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7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1961年被调往山东支援老区，在山东担任十几年的中学校长。1983年到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为第一任书记兼总编。1997年，他的长篇三部曲《战争与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王火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也是第一个采访李秀英的中国记者，那些讲述和报道成为日后证明南京大屠杀存在的重要证据。花山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与火对望》，为王火的最新对话录。

锦江之畔借光望火

江水汤汤，绿荫匝地，雀鸟啾鸣。有形的江水，流动着无形的思绪。癸卯年夏至后第三日，火热的成都，迎来一场暴雨，锦官城一下就凉快了。踏着水花四溅的街道，我拿到了刊载“文坛真君子：王火”文章的打印样报和文学名家对话录《与火对望》一书。我将书装入行囊，沿锦江徐徐行至茶社。足音叩在湿润的砖石上，思绪却如江上的白鹭，临江照水，飞翔于汤汤碧波之上。王火老师居住在浣花溪畔，在濯锦公园的锦江边读关于他的书，应是更为合适的，流动的江水正暗合连接与交流的意象。在水边来读“火”，是否更有火光、水色相映的意趣呢？

对话记录者在书里写道：这位备受文坛尊敬的巨匠，一生历经坎坷，精神始终如火焰般炽烈，个人气质又如水柔和。一个诗人说：异质的嵌入必将有新意重生，在已存在的反差组合里，进行的“对谈录”，会有怎样的张力与预期呢？

原来生命里有一种直觉，在选择的路上，预设了行动的指示牌。我之所以来到江边，是因为在与“火”的对望里，我会遇见人性的温暖，遇见生命中滂沱的泪水，遇见水与火的相映。

“与火对望”四个字，是对话，也是情境，是亲近，正是温度，是关于温暖的记忆与想象。作者给这本书取这样的名字，也一定有王火老师给他的温暖作为底色。作者在书序里用深情的笔触回忆自己首次采访王火老师行将结束时，王火老师突然说，“我在《四川文学》杂志上看到一篇写石达开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得到肯定答复，王火老师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对他说：“新闻与文学，让我们结缘了！”令他大为感动的第二件事，是作者在一次采访交谈中，说到他的新书中没有石达开的照片而遗憾，王火老师听了怔了一下，说：“我见过。”于是他转身打开书橱，找出一个大夹本，抽出一张《华西都市报》递给他。这是他在报上连载的写石达开的文章，恰好是石达开在成都凌迟的一章，编辑插了一张晚清时期凌迟的照片，并不是石达开。说明了王火老师对他的文章在持续关注，并留下了样报。这样的关注对一个作者来说，不能不让人深为感动。

我相信，与王火老师交往过的后辈，都会有几件令人感动、难以忘怀之事。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春节，给王火老师电话问好，他说：“我在《四川文学》上看到你写的小说《送你一束蜡梅花》。过节了，你也送自己一束！”那样一篇不成熟的小说，他也认真看了，还有他言语中的关切，让我感动。当凌起风老师去世后，他寄给我的册子上，还用我一篇散文中的“风筝”来形容他失去伴侣的悲伤。那时我还没有出版散文集，也许是我送过我发表的文章给他，但那样一位大作家，又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不看是很正常的事，没想到他认真看了，还借用我文章的意象来表达他失去伴侣的心情。

我在江畔茶社的阴凉处，拣一树荫浓处落座。竹椅微响，茶烟袅袅，静静展读王火与两位作家的对话录《与火对望》。这册文学名家对话录，对话内容并不局限于文学。正因为相对而坐的聊天，才把思绪与谈话推到比文学更远的地方，出生、家庭、成长、经历、人生际遇等，让我触摸到了王火老师“文学冰山”之下的部分。这本书让我走近、了解王火老师，予以很大的补全。我不曾有蒋蓝这样对王火老师的持续采访及多次的深度交流，对话者数度叩开王火老师晚境的门扉，完成了这场珍贵的“对望”，为世间留下《与火对望》一书，让王火老师的仰望者和研究者，多了一个全新视角。

这本对话录如一束穿越世纪的光，正是为如我这般暌违王火老师十余载的后学，架设的临水照影之桥。

在战争与泪水中埋下的火种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往往会形成他的心灵密码。了解一个人的童年，是认识一个人的钥匙。面对提问者、探讨者，王火老师讲述他的家庭、成长、经历与创作。让我看到一个被战争围困的人，情感心智的成长，以及在泪水中埋下了一生信念的火种。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寇开始轰炸南京。为避空袭，王火老师与家人开始了四处辗转的生活。从南京到芜湖，到南陵，转安庆，再到汉口，转到广州，再转香港，但无一处安全。在去广州的铁路上，遇到了大轰炸，他们乘坐的火车车厢被炸弹击中，车厢被炸飞，他们一家侥幸逃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火的父亲王开疆是著名律师，活跃在上海、南京的政界、商界、教育界，并在两地置了房产。与章太炎、马相伯、于右任等一起，投身辛亥运动。抗战之后，年少的王火还与他父亲在极司菲尔路76号被软禁过。他拥有广阔的视野和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汪伪政权”的挤压，他父亲宁投大海不为逆的选择，给年少的王火深重的记忆。

从香港回上海后，他们一家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生活。1940年，在堂兄秘密安排下，敌伪防卫松懈的大年初一，父子3人不带一件行李，确认没有跟踪，七拐八拐到约定地点，换上平民的衣服赶往码头，登船再次逃往香港。一天夜里，他们的四等舱等来了一次可升舱的机会，两兄弟就让其父亲改升三等舱。可当次日早晨，经过一次查票之后，兄弟俩再去父亲的船舱，父亲不见了，只有父亲用帽子压着的一张纸条：“济、溥二儿，父蹈海矣！儿等至港可找✕✕✕先生求救，父绝命言。”

父亲蹈海，是舍生取义吗？是为了民族大义吗？是为了保护家族安全？真的蹈海了吗？无论什么，都难抚心中的激愤和悲伤。一年后，王火又回到上海，在那里上了初中的最后一课。

1941年，日军攻占了上海租界。在租界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王火，深夜被飞机的轰鸣声、奇怪的巨响声、炮声惊醒。忐忑不安的他第二日来到学校，只见少数几个同学。窗下的南京路突然走过东洋海军陆战队的入城队伍。远处的敌人突然来到跟前，心里的震动非比寻常。同学们慢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里戚戚然。有同学含泪在黑板上写下“最后的一课”，最小的同学有个飞行员哥哥，前几天才在空战中战死，他伏到课桌上放声大哭起来，王火的心像是被窗外整齐低沉的脚步声碾过，屈辱得不想活了。这时，教语文的王老师来了。他看到黑板上的“最后一课”，默默站了良久，转身掏出手帕擦眼泪，并写下《新亭对泣》。新亭就在南京的南边。老师在情境里，说的是西晋灭亡之痛，说的也正是当下……深受感染的王火坚信，战争和刀枪能毁灭许多东西，但不能毁灭美的思想，想用枪炮征服中国人，是妄想！

此后，又被继母赶出家门的王火，怀揣着老师留给他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临别留言，穿过敌军封锁线，辗转数月，孤身前往四川江津就读，从此与四川结缘。在那里上了高中，认识了他的校友加邻居、一生的伴侣凌起凤。他与母亲一起营救了地下党员陈展。后来在陈展安排下，他曾与乔冠华等坐飞机重回南京，将南京的别墅交由他们创办《新华日报》。他在抗战的烽烟里，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选择以笔为刀、以笔抗战。他见证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控诉的颤抖；在四行仓库的硝烟中，他冒死从租界划船运送慰问物资，见证了“八百壮士”的孤勇。在大学三年级，就被列为政府特别代表，领受采写南京大屠杀、审判日军战犯的任务，写出一系列重大报道。将李秀英身中37刀仍宁死不屈的壮烈，化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长篇通讯。油墨里浸透着历史的血泪真相，也将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的尊严进行了揭蔽反光。王火坦言：“写作如战地摄影，照片不够好，是因为你离战火不够近。”

王火老师抗战中的成长岁月，战争与泪水中埋下的信念火种，开始燃烧，照亮自己的信仰，也照亮那些历史中的真实和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

火光照亮的抗战文字

王火老师一生广阔的际遇里，我们看到一条务虚与务实、个体与家国、工作与生活、爱情与事业达成和解的道路，如雨在云，如春在花，如盐在水，如光在火。我看到，感叹“在一亩薄田上皓首穷经的人生”，以达到的深度，与一种广阔，在对望中点燃谈兴，握手言欢。也看到那近乎完美的和解背后，王火老师对每一件事都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坚毅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他难掩激动的心情，以“王火”为名发表作品。以火热的激情，干火热的事业。他工作过的地方，横跨南北东西，每一个岗位，他都孜孜不倦，尽心尽力，力求真实和完美。那些战争年代的经历和记忆，在头脑里不断发酵。他想起托尔斯泰的话：“活着，活得盛大。”他想中国经历这样艰难的抗日战争，应以文学的形式，留下坚强不屈的历史。全景式抗战长卷《战争与人》的前身，120万字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就此开笔……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工作十分繁重，加班加点地工作已成常态。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到办公室，已是十分疲累。已不能再有业余时间和假期见缝插针地写他未写的那部抗战长篇了。但他又无法放下写了接近100万字的小说，他的心里竟然有了悲壮的感情，想再艰难也要完成，要让孩子们知道中华民族曾有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于是干完工作的深夜，他又开始写作上的长途跋涉，如一只在纸上吐丝的蚕，苦熬了十个寒暑，终于在1961年，书稿完成交给了出版社。谁知，这部被认可又反复修改的长篇，竟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王火被迫将其焚毁！

20年过去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王火约稿，要他重写《战争与人》。此时王火已55岁，他想起了海宁籍的史学家谈迁，他花了20年时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编年体明史《国榷》一书，大功告成，终可轻松的时刻，不料手稿被撬门入室者窃走。55岁的他，知其时不我待，终又重整旗鼓，重编《国榷》，删改6次，耗时十载完成108卷的浩荡巨作。55岁重燃生命之火，给了王火老师一个可效仿的先例。55岁，是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刻，他终于下定决心：重写。

王火重回南京、苏州等地，以缝合那些疼痛的生命感觉记忆。在寒山寺，与朋友谈起张继的枫桥，听闻着古钟声，看着古运河的流水，想到历史的演变，人生的际遇，人事的沧桑，而唯有文字可以留下，那些亲历的抗战百态不应该掩埋进历史的风烟中。他心开了，创作的激情找到了。

多么感谢出版社的相约，多么感谢古运河和张继的寒山寺，让王火启动了在失落的阴云下，重新获得的想象与心绪。让后辈可以看到这段历史，看到《战争与人》这部大书。创作的难度也如抗战一样曲折、困苦。但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沂蒙山的夜晚终于被点燃了。沂河边的旧居里，亮着一盏深夜不灭的灯，写作的激情开始像奔涌的沂河水，在稿纸上铺排开来。王火感慨，摒弃了多少生活乐趣，损害了多少健康，增添了多少白发啊。但他一遍遍对自己说：“太阳落下去，还会再升起来。” 3年的苦写苦熬，《战争与人》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终于杀青。

《与火对望》中，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创作秘史被再度唤醒，更富命运隐喻的是，1985年，重建这部史诗的第二部时，王火老师在成都为营救坠沟女童而撞伤头部，脑部出血，话都讲不清，用了近两年时间才恢复，左眼则永堕黑暗。他用仅余0.6视力的右眼，独目著书60万字，用生命之火完成第二、三部。167万字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终在1992年完成出版，1993年整体再版。以满票斩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与陈忠实《白鹿原》同列巅峰。书中卷首语如星火燎原：“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这既是对父亲王开疆蹈海殉国的追怀，亦是对民族精神的礼赞。

《与火对望》的珍贵，还在于它敏锐捕捉并深刻揭示了王火精神世界中的“火”与“光”的奇妙辩证。当两位采访者探询他毕生创作的内核时，王火的回答如金石掷地：“文学的终极价值在于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精神文明境界。”书中详述了他书写南京大屠杀时近乎严苛的自律——拒绝任何为刺激感官而进行的虚构惨状渲染，坚持依靠亲历者的证言和扎实的史料来重构历史的现场，让真相本身那沉甸甸的力量去震撼人心；在追忆父亲王开疆面对汪伪政权威逼利诱，最终选择蹈海明志的家族伤痛时，他同样以史家的严谨进行细节考证，将一己之哀恸升华为整个民族气节的悲壮象征。《与火对望》所打捞的，远不止于一位文学老人的个人记忆长河，更是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在血泪与战歌、毁灭与重生中反复锻打、淬炼而成的精神脊梁与灵魂矿脉。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也正值王火老师103岁（虚岁），他还对看望他的《成都日报》记者唱起了抗战歌曲。他的生命之火，依然以其恒久的温度，温暖着中国文学奔流不息的河床。

合卷远眺，锦江碧波揉碎云天。忽觉《与火对望》的奇绝，恰在作家之间灵魂的辉映。长者的端方厚重，与巴蜀才俊的奔放不羁，在对话中淬炼出新的精神特质。原来江畔看的不是书，是生命火焰的共舞。王火以生命为炬，以文字为镜，而如我这般的读者，亦在仰望中将自己化作新的反光体——这或许正是献给文坛真君子最好的寿礼：证明他点燃的火种，终将在无数后来者的血脉里长明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