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全：自古“得盐铁者得天下”。自贡虽然是四川最小的地级市，“自贡”这个名字虽然在民国时期才出现，但因为“盐分十足”，因此这块地域很早就名扬天下。自贡还有恐龙化石，还有灯会，“大三绝”之外还有“小三绝”。新老元素的交织与对撞，必然在这块地域上产生丰沛与锋芒。你觉得从这里生长起来的自贡文学，有怎样的丰沛与锋芒？

高仁斌：自贡是一座因盐业发展而设立的城市，自贡市名就取自“自流井”和“贡井”两座盐场的首字，是名符其实的“千年盐都”。古代的井盐开采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勘探、选址、凿井、取卤、煎盐、运输等诸多环节，由此产生的盐场工种多达几十上百个，这就必然带来大量人口的聚集和交流，极大地促进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今天所说的自贡比较有名的灯会、大小三绝、盐帮菜等，都是因盐业发展所形成的文化特色。

在漫长的井盐发展过程中，自贡这座曾经遍地盐井的城市，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气质，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如开凿盐井一般的锲而不舍（一口盐井的开凿，短则一两年，多则七八年），二是在盐业生产过程中不断尝试不断探索的创新创造（盐业生产中涉及诸多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盐井开采投资、分红、考核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厚重的书。这样的城市特征对文学显然是一种极为重要而丰富的滋养。不论是题材、场景，还是人物、故事……就如地下取之不竭的盐卤一样，自贡这座城市也是一座文学的“富矿”，对自贡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生全：从自贡走出来的知名作家非常多，魏明伦、张新泉、白渔、范稳、李锐、蒋蓝、聂作平、李自国、朱先树、郭敬明、饶雪漫、凌仕江等等，都写出过许多不错的作品。这种现象在四川的其它市州是不多见的。你能谈谈自贡这个小地方，为什么能走出来这么多名作家吗？

高仁斌：川南自贡一直有崇文重教的传统，这一方面得益于古代井盐开采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从而有了重视教育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富顺县、荣县建制历史悠久，历代任职官员多重视教育，兴建学宫、书院，从而带动民间有识之士积极捐资兴学。从隋朝开科举到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仅富顺县就产生进士238名，其中不乏以文著名者，比如明代“景泰十才子”之一的晏铎、“嘉靖八才子”之一的熊过、清末“蜀中文学八大家”之一的陈崇哲、“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等。

在现当代的文学领域，自贡之所以能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传承。这些优秀作家离开自贡后，依然关注自贡的文学发展，不断推介家乡的文学新人。自贡在外的作家和本土作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可以说，他们每一次回乡，都是一场文学的感召。我想，这既是文学的力量，也是榜样的力量。

张生全：一直在自贡本土生活的作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贡本土作家的创作情况吗？

高仁斌：目前，自贡市作协有会员305名，其中在自贡工作和生活的有240名。中国作协会员有8名，省作协会员有81名。

在创作上，老作家中仍然坚守文学初心，保持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创作势头，比如王锐、蒋涌、赵应、辜义陶等，每年都有新作发表出版。中青年作家中，王孝谦、李开杰、李华、刘安龙、阳涛、喻礼平、李焕军、毛进、张益川擅长小说创作，周春文、陈学华、田一坡、王文炳、杨华、黄德涵、鲜晓东、野桥、罗伟、王鹏飞、杨莉擅长诗歌创作，陈刚、陈勤、刘建斌、王谦、刘胜秀、夏刚擅长散文创作。从题材上看，近年来更多的作家关注和挖掘本土题材，这是一个很好的开拓，比如王孝谦的《酒话》、陈刚的《自贡景物志》、杨源孜刘仁辉合著的《江姐童年故事》，这些作品出版后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张生全：作协工作要搞出成效，需要有阵地。你们协会的刊物《自贡作家》2021年才创办，每一期我都看了，感觉办得不错。您能介绍一下办刊经验吗？

高仁斌：市作协需不需要创办一本刊物？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但2020年换届后，作协班子确实围绕这个话题作了一次认真的讨论，办刊除了需要经费，更重要的是内容生产和质量把关，要把刊物办出成效和影响，并不是一件易事。市文联对作协创办刊物十分重视，党组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意并支持《自贡作家》（季刊）的创办。2021年9月，《自贡作家》出刊第一期，迄今共出刊13期。这是一本很年轻的刊物，谈不上任何经验。我们的组稿工作主要是通过协会的诗歌、散文、小说三个专委会完成的，也是初审环节。一名副主席作为执行副主编复审，协会主席负责终审统筹后，由文联分管领导再次复核。《自贡作家》从创刊开始，我们始终坚持用一定版面发表外地作家稿件，给会员搭建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也始终坚持集中组稿的方式，促进协会会员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作。

张生全：一个作家要能成长起来，需要热情，需要坚持，更重要的是需要悟性。而悟性往往与他受到的“触动”有关。我想问问，自贡作协给作家们提供了哪些“触动”？有怎样的成效？

高仁斌：成熟的作家，总是有自己清晰的创作计划和严格的创作自律，对题材的开掘，对技法的探索，也都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和追求。坦白地说，市作协的多数会员都还没有树立这样的创作理想，很多会员对文学的向往还比较感性，或者说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作为作家协会，的确有必要为会员创造一些“触动”文学感悟的机会，这也是作协的一项主要工作。

这几年，我们在协会活动组织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结合农业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古镇旅游开发建设等坚持做好每年三至四次的创作采风活动，形成一批主体性的作品，通过《自贡作家》集中刊发，促进创作交流。二是组织开展乡村振兴主题文学创作，为全市每个镇分别创作一篇散文，编辑出版了《盐都大地上的65颗明珠》。三是适时邀请文学名家举办文学讲座和创作分享活动，这几年先后邀请了徐则臣、王跃文、范稳、聂作平、李自国、印子君等作家到自贡。此外，市作协联合市文化馆、市评协，每年都会开展一次市内作家的作品讨论会，不断给会员创造文学交流的氛围。四是不断加强阵地建设，市文联在南湖体育场给市作协配备了一个办公室，既是《自贡作家》编辑部，也是协会召开主席团和理事会的场所。近年来我们通过争取支持，先后建立了自贡南湖创作基地、富顺海棠书院创作基地和自流井区农团创作基地。这些活动的开展和阵地建设，进一步激发了会员创作的积极性，提升了协会的影响力，拓展了发现文学新人的渠道。

张生全：您在富顺工作，一提到富顺，我就想到了“富顺豆花”，这显然是富顺的名片。请问自贡及富顺的作家们，在展示地方文化，创建文学地理上，有哪些成绩？

高仁斌：自贡作家对于这片紫色丘陵的文学开掘历来情有独钟，我认为这是一种深入到骨子里的情感自信。我简单梳理了一下，自贡作家在文学地理的构建上，呈现出一种前赴后继的态势，就像一列一往直前的火车，前方有着无穷的魅力。早在1915年，作家刘长述（戊戌六君子刘光第的长子）就曾以辛亥革命、保路运动为题材，以家乡富顺为背景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松岗小史》；1928年，现代作家陈铨出版了以家乡富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天问》；1934年，著名作家王余杞完成其代表作《自流井》，成为历史上第一部以自流井盐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进入新时期，涌现出更多自贡题材文学作品，如廖时香的中篇小说集《乐胆》、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王孝谦长篇小说《酒话》、伍松乔散文集《十字岭，识字岭》出版、陈茂君的散文集《食话实说》、李静睿的长篇小说《慎余堂》、聂作平的散文集《富顺词》、陈刚散文集《自贡景物志》、易小荷长篇小说《盐镇》、李自国中英文对照诗集《盐》和《富顺，和它醒着的鱼》等。

关于富顺豆花，的确是富顺的一张名片。作为一味有口皆碑的地方美食，我们一直希望它能在文化层面有所表达。2009年，我创作出版了散文集《豆花：一座城市的浪漫主义》，这算是第一本以富顺豆花为主题的作品。2023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豆花》，这部书共收录35味豆花，涉及全国12个省份和地区。2024年，我们启动了《当代诗人咏豆花》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部诗集由全国各地的70位诗人受邀创作，今年年底将和读者见面。

张生全：请谈谈您的创作情况，介绍一下您的创作经验。

高仁斌：我是在1990年代就读富顺师范时爱好文学的，加入了当时学校的“春芽文学社”，经常写一些自以为是的诗。那时候心很大，认为写诗就可以留在县城的学校教书，或者去《富顺文艺》当编辑，满脑子的文学梦。毕业时，被分到富顺西部最边远的福善镇新华小学，那里正好是我的老家。多年以后，我曾总结说，我可能是我们村里最典型的文学青年。后来，辗转了几所学校，忙于教学和俗务，写的东西已经很少，文学像暗夜里的灯火，若隐若现。直到2008年，我才有意识地开始恢复写作，出版了散文集《富顺：另一种阅读方式》，2009年出版了散文集《豆花：一座城市的浪漫主义》，这两本书让我意识到，认识和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再后来，先后出版散文集《读城笔记》《城里乡愁》《远去的云彩》，诗集《偶然之约》，长篇小说《尚城时代》。202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我的写作总体以地方题材为主，我认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写作家园。自贡是一座有着丰厚文学题材和滋养的城市，足够我们写几百年。最近一两年，我比较强烈地感受到，我最适合的写作背景，也许是老家的那个名叫“沙子岩”的小山村。那个地方的人和事，总是会不自觉地进入我的脑海，我没有理由无动于衷。我永远记得，三十年前，我给自己的笔名就是：沙岩。

（高仁斌，四川富顺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委委员，自贡市作家协会主席，《自贡作家》主编。出版有个人专著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