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1979年在《收获》发表小说到巴金诞辰120周年，冯骥才与巴金两位老人跨越世纪的互动，乃是超越年龄代际以及历史分期，基于文学信念和精神追求的共同体价值，成为这个意义上的“同时代人”。冯骥才与巴金的互动既有刊物主编对青年作者的提携，更是冯骥才对巴金遗留“五四”精神的向往和回响。冯骥才认为巴金“将那一代作家的良知贯穿到当代文坛”，蕴含着知识分子作为时代和文学的良心和勇气，也间接影响了冯骥才自身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
关键词
冯骥才；巴金；同时代人；“五四”精神
在接受访谈时，作家冯骥才曾说：“如果我们要跟鲁迅、巴金这些人都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多幸福啊。”和鲁迅以思想为当代传承不同，巴金从“五四”跨越至当代文坛重塑文学。从1979年在《收获》发表《铺花的歧路》登上文坛，到巴金诞辰120周年写下的纪念文章，冯骥才与巴金，这两位著名作家跨越世纪的互动，不仅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和佳话，更是巴金先生“五四”精神在当代的传承与回响，不仅具体表现在文坛前辈对后辈的提携上，更是有着同样文学观念的“同时代人”的信任。这里的“同时代人”当然不是代际意义上的，而是以超越年龄代际甚至历史分期的共同价值观来划分，“具有深刻内涵和前瞻意义的理念”。“同时代人”的提出凝聚起跨越时空的文学共同体意识，而强调现场的互动与心灵的回响。从这个角度说，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同时代人”的文学场域中。相应的，对作家的理解不应局限在作家本人和作品本身，而是要关注到作家遭遇到的人和事，及其对作家创作和文学观念起到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而具体到本文关注的，冯骥才与巴金，不仅是《收获》主编对作者的提携，更是冯骥才对巴金遗留下的“五四”精神的褒扬和向往，是两位作家跨越代际的互动和回响。——从冯骥才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巴金遗留的传承；而从巴金那里，我们看到冯骥才在不同时期面对新问题做出的另类“回响”。这种回环往复，正符合了“同时代性中的那场约会并不仅仅按照编年时间发生，它在编年时间中活动，驱策、逼迫并改变编年时间”，构成文学史的复杂性。
一 “我感受到他那种‘透明的真诚’”
虽然此前已有作品问世，但冯骥才真正登上文坛要从1979年《铺花的歧路》发表算起。1978年夏，冯骥才动笔并很快完成了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原名《创伤》），且充满信心。冯骥才把书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景峰，但或许由于内容敏感，“一直在社里审查，迟迟没有说法，时间拖得很长”。很快到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冯骥才和编辑李景峰商量后，将小说题目改为《铺花的歧路》。“开始时，这书稿还有些动静，景峰找我谈过意见之后，中间还修改过一稿，后来连‘意见’也没有了。”并且，“直到年底，我的《铺花的歧路》仍搁浅在人文社，几乎陷入了无声无息的状态，也陷入被动的等待……”有天冯骥才在人文社前楼的走廊上遇到当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孟伟哉，说刚复刊的《收获》编辑李小林来北京约稿，“把你的《铺花的歧路》推荐给她。我不知你来，她已经回上海了，她会和你联系的”，还说李小林是巴金的女儿。过些天冯骥才在天津接到李小林打来的电话，李小林说，知道你有小说在北京压了许久要看看，冯骥才担心小说题材可能太敏感不易发表，她说正是要这样的小说，冯骥才听着电话的语调很激动，赶忙把书稿寄去，但没指望能发表：“因为我知道《收获》的主编是巴金，这刊物的文学标准太高，像一座山，很难上去。我还想，既然这小说在人文社能否出版一直难以确定，为什么还要‘推荐’给别人？到了《收获》又会怎样？这么一想，我对自己这部小说的出路仍然没有信心。”
1979年2月5日至1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和平宾馆召开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据刘锡诚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多位中青年作家和部分老作家，就中长篇小说创作面临的种种问题，如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悲剧问题、歌颂与暴露问题、‘两结合’创作方法问题等等展开讨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主持。茅盾、周扬、陈荒煤、冯牧都到会讲了话。”这次会议的召开其实是希望借助领导意志指明文学的方向，而且提前将尚未发表的《铺花的歧路》等小说的摘要呈上。冯骥才在会上讲了对小说的认知，得到了茅盾的肯定，并对小说主人公结局的处理提出意见。转天，冯骥才与李小林通了电话，传达了会议的精神，重点说了小说得到来自茅盾的肯定和意见，想以此有助于小说审稿通过。
没想到李小林说巴老已经看了《铺花的歧路》，肯定了这部小说，也觉得结尾不大好，生硬一些。我完全没想到两位我崇敬的文学大师同时肯定我的作品，也同样地指出我的不足，所指出的竟在同一点上。我决定把结尾改好。李小林叫我修改后马上寄给她，巴老决定用在《收获》第二期上。这叫我一下子触到了《收获》鲜明的思想立场，同时感到又一只巨大、温暖而有力的手撑在我的后背上。为什么这时真正的文学支持都来自遥远的“五四”？
冯骥才接受了茅盾的意见，对主人公常鸣的结局做了修改：不再执着于母亲去世的仇恨，“张开温暖的怀抱，伸出有力的手，把白慧这样的青年人从那条走不通的、彷徨痛苦的歧路上拉回来”。而白慧转头看见常鸣，“她好像终于找到了出路。一条洒满了光、无限宽广的路”。这样的修改不仅在艺术上臻于完善，也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暗示了国家的命运前途——如果说两人的矛盾归根于恐怖的社会环境，那么如今的重归于好，象征国家迎来崭新的时刻。使小说接续光明的尾巴。巴金提出的修改意见出于艺术考量的同时，可能也有政治上的考虑。
冯骥才最早见到巴金是在1979年4月22日，正赶上巴金出访法国前从上海来到北京。此时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刚刚发表在《收获》1979年第2期，冯骥才还没有见过巴金，李小林说正好可以见见，冯骥才恰好住在人文社特别高兴，“心里的感觉有点像去‘朝圣’”：
当时巴老住在金鱼胡同一带的和平宾馆，原以为是个讲究的地方，待到了一看，竟很破旧。然而，见到巴老的感觉却十分美好，虽然他浓重的四川口音使我听起来费劲，但还是听懂他问我当下的写作，下一步的想法，他更关切我的想法。他那时身体还很好，握手时，温暖而有力，叫我感受到他那种“透明的真诚”。
这也是冯骥才初次见到责编李小林，感觉像她爸爸那样率真。她见面问冯骥才在写什么。冯骥才说打算写历史上心灵恐怖的中篇小说，李小林当即说要这篇，让冯骥才写好就寄给她，这便是同年刊载在《收获》第6期上的《啊！》，并在转年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如此说来，冯骥才1979年发表《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啊！》三部中短篇，其中两部中篇在《收获》。这固然离不开冯骥才创作的这些作品符合复刊后的《收获》在思想政治和文学观念的新理念，也不难想象，巴金对这位刚出道的青年作家的提携。巴金虽没有直接评论冯骥才小说的文章，但在1981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的评奖大会上说中篇小说部分基本都读了，说《啊！》“写得非常真实，生动地再现‘清队’那段生活，写出了那时普通人的心理状态”，还发现“中青年作家、诗人已经成了当前文学创作的中坚、成为文学园地中最活跃的成员”，提到自己也曾受到鲁迅、叶圣陶等文坛前辈的帮助，“因此也就更需要同志式的友爱和鼓励，诚恳温暖的关怀和帮助”。巴金用实际行动践行对青年作家的关怀，何尝不是文学的传承。包括冯骥才在内的众多青年作家都是在《收获》发表小说崛起于文坛，此后和《收获》结缘。从最早的《铺花的歧路》《啊！》到《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从《俗世奇人》到《艺术家们》，从非虚构作品《无路可逃》《地狱一步到天堂》《凌汛》《激流中》《漩涡里》到《书房一世界》。冯骥才四十多年来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在《收获》发表，涵盖小说、散文、非虚构、田野档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自己在这漫长的文学路上最深的足迹大部分都留在《收获》里了”。
二 “将那一代作家的良知贯穿到当代文坛”
如果说新时期初期的冯骥才更多出于青年作者对文坛前辈的敬仰，那么从文学接受来说，更内在的则是被巴金复出后的《随想录》所打动。冯骥才从香港友人带来的报纸上读到巴金，在1978年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最早读到的一篇是《怀念萧珊》，非常震撼”。冯骥才认为巴金远接五四运动，《随想录》“不仅将自己的创作生命在由世纪初贯穿到世纪末，从现代贯穿到当代，还将那一代作家的良知贯穿到当代文坛”，认为这是巴金最重要的贡献。
在冯骥才看来，对新时期崛起的作家来说，“巴老的《随想录》有一种《圣经》的味道”。巴金的《随想录》深刻剖析内心深处的自我，不是一味指责别人，而是把矛头对准了自己：“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斗争。”巴金提到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受到轻视且生活又苦，说自己生活拮据，“但并不看轻自己，我坚持奋斗。我也不看轻知识，我不断地积累知识。我用知识作武器在旧社会进行斗争”。冯骥才则从中看到知识分子不曾出卖灵魂：“如果说知识分子还在，就是知识分子灵魂还在。如果知识分子的灵魂不在了，知识分子就走了，就从我们生活中离开了。所以说我们特别需要，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生活的灵魂，需要我们生活的良心，需要我们生活真正的代言人。”
1982年11月，冯骥才和张洁等作家在新侨饭店参加文艺座谈会，突然听说巴老摔跤了，骨折住院了，急忙下楼拍了慰问电，谁知这份电报竟给巴老带来慰藉，后来听女儿李小林说，巴老当天住在医院，挤在三人一间的病房里，疼痛，心情不好，这是他接到的第一份慰问电。1986年，冯骥才和吴泰昌结伴去上海看望巴金，此时巴金住在医院数月刚回到家中。下午，李小林陪同他们和巴金聊了两个多小时，“听巴老谈《随想录》写作，谈现代文学馆的筹建，谈对一些中青年作家作品的看法。黄昏时，我们又陪巴老在自家庭院里散步，巴老腿脚有点不方便，骥才一再提醒巴老：走慢点，别踩空了”。冯骥才对吴泰昌说，像巴老这样的大家，“平日我们更多的是读他们的作品，有机会接触他们，当面谛听他们的谈话，就是一种难得的受益机会”。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冯骥才送给巴金水果糖并赠诗：“历尽千般哭，应尝一粒甜。九十真刚锐，康健在百年。”并题有落款：“巴老九十大寿之时，文坛大庆之日，进糖之余赋小诗一首。”1999年冰心去世，冯骥才立即写了纪念冰心的文章，也提到巴金：
我们为什么这样祈望冰心、巴金这几位老人健康长寿，长命百岁？我想，这不仅出于对心爱的老人一种敬意，对他们文学成就的尊重，更由于他们代表着文学的良心。而文学的良心就是时代的良心。由于这种良心存在，文学便充满正义、尊严、勇气和神圣感。
此后，冯骥才与巴金的交往主要是通信特别是巴金生日的祝寿信。巴金99岁寿辰之际，冯骥才给巴金写了祝寿信，得知巴金不能读文章，便拜托李小林念给巴老，在信中这样写道：
作家的良心是文学的魂。魂是一种精神生命。我们从巴金的作品一直可以摸到这生命的脉搏。它始终如一、强劲有力地跳动着。
冯骥才转年在巴金百岁寿辰之际再次深情写道：
作家总是在全身心地着意于世界时，无意中创造了自己。于是，巴金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人格和水晶般透明的心灵；他从不囿于一己的悲欢，而把大地的苦乐看得至高无上；他对善恶之间的界限毫不含糊，勇敢地面对生活，也勇敢地面对自己，他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完成了这样一个品格。这才是巴金真正的财富，也是文学的财富。他叫我们懂得真正的文学财富，不只是一两本好书，更不是几本畅销书，而是在波涛汹涌的文字中那个透彻的人格与心灵。
不难看出，冯骥才对巴金的接受已经从具体的作品层面，转向对理想的道德人格的敬仰，特别是对作家的良心和勇气的推崇，认为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到新时期以来的心灵忏悔，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作家是生活的良心。它纯洁、正直、敏感、悲悯，且具先觉性……因为他希望心灵的工作首先是修复，包括道德和人格的修复。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健全。”——类似的话也出现在纪念巴金诞辰120周年时他应约写下的文章中。而在巴金去世前夕，冯骥才和巴金家人经常保持联系，知道巴金晚年和疾病搏斗的生活状况，敬佩生命力顽强的坚强战士，但得知巴金去世的消息仍然无法接受，在接受采访之时评价道：“巴金一直代表着中国作家的良心，巴金的精神就像火炬一样，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还说：“巴老始终代表着中国作家的良心和责任，他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毕生精力倾注于我国的文学事业，他的精神像火炬，引导着中国文坛的作家，一代代的作家受他深刻的影响，把‘五四’精神带到今天。”
在巴金去世的转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丽宏联合冯骥才、梁晓声、贾平凹和张抗抗，提交了“建议在上海建立巴金故居博物馆”的提案，“详细规划了展示功能，如何保管资料、实物、图片、影像、家具，甚至包括如何妥善安排亲属等事宜”，得到国家和上海部门重视，经过5年的整理和筹备，得在2011年正式挂牌开放，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景点和文学地标。2020年9月，冯骥才时隔多年的长篇小说力作《艺术家们》在《收获》长篇小说秋卷发表，在28日上午召开研讨会之前，从天津抵达上海的冯骥才来到位于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见到李小林及其女儿端端赠送礼物。李小林说：“当年父亲见到你后，对我说冯骥才好高哦。我们通电话聊你的小说，但竟然是后见到你。”冯骥才上到三楼坐在巴老曾伏案的工作台前，戴上白手套，小心翻阅着《普希金诗集》《高加索的俘虏》等巴老藏书，睹物思人不禁感慨：
巴老是中国文学的旗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旗帜。巴金故居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的一个城标，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标志，应该格外珍视它。在整理文化遗产方面，上海做得很精致、很认真，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巴老活着的空间，好像巴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实际上巴老没有走，他的灵魂一直在这儿。
三 “我们必须要批判我们自己身上的很多无形的锁链”
冯骥才为何对巴金念念不忘？这不仅是作家对文坛前辈的敬仰乃至对理想人格的推崇，也体现在两位作家作为“同时代人”的传承与回响——不仅具体表现在文字和行动上的互动，还有在文学创作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巴金对冯骥才的影响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冯骥才对巴金文学思想的认同和汲取，也同样符合自身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他的创作道路；对巴金道德人格的推崇，则更多体现在19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思想转轨的文化实践中。
巴金在1962年《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中说：“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冯骥才继承了巴金的勇气和责任心。1979年发表《作家的社会责任》，提出“文学必须干预生活”的观点，“既然作家要对生活表态，就可歌颂，也要揭露和抨击”，也就是作家有责任用真实的感受去表现谙熟的生活，1982年发表《作家要干预人的灵魂》，在干预生活的基础上关注人的灵魂，提出：“文学作品成败与否，关键看人物是否写得成功。人物塑造的成败，不只是写好人物的性格和音容笑貌，而是关键看作家对人物心灵（或称内心世界，或称灵魂）是否挖掘得深……作家的功力，主要看对人物灵魂的认识、发现、触及得如何。不触及灵魂，只表现外在‘性格’的人物，这性格也不过是为了区分小说中人物而贴上去的简单标记而已。”“从干预生活走向干预人的灵魂，才是文学真正走进自己的天地。”
冯骥才的创作历程清晰呈现出从干预生活到干预灵魂的转变，且始终处于社会历史之中。冯骥才自新时期以直面历史创伤，和社会问题的姿态登上文坛，以鲜明的社会责任揭露现实，但也认为改革文学兴起，使文学向着主旋律的同时丧失了反思的力度，遑论此后的先锋文学，更是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强调规避了对历史文化的反思。面对1980年代风云变幻的文学潮流，冯骥才充分肯定各种文学试验的积极意义，认为其摆脱了此前，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时代困境，但并没有顺势依附其中，反而是依然坚持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现实主义的观念和创作手法。从1980年代初的《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再到1986年中篇小说《感谢生活》，这些作品已然超越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否定，而是致力于挖掘极端年代里，人性中的宝贵品质，“沉着的回顾中由衷生发的深沉的情感”。而在冯骥才眼中，巴金“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人，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所以我写的小说里边，其实巴老最喜欢的是那个《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为什么呢？后来我想因为巴老比较伤感”。
更重要的是，冯骥才对巴金人格的推崇不仅是对作家的认同，更暗含了社会文化的转型。冯骥才在80年代创作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以荒诞讽刺的手法揭示文化中的陋习，批判传统文化，并充分打开了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夹杂着双重的堕力与魅力也即文化束缚力。而在刚刚摆脱禁锢，渴望通往现代化的中国，时代的主题正是和被视为枷锁的传统斩断联结，因此就“必须要批判我们自己身上的很多无形的锁链，包括我们传统的很多弊端的东西”。然而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冯骥才却觉得自己抓不住生活，也抓不住读者了，说“虽然没有丢下手中的笔，我心里却没有了方向盘，多年来头一次感觉我的目标变得含混。我是个‘读者感’很强的人，我忽然不知道怎么再与我的读者交谈了。原先那些‘信心满满’的写作计划都失去了原动力”。冯骥才在《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宣告新时期文学的终结，认为新时期文学是在动乱结束后应运而生的阶段性产物，摆脱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文学回归自身的使命已经完成，但随着社会发展，文学的使命与功能都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他甚至断言，“下一个时代未必还是文学的时代”。
冯骥才的判断很快在社会转型中得到印证，但他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坚守的岗位和使命，只是暂时搁置了文学创作，在短暂回到绘画后，很快投入到老城保卫战和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此后，冯骥才和巴金的交往更多是以祝寿的形式出现，而没有直接在文学创作上的过多影响，但巴金的人格精神始终影响着冯骥才的思想和行动，甚至间接影响他，从文学到文化的转型。如果说，冯骥才的文学创作源自作家的社会责任，而这种“责任感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良心”，那这也就解释了冯骥才认为巴金代表文学的良心，“而文学的良心就是时代的良心”的看法，甚至认为没有对我们的祖国和土地的责任，没有这样用心的话，就无法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而且冯骥才还认为：“再有，文化责任感也是一种社会良心。更准确地说，应叫做文化良心。”说“我们不能一边在城市里指责流行文化的横冲直撞，一边坐等着自己母体文化的消亡”，呼吁知识分子暂时离开我们的书斋到广阔的田野中去，“到民间去！回到母体文化中去”，由此开启了冯骥才长达20多年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深深陷入时代的旋涡里。
19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现代化裹挟全球化，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本土文化衰落。后者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丧失，但对于建构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认同感，却至关重要。如阿斯曼说：“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媒介，而是其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和符号系统。我们可以将这种由象征意义促成的综合体称为‘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化形态’。……通过文化形态这一媒介，集体的认同得以构建并且世代相传。”冯骥才前瞻性看到了这点，指出“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精神的传承”，只有传承民族才能发展下去。在国内向着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期，在看似逆潮流而动中，率先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冯骥才也看到了我们的文化被商业和政绩这两种功利主义所利用，坦言自己无力抗衡现代化浪潮，对传统村落和民间文化的颠覆，虽然痛心疾首却也无能为力，觉得自己的失败，“只能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凭我们的良心做事吧，所以我想这就是我”，因此怀念并佩服巴金这代作家的“精神至上”，“他们知道世界上终究有比金钱高贵的东西”。这何尝不是冯骥才对巴金蕴含着的，知识分子作为时代和文学的良心、责任和勇气的回应。正是在这种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下，冯骥才与巴金成为既属于但又超越了时代的“同时代人”。
结 语
客观地说，冯骥才与巴金并不是性格和审美完全相同的作家，却承载了共同的理想人格。如果说，巴金是冯骥才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和燃灯者，那么冯骥才以自身的文学与文化选择，延续了巴金对待文学的追求。从二人的交往中不难看出，巴金对冯骥才的影响最初是直接的，但更多是潜移默化却深刻有力的，从理想人格到文学观念再到人生道路，都打上彼此的烙印。在冯骥才那里，巴金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经由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延续至对传统文化的辩证，再到现代化浪潮中的认同，已然跟随社会现实而不断变化，实则超越了作家作品的具体时代，作为精神遗产得以延续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冯骥才与巴金在现实层面上相识交往的基础上，更多是超越现实和时代的人格和精神上的砥砺，故而将他们视为“同时代人”无疑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