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在历经漫长岁月的演变和不同时代的洗礼后,以中国科技城的美名享誉当今世界。就绵阳的文化内蕴构成而论,科技文化无疑占据着首屈一指的突出地位,除此以外,嫘祖文化、大禹文化、三国文化、文昌文化、李白文化、红色文化、白马文化、羌族文化等,如一颗颗璀璨明珠闪耀于中华大地,既是这一方水土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是这座城市文化内涵与文明内存的重要象征。正是因为深受上述文化的深层浸透和综合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崛起了一代又一代女性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先有王尔碑浓墨重彩的诗意书写、周玉清古典意绪深浓的《红楼梦》续篇、郁小萍当代知识分子群像的有力形塑、母碧芳多元形态的城市意向表达、王慧清李白形象的现代重构,后有冯小涓、贺小晴、陈竖琴、杨晓芸、言子等接踵而至。这些充满本土意味的女性作家,不仅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创作方面全力出击,而且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创作实力,不仅支撑起绵阳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在四川当代文学发展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对于这种富于浓郁地方色彩的文学创作现象,应当做出怎样的理论分析和评价,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曾指出:“女性话语成了这个时代最具冲击力的理论话语之一。这个舶来的命题虽然在西方依然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古旧话题,但涌进国门后,都同样出人意料地风起云涌。先是理论界的‘先觉者’勇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接着便是一场空前的女性文学的话语实践。诗歌、小说界的女性作家一如被压抑已久,畅快淋漓地敞开了心扉,向这个男与女共同拥有的世界倾诉尚未解放的精神与肉体的伤痛,尽情诉说着对权威与男性的女式愤感。于是,中国当代小说与诗歌陡然间又别有洞天:那陌生的人间体验和隐秘的女性情感如洪水泄闸四方弥漫。各种同情和阐释也一再激活了沉闷的批评界,一如愁肠百结的思想者又发现了可资开掘的思想资源。但是,时至今日,这一热闹一时的话语竟也逐渐凋零,女性话语的想象在这片国土上终未兑现,新的缄默替代了往日的激进。”上述之言,是评论家对当代女性写作从发生到消歇的理论描述,既有积极肯定和赞美之意,又包蕴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和遗憾。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女性写作发生于1990年代,特指具有性别主体意识的女性,以女性特有的心理特点、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文化内涵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旨在极力表现女性生命独特的体验和感觉,充分显示女性话语独具的品质和生命力量。然而,这种创作现象在历经不太长的时间后,便从文坛中销声匿迹。评论家进一步深入指出:“‘女性文学’的话语实践,既可以看作是一种颠覆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女性自我期许的理想话语,后者的设定如果成立,那么与其在此岸锻造彼岸式的期待,将其在现实的土地上落实,毋宁让其理想的光芒照耀自己,以新理想主义的情怀在内心升起不能夺去的高贵与圣洁——它也许更让人产生‘性别’的敬意。”这是评论家的恳挚之言,意在揭示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现象的女性创作所具有的独特审美和文化意义。
从激进走向缄默,或者说在男女共同拥有平等的言说与表达权利之后,女性创作将会发生哪些明显变化?是在激进退却后的冷静思考,还是在缄默中重新集聚力量?是继续在小说和诗歌创作领域高歌猛进,还是选择对多种文体写作的全面出击?是展现出新颖的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还是对旧有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技巧的沿袭?为此,不妨以《剑南文学》2025年第6期刊载的绵阳部分女作家的作品,作为观察、分析、评价对象,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窥见一斑。
在绵阳当代女作家的文学书写中,小说艺术仍然是其创作的主样式,《剑南文学》2025年第6期刊载的冯小涓的《王子与公主》、王琴的《你是谁》、张玉博的《寻桥记》、袁卓婷的《那么些花呀》,正是对这种文体主样式的呈现和力表。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的真理,……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前面的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这位著名外国作家之所以把小说提升到人类的精神高度来理解、认知、判定,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艺术是对游戏、梦、思想、时间的召唤,即以虚构方式表达人类的奇异梦幻和独特思想,在时空意义上充分显示出它游戏和经验的价值。上述绵阳女作家的小说作品,是否构成对人的复杂性、持续性精神内涵的深刻揭示,富于怎样的思想蕴含和美学意义?这既是文学理论工作者需要重视的问题,也是开启这些小说精神内存的钥匙。
作为当代四川知名作家的冯小涓在过往的小说创作中,曾奉献出《在想象中完成》《我是川军》等力作,她的这篇新作《王子与公主》,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人生易老的故事,不如说是在描写男女主人公角色的相互转换。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通过两种时空的变化,和情节与细节的具体描写,以展示时间、事件对男女主人公的生命意义所构成的重要影响。十多年前的“我”,是县民政局的一个股长,专门负责办理人们结婚、离婚事宜,小学同学刘翠的女儿柳枝与其丈夫陈强闹离婚一事,正是经“我”之手处置的。在“我”的记忆里,曾参加过这对年轻人的婚礼,陈强为县城公认的美男子,柳枝也生得非常漂亮,两人的结合可以说是开启了一对金童玉女的美满婚姻,令众多青年男女歆羡不已。如今的陈强,却尽显出一个中年男人的邋里邋遢,一旁的柳枝也自始至终保持着压抑般的嘤嘤哭泣和伤心的低声诉说,从她的话语表述里,“我”明白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经过劝解,二人没有离婚,怏怏离去。十余年后,当“我”从深圳回到县城,在一家快捷酒店与柳枝相遇时,柳枝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简直令人无法跟记忆里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联系起来,站在面前的分明是一个满脸皱纹、浑身赘肉的老妇人。更让人惊异的是,柳枝的丈夫陈强所表现出的巨大反差,因为脑袋里生了肿瘤,先后在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出院后的陈强思维、言语、行动都变得迟缓,整个人完全是一副颓丧和没落的样子;在饭桌上柳枝喂陈强饭时将丈夫称为“死温殇”,柳枝讲述陈强坐牢一事时,所张扬出的活跃兴奋的精神状态,极其强烈地衬托出这位曾经的美男子在当下现实生存中的种种不堪。这样的时空转换和情节与细节描写,既显示出时间对于个体生命构成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事件和身体疾患、精神状态对于人生历程的突出功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篇关于时间叙事的小说,也是一篇关于事件描述的作品,体现出别样的思想意义和独特的审美蕴含。
90后作者张玉博,出手便是不凡之作,她的这篇小说《寻桥记》,既是关于人的寻找意义的深层探索,又是一篇充满浓郁象征意味的作品。小说以一个名叫杨萍的年轻女性为叙事视角,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所遭受的惨痛经历。因为无法忍受丈夫长期实施的家暴,万念俱灰的母亲吞噬大量药物,彻底了却了自己的生命,不仅如此,她还给年幼的儿子杨桥强行喂药,企图以一个鲜活的小生命作为陪葬,历经医生的大力抢救,儿子才得以继续留在人间。然而从12岁起,杨桥开始一次次地选择逃离,他逃离的表面理由是不忍心看见埋着母亲的新坟,实则是母亲的冤死,或者说父亲的残暴,带给一个幼小心灵深入骨髓的疼痛。杨桥反反复复地离家而去,迫使父亲不得不一次次踏上寻找之路,在一次偶发的车祸中不幸身亡,从此以后,寻找杨桥的艰巨重担,就落在了姐姐杨萍的肩上。在寻找期间,杨萍嫁给了村诊所老大夫的小儿子许强,并拥有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事情的陡然生变,是在杨桥出狱后的一月有余,因为在他们夫妻注视下的杨桥始终保持缄默不语,成天窝在家里无所事事,再兼在公公活着的时候,杨萍没能给许家生下一男半女,这些都让许强的内心集聚了一股强烈的怨气,便与杨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致使杨桥再次离家出走。杨桥是杨萍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没有这个亲弟弟的日子,她不知道生活将怎样继续下去,为了完成父亲生前的嘱托,同时也为了了却自己的心愿,于是她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寻找之路。在黄警官的亲自带领下,杨萍来到杨桥曾经住过的地方,一座被废弃的荒芜而杂乱的厂区,弟弟就是凭着一条破旧的被子和一块塑料布,在这里居住了数月之久;接着又听闻黄警官带有总结意味地说道:杨桥的本性并不坏,只是因为太过年轻,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他之所以偷盗连锁店的食品、学习用品,完全是为了一个叫晓旭的九岁男孩,也就是说杨桥用偷来的东西养活了另一个小孩。事情的再度陡转,杨萍始料不及,也令她生发出无比复杂的心绪和思想。
毋庸置疑,这是一篇关于寻找意义探索意义的小说。自中国现代文学以来,无论鲁迅的《伤逝》,还是路遥的《人生》,抑或是阿来的《尘埃落定》,皆传递出同样内质的思想意蕴。很显然,与子君们对内心和灵魂的寻找,高加林们对生存方式和人生道路的寻找,傻子们对善良人性和革命之路的寻找相比,这篇小说更侧重于表达人对血缘亲情、人间温暖的寻找。父亲对儿子的寻找,遭遇偶然车祸而亡,是一种未完成时的父子情寻找;姐姐对弟弟的寻找及其出人意外的发现,是一种完成时的亲情寻找;弟弟用偷盗行为来拯救深陷困境的男孩,则是一种对人间温暖之情的寻找,充分表现出作者对血缘亲情和人间温暖的深切关注。从艺术角度予以审视,这又是一篇充满浓郁象征意味的小说。“桥”既是人物杨桥之名的实指,又是对于某种物象的隐喻,桥的基本作用是帮助处于河流两岸的人们,能够成功实现彼此的抵达,既具有形而下意义的指涉,又富于形而上意义的象征。在这篇小说里,无论是父亲对儿子的寻找,还是姐姐对弟弟的寻找,或者是弟弟对无助男孩的帮扶,都通过桥的作用得以实现,展示出丰富的思想意义的隐含与能指。就此而论,小说充满了多重复杂的象征意味。
与上述作者的小说作品进行比较,王琴的《你是谁》和卓依婷的《那么些花呀》也显示出各自的特点。王琴的《你是谁》更像是一篇悬疑小说,它以男主人公老曾接到一个神秘电话为叙事原点,描写了这个人物在现实生存中所遭遇到的诸多烦心事,以及这些烦心事给他带来的心理、情绪、思想的影响。归纳老曾遭遇的烦心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个神秘电话为何人所为?对方三番五次打电话,都只有一句话:“你是谁,为什么给我老婆打电话?”虽然这只是一个问句,但隐含其中的是对老曾人品的深深质疑;二是老曾供职的县级机关单位,即将面临人事调整,一把手在主持会议时特别强调干部的年轻化与知识化,令五十多岁的老曾颇有几分危机感;三是在中学担任骨干教师的老婆朱燕自进入更年期后,心理和情绪极不稳定,“看老曾总是斜着眼睛看,眼神里满满的不信任”,不是说老曾这里那里的不是,就是发一通莫名其妙的牢骚和怨气,或者是疾言厉色的训斥,令老曾不由地生发出“女老师不好伺候,骨干女老师更不好伺候”的感慨。当然也有让老曾甚觉高兴和欣慰的事情,就是在晚饭后打开电视,可以尽情尽兴地欣赏那些“抗日神剧”,看英勇无畏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如何用闻所未闻的神奇战术,杀得倭寇抱头鼠窜、片甲不留。然而,老曾毕竟是一个有身份的社会人,关注现实生存势必成为他的首选,特别是那个让人内心烦乱的神秘电话。为了弄清楚打电话的是何许人,更为了消除它给他带来的那份疑惑或忧虑,他答应对方的“邀约”,到渔人码头一见,但抵达码头后,来来往往的人相当繁杂,他无从判断哪个人是对方,最终不得不怏怏而归。小说以设置悬念的方式,层层推进故事情节,既有故事的玄妙与生动,又有情节细节的起伏与曲折,更有人物为释解心中疑惑而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小说最后给出的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不仅激起人的反复猜想和细细玩味,而且引发人的深层思考。就这个意义讲,这是一篇具有某种深义的小说,也传递出别样的审美意义和价值。
初读袁卓婷的小说《那么些花呀》,令人有无所适从之感,不知道该将它归入哪一类,因为它既没有典型人物,也无完整的故事情节,只有碎片式的细节与场景描写。在进一步深入解读后才明白,这是一篇充满了现代与后现代意义丰富能指的小说,或者说是将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等形式融会而成的叙事文本,极力显示出在当下小说创作中的尝试和探索意味。从意识流小说叙事的角度看,作者有意识地以一名小学生的“我”作为叙事视角,意在凸显少年女性作为故事讲述者所具有的内在特性。我们深知,作为一名仅仅只有低级文化知识水平的小学生,即便她富于聪明灵慧的天赋,且熟练掌握了叙事技巧的秘钥,但无论是在理解、认知、判断能力的体现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与现实世界的整体把握方面,都难免会多多少少地流露出稚气与朴拙、灵动与妙趣的征象,正因为如此,小说艺术才会展示出它的某些变化,而富于独特、新颖的韵味。这篇小说以一位少女作为故事讲述者,其中的人物、事件、场景、情节、细节,犹如一股股纷繁、摇曳的意识流奔涌而来,不仅表现出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特点,而且有着新颖意义的艺术蕴含。从象征派小说叙事的角度看,它以象征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善于将抽象的情感和思想转化为具体形象,注重挖掘内心深处的情感,把个人的感受、体验、经验、思考融入叙事中,追求一种超现实的精神释放和愉悦,在艺术上常常打破传统的审美观念和表达方式,创造出某些新奇、独特的意象。这篇小说正是对象征主义小说叙事技巧的主动借鉴和有益尝试,无论是对“我”、姑妈、唐文秋、堂姐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人物情感曲波、内心起伏、思想流变、灵魂隐秘的描述,或是对城市街道、林立高楼、居处房屋、周遭环境的点染,或是对片羽式的情节与细节的展示,皆表现出象征主义小说的叙事特点,即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既深层地传递出较为浓郁的象征意蕴,又力显出现代小说的美学内质。
相对而言,绵阳当代女作家的散文创作,无论是在散文题材的选择,还是在思想意蕴的表达,或者是在审美内涵的传递,皆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特点。陈竖琴的《茶圣陆羽》,以历史叙事的笔力,极其多元而生动地描写了唐代著名隐士陆羽主要的人生经历和历史事件,特别是对于中国茶文化研究的突出历史贡献,旨在表达作者之于这位杰出古人的崇敬之情。言子的《盛开》,仍然采用她一贯的私语方式,通过对自身少女时代往事的钩沉,叙写了一段不为人知的人生成长历程,揭示了阅读与写作之于人生改变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钟锦钰的《一场蓝色冰湖引发的经验与思辨》,以激情与浪漫、虚拟亦写实相与融合的笔法,书写了作者的一次高原之旅所带来的内心体验和灵魂震撼,虽然显露出几分故意为之的夸张和炫耀,却无不是情感真实、思想真髓、灵魂之骨的深层表达。从总体看,绵阳女作家的散文创作日益显现出成熟、圆融的风范,但在艺术方面仍然欠缺主动意义的创新与变化。
作为绵阳知名作家的贺小晴,近几年来热衷于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创作,她的这篇《迎娶新娘》便是成果之一。这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以主要人物张代玉之口,道出了一段隐于历史岁月中的往事,即张代玉嫁给任柱贵的曲折经历,或者说人生命运的选择。生于东宣乡鱼泉村的张代玉,虽然家庭成分只是一个中农,但由于全家人大多继承了祖辈的一技之长,不是擅长石匠、木匠、铁匠、烧窑,就是在纺织、缝纫、纳鞋等方面表现出才能,正是凭借这些技艺,确保了全家人能够吃饱穿暖,这在整个乡村社会处于贫穷的特殊年代非常难得。家庭条件优越的张代玉,何以选择嫁给贫穷且失去父母的任柱贵,一是因为男方个子高,眼神里总是充满温和的微笑,说明这是一个善良的男人;二是因为母亲蒋月英的坚决支持,不仅如此,还为女儿准备了丰盛的嫁妆,因为在母亲看来,将来的任柱贵定是一个值得女儿托付终身的男人。回忆走过的漫漫人生路,张代玉认为嫁给任柱贵,是自己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选择。作品虽然叙写的仅仅是女主人公漫长人生的一个片段,但这样的片段足以照亮一个女性的整个人生历程。这是回忆的力量,更是人坚定前行的生命底力。
纵观《剑南文学》2025年第6期刊载的绵阳当代女作家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对普通人凡常情感与思想的描述,还是对个体内心与灵魂的表达,抑或是对社会现实中凡常事理的开掘,大多是从地方视野出发所展开的审美建构,这既是地方作家共同拥有的优长,又是她们最为明显的存在局限。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现状,不少文学评论家理论家指出:随着消费文化的汹涌而至,传媒与资讯的多样化发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升级,不仅使文学不断走向式微,同时也是经典文学历史终结的根由,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从这样的维度看,重建文学经典时代的意义重大,无论是作为地方属性的作家群体,还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中国作家群体,必须勇敢担负起如此重任,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本文原载《剑南文学》2026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孔明玉,女,山东菏泽人,文学硕士,绵阳师范学院教授。在《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坛》《阿来研究》《文学报》等报刊发表文艺评论近百篇,出版文学研究专著两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