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黎阳的诗集《蜀道》通过车牌编码目录，记载从成都到凉山共计21市州的地域写作。从诗中看文学与地域的联系，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勾勒出巴蜀地区险秀相生、刚柔并济的自然地理图谱；二是书写人文地理中多样、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当代血性、担当、坚毅的人文精神；三是当视角向内看时，可窥见诗人的思乡怀亲的精神地理风貌。三者并非独立存在，多数情况下相互交织，共同演绎诗人的巴蜀印象、个人经历和情感投射。
关键词：《蜀道》；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精神地理
Poetry on the Journey
——Regional Writing in Li Yang's Poetry Collection "Shu Rao"
Abstract:Li Yang's poetry collection "Shu Dao" records the regional writing from Chengdu to Liangshan through a license plate code directory, covering a total of 21 cities and prefectu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gion in the poems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it sketches a natural geographical map of the Sichuan region that combines peril and beauty, as well as hardness and softness; second, it writes about the diverse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spirit of blood, responsibility, and tenacity in the human geography; third, when the perspective turns inward, one can als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spiritu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the poet's yearning for home and family. These three aspects do not exist independently. In most cases, they are interwoven with each other, jointly interpreting the impressions of Bashu,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al projections in the poem.
Key words:"Shu Rao"; Natur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Mental geography
引言
蜀道，指古代为沟通四川内外而建立起的道路交通网络。黎阳的诗集《蜀道》，名曰“蜀道”，实则借此“道蜀”。这一点，黎阳在诗集后记中提到：“《蜀道》是我的踪迹史，也是我入川行吟的路线图。”[1]诗集涵盖这样诗人行走蜀地十五年光阴，记载对地域不同形式的描摹与绘色。他通过结构上的创新，以车牌行政代码引申到情感延伸和文化索引，在诗中述说川地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独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地理，具有突出的美学和文化意义。
诗人黎阳创作的诗歌内容与巴蜀地区有着极强的地理感知关系，所谓地理感知，简而言之即对地理的感官认知，这种地理感知，“通过感觉实现作家与地域接触和体验，为文学创作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2]。它与文学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这种必要的经验，蜀地山川景色在诗人加工下化成语言标本，民风的刚烈如火，民俗的深厚与多彩在诗中流露而出，诗人对巴蜀的言说不仅仅是向读者简单地介绍地理空间现实状况，里面参有不少诗人自己的独特感悟和思想活动，以构成思乡怀亲的精神地理书写。
一、自然地理
诗集《蜀道》中记录从成都到凉山，共计21个市州的地域景观。四川兼有平原与高原、丘陵与高山等地形地貌，气候上晴云雨雾均在此地上演。值得注意，诗人对自然的书写并非全方位地记载，而是选取独特的山川水系以简笔勾勒，通过碎片化地记录，散点汇聚成巴蜀壮美、柔美二者并存的印象。
自然地理常常构成诗人创作的灵感来源和艺术根据地，诗人谢默斯·希尼谈及W.B.叶芝的诗歌一文中，提及：“当我们谈到作家与地点时，一般会假设作家与该环境有某种直接的表述关系或解释关系……而虽然作家的即时目标可能没有对该地区或民族的背景产生直接影响，但该背景却是可以作为其作品的一个显著元素而被感知的。”[3]这告诉我们，当自然地理成为作家的创作背景时，现有景观甚至地域名称都会成为诗歌素材的一部分。单从《宝墩古城》《阳光盐边》《在绵阳富乐山上》《五指山》这些诗题中就可看到地域坐标被黎阳不自觉写入，这种地理思维，折射出诗人个人游览路程对诗歌创作的隐形影响。
《再说康定》一诗以康定古城为中心，呈现出“蜀道之难”的壮美地理特征。“群山层叠的峡谷”与“两岸峰峦夹峙”的描写，再现褶皱山脉和深切峡谷组合成起伏剧烈的高山峡谷地貌。这种由地壳运动形成的险峻地形，构成了康定壮美景观的基底。诗中“折多河、雅拉河浪卷雪山之水”的场面，书写奔腾而下的激流席卷雪山融水，凸显出高原水文系统的壮阔特征。这种“水与山”的强烈互动，正是壮美景色的核心要素。诗集中，不少诗歌呈现出一种“力的美学”——无论是“岷江的波涛”蕴含的奔涌之力（《汶川手记》），还是“龙门山的褶皱”表现的构造之力（《汶川手记》），抑或金沙江边“桀骜不驯”的山风彰显的侵蚀之力（《金沙江边，顽石与闪烁的沙》），都以文学化的方式展现一种山川壮美的诗学特质。
当诗人行吟路径在平原丘陵而非高山高原时，诗中的地理风貌从刚变柔：成都龙泉驿的桃花盛放，雅安蒙顶山的茶树沁香，攀枝花盐边的阳光普照四方。《水墨二滩》中，“川西之南，温暖的阳光/落在百里画廊的水面”，开篇两句定下和煦基调。“彩云手软，打翻了江与山的墨盒/这遍野不规则的色彩”，将彩云拟人化处理，柔软之姿打翻墨盒的意外事故融入，自然景观的生成过程戏剧化为一场即兴的创作事故，读者读到的是二滩不规则的自然之美，看到的是一幅灵秀的动景。
险秀相生，刚柔并济，是黎阳诗中展现的巴蜀印象。既有李白诗中“难于上青天”的凶险壮美，也有平原丘陵的和煦与秀丽，体现壮美与柔美的交响共鸣。
二、人文地理
蜀道所具备的意义，并非局限于地理层面的交通路径，从人文维度来看，它更是一条巴蜀历史层叠的文明走廊的价值。比起自然地理的描摹，《蜀道》中对人文地理的描摹笔墨更多，其中有英雄名人、将帅豪士的书写，有当地的非遗器物、民俗风情的展示，也有历史古迹、文化传统的凸显。诗人黎阳入川行吟的路线也是巴蜀文化现代书写的过程，读其《蜀道》，亦是一种文化解码的过程，解码其蕴藏当代血性、担当、坚毅的地域精神和多元、纵深的历史文化。
（一）英雄名人与将帅豪士
这部诗集中写有不少在地缘上与巴蜀产生联系的英雄名人、将帅豪士，像《好人安丙》中平定叛贼的安丙，《安汉路上寻纪信》纪念南充的忠义之士纪信，《在紫岩场，闻先赈后奏的马廷用》赞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廉官马廷用。所涉及的人物既有来自古代名人，也不乏现当代的平凡英雄。例如，为民族独立浴血奋战的西充八百壮士，勇渡赤水的红军，抗险救灾的人民子弟兵，雪线邮路上的守护者其美多吉等等。这些人文历史，共同组成巴蜀地区人民血性、担当、坚毅的精神。
以《八百壮士》为例，西充八百子弟兵，不仅是“八百个儿子”，更是“八百个家庭的寄托”。他们的出征，成为巴蜀人民拯救民族存亡的生动注脚——“这八百的铁，打在国家命运的车轮上”。八百壮士作为川军出川抗战的壮烈，书写抗战时期人民的血性。另外，《一只雪豹从都市里捎来春天的温暖》《守护者其美多吉》《其美多吉豹的目光》这三首诗书写对雪域信使其美吉多的赞誉。“十二双穷凶极恶的贪婪目光面对雪豹/那是一车康定 18 个区县学生新学期的教材”面对悬殊的力量对比，巴蜀人民的勇毅通过“金刚之怒”换来“雪域高原上的一片红色”。从八百壮士的群体出征到雪域高原的孤勇坚守，从三国的忠义之士纪信到当代劳动模范，这些鲜活个体共同诠释着巴蜀人文地理的深层密码，通过诗集可窥见巴蜀人民的刚烈如火的精神气质。
（二）多元纵深的历史文化
在呈现形式方面，诗集《蜀道》写出多元的文化形态。于歌舞文化领域，《“坐堂歌”千年的婚嫁歌》展现的婚嫁仪式、《蓬莱大乐》呈现的遂宁传统歌舞、《涪江号子》吟诵的船工文化；在传统工艺范畴，通过《在蜀锦丝绒里，窥见光明》描摹的蜀锦技艺、《观音绣》刻画的遂宁刺绣、《羌族刺绣》展示的羌族工艺，形成巴蜀的纺织艺术谱系；在珍贵器物方面，如《羊皮鼓》呈现的羌族乐器、《云云鞋》记录的民俗服饰、《在宋瓷博物馆》鉴赏的古代瓷器。这种多样性更通过地理空间的延展得以强化：从蒙顶山的茶到泸州的酒，从峨眉山的佛教圣地到越王楼、宝墩古城等历史遗址，诗人以地理坐标为经，以文化事象为纬，编织出巴蜀文化的锦绣长卷。
诗集《蜀道》中体现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在于形式之多，至于纵深，则在于时间维度的悠远和史实维度的丰富上。在《阆中手记》中，诗人采用神话、历史双重叙述，一方面援引神话人物（华胥、伏羲）和神话故事（钻木取火、结绳记事）构建古城起源的想象图景；另一方面列举袁天罡、李淳风等历史人物，夯实地域文化的现实根基。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手法，使阆中古城的历史呈现出层层累积的纵深感。以岳家祠为空间载体的《雨中岳家祠》一诗，借用雨水、石碑、砖瓦、忠魂等意象，构建起一个跨越古今、融合集体记忆的历史文化场域。除古城旧址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外，不少以山水为书写对象的诗篇也可探见人文地理的脉络。例如，写富乐山一诗中，融入“众家兄弟一起大吼一声/从此巴蜀就归了皇叔刘备”（《在绵阳富乐山上》）的鲜活表达，将重大历史转折点融入富乐山的空间记忆，三国历史的加入丰富其历史底蕴。聚焦赤水河的诗篇，赤水河“汇入人的长江人的长城”（《太平镇渡口的脚印》），“长江”象征民族血脉，“长城”象征精神防线，这使得赤水河从战场坐标升华为文化图腾，增加其文化底蕴。这些具有悠久且丰富历史的旧址、山水为人文地理增添纵深感。
三、精神地理
除了对自然与人文展开徐霞客式的地理书写，诗人还将蜀道的游历视为探索灵魂归处的旅途。从这个角度上看，地域风景在其诗歌中往往并非言说的主体，而是诗人表达自身关于灵魂安放的一些普遍性问题的符号意象。
黎阳出生于黑龙江，在川行吟十五载，蜀地俨然是他的另一故乡，但对真正意义上地理故乡的思念，才是牵扯诗集情感走向的根基，可见特定地理感知对个人精神建构的影响。川籍学者邹建军曾说过：“几乎是每一个杰出的作家都有一个‘地理故乡’，它对于作家的艺术审美与艺术选择，往往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4]在黎阳对山川人事的直接或间接描写中，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对当下工作、生活的思考融汇其诗中，从成都行至凉山，都可洞见诗中若隐若现的乡土愁情和当下苦闷。
在诗集《蜀道》后记中，黎阳提到：“我在呼吸成都千年的风韵，也在步履之中感怀人生的跌宕和缥缈”“拜山拜水的过程，也是问心的过程”[5]。实际上，在诗中带有地域、景点名称的诗歌不少，但是纯粹书写当地自然风光或人文底蕴的诗算少数，更多是书写作者的触感和精神状态。正如诗人所说的是一种“问心的过程”，叩问十五年的心路历程。
《音书断，岭外乡情近更怯》一诗，集中书写了在成都西岭的漂泊感：
鸿雁的嘶鸣
从西岭的北侧，渐行渐远
我独坐在东侧
近看东吴的船帆
这个季节的冷雨
只是低低地呢喃了几声
就淹没在高铁
绝尘的速度里
几个亲切的号码，再也没有
接听的痕迹
那些熟悉的呼吸停在记忆里
最后也转化不成几个更加熟悉的
更加亲近的汉字，星光不语
整个川西坝子也不语
或许和西南的天气没有关系
在这首诗中，“鸿雁”意象构成了解读乡愁的密钥。传信使者的嘶鸣渐行渐远与题目“乡音断”呼应，产生出与故乡的时空割裂感。诗人独坐的地理位置值得玩味——杜甫《绝句》笔下的西岭北侧，“东吴的船帆”近在眼前，这种方位张力昭示着对地理故乡的阻隔。诗歌第三节展现了地域阻隔带来的乡愁的病理特征。当“星光不语/整个川西坝子也不语”，自然与乡土共同陷入失语症，这种沉默不是安宁，而是与乡土、亲友在地理上断联产生的震耳欲聋的无奈。诗歌结尾的“西南天气”看似闲笔，实则暗含深意。将情感疏离归因于气候，这种明显不合理的解释恰恰暴露了当代人解释自身情感困境时的无力感。在高铁重塑时空关系的新时代，诗人表达的“乡情近更怯”，正是这种新型乡愁的典型症状——技术让联系触手可及，却使真情实感变得遥不可及。这首诗通过传统意象与现代交通、现代通讯的碰撞，完成了一场对当代乡愁病理的精准解剖。另外，《我总是在风雨飘摇的夜晚冥想》中，诗人回忆18位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亲人，以冥想为名，抒发怀念之情。《思念，一杯浓郁的咖啡》单刀直入，题目直接亮明思乡主题。这些人与地的不平衡关系，总体导向一种无可避免的苦闷情绪。
学者孙晓娅在评价冯娜的诗时指出：“诗人对所寓居或所经历的地方，无疑存在着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的方式，如此一来，不同的地景蕴蓄着诗人存在的经验和生命的体认，构成诗人审视生活的一个视角……地域景观架构起诗人隐秘的精神空间，它们不仅是‘风景’，还承载、浓缩着诗人的精神世界”[6]。以此观点来观照黎阳诗歌的地理书写，也同样有效。蜀道正是诗人黎阳寓居和游览的空间，也是他描写地域景观的主题，在对其的书写中隐藏着主体对心灵原乡的生命感、对当下的体验感。
四、三重地理的交融与共生
在黎阳的《蜀道》中，自然地理的雄奇险峻、人文地理的多样深厚与精神地理的个体投射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诗人的行走与书写，形成交融与共生的关系。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三重地理通过艺术想象和漫笔书写，在三元互渗关系中合为整体。在诗集中，零度刻画自然景观、纯粹记载历史文化的诗歌只占极少数，大多诗歌往往渗透自然地理、文化地理的踪迹，并且在行文中常常可以洞见诗人黎阳的个体生命体验与思维活动。像《羊皮鼓》，可以看见三重地理齐上奏。诗歌以羊皮鼓这一核心意象为题，展开对羌族人情爱故事的书写，具有强烈的人文地理气息。汶水水系涌动的自然地理特征看似是随意地漫笔书写，实际与羌女浪漫缠绵的爱情相应和，二者渗透交融。第一句诗“汶水的涛声，掩盖烽火和爱情”，把江河的物理声响拟人化想象为掩盖烽火和爱情的布，将自然地理与人文故事写于同一句诗先后位置，巧妙地将二者并置。“汶川的小调”与“莫恩纳莎”的音律在形式上形成江河水声与仪式音乐的复调结构。基于对羊皮鼓的思索和创造性想象，“守望者的明眸，也是丽质”一句传达出真情赞誉阿哥和羌女浪漫爱情的心理。再看《在蜀锦丝线里，窥见光阴》，蜀绣在诗中被想象为“默默陈述天府荣华”的凝视者，由此物诗人生发对光阴感悟，写及“万涓成水”看似要涉笔地域特点，实则借由蜀绣跳跃性联想其杨帆远游的历史。正是通过诗意的想象和看似漫不经心的落笔，将不同维度的地理因素巧妙结合。至此，自然、人文和精神三者均在一首小诗中得到展现。
其次，三重地理相互依存，共同促进。它们在诗中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相互托举的有机体。自然地理提供物质基础，人文地理增添历史文化深度，而精神地理则使前两者获得个性化表达，为诗集注入灵魂。在《汶川手记》中，“岷江的波涛”“石头和浪花”“龙门山的褶皱”组成汶川雄奇的地理特质。汶川古老的历史基于自然地理展开，民族大战中败者跌落悬崖被“定格在岷山的腿上”，山地地理由此转化为古老民族记忆的解剖台。当诗人“在姜维城下聆听交响乐”，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将个人的聆听体验与民族的集体记忆相融合，最终在“羊角花盛开的地方”找到迁徙队伍和精神归宿，实现从地理故乡到心灵原乡的回归。
没有地理，人文就没有依托，没有人文，精神就缺乏载体，没有精神，地理就失去温度，三者的关系是物质基础到文化赋能再到意义升华，缺一不可，它们共同组成《蜀道》地域书写的特质。探究三重地理的交织关系，归结为诗人黎阳在地实际游览经验、地域知识文化积累与个性化的审美经验共同作用。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作用，使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多重地域元素。三重地理的交融与共生既建构了诗歌的立体空间美学，使得整部诗集对四川地域书写具有三重层次感，也揭示了地域写作的本质——人类始终在自然与历史文化的经纬中寻找自我定位，书写当下体验、投射当下情感。
总结
从自然到人文，再到精神深处，这种地域写作，是人的旅途的再现，也是诗的旅途的暗示。三者虽有明显的外在特征，但是在同一首诗中，自然与人文与精神是交融和共生的，并非完全独立存在，多重交织共同组成诗歌的艺术层次。这部近300页的作品以独特的“车牌编码”结构，为地域表达提供了新的文学方式。车牌字母巧妙结合四川21市州，把作品划分为21个章节，构建起一部诗歌形式的“蜀道志”和个人方志。
诗人独特的人生轨迹与蜀道产生深刻交集，这种经历成为他创作的核心驱动力。诗人入川十五年间，足迹遍布全川，从地理空间到精神世界，蜀道成为他生命体验的重要载体，它们共同组成诗人个人经历与情感投射。
参考文献
[1][5]黎阳.蜀道[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25:299,300.
[2]张琼.“地理感知”与文学创作关系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0(05):68-73.
[3]谢默斯·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选[M].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年:307.
[4]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30(01):28-42.
[5]孙晓娅.地域景观:穿透生活的一个视角——评冯娜的诗[J].当代作家评论,2018,(03):175-183.
原载于《西部文艺研究》202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