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学性关系到何为文学、文学是否终结及其动力问题。数字、意识技术对文学施展了降维打击，也为文学性谜团“解剖”提供了“钥匙”：文学性的本体、先验维度及其潜能在数字、计算文学中得到解放与确证；客观的语言程式为何能产生主观文学性，文学性的纵轴隐喻与横轴换喻之间的异同，语言、文学性与何为人类的相关性，这些问题将从神经、生物“湿媒体”的物质性贯通中获得说明。大文学、泛文学是面对技术文学挑战对文学未来的展望，它首先应是最小文学。倘在视角上实现转换，从文学人造客体回到先验内在性进而发掘意识机制，则能看到文学动力。只要人类基因种系不被篡改，文学在教育、主体培育以及文化的葆真与传承方面便大有施展空间。
关键词
文学性；泛文学；后文学本体；最小文学；人工意识
文学性问题在当下数字、意识技术语境下又被重新提出来，这意味着什么？“文学性”关乎何为文学以及文学是否终结的重大问题。要重新进入这一论域则牵涉到“文学性”概念理论旅行、文学性结构层次的纠缠，更同大量阐释沉积、似是而非的论争幻象相关。而最关键一点是，问题本身的变动、断裂，文学正遭到基因工程、人工智能3.0降维打击，这急遽改变了问题走向及其考察方式。文学性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标志的范畴，它强调文学的独立、自律以及特殊性，并作为对庸俗文学社会学、文学高度工具化的反拨而奠立，即文学性1.0版。随后遭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消费文化、新媒介冲击，出现后现代蔓延文学性，即文学性2.0版。从文学1.0到2.0的过程以及围绕蔓延文学性的论争，其最大问题在于未能从经验现实跃至本体、先验层面而触及文学内核，我们可将本体、先验层面的文学性称为文学性3.0版。数字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神降是对包括文学性3.0在内以纸媒为载体文学的全面摧毁，也催生了以数字文学、机器文学为代表的技术文学，即文学性4.0版。面对文学性迭代引致的断裂以及不可阻遏的文学性4.0，如何真正洞晓文学性迷误与奥妙？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抽象范畴与组织时曾宣告，“人体”“资产阶级经济”分别为“猴体”“古代经济”解剖提供了“钥匙”，一些“只是征兆的东西”只有得到充分发展之后方能得到理解。面对文学性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积弊”“新患”，转用马克思的方法论则会有别样的诊断：文学性3.0是如何有助于理论界走出曾在文学性2.0所作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论争而深陷的误区及其对文学本体动力的盲视；文学性4.0在造成狭义文学萎缩过程，很大程度上却实现了文学性3.0的观念与理想，使之获得坚固的现实以及物质性外壳；文学性范畴的起源处，在雅各布森那常被忽视的语言程式的客观性与具有主观精神的文学性的勾连以及文学与失语症、神经大脑的隐在联系，这些征候只有到了德勒兹的情动理论、斯蒂格勒的生物分子媒介或神经义肢方能得到充分认知与理解；只有到了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阶段，才能回头更好理解雅各布森结构主义文学观以及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文论的征兆。面对数字的形而上学“怪诞”以及技术文学庞大“人造物”所制造的幻象，倘通过哥白尼式的视角转换，将问题还原到先验内在性，则能避免在文学危机的判断上迷失方向，从中看到文学的未来空间。大文学、泛文学是面对文学性4.0的劫持却又不愿“逃离文学”情况下，对文学未来趋向的判断与展望。那么，它如何可能？如何得到最低也是最根本的界说?传统文学在文学性4.0框架下何为、何谓以及它们间的关系如何得到重估？
一 当代性凝视：从文学性1.0到文学性2.0
这次在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有关文学性探讨是上一轮论争的重复吗？是否意味着又要围绕文学性范畴重复地罗列中西发展历程中有关的事实、材料与事件？我们不打算对文学性百年流变文献做同质而空乏爬梳，这里固然会涉及但重点并不在于对文学性中国语境的接受、变异、误读等进行专门考察或专题比较，而是开展一种当代性凝视与诊断。当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段，而是对当代问题的“异常敏感”以及对断裂晦暗的“凝视”。当代性意识既看到了过去对当下的预示，也看到未来在当下的征兆。文学性从1980年代征召而入，一度撬动了批评理论界的神经。当追问“文学是什么”的时候，首先未必是为获得一文学本质，而是一种质询与问题意识。基于文学性问题征候，从文学性1.0到文学性2.0的嬗变切入，尤其是文学性1.0作为相对于西方的后发性语境以及文学性2.0带来的冲击及其遗留问题，是具有典型病理意义的“切片”。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观测点”，在于它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旅行，却没有蜕变为历史文献资料；虽不断接受学院体制再生产，却也不断拒绝学院化学术或知识模式规训。
文学性作为俄国形式主义核心命题，所谓“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这句带有几分奇异色彩的口号在当时响彻整个文艺界。那时候来不及，实际上也无意对其语种翻译、文献客观性、历史语境做更多考究。文学性源自雅各布森，但其知晓度更多离不开理论界将它与乔纳森·卡勒的阐发以及在“什么是文学”问题上的发酵相互关联。它在当时的影响力，更多与纯文学、内部研究、文学细读、审美意识形态等聚合，关键是得到审美自律论（主要是康德美学）、马克思实践美学深度支撑。随着文学性影响的扩张以及对其学理诉求的增强，其中至少有些关键环节或断裂需进一步质询：文学性原本只关乎语言功能、诗歌程式、形式技巧，这看似纤弱的形式主义主张为何能迅速占领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甚至能扛起整个文学学科独立的任务？从语言系统到文学美学或从雅各布森到英语世界韦勒克的用法，究竟是在国内语境下的强制拼接还是原来就有渊源？现通过文献和语境溯源，诸多细节不断被披露出来：“文学性”在俄文版中原为“文学规范性”（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它在俄国形式主义那并不被广泛认同。韦勒克虽参加过布拉格学派后期活动，但一些观点与雅各布森“背道而驰”；也不能因其《文学理论》与雅氏文学观点有些相近，就将文学性“硬塞给韦勒克”。俄国形式主义内部真正想成为文学理论家而非语言学家，让文学性比语言学走得更远的，反而是什克洛夫斯基。这些事实的发掘在学术层面完全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它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兴趣，更无法改变文学性的驱动轨道以及理论界对文学性有无、何为文学不断追问与聚焦。这说明什么？文学性在中国语境的发生，印证了理论旅行所需的“类似源点”“变异”以及误读、挪用与选择，但却也出现了一种非“卢卡奇-戈德曼”方向的接受情形，即并未出现从具有反抗性、理论力量与问题意识的理论到贬损而蜕化为一种温和、无力的学术教条。这从中折射了文学性问题的当代性、可能性，其背后是文学批评、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差异。
从文学性1.0到2.0，围绕文学研究、何为文学问题经历了三次重要论争：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狭义文学与后现代泛文学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论争，稍后有“强制阐释”（张江）、“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金惠敏）以及本轮讨论焦点“文学性稀缺与回归”（张清华等）之间的对话。我们不妨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这场重要论争切入，诊断其征候及其当代性。余虹是文学性蔓延比较早且有代表性的呼告者，他从“后现代学术”“消费社会”等展示了文学性弥漫、高奏凯歌时刻以及文学边缘化与获得全面统治的奇观。文学性蔓延、终结论随即引发广泛论争，申张者以反对本质主义为旗号，利用历史化维度，尤其以德里达解构主义、福柯权力论为利器，结果走向相对主义，变成另一种本质主义，即“一切都是相对的（而相对却是绝对的）”。反对者则坚持以文学超越性、恒定性反对终结论，并通过对卡勒、米勒、德里达等后学理论大量贫乏误读试图将反本质主义拖入相对主义、自相矛盾境地，结果仅赢得抽象、空泛的道理，而丧失了文学的“肉身”。这场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作为定义的文学性与作为属性文学性二重性之间的误用，以及因无法用定义框定蔓延文学性而出现与强调文学定义重要性之间的矛盾。持久争论衍生了对二者加以调停的第三种主张，即将蔓延、扩张的文学性作为属性文学性与作为本质、定义的文学性相区分，并将蔓延文学性措置在狭义文学性框架下，进而“无害化”地将其纳入从古至今早已存在的非文学的文学性。对文学性二重性的区分与措置，能避免出现因二者混杂、误用而导致诸如一些论者所言及的，一方面强调文学定义的重要而另一方面思辨运转一番又发现无法定义的悖谬，等等；对文学性二重性的辩证调节也是措置矛盾问题的不二法门，但如果忽略条件、差异、美学张力，则容易导致问题虚假转移，模糊问题指向。将蔓延文学性作为一种属性文学性加以“招安”，显然削夺了其开拓性、异质性和未来动力。实际上，当时余虹就是在主张不逃离文学的情况下探讨如何将弥漫文学性纳入总体文学范式内，也就是弥漫文学性并非仅是属性文学性而是具有发展为文学本体类型或作为定义的潜能。
蔓延文学性提出二十余年之后，在媒介技术催化下更浓烈的文学性社会场景、现实景观无处不在，文学性弥漫问题已毋庸置疑。不过，一方面文学无法定义或弥漫文学性在定义层面的归属问题始终未能在文学本体层面做过探讨，另一方面由于文学性4.0登场导致将弥漫文学性纳入狭义文学并上升为新的文学类型的逻辑全面中断。文学性4.0在两大方面对传统文学造成冲击：其一、文学假定性或虚构空间的吸引力以及共鸣、移情机制在人工意识或机器文学的情动体验面前彻底哑火了；其二，文学的真实或虚构在现实高度虚拟化、媒介化情况下已丧失再现的空间，文学真实已远低于为媒介所中介着的超现实。数码、算法技术对文学再现机制在客观、虚构两方面进行双重颠覆，无论是虚构还是更客观真实都变得不可能。当然，以文字书写为存在方式的文学也几乎是惯性式地做了调整，非虚构文学可视为应对这一挑战最典型的文类。行走文学、在场或交互文学是也非虚构文学的重要代表，诸如《寻路阿富汗》（斯图尔特）、《天花乱坠》（朱国华）、《血与蜜之地》（刘子超）等，它们再度施展文学的述行、行动能量与行事能力。不过，包括将虚构与现实的辩证做到极致的非虚构文类在内的传统文学，显然已无力接纳、措置文学性4.0。面对这一情况及其未来趋向，不少学者提出了“泛文学”“大文学”问题。不过，泛文学、大文学若要避免“蔓延文学性”建构的历史性停滞并获得相应内涵，就必须澄清以下问题：泛文学或长期遭到误解的文学定义最终需在本体层面加以讨论；文学触动力、虚构与现实机制、何为文学的根本问题，则涉及与意识、主体先验机制的交叠；从本体、先验内在性层面发掘文学性4.0与文学性1.0到3.0之间的脉动，阐明传统文学作为最小文学如何成为维系文学性4.0根基的关键“少数”。
二 文学性3.0：后本体文学、原型文学
困扰文学性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学能否定义，而一旦无法定义是否必然导致相对主义？从文学性1.0到2.0的纷争，由于本体、自在主体、先验内在性重要维度与视域的缺乏、误用以及粗陋现代性美学框架掣肘，造成对后本体文学即文学性3.0内核的盲视。这先是表现在对雅各布森文学性范畴接受的裁剪上，然后忽视了卡勒、米勒等在本体、绝对层面言及文学本质或文学性，而德里达后本体、准先验层面的文学性、文学本质自然就被削足适履了。我们可从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中发掘其通向文学本体的可能，从本体、存在、后本体、先验内在性层面探讨所谓“何为文学”“文学本质”，从而澄清其中迷误，显露文学潜能与动力。
回到雅各布森“文学性”这一提法的原初，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条件、东西）”。对此，我们有必要先在三个方面稍加澄清：其一，国内无论将其翻译成“特性”“条件”“东西”（不同版本主要的三种译法用语），还是理论旅行到国内之后雅各布森、卡勒他们在程序、结构、独立学科等语境下的指称，都主要是基于现代主流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其二，可以确定的这是一个定义的表述，即作为定义的文学性；而同直接说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属性、特性、条件（属性文学性）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其三，文学性（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源自俄语，影响最大的是英语世界（literariness），而最具能量、潜能的则是法语世界（littérarité）用法。用影响最大的英语世界用法还原，即literariness—that is，that which makes a given work a work of literature。需进一步追问的是，这里所及文学性是否涉及本体？属性文学性与作为定义/本体的文学性有何关联？实际上，卡勒在解释文学性、何为文学问题上已涉及绝对、本体，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深层的永恒的主题即文学的不可知性；对于绝对的文学追求而言，作品标志着某种程度的失败”。英语literariness的界定究竟是否仅限于认识论显然会因接受语境与理解结构的差异而不同。“本体论”在主流认识论中就经常被误用，所谓“本体”在国内思想界“很多人实际上指的是‘基本的’‘本质的’”。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文学领域，所谓文学本体或文学本体论只不过是强调文学相对自主或独立。这种误用显然同粗陋认识论视角、经验主义局限、学院体制知识生产模式有关，但从深层溯源看还在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缠绕。如我们所知，马尔库塞曾以认识论言说方式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作品”从本体论做过如是界说：“那种构成作品的独一无二、经久不衰的同一的东西，那种使一件制品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东西——这种实体就是形式”。马尔库塞这一经典说法为重新发掘雅各布森文学性定义通往本体论提供了方向；而回到亚里士多德那，有关本体、定义、本体界说与误用将从根源处得到澄清与规范说明。亚里士多德对此有着严格规定，本体就是“怎是”“由己”“各有其是”“是其所是”；“只有本体可以作定义”，“定义是怎是的公式，而怎是之属于本体”。亚氏从事物质料、形式二因推衍构建起（宇宙）本体，事物都是形式化了的质料或统摄了质料的形式，最高阶位的事物是没有质料的纯形式，即“第一推动者”。纯形式就是本体，跟神只有一步之遥；而不借助神话、宗教、艺术，纯形式或本体就是不可能。用后来康德的说法就是，不可知却又引发认知冲动的概念，即“物自体”（thing in itself）；而若一定要转换为认识论它就是一个“X”。在亚氏这里，形式本体论可见一斑，形式是事物成为事物的根由，纯形式就是宇宙成为宇宙的（东西/X）。由此，回到文学性问题，作为定义的literariness，就是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特性、条件……，X。把文学性仅限定在“东西”“特性”“条件”，显然将开放的定义实体化而被禁锢了。对于本体在认识论层面通常只能以类比、隐喻或悖论张力的修辞方式展开。老子的“道”及其论道方式，便是如此。“道之为物”，所谓道这个“东西”并非某一实体、实质或物质，而只是以拟物、拟像方式指称。这样，所谓“没有本质”，倘是基于本体层面就不必然沦为相对主义或似是而非的谬误。本体的欠缺、空无、乌有在后本体哲学或文学文本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恰是本体的空无而需要文学，文学看护着空无。反之，本体的空无或欠缺也成就了文学，热奈特在论及马拉美的诗时说，“只有通过欠缺本身诗才能存在”。本体的空无或欠缺显然有助于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布朗肖宣称“文学并不实存”，德里达则反复说“没有，几乎没有文学”“一点点都没有”“无论如何都没有文学的本质”，但这决非虚无主义而是空而不空、无之无化。
亚里士多德谈到“定义”时跟现在贫乏认识论框架下的定义有根本区别。在亚氏那，“本体”“定义”“怎是”是三位叠合一体、相互限制成全的；本体不是一种主题、对象或东西，普遍性还不能被称为本体，因为它意味着某种主题、公式，脱离了“怎是”以及无法指向“个别”“如此”“这个”。学院化知识生产模式加剧了定义同“怎是”“如何是”“实践”的脱离，造成了所谓“文学定义或文学理论里没有文学”“新闻学里没有新闻”“鸟学里没有鸟”这些理论“毒瘤”。亚氏的定义讨论涉及本体论与“是论”“存在论”的关联，即“本体”向“是”“存在”的转化，这显然有助于消除对文学本质、定义那些因粗陋认识论僭越本体论所致的理解迷误。本体不可知，但不妨碍它“存在”，无法阻止其“是其所是”。德里达、米勒因此会反复说文学不存在，文学没有本质，但这丝毫不影响文学的发生。当我们不停追问文学是什么？主流认识论的直接反应就是文学是什么“东西”；而布朗肖则说，当在问“文学是否实存”“文学是什么”，我们对文学自身关注本身就是文学。
本体的不可知、定义的不可能，除了转向存在论、价值本体论之外，更多只能借助修辞，这注定了本体问题与文学的亲缘关系。不过，文学在传统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谱系中只是依附或工具。柏拉图奠定了这一基调，一方面他对本体、真理、善型言之凿凿，另一方面又将诗人、文学驱逐出理想国。柏拉图毕竟不是神学家，对理念还是做了证明，其最典型论证就是《理想国》中通过视觉、光线、太阳撒光、太阳表象、太阳本身等环节不断引出太阳理念、太阳真理，最终指向理念本身。这一切几乎没有逃过德里达法眼，由此发动了著名“太阳隐喻”的解构-重构。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所谓真理、本源并不在场，有的只是彻头彻尾的隐喻（原型文学Arche-literature）。他继而反客为主地展开重构：除了这一隐喻之外并没有所谓真理、本源、善本身，即这个“朝向太阳的运动”就是“太阳自身的运动”。也就是说，喻体与本体叠合了，本体反而依附于喻体，除了喻体并没有所谓本体，这就是后本体文学。后本体文学意味着文学不再是本体的工具而迎来了属于文学自身的本体时代，从而后本体文学就是后文学本体，文学与理论（哲学）也相互融合。常被降格、流俗化的后现代小说，实际上是后本体文学的典型文类，无论是其要面对的问题，还是自身主导性特质都是“本体的”。巴尔特、德里达在这里以文学性方式奇异地汇合了，彼此互文，相互应和：在巴尔特那，文学犹如“洋葱”没有“内核”“内芯”，除了层层包裹什么也没有，而包裹层则环绕着空无而层层包裹着；在德里达那，法本身是空无，而乡下人则看守着空无，从而有了所谓文学文本“在法门面前”。
在文学没有本质问题上的误解，还表现在无视德里达、卡勒、米勒他们是从先验、准先验意向性（内在超越性）层面论及本质的。在现象学先验意向性原则里，任何客体、本质都可以还原为或首先是意向性的：“没有任何绝对的本质”，“有关事物的本质性，这种事物必然只是意向性的”。德里达正是基此展开所谓文学本质、文学性的：“文学性（文学本质）”是一种“意向性结构”，它是主观的，但不是经验的主观，而是一种关联着“主体间性”“先验共同体”。这种先验客体就像三角型、围棋规则一样，即便把经验的三角型或棋谱彻底销毁，它仍会保持稳定性。实际上，胡塞尔晚年在回溯几何学如何从经验、个人主观跃至先验主观（客观）过程，已把文学纳入先验客观“构造物”从而方能“一再”得到表达或重复。米勒也曾从这一层面展开了文学客体或本质，在他看来诸如《奥德赛》《追忆似水年华》即便荷马、普鲁斯特没有写出来，这些客体同样会存在。从意识的先验意向性出发，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动力问题将会产生与充满怀疑色彩的相对主义、经验主义或独断色彩浓厚的客观主义不一样的诊断：首先，面对数字技术产品或客体对文学的挑战，如果不还原到意识、主体内在性进而认识到数字客体不过是意识外化或对象化产物，而执念、囚困于与外部庞大数字客体一决胜负，那么再现机制不可能有任何胜算。其次，在意识最终是否具有统一性、绝对自我是否可能的探问上，无论康德、胡塞尔还是拉康，在极尽努力之后对此最终都是否定的。斯蒂格勒正是基此认为，意向性结构或统觉始终存有裂缝，从而根本上需要虚构、幻象或映射去调节。这是虚构的始源，元文学（meta-literature）出入地带。这一空而不空的内面地带，正是文学的始源空间，德勒兹的情动力、发生力也从这里蕴生。
三 从文学性3.0到4.0：数字与意识技术的确证
后本体、先验性视域为勘察文学性3.0、4.0以及二者关系打开了空间。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后现代文学、数字文学先后对传统狭义文学进行颠覆与消解，而看不到数字文学实现了后现代文学的类型观念。后本体有力确证了后现代小说、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创造潜能与动力。回到先验内在性，就不难看到计算文学运行的语言模型只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迭代升级，计算文学的本质是意识、自我的对象化以及文学结构与意识结构的相似性。数字媒介、人工意识、生物技术促使文学的后本体、先验维度告别了理论的抽象、意识的距离与观念的虚幻，而获得物质性呈现与坚实外壳，即文学性4.0解放了文学性3.0的力量。
数字技术催生了以超文本、超级链接这样具有强大文学性功能特质的数字文学。超文本具有文学性、文学性系统的显著特征以及“超文本写作与后结构主义的密切关系”，而且超文本在“把类似解构主义这样的抽象理论具体化方面”可谓“功不可没”。无论对于解构主义摆脱相对主义责难从而消除对弥漫文学性误解，还是理解其真正多元、交互性、非线性等后学理论的关键范畴，数字文学都将有助于回击各种贫乏理解。数字技术把后现代小说因印刷媒介牵制的交互、参与、游历潜能转化为物理的三维现实。数字文学技法最大化地实现了诸如卡尔维诺《命运交织之城》这样一个作为“前数字化遍历写作文本”的遍历（ergodic）体验。博尔赫斯《小径交叉的花园》的隐喻、象征只有超文本才能得到“兑现”，而时间“分叉”“交汇”“平行”只有在“电子空间”中方得以实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所谓“但凡人能想象到的事物，必定有人能将它实现”，诚哉斯言。马克思曾惊叹现代技术对古希腊神话的如数兑现，从避雷针-雷神丘比特到股份银行-商业之神海尔梅斯，不一而足。我们不必在后现代文学、古希腊神话、数字文学与近现代技术发明间做比附，但将这一轮文学生死场置于历史文化长河中，无疑能从更大文化视域审视何为文学及其过去、当下与未来。
相对于外宇宙探索滞缓，近二三十年基因工程、生命技术、人工智能3.0对人类内宇宙的解密获得历史性突破。这次以文字书写为载体的文学危机根本在于它丧失了触动力，而首先无关其内容或怎么写的问题。对于危机诊断有必要在观察视角上实现哥白尼式转变，从外部对象回到人类自身，方能看清文学性的内在机制，而借助人工意识技术的湿媒介（语言-意识-神经的物质性连接）则能从中看到这一轮文学生死性的真相。
从小冰诗歌程序、九歌系统再到DeepSeek，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那么，对于文学而言为什么只是到ChapGpt、DeepSeek才真正意识到危机的来临？尽管它们在写作或何为文学层面带来了空前魔性、骇人震颤，但其所传递的不安全感恐怕还不在于其强大功能、庞大信息以及对作家的取代，而是窥见文学写作的某种秘密或触碰了人类内心某种柔软、脆弱之地，即人工意识（AC）较之人工智能（AI）对人类自身提出了更大挑战。面对机器、计算文学，我们容易在最朴素层面将其人格化，最直觉反应是它具有了人类这种碳基构成的肌体才会有的知觉、思维与意识。但其运作不过是依赖系列数学模型、编辑器、信息代码、程序命令，最基本的材料是语言。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语言、语料、程序如何能够具有文学性？客观程序如何产生精神性？基于语言载体、处理语言方式以及通过语言运作旨在产生文学性功能的诸多相似性而言，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机器文学的亲缘性有如马克思所及的“猿体”与“人体”关系。卡尔维诺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着手剖析写作、结构主义与机器文学（控制论）的内在关联。他指出文学与语言在信息量计算和编码层面的一致性，并认为真正的文学机器能够实现与理论完全相符合的文学。这如何可能？结构主义叙事学、语义学遭到最大诟病在于它把文学简单化、程式化，败坏了文学阅读的“胃口”，它因与文学性的对立而声誉扫地。那么，计算文学、机器文学是否更好地克服了结构主义在生产文学或在文学性问题上的不足？再次回到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将结构主义、计算文学还原到先验内在性，将为探讨语言的客观性如何产生文学性、语言程式如何具有文学性触动力问题找到新的方向。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一些文学性征兆或者说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在文学、语言与神经间具有相关性等遗产，只有到了机器文学、计算文学阶段方能得到充分理解或重视。
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念贯通语言学与文学关系，在国内旅行中语言学维度几乎被抑制而文学、美学层面却得到急遽扩张。从计算文学回到雅各布森的诗歌功能研究，能看到计算文学与雅各布森文学性之间的延续，从中也能看出计算文学的程序、编码为何能具有文学性的端倪。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的要义在于区分了语言共时、聚合、垂直、纵轴（选择轴）与历时、组合、水平、横向（组合轴），而前者是诗歌的关键所在，具有隐喻功能，遵从的是相似性、等值原则，也就是语言之所以具有文学性功能的关键。相似、等值原则在这里不只是诗歌内部语词展开的根据，也是语言、文学、神经意识三者具有相关性的关键所在。这对于理解计算文学的内核，消除对结构主义的误解从而突显其潜能，则十分重要。计算文学或创作运行，看起来是借助文学材料、程式、类别等大数据不断“投喂”，训练、学习的结果，但计算文学的文学性之所以可能的关键仍在于相似性原理，即数字模型基于相似性原则的功能模仿，就像数字神经网络对神经元的模仿。目前机器文学之所以能传输出具有疑似意识的文学性，在于控制论的基本方法论诸如信息变量、黑箱函数、模型化、统计等方法都基于语言、文学、神经之间的相似性或等值原理，结构主义的文学性机制同样如此。对于结构主义的理解与接受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结构主义重要的先验维度以及所有“结构”都与“主体”相关的前提。卡勒对此在修订《结构主义诗学》时针对这些误解做了专门强调，而有论者更直接指出，所谓卡勒结构主义诗学核心“文学能力”，“正是与索绪尔那自康德以来强调主体的先验认识能力的传统一脉相承的”。当我们习惯到主体外部的文学作品去寻找文学性最终来源时，已弄错了方向；而要调转方向，意识到讲述、叙事，甚至“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关乎自身、自我反思与自我生命的。也就是说，外部文学客体完全是内部的，它内在于先验主体/意识的，这对勘察计算文学、机器文学，同样重要。
控制论、生命科学、神经影像技术较之传统文学理论或意识哲学论及何为文学、何为意识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对作为精神性的文学性以及意识能够从生物肉身、物理现实层面实现有效捕捉，并找到文学结构与意识结构相似内核及其介质关联；也就是文学成为文学、意识成为意识与主体成为主体的叠合，突破了隐喻而能在生命感知或数字技术层面得到链接与印证。卡尔维诺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微妙时刻与场景：思想、精神成为“传感器和控制机构上面的脉冲的组合”；复杂的意识过程，正被“头盖骨下面那些继电器二极管、晶体管的复杂线路上飞快经过的信号”取代。机器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触动了我们最为“私密的内心世界”。文学与脑神经可能存在的关系，已被生物、神经科学不断捕获。雅各布森将语言、文学性与失语症关联起来，他当时已发现文学的共时、历时或隐喻、换喻分别与“相似性错乱病人”“邻近性错乱病人”存在对应关系；而这一对应甚至同左大脑、右大脑的工作机制有关，诗歌、隐喻和文学性特质则更加依赖于右大脑的活动。这也说明，脑神经受损并不妨碍写诗，脑瘫患者在诗歌方面有可能比普通人更具某些先天条件。文学与人类大脑、基因之间比我们所想象的存在着更为内在的关系。这种内在关联，在电影艺术中率先得到关注与证实，德勒兹所谓“大脑是屏幕”，斯蒂格勒的“意识犹如电影”，就是最好昭告。这是后电影触动力或情动力的关键所在，对于文学是否终结、文学如何延续触动力无疑具有历史性启发。电影情动内核仍在于大脑或思维结构同电影机制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之所以能产生触动效应，其根本原则在于电影作为一个时间客体制品存在两个重叠：过去与当下现实的叠合，电影的时间之流与观众的意识之流重合，产生了“真实效应”。这是电影运动机制，也是大脑思维结构，这种相似性或交叠已不再是比喻，而能借助生物分子、神经影像技术等“湿的媒体”（Moist Media）而获得感知。德勒兹情动理论与传统共鸣、移情说的不同就在于能从身体感知层面传递更多触动体验，而这种感知触动与意识行动以及自我构成相互关联。文学不是一个成品而“属于不定型、未完成的东西”，“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在德勒兹那，先验、内在平面乃生命之力、行动之力，也是文学、写作出没之地，世界从中重新获得发生力量。
四 文学性4.0批判：元文学、泛文学抑或最小文学？
文学性4.0几乎是以对立的方式实现了文学性3.0的理想，它在实现文学观念对象化的同时，却也使之在数字技术主导的世界中全面迷失。鲍德里亚所谓以仿真、代码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消费社会景观对这一症候做了及时测绘。仿真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革命早期以“仿造”为主导的第一级仿像或以工业革命大生产时代以“类比”“等价”为主导的第二级仿像：这种“自动控制”“模式生成”的操作形态，“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莱布尼茨的上帝）”。生命或精神也同样可能只是一系列数字、代码构成。所有生物都可以像在莱布尼茨那里，“由0和1 的二进制系统”优美而神秘地操作。就文学而言，控制论则是通过仿真、超真实、超级现实主义废黜文学表征、再现机制。现实直接成为超级现实主义，真实不再稀缺，根本无需通过虚构达到非现实、超真实；这里没有了现象与真实的差异，没有原型、意指、来源与方向，只有代码无限繁衍与增殖。隐喻、移情与模仿在超仿真中显得多余，超级复制取消了“横组合维度”与“纵聚合维度”，“冷酷的数码世界吸收了隐喻和换喻世界”。情动原理同样遭到仿真原则篡改，与大脑思维结构相仿的系列人工智能或意识产品被流水线地刨制出来。意识成为工业原料或商品在市场销售，庞大的意识市场在资本不断加持下正在形成。意识产品是事关自我的，而在智能产品面前无论像柏拉图洞穴的囚徒那般沉浸体验，还是当下在抖音、短视频等低质影像中“制作”“行动”“成为”自我，在斯蒂格勒看来不过是被掏空了的“我”或泛泛的“我们”。
无论是庞大而无形的代码、超真实的骇人形象，还是脱氧核糖核酸、0和1的二进制都跟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货币一样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神学的怪诞”，它们在终结上帝、神话的同时僭越到形而上学位置。相对于外部客体特征更显著的代码形而上学，控制论批判更难对付的是源自意识内部、先验层面的意识制品。这一问题上从胡塞尔的意向性难题、德勒兹的“内运平面”将能看清意识制品的症结所在。将意识制品还原到先验内在性，它们都是意识或内在平面一个动态切面在意识外部得以仿造的意识客体，诸如音乐旋律（胡塞尔）、影像（德勒兹）。在胡塞尔的意向性难题反思中，意识客体的重要性在于意识如何意识自身的问题上实现了对意识的有效持留或捕获，但持留客体并非意识本身或意识当即，为此要提防其僭越为意识本身。胡塞尔最终也放弃了意识本身或绝对自我同一的可能性，即同一是“空乏”“无内容”的。相对胡塞尔重视意识，德勒兹以反胡塞尔的方式转向感知，而感知自身或本体在德勒兹那最后也是不可能因而决定了其内运平面的无限开放与不确定性。感知总是对事物的感知，感知即事物，而事物即运动，运动则与影像相伴，德勒兹就此称：“每件事物就是一种捕捉到所有它所承受之运动和它产生之运动的运动-影像”。德勒兹的感知、情动、褶子、逃逸线、内运平面等家族性概念都与此相关，它在流动、生成、发生，是力、生命、前主体、非人、他者、空白等等，它是内部又是内部的外部，甚至通向“整个宇宙”。这个内在性就是生命的极致，也可以说是后生命形而上学；但它并非一个实体，也不虚妄，其向极致延伸过程本身就是一块显现板，有如在巴迪欧那不在场的真理要是存有总会来“打卡”那般，凡有他者、有造访、有事件、有真理总会在内在平面显现、感知。德勒兹把文学或写作置于这一内在平面，文学就是生成、发生、情动，也是“逃离”“离开”“解域化”，写作就是绘制“逃逸线”。逃离并非消极而是避免被辖域化，从而文学具有摆脱控制论或机器、算法囚禁的潜能。意识、自我先验内在性的欠缺或裂缝是元文学或文学动力所在。各种意识制品及其变体也经常“鸠占鹊巢”，而需要辨识、批判与还原。
文学性在书写媒介域内或跨媒介间蔓延、泛化、跨界、混合是当前文学的状况与趋向。米勒就此宣称，“‘文学性’的迁移现象笃定在发生”，但是“即使印刷文学正在逐渐成为明日黄花，某种类似文学的东西也会借着其他媒介的载体继续存在”。毫无疑问，文学的泛化或大文学时代正在到来，何为文学问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何为文学与何为人类问题正出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密切交织。文学性4.0正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那么包括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除了继续以传统方式书写人类活动及其不断开辟的内外宇宙的素材之外，它成其所是的形式（文学性）当如何？基于文学的当代性或未来而言，文学在人工意识、后人类时代虽被降维，但它将以最小也是最根本的方式存在并成为文学性4.0隐在的支撑。大文学、泛文学当以最小文学为前提方有根基，而传统文学作为最小文学的具体情形，我们从文学存在方式、文学教育与主体培育、文化记忆与传承三方面做相应说明。
其一，传统狭义文学（文学性1.0到3.0）在人工智能、人工意识技术主导的文学类型或框架中虽被极度脱脂、压缩，但对于文学性4.0的维系却不可或缺，甚至是根本的。实际上，无论是后现代小说类型，还是具体到某一后现代小说文本，都以隐喻方式对狭义文学同技术文学的关系及其存在方式作了揭示。后现代小说在文学发展的历时进程中出现明显的共时化转向，它几乎是一文学共同体或多声部交响乐，文学已有的文体、素材、史料、技法、掌故、知识、范式等在这里百科全书式地交汇、杂合与奏响，从早期的《尤利西斯》到后来的《万有引力之虹》等文本可见一斑。就具体文本而言，不妨用元小说《寒冬夜行人》中文学现代性要素如何参与后现代小说的情况加以说明。在小说中男女读者之间因寻找欠缺的《寒冬夜行人》相遇相爱的传统故事已高度萎缩；但这个十分老套的故事情节对于这个元小说、后本体小说成其所是或者避免小说系统崩塌，却是最低也是最根本的存在。同样，小说文本中作为传统小说类型的模仿，诸如《不怕寒风，不顾眩晕》（模仿革命冒险小说）等等，作为十个小说片段或类型都以最小、最根本的方式成了文本《寒冬夜行人》的重要构成。可以说，已有文学将为未来文学类型输送“武器”“质料”，更提供了隐匿的文化视域、范式、类型、母题。已有文学将作为踪迹、废墟、藏品以散逸、隐匿方式依存或栖居于新技术文学形式中。
其二，只要人类基因种系、繁衍方式未出现断裂或被篡改，那么文学鉴赏、批评、阅读、写作训练等文学活动在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承中将扮演更重要角色。意识制品以共时控制为显著特征，且从历时、共时对自我个性双重殖民。在胡塞尔意向性原理中，意识统觉存有裂缝，而只有通过映射（幻象）方能完成。自我非统一性原是个体化、特殊性的源泉与动力，而意识制品则制造了同一假象，取消自我内部差异，导致个我同质化：“诸多‘我’的意识流的共时化，意味着特例的可能性在消融。这是一个‘我’失望以及‘我们’失望的时代，‘我’和‘我们’在相互混合中消失了”。信息机器在时间之流制造一个个“永久性的当下时刻”而非“活着的当下时刻”，它通过吞噬历时性，造成了“记忆的巨大空洞”，失去同过去的联系。在这一问题上，文学性共时层面本体的不确定性、空无特质以及长篇小说、现实主义等文类的历时性呈现或功能，对于文学阅读、接受主体训练而言，将大有可为。文学阅读或写作显然有助于打开网生代、控制论时代接受主体的意识或心房之门，并增加历时性向度体验与感知以及通过文学经典传承文化遗产。所谓“作为家养物种的语言，通过写作又变成野生物种”，这不仅针对语言本身，同样适用于阅读、写作训练以及文化素养的培育与教育。AI主导写作的时代，传统的创造性写作需更具天分才能完成，更多作家会被读者取代，但对创作与接受也提出新挑战。以当下新兴的短剧为例，其实对编剧和接受除了对瞬间秒懂、快速解码、爽点或社会情绪捕捉以及流行文化、媒介素养等有相应要求之外，对叙事、技法、结构、舞台、典故、文化符号等文学传统、美学素养的储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三，意识制品作为超级记忆术（第三记忆）造成了原初记忆（第一记忆）、回忆记忆（第二记忆）历时性的断裂，篡改了记忆原生机制，造成文化传统单一化，而写作、文学阅读、文学经典在文化记忆的葆贞与延续方面有着惊异力量，体现了独特记忆之“力”。按理说，数字、计算机技术应是将人类储存能力与空间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层级，但它对记忆造成的破坏也可能是空前的。在斯蒂格勒看来，记忆技术实际上就是“记忆力退减技术”，它造成文化“极度的贫瘠”、意识“瘫软无力”。原因在于数字技术综合改变了记忆（持留）机制：历时关系的第一持留（记忆）、第二持留（记忆）、第三持留（记忆技术）被“绝对地重合在一起”，它们的区分“变得绝对形式化且毫无意义”。在古希腊罗马对记忆就有“术”“力”之分，是“文艺学”（文学技艺）关注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储存技术就属于辅助记忆的“术”，而“力”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回忆”“召回”“判断”，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人类学的力量”，“这是机器迄今无法做到的”。有关记忆技术、制品对记忆造成坏的影响，柏拉图《斐德罗篇》所及文字对记忆或趋近真理的阻碍，我们耳熟能详。柏拉图当年所担心的事今天完全成为现实，其三个世界被颠倒过来，作为摹本的摹本制品占据了整个现实世界。我们知道，在记忆术体系中除了文字外，还有绘画、录音、照相、电影、视频等不断迭代，但数字记忆技术则造成记忆系统根本裂变：“物质的书写曾经与深度、背景、沉淀和分层等经验相联系”，而这些经验在数字计算条件下取代它们的则是“被计算出来的状态以及1和0这两个编码的开合启闭”。那么，文学艺术在数字技术的记忆控制中何为？回忆、写诗、爱智慧、爱美等在柏拉图那是叠合同源的，回忆运动是心灵迷狂状态，也就是诗的展开。这种写作之力、内在之力通过尼采、柏格森在德勒兹那大放异彩。回忆空间的创造，有如文学创作，它“作为皱褶、空洞和叠层与事件的洪流相对抗，并且为推迟、反响、重复、重新连接和更新创造可能性”，这形同德勒兹那“褶子”“力”在内运平面的运动。数字技术制品对记忆的控制主要是将历时的记忆运动共时化，文学应反其道而行之将其向历时向度还原，充分利用自身特点从数字控制结构中活化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时记忆。基此，文学、文学传统、文学经典、文学教育在文学性4.0或未来技术文学时代大有施展的舞台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