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2021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在绵阳开幕。本次大会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阿来工作室承办,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汇聚北京、上海、云南、辽宁、沈阳、河南、四川等50余位专家学者,包括李敬泽、李洱、何向阳、梁鸿鹰、阿来、王尧、王本朝、白烨、丛治辰、叶祝弟、陈汉萍、陈思广、何言宏、李宁、李怡、李骞、张柠、张莉、张永清、张学昕、张清华、季进、罗振亚、孟繁华、贺仲明、耿占春、黄平、鲁敏、欧阳江河等。

2021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是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界的一次盛会,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中国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整理回顾,是对四川文学创作实力的一次系统梳理,是中国文艺理论评论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15届,已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知名的文学品牌活动。峰会致力于关注文学创作重要现象、研讨文艺理论前沿问题,推动文艺理论批评创新发展,团结了一大批文艺理论批评界专家学者,为四川文学发展赢得了学术支持,为四川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文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王本朝: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新方向

峰会分为两场举行,第一场主题为: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第一个发言,他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王本朝认为,文学思想史就是研究文学思想的历史,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是文学史研究的深化,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文学思想史的接续和创新。“它以社会思想、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为对象,关注作家与作品、理论与批评、内容与形式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演进,体现思想史与文学史互动共生的述史理念。”对于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王本朝肯定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而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则是一个有待开拓和深化的重大课题。“文学史,只有当其还原为时空并置而交融的思想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重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因为文学思想史就是对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观念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其次,它力争还原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文学思想史是对中国文学进行的‘思想还原’和‘生产复原’。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的互动,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新方向。”

孟繁华:只有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才构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真正内涵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孟繁华从延安时期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谈起,阐释了在中华民族摆脱外来侵略危机、实现民族解放的特殊时期,当时的文艺主张。孟繁华说:“只有通俗易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表达中国文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才能迅速为战时的民众所接受并理解,从而实现全民抗战的目标。”而当时的文学语言,也是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当时的文学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就出现了一个“转译”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通俗易懂的形式中来。所以,那个时代出现了普遍流行的街头诗、秧歌剧、诵诗等,除此之外,歌剧、独幕话剧也在当时涌现,而这些作品的形式显然不是“民族的”,有的是五四运动开始传入中国。孟繁华直言:“这一现象说明延安文艺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或者说,延安文艺从初始阶段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对西方艺术形式吸纳,也成为不断丰富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有效资源之一。同时,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不止是形式上的要求,它也一定与具体的中国语境有关,也就是必须有中国的现实生活内容。只有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才构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真正内涵。”

李怡:文学思想的空间表达是个很有挑战的话题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李怡重点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当中的空间的意义,他认为要拒绝本质主义的单线追踪,对学者是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生长点。

李怡表示,今天要讨论的文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命题,也是有难度的命题。“文学思想里面,还有个文学理论的问题,中国文学思想与中国文学理论的表述有关系,但本身有差异。文学思想有一部分是通过文艺理论、理性建构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文学创作,综合起来,才是文学理论思想,严格来说,这种要总结,很难,要展开的东西就多,还不能完全顺应作家的自我表述概念,必须有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属于我们的概念。比如,鲁迅的文学思想,通过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反复研究,渗透其中来提炼,很难;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大家也有过讨论,难度更大。”

过去研究文学思想的发展,几乎都是以时间为线索加以追踪展开,而李怡认为,还可以有新的角度。“文学除了有时间意义,还有空间意义,像我们这些的议题,就包含了时间和空间双重含义。文学思想也存在空间的表达,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一个作家的空间体验,他的地方感对文学思想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像李劼人,对于文学意义、对于历史的理解,他怎么看待历史的发展,显然不同于其他作家;再说沈从文,他的生命观,也不同于其他的主流作家,包括张爱玲的雅俗观,她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跟我摁现在的文学雅俗观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李怡觉得20世纪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一个现代化的锦城,还意味着人类对空间的发现,爱因斯坦、霍金的研究,就是对空间的发现,他们没有绝对的时间,时间也是在空间当中呈现的,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时间,那么,作家在空间体验中,会是怎样呢?这是个复杂的文学创作问题,很多东西交织,空间和时间交织。“研究这个话题是很有挑战的,挑战也是一种魅力,对于学者和研究者来说,越是有难度的话题,才越有价值。”

张莉:无论何时,都不要把‘我’降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张莉重点关注的是当下青年写作问题,她对青年写作者把“我”降维了,没有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写作予以了批判,她用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例,阐释了未来可以深入挖掘的方向,以及如何书写“我”,如何书写现实的问题。

张莉说,一部发表于1956年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至今仍会在她的课堂上引发青年学生的热议,足见这部作品所显现的精神深处的问题不管在哪个时代都值得思考。谈及青年写作,张莉也提到了四川的90后作家周恺,《苔》。“看到《苔》,也会想到周恺的写作里面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和对文学史的思考,会想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显现了百年文学史的一个传承,传承了方言写作,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而在其他青年写作里面,比如科幻作家、比如女性视角的写作,90后作家先锋派的写作……把最近几年来,青年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他们给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个信息,就是他们的审美各有不同,相比1919年五四之后的写作,发生了非常大的不同。不同有两个方面,当下青年写作非常注重私人性的‘我’,过于强调现实,丧失了文学性。很多青年作者关注物质的‘我’,没有精神层面的‘我’,创作者把‘我’降维了。要写出尖锐强大的主题,真正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是要将‘我’和历史,‘我’和命运紧密连接,‘我’要成为何种意义上的‘我’,‘我’何以成为‘我’,得脱离物质性的‘我’,有更大的精神潜能在。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不管哪个时代,都不能降维,不能单纯地去写物质意义上的‘我’。此外,如何书写现实?这在中国文学百年发展脉络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艺术性和社会需要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