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同学去川西，过成都，我们在宽窄巷子的一个水吧小聚。他从事公安工作，很健谈。那晚，他讲了三个故事，都跟公安有关。其中两个我写成了小说。

第一个跟毒贩有关。他才做公安不久，抓了一个女毒贩，原来是他小学同学。审完之后，准备送到戒毒所，但到达后，戒毒所下班了，队长就让他铐在办公室。半夜里，他隐约听到了响声，当时并没在意，早晨才发现是手铐没锁紧，毒贩本身可以逃跑的，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一听完，我立即就知道它是我需要的。我觉得那个毒贩身上有人性的光芒。构思也快，大体就在同学的絮叨中有了方向。我决心要给她脱罪，让那些曾经使她成为毒贩的人都站出来，听我“控诉”。一句话，让罪犯成为有亮光的人，让原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成为罪犯。要这么构思的话，就相当于小说的结局有了，我得逆流而上，用心理分析的方式去探究一个“好人”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小说写成后发在《芒种》上，后来被《小说月报》选载。去年，又靠它得了四川文学奖。

另一个故事跟意外爆炸有关。一个人拿着压发式手雷去公安局生事，但走到门口停摩托时摔了一跤，触动了手雷，把他胸都炸穿了。这个故事因其残酷，给了我极大震撼，但要写成小说却半天找不到入口。按同学讲的故事原貌来看，那不是小说，是事故。一个带着点被命运和愚蠢捉弄的事故，带点离奇，带点偶发。仅此而已。

恰好那段时间，我想写写姑父这个人。他在县农场工作，本质上务农。但在我小时候看来，他就是城里人，还拿着不错的工资，成了我们所有亲戚中的“显贵”。姑父很憨厚，脑子笨，嘴巴笨，没文化，姑姑经常弯酸他。直到今天，姑姑一打电话就向我各种抱怨，甚至谩骂。

我对他抱有很深的同情，小时候甚至想，要是以后没人给他养老了，他可以来我们家，我来养。

我就觉得让这么一个“笨人”拿着手雷去“复仇”，是可以成立的。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人物设定我能写，其余的人物，比如一个罪犯，一个流氓，我写不了。

但我要让“姑父”走到“复仇”，就得向上思考，他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那就让这个笨人受到全体同事的奚落、威逼，把他激怒，这样如何？那些同事处于集体无意识中，在欺负这个笨人时感到了乐趣。在塑造“集体”时，我挑了一个人物重点描写，他其实也是一个小人物，处于食物链的最低端，受到其他人的欺侮，但他似乎还是“有权”欺负更为弱小的姑父。

小说似乎就可以成立了。但这样写，却又少了一个层次，我所有的笔力都在对准人物，这本身没错，但少了小说的丰厚。我还要把这个人物放进一个时代中去，只有这样，小说才会完成从故事到人物再到时代的递进中去。

于是，我想到了企业改革重组。姑父所在的农场破产了，他们就要被遣散回老家。在这种压力测试前，每个人物的活动就不仅仅是日常中取取乐那么简单了。那是一口压力锅，它喷出的气流会灼伤所有人，所有人中又有很多人把压力传给了“姑父”。所以，所谓的意外，其实并不是意外，而是一种必然了。

我听到的两个故事，首先都打动了我。但它们又几乎都是结局，我需要顺着结尾逆流而上。也就是说，它们本身是不具备动能的，我需要去设计一个动能装置，朝着预定的轨道一路滚下来。

而有些故事，它本身是有动能的，顺着它往下设计就可以了。比如，我曾经去宜宾采风，听到一个故事。一个孕妇为躲避计划生育，钻进了公公的被子里，跟他睡在一起，躲过了追捕。

这个故事跟人伦有关，让人感到极为惊骇。但它要是作为小说的结尾，那显然只是一个喜剧，真正的小说是从这里出发，顺流而下，即所谓的“故事”结束的地方，小说才开始。于是，我准备直球对决：等追捕的人走了，她、公公和丈夫三个人怎么相处？如果这个消息不慎走漏了，三个人又会各自做出怎样的选择？后来，我写出了《蝴蝶之斑斓》。

逆流而上，顺流而下，或者既逆流求索又顺流探寻，这些都可以成为小说行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