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堂中的杜甫塑像 刘开渠 作

一

每次有朋友来，当然会陪着去杜甫草堂。这已经是一个繁华甚至显赫的所在，天下凡读过书的人到蓉城，大致都要来此拜谒，好像成了一门文化和精神必修课。看到刘开渠所作的杜甫塑像，瞬间被那种蜷曲如刀片的形态震撼了：一个人再怎么瘦削，也不至于连全身血肉都如扭结虬枝吧？再怎么苦难，也不可能宛如一张生铁做的硬弓吧？

草堂里都是人，熙熙攘攘，俨然闹市。有些人在碑亭前拍照，于水塘边喂鱼；有些人在杜甫塑像前端详；更多的人仰着头颈，在墙壁上重温杜甫的岁月。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背诵：“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还有一些游客走过密集的竹林，在草堂大廨、工部祠、浣花祠、梅园、唐代遗址、诗史堂等堂馆眼波流转，若有所思。

杜甫当年肯定没想到，他“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的简易草房，如今居然热闹如斯。到万佛楼，看到“心生万福”四字，忽然想到，一生经历非凡苦难的杜甫以其诗歌书写，已经成为绚烂之光与巍峨之山，为后来者树立了参照，正如元稹所说：“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杜甫之所以伟大，当然与其个人命运息息相关，更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环环相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始终是朝向大地人间，对人和万物充满深情，对世道人心有着深刻刻绘与艺术呈现的。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其远祖为魏晋名将杜预；祖父杜审言，性狂傲，也以文章名世，是五言律诗形式的奠定人之一；父亲杜闲则曾任奉天令、兖州司马。以家世论，杜甫也是堂皇，他曾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他甚至还有点看不上屈原、贾谊和曹植。“文人相轻”的另一个意思，是相互超越的雄心。杜甫也确实卓然不群。虽在当时，李白早已名满天下，贺知章美称其“谪仙人”；高适早年混迹于封丘，日子朝不保夕，随后流寓长安，干谒多位高官，终遇哥舒翰。因为年纪较小，杜甫名声还不显，他意气风发，满怀期待地参加科考，直陈时弊，不幸落第。但他似乎很快走出这次失利，随后游历齐赵，快意山水，写下《登兖州城楼》《望岳》《题张氏隐居二首》等作品。单以《望岳》而论，杜甫已经完全有资本在高才林立、龙腾虎跃的盛唐昂首阔步了。他这首诗对于泰山乃至齐鲁大地极具张力与概括性的诗性呈现，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凌绝风姿、宁静而又辽阔的雄浑之境，足以雄视百代。

二

这就是杜甫诗歌创作的起点。他无名，但胸中锦绣，灵气四溢。我常想，写作虽然有方法，可以教学，但写作一定是自我意义的创造，技巧只是手段，绝非目的。或许，古往今来的优秀诗人、作家，就是世间最少，但又天性敏感、多情、敏锐、孤独，用精神和文字暖心暖人的那一部分人。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确了生命的意义和主要任务，尤其像杜甫这样千年不遇的大才。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父亲杜闲辞世，这是杜甫窘迫、流离命运的开端。天宝六年（747年），杜甫第二次参加科考，李林甫制造了一个“野无遗贤”的“闹剧”。再次入仕无望，杜甫与李白再游山东，寻幽访隐，倒仍快意。此后的岁月里，杜甫大部分时间流寓长安，干谒各路高官。但命运似乎并不想让他去做诗歌之外的任何事情，似乎他必须经受苦难，必须人生多舛，必须自我成就。他先后结交李邕、郑宏之、郑潜曜、郑虔、韦济、王倚、哥舒翰、高仙芝、鲜于仲通等，写下大量自荐诗作，仍没有改变身份，以至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天宝十年（751年），唐玄宗李隆基祭告天地以及祖宗，杜甫写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进献皇帝，“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我常常想，如果杜甫从此走上仕途、出入庙堂，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会有杜甫及其作品吗？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杜甫，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诗歌配得上他所经受的苦难，以及他所在的时代。

杜甫深入时代和社会内部，在巨澜微波与华灯暗角，洞彻时代本质，以黔首草民之身，经受历史进程与人间苦难。由此，催发和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他的诗歌立场；由此，这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念念不忘“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济世理想的旷世才子，在庞大而深邃的长安，孑然于繁华灯火挤压的斑驳，忧闷在北风洗身的寒门破屋，清醒而又痛切地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深刻触及社会现实的诗作。

三

有一年冬天，我去杜甫草堂参加诗歌活动，发言当然要以杜甫为例。我说，一个诗人及其写作，一定是时代在他内心的反映，以及他对时代本质的理解和表达。诗人和作家就是要诚实地朝向大地人间，始终对万物保有丰富深刻的爱意，为时代树碑立传，并且推己及人，修辞立其诚；就是要体味众生悲苦，进而仰望星空，把人类的历程及其命运，栩栩如生地悬挂在每个人的心间与头顶。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杀到了洛阳。李隆基逃往四川，翌年，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杜甫连夜投奔，谒肃宗于彭原郡（今甘肃庆阳），拜右拾遗——这是杜甫一辈子得到的最大的官职。但不到一年，“高谈有余，而不切事”的好友房琯带兵作战，因不懂军事，在咸阳附近的陈涛斜全军覆没。出于义气，杜甫上疏肃宗，建议保留房琯宰辅之位。肃宗怒，贬房琯为邠州（今陕西彬州）刺史、杜甫为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回到鄜州（今陕西富县）时，迎接杜甫的，却是“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痛彻心扉的人间悲剧，猛烈而又极致地向杜甫袭来。

乾元元年（758年），杜甫带着妻儿辗转到天水，投靠侄子杜佐。连年的战乱，使苍凉大地坟丘耸立，流离失所的人们在料峭风中面无血色。他修建了简易草堂，虽然暂时得以栖身，但他的生活仍旧寒苦，“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秦州杂诗其十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始终关注家国安危，“那闻往来戍，恨解邺城围”（《秦州杂诗其六》）。这是一个人的伟大品格与博大胸襟，也可以说，杜甫生来就是一个“大人”，与天地合而为一，早已将个人融入了家国之中，也融入了苦难和现实之中。

当年秋天，杜甫举家辗转成都，在几位故交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修建草堂。

成都之于杜甫，不仅是文学福地，也给予了他人生中最为安定的一段时光。“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此时，严武第一次任职剑南节度使，给了他许多具体帮助。可不到一年，严武又被召回长安任职，杜甫相送，两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走到了奉济驿（今四川绵阳东沉香铺），杜甫作《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一诗，伤怀“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杜甫知道，严武是懂他的，也是怜惜、真心待他的。

与此同时，故友高适由彭州转任蜀州，也给予了杜甫生活上具体的帮助，“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这是诗人和诗人之间的情谊，这种情谊是以诗歌为纽带的。诗歌在很多时候勾连着全天下的同行，也通行在众人的心灵之间。广德元年（763年），在三台避难的杜甫闻听官军平叛取得胜利，欣喜若狂，写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的调子是他诸多作品中最为明亮与快意的，尽管他只是大时代中一个卑微的流寓者，但对于家国的深情与精神皈依，早已深植于他的骨头和灵魂了。

四

诗人若不具备家国情怀，就不可能成为大诗人。凡大诗人，必定与家国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个至高的境界。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也是至高无上的“加持”之力。“家国”二字，似乎无色无形，不着边际；实则浩渺宏阔，精微无极。可具象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月夜》）等个人亲情与对众生的悲悯之情；也可升腾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天地之心与对人间的大惆怅。

广德元年（763年）8月，故友房琯回京时病逝阆中，杜甫即刻前往吊唁。目击阆中山水，他写下《阆水歌》《阆山歌》《发阆中》等作品，这些诗作至今依旧是各地文旅的“金字招牌”。沿着涪江，他也去了陈子昂的故乡射洪，遍寻陈公遗迹，写诗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这是两位大诗人穿越时空的精神交集，杜甫对于陈子昂的认同，其实是对另一个自己的顾怜与呼应。

广德二年（764年）正月，严武再度入蜀，接替高适为剑南节度使。较之高适，杜甫和严武的交集更频繁，严武还曾向朝廷表奏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但很可惜，唐永泰元年（765年），在今之理县、松潘多地取得对吐蕃作战的决定性胜利后，严武突然暴病身亡。

没有了严武的成都，草堂顿然空若废墟。

我每次去草堂，站在浣花溪水一边时，总能看到一个佝偻的背影，在竹林或者溪边小径上缓缓而行，好像要去周边农家串门，也好像独自在寻找着什么，忍不住吟诵他的“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我只觉得这个人还在，还是那样的倔强与自负，甚至有点顽劣。尽管生活不如意，但他依旧对身边的树木花草乃至他者，始终抱有源自心灵的爱意，他《绝句二首》中的“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等诗句，简直就是天籁。

我尤其喜欢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望岳》《兵车行》《旅夜书怀》《登岳阳楼》《月夜忆舍弟》《梦李白二首·其二》等篇章。相对于他呈现苦难和史实的诗作，他这些作品当中某些诗句犹如雷霆闪电，云霓虹彩，骏马绝尘。“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更是“天机神授”“神来之笔”。

诗人终究还是有大诗人小诗人之分。小诗人是“作诗”，专注雕虫小技以及行近可见之物；大诗人则思接千载，内心与眼界贯通天地人神。优秀的作家、诗人始终保有赤子之心。倘若杜甫真的锦衣玉食、出入庙堂，成了他自己也渴望的那种“器”，他是否还能写出如此的诗句？他还会是那个言人所不能言、发人所不能发的“诗圣”杜甫吗？

他的“三吏三别”，他的《佳人》《前出塞九首》《羌村三首》《哀江头》《彭衙行》《北征》《王命》《丽人行》《秦州杂诗》等，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史诗，也是诗史，他是用诗歌为时代和众生立传的人，一个始终与天地人间保持亲密关系的诗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他都不掩饰自己的世俗想法，尤其是在困苦、落魄、卑下的现实生活中，以此为基点，将心比心，用诗歌对更多人的苦难给予了心灵关照与抚慰。

在细风尘埃之中提炼火焰，于烟火众生之间捕捉时代与大地的信息，坚持在风中点燃蜡烛，在灰烬中捡拾星光，这是诗人和作家的天职。每一个作家诗人，都属于自己特定的时代，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诗人和作家要做的，是秉持诚挚、修德、进业之心，为无名者立传，为无声者发声，这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基。从这个角度看，杜甫就是世不二出的天选之子。尽管他沉郁，他孤独，他一生投亲靠友、颠沛流离，但他的诗歌与时偕行，夐邈高耸，高视天壤，开合雷电，他的内心和精神始终是丰盈的、悲悯的、超越的和辽阔的。缺李白而天地无色，少杜甫则人间寡味；有李白宇宙生辉，爱杜甫众生温暖。

五

所有的艺术都是继承和重建，是综合百家之后的自成一家，是承继前辈之后再辟境域。杜甫就是历史上少有的，能为后世作标杆的诗人。他的写作是据实的，而且真实得叫人不由哀怜，疼痛得令人全身发抖。可这些文字都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来自时代之中的苍天大地与人的现实际遇，也来自诗人对社会现实、烟火人间、自然天宇和他者的理解、同情、怜悯与慈爱。他的诗总是妙手天成，总是能够于寻常事物之间迸发天才的光辉。他的组诗《戏为六绝句》，简直就是在为诗歌立“规矩”，尤其《春夜喜雨》一诗中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足以成为一切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

每每诵读他的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人的生活及其内心的挣扎痕迹，更可以看到他处逆境不堕其志，于绝境而心忧天下，行于泥泞之夜自带星光，困于一地却尽可能照亮更多人的隐忍与达观。

自购小舟离开成都的杜甫，入岷江，经泸州、宜宾，到夔州，一家人一条舟，在浩荡江河之上颠沛流离。这条舟承载了他们一家人乃至时代之中万千人的孤独与凄怆，但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这条舟就像是一座浑然天成、巍峨华美的宫阙，虽在中唐的天空下形单影只，内里却气象蔚然、变化开阖、出奇无穷。

写作者总要不断变换方式，求新求异，求深求远的。正如清人赵翼《论诗》所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后人指摘李白诗歌不足之处，便谈到其诗少变化。与之不同的是，长期的流离与苦难，使杜甫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多种变化。沉郁顿挫固然是他诗歌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此外还有深刻、丰富、真实的人类情感，“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精神，忠贞不二的家国情怀，关切民生与时事的古道热肠以及热血激荡的风骨。

杜甫是一个复杂的人，也是一个一直在寻求变化的诗人。不论是现实人生还是诗歌写作，他似乎比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立体、生动，更为独特。诗歌是开新境，而非蹈故辙，但不是每个诗人都可以如此。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作别吴南卿等人，转身进入长江。这泱泱载动万千世事的河流，托举着那个时代的日月星辰与人间烟火，虽然沿途不断与故交雅集、作诗唱和，但生活依旧“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秋日荆南述怀》）。

大历五年（770年），在暮霭沉沉的湘江岸边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之后，贫病交加的杜甫悲怆到了极点，生命也在凄风苦雨中涅槃成圣。从这个时候开始，杜甫已不再是一个人了，他的魂魄乘坐诗歌的彩翼与神韵，成了无数人的杜甫，甚至全人类的杜甫。我想，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写作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当世显达，或以此作为世俗生活的某种光环，而应该努力在人类的文化空间，安放更多的璀璨光亮，为更多的人提供情感和精神坐标。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一次去了杜甫草堂。正值7月，到处沉闷爊热，繁多的花草树木匍匐、木然于骄阳与水汽之间，自浣花溪公园婉转而来的鸟鸣叫人心生涟漪。游客依旧摩肩接踵，或是仰头，或是环视。我想，杜甫“文功”“德功”至大矣！在世时候穷得吃不上一顿饱饭，可因为他和他的诗歌，这草堂已经成为后世无数人拜谒与怀想的文化圣地。他用自己的微渺之身，以近乎极端的苦难承受力，始终深情诚实地面朝大地人间，以身为笔，以诗为史，不仅为后人撑起了苍郁深远、浩荡无际的精神绿荫，更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学镌刻了枢机日月、格力天纵的皇皇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