“用脚阅读中国”，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次经历，让您觉得“幸好我来了，没有错过”？
白庚胜：有一次，听说拉伯有位老人会唱很多民间长诗，我走了90多公里才找到他。老人七十多岁没读过书，但记忆力惊人，每部长诗四五千行，他用一年时间给我唱完40部大调，还连续20天把这些长诗全背给我听。他把我当成传承人，说“以后纳西族人要学大调，就找白庚胜”。能记录下这么珍贵的民间长诗，我特别庆幸当初没放弃，要是没去，这些文化就随着老人的离世消失了，所以“用脚走”才能发现这些藏在田野里的文化宝藏。
困境与突破：文化保护如何应对时代挑战？
记者：投身文化保护工作，让您觉得最难应对的，是什么问题？
白庚胜：最大的阻力是理念问题。过去很多人把传统东西贴上“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标签，我和冯骥才先生做文化保护时，有人写信说我们“保护封建糟粕”“对抗先进文化”。但我不怕，我从山沟里出来，读了很多书，知道越先进的国家越珍视传统文化。我就坚持做，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用实际成果证明文化保护的价值，慢慢改变大家的观念。
记者：您觉得该怎么处理文化保护和经济开发之间的关系？
白庚胜：当时国家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是江河源头，生态和少数民族文化都很脆弱。我提出“保护—传承—转型—发展”的思路，首先要保护，没有保护的开发就是破坏。比如不能为了赚钱就排污，破坏自然环境，也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让少数民族文化消失。文化要适应社会转型，但前提是保护，只有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才能让文化和经济相互促进，而不是互相冲突。
记者：现在大家常说“和世界接轨”，在文化领域，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接轨？
白庚胜：跟世界接轨，得有自己的文化“轨道”。用自己的方法接轨，才能不被别人同化。我们中华民族更要守住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根。比如现在有人学西方文学，但不能用西方的东西代替我们的唐诗宋词、乐府民歌。我们的文化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壤里，再吸收国外先进理念，而不是全盘西化。只有守住传统的“轨”，才能真正和世界接轨。
体系与传承：如何让文化保护“代代传”？
记者：现在国家建立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您觉得这个制度在文化传承中，能起到哪些实际作用？
白庚胜：能解决“没人学、没人传”的问题。以前没制度时，学非遗没收入，没人愿意干，都去打工赚钱；现在有了制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补贴、有奖励，每年能拿固定经费，还有文化尊严，能靠传承养活自己。而且制度有要求，传承人要带徒弟，一代一代传，还有考核，做得不好会被撤销资格。这样一来，有人愿意学了，也有人认真传了。比如格萨（斯）尔传承，以前没人学，现在有了制度保障，慢慢就有传承人了，文化就能传下去。
记者：除了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您觉得民间的力量，比如普通大众、民间创作者，在文化传承中能做些什么？
白庚胜：民间力量的作用特别大。比如李子柒，她用镜头记录传统文化，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美，影响了很多人，是很好的民间传承人。还有松鸣岩花儿会，十几万农民从各地赶来，自发对唱民歌，没人组织却特别热闹，这些民间自发的文化活动，能让文化保持活力。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人模仿李子柒，用新方式传播夏布、香云纱这些传统文化，民间力量能让文化传承更接地气、更有生命力。
记者：您觉得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让年轻人更愿意了解和接受传统文化？
白庚胜：现在学校开了非遗相关课程，这是很好的开始。但不能只靠课本讲，要让年轻人真正接触传统文化。比如组织学生去田野，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手艺，听民间老人讲民间故事，让他们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有建乡村书屋，让农村孩子能读到传统文化书籍。年轻人有创造力，让他们了解传统文化后，能结合现代技术，比如用摄像机、短视频，用他们喜欢的方式传播文化，这样才能让文化在年轻人中活起来、传下去。
使命与展望：文化保护如何助力文化强国？
记者：了解到您的研究领域从民间文学，慢慢拓展到文化遗产学，再到文化战略研究，是什么促使您不断扩大关注的范围呢？
白庚胜：我是全国政协常委，不能只盯着纳西族、少数民族文化，要站在国家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高度做事。以前做民间文学，是因为那时候民间文化需要抢救；后来做文化遗产学，是因为要建立理论体系，指导全国的文化保护工作；现在研究文化强国，是因为国家要在2035年实现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得做文化战略研究，为国家提建议。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使命，我的研究领域拓展，也是跟着国家需求、时代需求走。
记者：您常说“文化是民族的基因”，在您看来，保护好传统文化，对我们建设文化强国，能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白庚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建设文化强国，不能没有这个根。比如我们的唐诗宋词、民间文学、非遗技艺，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独特文化，能让我们在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保护好传统文化，才能有文化自信，才能创造出更多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成果，让中国文化影响世界，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
记者：未来在文化保护和传承这件事上，您还有哪些计划？对年轻一代，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白庚胜：我现在还在整理之前记录的民间长诗，要把它们翻译、出版，让更多人看到。还会继续提提案，推动文化数字化、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对年轻一代，我希望他们能多了解传统文化，不要数典忘祖。年轻人外语好、会用现代技术，能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方式结合，比如用短视频、直播传播非遗，让传统文化更有活力。希望他们能有文化自信，守住我们的文化根脉，为文化强国多做贡献。
【记者手记】
放不下冰箱
却容得下文化万千
一进门就被书“堵”了路——这是我前所未有的采访体验。白庚胜先生家里的书，到处都是，多到连厨房都不放过。他美丽的夫人孙老师笑着向我抱怨：“我想换个大冰箱，都挤不进去。”
两个多小时的对话里，这位68岁的学者时而用纳西语吟唱古老长诗，时而因回忆起抢救文化遗产的往事红了眼眶。他的讲述，让“文化传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温度、有重量的生命实践。
从滇西北的村寨火塘到日本奈良的唐乐演出，从徒步深山记录口传文学到构建“文化遗产学24论”，白庚胜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文化传承紧密相连。他谈及母亲播下的文化种子，提及日本留学时的震撼与反思，更细数着田野调查中的点滴——为了留住民族的根，他甘愿踏遍山河，与时间赛跑。
回首这大半生，白庚胜最珍视的“宝贝”，就是那些用笔记录的纳西族长诗手稿，纸张已泛黄，字迹却依旧清晰……这些年，他一点点把它们翻译成汉语，“我一动笔，总觉得那些逝去的老人就在窗外看着我，好像在说‘你当初答应我们的，要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他们都不在了，但声音、作品还在，我不能辜负这份托付。”
摄影：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