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值此邵子南诞辰1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这位革命文学先辈。

出资阳城，跨沱江河，过南津驿，再南行十数公里，便来到了我们雁江区的伍隍镇。在这昔日的万寿场上，曾经显赫极目的“九宫十八庙”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在原伍隍庙庙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学校——现四川省示范高中伍隍中学——原寿民公学、寿民中学，尚能拨动我的怀旧情弦。

邵子南像

林木葱茏，风华正茂。我走进现今伍隍中学的大门，去追思原本寿民公学的过往。一回首，一群走出校门的年轻背影中，我仿佛看见了当年的邵子南，只不过那背影特别瘦弱、特别单调，却去得特别迅疾、特别径直。

从寿民公学走出去的邵子南，仅三、四年后，就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革命者，后来还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以对《白毛女》的开创性贡献影响了中国新歌剧发展方向的先行者，街头诗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长诗《白毛女》、诗歌《英雄谣》、歌剧《不死的人》、小说《地雷阵》、民间故事集《赵巧儿送灯台》等等不同文学体裁的集成者。他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但鲜为人知的是，邵子南走出寿民公学时的心态，那才叫一个“决绝”。从他的人生足迹来看，他几乎是在一走出寿民公学之后，就离开了故乡。他一生的诗作难计其数（因他还写过太多太多的崖壁诗、墙头诗、树干诗等），而直接抒写故乡的，目前我还只见到一首——《故乡的诗章》。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我开始流浪，/当高利贷债户塞满故乡的时候，/我离开了它。/从明晃晃的大路走向地平线，/我半眼也没望望我的故乡。/故乡是厌倦的狭隘，养不了我……//紧接着，我大哥也出了故乡，/到都市里，当看门的；/我的三哥当了强盗，赶出故乡，/到都市里，当车夫；/我的叔叔当了流氓。//我不爱我的故乡，/我独自走得遥远，一直到海边，/死了似的，一去不回，/我的母亲以为我死了，/替我立了碑，招我的魂……

好愤懑的“故乡是厌倦的狭隘，养不了我”！好无奈的“我不爱我的故乡，独自走到遥远”！好决绝的“死了似的，一去不回”！

邵子南代表作：长诗《白毛女》

这首诗虽然写成于1941年1月24日，那时他早已参加革命，去到了晋察冀边区，但是，他诀别故乡后，浪迹成都、重庆、上海，先后做过银号伙计、人力车夫、码头工人、船帮水手、云游和尚，还讨过残羹剩饭……还才舞象之年，就人间疾苦尝尽，却矢志不回头。何以圈定他的内生定力？唯有“决绝”。

我关注邵子南，首先因为他是中国革命文学的一座丰碑，是我们雁江本土现当代作家的仰止。其次，我和他竟是老乡，同属我们雁江区中和镇。他家在凉风垭鸡鸣山下的斗笠湾，我家在老龙潭的青龙嘴，相距不过十来公里。假如真有一只金鸡，在他屋后的那座山上引吭啼鸣，我们那边该是侧耳可闻。我时常把这拿来向文朋诗友显摆，自觉是沾了他的光。再次，是因为我对他的性格的无比惊愕。

邵子南代表作：小说《地雷阵》

要知道，当年，在延安，作为现代歌剧《白毛女》的首席谋划、担纲主笔，因对文艺形式的采用有不同意见，他竟愤然毅然退出了创作组，不仅在当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还与此后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殊荣彻底绝缘，令世人无不为他扼腕叹息……当然，最令我执意探究的，是他何以成了如此决绝的一个人，甚至还成了一颗决绝的灵魂。

我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世谚中去探究过。

同样是出资阳城，跨沱江河，只不过是向偏东南过四方碑，再行数公里，便到了雁江区的另一个镇，我们中和。虽离城不是很远，却已由浅丘进入了中丘。镶嵌在中丘褶皱里的中和场，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其时那场波澜壮阔、历时百年的“湖广填川”大潮已渐平息，社会形态初始稳定。但为啥以“中和”名之，显然是有讲究的。原来，填充这片山地的，多为湘人。湘人本就强悍，敢于背井离乡、跋涉千里入川刨食的湘人，更是内心强大。怎奈外来人流汹涌，各种资源日缺，外来者与原住残民之间、先来者与后来者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豪强与豪强之间、大户与大户之间、散户与散户之间，自是“一句不和则火起，几句过后就动粗”，素常械斗不止、争讼不休。出自“中正平和”“中庸和合”的“中和”命名，在当时，实是对这片土地的愿景规划和大道引领。但基因犹在、底色犹存，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长，包括邵子南这样的芸芸众生，生性注定仍是相当的生猛。同样作为填川湘人后代的我，对邵子南的性格那是感同身受：历尽沧桑欲何求，只为一生不低头！

我从氏族的根脉存续中去探究过。

1996年，周巍峙在资阳留下的手书影印件：《深切怀念老战友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本姓董。董氏是中华远古名望，但同所有的中华族群一样，一直在天南海北辗转腾挪。邵子南这支董氏入川后，资阳县（现今的雁江。下同）成了主要散居地之一。到他这一辈时，属“尊”字辈，老爹给他取了个很现实的名：尊鑫，还择了一个也很现实的字：聚昌。1933年，鸡鸣山董氏做过一次道场，编修成稿《四川资阳县董氏道场祭文》，现收藏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上面记载，除了之前的“始祖”和清末的“派祖”，那时资阳县已出现“四大房祖”：董尊瑞，董尊玑，董尊瑚，董尊琦。邵子南这一房显然不在其列。他的老爹虽说是个小有名气的乡村医生，却也只置办有二十来亩田地。老爹心中的盘算，是希望他这儿子今后能进银号做事，以遂“金多兴旺”“聚财成昌”之愿。所以不惜送邵子南进私塾、考新学，悉心栽培。怎奈老爹无论再怎么能掐会算，也没觉儿子的心迹，竟渐渐出现了那么大的“偏差”。加之老爹在儿子初中毕业那一年不幸去世，当然也就根本无法知晓羽翼渐丰的儿子，竟然“离经叛道”，还那样决绝，连姓名都换掉了。“邵子南”一名，源于韩愈《送董邵南序》。邵子南十分钦佩、同情董邵南，他说：“我也姓董，为继承古人风骨，拆‘邵南’加‘子’字在其中。”毕业时，他应邀为初七班同学录作序，就署名“邵子南”了。

我从邵子南所处的几个时代节点去探究过。

邵子南出生于1916年5月14日。仅八天后的5月22日，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四川军务督理陈宦宣布四川独立。（这已是四川第二次宣布独立。第一次是在1911年11月22日，为了脱离清政府，走向共和。）直隶军阀曹锟指派四川军阀周骏、王陵基弹压，蔡锷护国军则联合陈宦，挺进资中、资阳，在资阳与周骏部激战于县西马桑坡、蒙剌坳等地。随着南方各省相继独立，袁世凯内外受挫，被迫取消帝制，并于这年6月6日暴毙，这时各方势力乘势而动，加紧扩张、争霸、割据。舒适安逸的“天府之国”，就开启了前前后后长达二十年的军阀混战模式。邵子南无疑一出生，就身逢乱世。邵子南进入私塾启蒙，是在十年后的1926年。这十年间，资阳被轮番拉锯、反复碾压。“人命贱如狗，军阀满地走。”滇军与川军、黔军与川军、陕军与川军、川军与川军混战连连，罗佩金部、顾品珍部、熊克武部、刘存厚部、邓锡侯部、杨森部、赖心辉部、刘文辉部、刘湘部、王赞绪部、李家钰部等等，如一拨拨凶残群狼，都相继在资阳大打出手，轮番坐庄。仅1925年2月至10月间，就有杨森部、刘文辉部、刘湘部逐鹿资阳，这期间由驻军任命的县知事更迭就达五人，活脱脱成了“走马灯”式的儿戏。也就是邵子南进私塾的1926年，5月，刘文辉部首开资阳县粮食预征之例，后续军阀纷纷仿效，且更有恃无恐，致使资阳百姓多交了三十二年的粮（交至1958年去了）。随之而来的苛捐杂税杂派，更是多如牛毛。1935年“废除”十七种后，都还有一百二十八种！军政府的各种军券充斥市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民众不堪其扰；民间盛行吸血行当，高利贷的肆虐首当其冲，且登峰造极。所以邵子南的诗句里，就有了“高利贷债户塞满故乡”的切肤之痛，“杀我的伙伴的人们在那里强占了”的切齿之恨（邵子南《故乡的诗章》）。

即使在如此战火延绵、民不聊生的境况下，资阳仍有有识县人开启远大眼光，用实际行动传播新知识、散布新思想、开启新民智。杨芳毓，伍隍场瓦店子人，1925年任刘成勋部蓝世钲师十三混成旅少将旅长时，就约集乡人邵锡芳、杨潭清、刘光瑜、蓝田玉等七十多人捐资，加上预收取的伍隍场市息，利用伍隍庙庙址创办起了寿民公学，内设初中、高小两部（1942年春更名为“私立寿民中学”，停办高小，增设高中班）。据杨芳毓后人杨庆杰、杨庆雄、杨毓川、杨毓文著文记载，杨芳毓五岁入父馆启蒙，立志以求济世之用；十八岁为图强兵救国，慨然弃文习武，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炮兵科；二十岁任成都陆军速成学堂教官，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张斯可、鲜英等人均是他的门下。1925年时，他正带兵驻防自贡。戎马倥偬、混战连连间，他仍念念不忘带头为家乡培育济世之才。寿民公学办起后，他亲任董事长，对制定教学计划、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募资购置万余册图书、成批购进教学仪器设备等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对成绩优异，有培养前途却无力升学的学生，他带头无私资助他们就读大专院校。如此一来，寿民公学就以教学质量高、培养人才多而校誉大振，入学人数激增。1938年，杨芳毓又带头募资修建教学楼，成都著名书家余沙园题写“芳毓楼”匾额，杨芳毓本人则在楼侧高墙上，亲自书写“立功立德，爱国爱乡”八个大字，以勉励师生。这八个大字，成了当时寿民公学、后来寿民中学、现今伍隍中学的校训。

正是有了这么一所声名鼓噪的寿民公学，让年轻人看到了奔头。1931年春，仅读了五年私塾的邵子南，就揭去“瓜儿皮”帽，脱去长衫短褂，跨过高级小学（小学五、六年级），直接考入寿民公学初中（第七班）来读新学了。而这一年，人祸又添天灾。惜字如金的地方志书也没漏掉这样一笔：“八月上旬，资阳淫雨成灾，沿（沱）江农作物损失巨大。灾民多以野菜、草根、白泥充饥，因饥饿难忍自杀多起。”

堂堂寿民公学，所聘教员多为名流翘楚。享有“书法自成名家，辞章尤具别觞”赞誉的杨太常，本在宦海沉浮，却自恨不能救民于水火，即卸任返县，到寿民公学担任了国文教员，恰恰又教上了邵子南。邵子南只读过私塾，从未碰过数学、英语，对现代汉语也少有涉猎，初入校时十分吃力，也就十分卖力。杨太常训导有方，深入浅出，诲人不倦，使邵子南进步神速，也信心大增。1933年夏，杨太常以“三年读书之回忆”为题，要学生写篇毕业作文。邵子南从“学贵有恒”着笔立意切题，结构严谨，行文流畅，富有文采，名列全班第一。就是这个杨太常，后来（1940年）还效法杨芳毓，在小院寺集约乡人，创办起了精华中学。邵子南的刻苦勤学，还引起了美术教员蔡净梵的高度关注。蔡净梵在课余时间辅导邵子南学习英语，教他绘画，还暗中送一些进步书刊给他阅读。英语，为邵子南打开了另一扇打量世界的窗口；绘画，使他有了艺术萌芽；进步书刊，则启迪了他对家国命运的认识和思考。

一番探究下来，我认定，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孕育了邵子南生性的刚强特立；是故乡的深重苦难，催生了他对乱世的深恶痛绝；是知识和思想的光辉，启蒙了他对家国命运的沉甸思考。在私塾，他学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传统精要；而在寿民公学，他得到了要奋起抗争、改变世界的思想点化。所以，他在《故乡的诗章》里，也这样写到：

忽然，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因为故乡建立了和我信仰不同的王国，/杀我的伙伴的人们在那里强占了。//我的故乡，要我们互相了解，/除非你变成我的伙伴们的王国！//

如果说，头也不回地诀别故乡的邵子南，是一个决绝的人，那么，参加了革命的邵子南，则成了一颗决绝的灵魂。因为他有了信仰，他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了自己的信仰。

走出故乡的邵子南，更广度地、更深入地体察到了整个中华民族所处的危险境地、所在经受的深重苦难。同所有胸怀天下的有志青年一样，邵子南决心要蹚出一条救国救民的路子来。由当时中国最顶流的知识分子群体发起的共产革命，与邵子南要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理想追求高度契合。所以，1935年底，当他流浪到上海时，很快就融入了丘东平、欧阳山、草明甚至茅盾等左翼作家群体。他到《光明》杂志社当过编辑，他反映煤窑童工的报告《青生》被茅盾推荐发表在《中流》杂志。“七七”事变后，1937年10月，邵子南离开上海到达西安，经胡乔木介绍进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随营学校，学习游击战术和民主运动。同年11月，同样是经胡乔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任随营学校副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此后，邵子南随西战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活跃在晋察冀、延安一带长达6年之久。从此——

从此，我爱上了异乡的人民，/用刀子参加斗争，/从异乡走到异乡，/我歌咏，向我的各地来的伙伴。//年复一年，我在异乡，/几万里了，每天改换着宿营地，/我忘了我故乡的事情。/我完全惯了，/一面走着，一面还有了家了。//

——邵子南《故乡的诗章》

参加了革命的邵子南，是怎样一颗决绝的灵魂？

我在他同辈朋友兼战友少有的遗存中，找寻着蛛丝马迹。

欧阳山在为《邵子南创作集》所作《序》中提到：193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上海，丘东平约他去见一个朋友。丘东平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面走一面重复地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在法租界的一栋小楼下的一个小客堂里，丘东平指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说：“他就是邵子南，他就是邵子南。你们认识一下吧！”欧阳山第一眼中的邵子南，“脑袋很大，留着分头，头发蓬蓬松松的；脸孔很宽，四四方方的，颧骨很高，嘴巴扁扁的，有点内陷；身上穿一件深灰色布大褂，又软又皱，显得很寒衬的样子。”就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年轻寒士，却在接下来的文学创作谈论中，让欧阳山着着实实领略了他的“不同寻常”。邵子南口无遮拦，直抒胸臆，“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读当前的文学作品总感到不满意，总感到没有劲，总读不到伟大的感人肺腑的东西……”他说，“在我们的小说里面，哪怕只有一句精彩的不同寻常的话，我都要发狂似的去读他十遍二十遍！可是……”他还说，“光写一个人驯服地在受苦，受蹂躏，要说有进步意义也可以，可是读起来多不带劲，叫人多难忍受！我虽然不会写，可是有一天我会写的话，我就绝不这样写。我要一颗明珠从污泥中放出光芒来！”四十三年后的1979年，欧阳山在为他这位已故老朋友、老战友序《邵子南创作集》时，推心置腹地写道，“作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我不能不首先想起，他跟人民的关系这个问题……其次，是关于他怎样熟练的、活泼的运用群众语言问题……第三个特点，是他对于民族形式的追求……第四个特点，我想可以用‘明快、幽默、丰富、深刻’这八个字概括说明……总而言之，邵子南作品的本身，就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作者是如何真正地跟人民打成一片，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的打成一片，是在思想、感情、生活、战斗、甚至在细微的感觉和轻微的脉搏上的打成一片。”

孙犁，同邵子南最初认识于晋察冀边区，后又同时被调到延安鲁艺文学系。他的性格却与邵子南的恰恰相反，用冯牧的话说，“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话也不说……”1962年，邵子南因白血病去世七年后，孙犁从他的视角写就《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邵子南给他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头发，明朗的面孔，紧紧闭起的嘴唇。灰军装，绿绑腿，赤脚草鞋，走起路来，矫健而敏捷。“这种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还是栩栩如生。”最初，他们住在鲁艺东山紧紧相邻的两间小窑洞里。每逢夜晚，孙犁站在窑洞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有时一转身，望见邵子南那小小的窗户，被油灯照得通明。孙犁就知道邵子南是一个人在写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会声闻户外的。”“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这正是他的可爱、可以亲近之处。他的反映（应）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不叫他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他对待他认为错误和恶劣的思想和行动，不避免使用难听刺耳的语言，但在我们相处的日子，他从来也没有对同志或对同志写的文章，运用过虚构情节或绕弯暗示的‘文艺’手法。”而给孙犁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邵子南嘴里常常蹦出的两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孙犁回忆说，“有时谈着谈着，甚至有时是什么也没谈，就忽然出现这么两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来谈话的，即使是闲谈，他也总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这两句话他说得总是那么斩钉截铁，说时的神气也总是那么趾高气扬。说完以后，两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紧紧一闭，简直是自信到极点了。”那是因为，邵子南虽然已写了大量的作品，且声名鹊起，但特立独行的他仍在自我加压，不断摸索、调整，力争完善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加之由于性格使然，难免一时走入另一个极端。“所以，他有些地方，虽然不为我所喜欢，”孙犁说，他甚至不愿意与邵子南同住一个窑洞，“但是我很尊敬他，”“他那股子硬劲，那股子热情，那说干就干、干脆爽朗的性格，很为我所佩服。”孙犁在回忆文章里，还特别有心记述了邵子南的一件趣事，从中也可领略邵子南的“特别”：“记得那年，我们到了延安，延安丰衣足食，经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里的习惯，一些头蹄杂碎，是抛弃不吃的。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沟里拾回一个庞大的牛头，在我们的窑洞门口，架起大块劈柴，安上一口大锅，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里面，他说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我不记得我和他分享过这顿异想天开的盛餐没有。在那黄昏时分，在那寒风凛洌的山头，在那熊熊的火焰旁边，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谈阔论，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好像又看到听到了。”

周巍峙，邵子南的老战友，1996年时任中国文联主席，12月29日晚8时，风尘仆仆赶到资阳。那一年，邵子南诞辰八十周年，却也是他被白血病夺去宝贵生命的第四十一年。资阳人民为了缅怀他，准备召开一个隆重的纪念大会，并设立“邵子南文艺奖”。周巍峙受请即行。我作为当地报社的记者，全程进行了跟踪报道。这让我更进一步领略到了邵子南决绝的革命精神。

一踏上养育老战友的这片热土，周巍峙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就直奔招待所，去看望先期抵达的邵子南之妻宋铮，及其女儿董胜焰。他紧紧握着宋老太的手：“我非常高兴！我决心要来！今天，我终于来了！邵子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艺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1938年4月，周巍峙与邵子南一起由组织安排到西安，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7月，全团调回延安，10月又开赴晋察冀，直到1945年两人才分手。西战团是一支肩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重任，到国统区和抗日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战救国宣传的文艺队伍。丁玲任主任，邵子南任政治干事，周巍峙任统战委员。

“邵子南只比我大29天。”周巍峙对与邵子南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那时生活、斗争条件十分艰苦。邵子南是全团中身体最差的，而又是工作最忘我、创作最多产的，是全团的骨干，干什么都乐呵呵地跑在最前面。春夏之间，为了节省鞋子，他打赤脚，走得欢快，人称“飞毛腿”。入夜，挑灯学习，潜心写作，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文章，长的短的、大的小的，全来！他十分重视少年艺术队、乡村艺术班，热情关怀，悉心指导。行军路上，还常常背那些娃娃过河。在延安和去晋察冀的路上，他带头发起“街头诗”运动，墙壁上、树干上、电杆上到处都写。有的还配上曲谱、漫画，深受边区人民欢迎。

邵子南和周巍峙长期合作，一个写词，一个作曲，几年间，不下百首。他们为西战团创作了新团歌，还创作了《李勇要变成千百万》、《晋察冀边区艺术工作者之歌》、歌剧《不死的人》等，迅速在边区广为传唱。这段时间，邵子南的文艺观日趋成熟，文艺手法不断提高，《地雷战》等名篇迭出。更重要的是，对白毛女民间故事的收集，为他写出长诗《白毛女》、歌剧《白毛女》第一稿，铺垫了基石……

1945年，他们分别了。解放后，邵子南在重庆，周巍峙在北京。1955年，因接待两个外国艺术代表团，周巍峙路过重庆时，才见到过邵子南一次。那时邵子南就任西南局宣传部文艺处长、西南文联副主席、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等职，但当时他已病得无法工作，只得抱着长篇小说《周金宝》的草稿住进了医院。他俩在一个澡堂子里见了面，又到邵子南家里去谈了一会儿。之后，便是永别。那年12月24日，邵子南因白血病医治无效逝世。临终前，他对妻子宋铮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无疑，要救国救民于水火的革命者邵子南，是决绝的。他为人率真，处世明快，办事干练。就连他因性格特立独行，而做出一些令人费解的处置，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他的纯粹，他的忠诚。他“用刀子参加斗争”；他歌咏，“向我的各地来的伙伴”；他“从异乡走到异乡”“几万里了，每天改换着宿营地”。他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是坚定不移、忠贞不二的，因为他“一面走着，一面还有了家了”。这里的“家”，显然是指共产主义大家庭。其实，邵子南在后来与宋铮女士结婚之前，1946年，他还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采访部主任时，与另一颗同样是决绝的灵魂——从事妇运工作的李青林，擦碰出了强烈的爱情火花。1947年2月28日临晨，李青林都已经提着喜糖在去往新华日报社的路上，准备与自己的战友、恋人组建革命小家了，不想突遇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批特务、军警包围了报社，并强迫报社所有工作人员立马撤回延安，一对革命鸳鸯不幸就此永别。李青林后来被叛徒出卖，被捕后与江竹筠等在渣滓洞抗敌顽，鼓斗志，绣红旗，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被折磨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李青林，与江竹筠相搀相扶，和另外28名志士一起，被枪杀于重庆电台岚垭刑场。

其实啊，邵子南并不就是不爱他的故乡。他在《故乡的诗章》里一开头就写到：

我的故乡是奇异的，/而我是他的奇异的旅客。//我的故乡，/美丽的、奥秘的、绿色的国土，/梅花红了，软雪融在土地上，/在大雾的早晨，橘子像火烧似的，/穿着夹衣就可以过年了，/水汪汪一条江流，流过江城，永远不结冰。/我曾经在那里长大。//

他真正要表达的，是诗中最后两句的希望：

我的故乡，要我们互相了解，/除非你变成我的伙伴们的王国！//

决绝的邵子南，最终同他的故乡达成了“和解”。那是因为革命成功，大愿告成，故乡确实已变成了他所祈盼的“我的伙伴们的王国”。有一次，他去成都开会后，回重庆的途中，专程回了阔别二十余年的斗笠湾。据说，当时他腰里别着一支左轮手枪，后面还跟着一个警卫员。

2024年8月20日  于蜀人原乡

作者唐俊高，男，四川资阳人，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小说专委会委员，资阳市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一湖丘壑》、中篇小说《一串钥匙》、短篇小说《大寒》和散文集《走过》等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