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洛，或者呷洛
绿皮火车从成都北站出发，一路往南，在成昆线上跑得不紧不慢。
离开平原就是高山急流。峨眉山，大瓦山，大相岭，大凉山。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火车在峡谷里贴断崖绝壁而行，但更多时间是在钻山洞。短暂的日光，长时间的黑暗，循环往复，明明灭灭。前面正在下大雨。大河小河涨满，深切的峡谷汹涌着一色的土红——大地深处的血管剖开，宣泄着这一方土地的激情、躁动和热血倴张。
六个小时之后，火车在“甘洛”的站牌下停住。下车，出站。一辆考斯特中巴旁边，高举的红色接站牌，是这个小城晃动的笑脸。上车，宾至如归。街道、楼群、商场、酒店、车辆、人流，迎面而来。此情此景，与此前无数次的出差或者采风，并无二致。当然，街上也走动着一些彝胞。大热天，老太太们的头上顶着头帕，盘着粗大得近乎夸张的黑辫子，老大爷裹着厚重的查尔瓦。他们，也没有能够颠覆这里作为一般小县城的模样。
这就是甘洛。这名字，大多数四川人都觉得陌生。但在大凉山，它却有着特殊的地位。彝族谚语说，汉人以首都为大，彝人以甘洛为大。我想，甘洛之大，也许是因为这里有吉日坡神山。吉日坡，彝语意为闪光之地，传说是彝人繁衍的原初之地，是彝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山。
但是，半个多世纪前，这里却不叫甘洛，叫呷洛。
呷洛，彝语意为买卖人口的河谷。
没错，这里曾经是买卖奴隶的地方。在这里，把人像牲口买卖，不知道持续了多少个世纪。从晚清开始，土司势力萎缩，多数地方成为黑彝奴隶主的地盘，更加无法无天，野蛮残暴的奴隶制度，牢固得似乎连上帝也不可撼动。
也有一条彝族谚语：石沉水塘不回还，人到呷洛不回还。意思是说，这里山凶水险、偏僻、闭塞、部落林立，外人一旦落入奴隶主之手，就不可能活着出去。
奴隶主需要的当然不是压寨夫人或者乘龙快婿，而是牲口一样千活的奴隶。
在当年，抢掠，是奴隶主们的“日常工作”之一。在他们看来、这就像猎人打猎一样理所当然。抢掠，目标之一是奴隶。最令他们快乐的时候，就是从外面凯旋，一边数着银钱，一边清点俘虏——他们主要是汉人，具体地说是周边汉区农民和过往客商。他们，即使是豪绅大贾、名媛贵妇，只要到了奴隶主手里，统统彻底洗白：变为一个最卑贱的身份——奴隶，至死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年龄、性别和强壮程度。这些，在奴隶市场上，最终体现为一定的价码。
1950年春天的西昌战役，应该是国共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战，胡宗南、贺国光的数万人马，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溃军慌不择路，纷纷逃入深山老林。没想到，他们暂时逃离了解放军的追杀，
却落入了奴隶主的天罗地网。彝人武装、奴隶主而外都是衣不蔽体的穷光蛋，这些“国军”，正好是送上门的大餐。除了枪支弹药、金线财物，最让他们两眼放光的，是对方人人都有一身好衣服。于他们而言，这是比枪械更实际更有用的东西。所以，无论男女，外套内衣、裤头、鞋袜，统统扒光，一个线头也不放过。于是，堂堂“国军”一万之众，从高官到普通丘八，还包括平时千娇百媚的太太小姐以及风情万种的随军女演员，无一不是被扒得一丝不挂。战争史上这是多么稀奇的一幕啊：漫山遍野，到处是光屁股的男男女女在狂奔、在尖叫，被追得屁滚尿流。这些人，除了少数逃到外面被解放军俘虏，其余的要么被杀，要么沦为奴隶。稍有姿色的女人，更逃不脱被蹂躏的命运。夫妻、父子、母女，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杀、被强暴，或者猪羊一样，被分别卖往各地，从此永别。
无疑，这里的奴隶，肯定可以划入这个星球上最悲惨的人群。他们的命运和处境，其中细节，即使以最冷静的文字叙述，我都觉得残忍。
呷洛，连这个名字也充满罪恶。因此，在民主改革后的1959年，更改县名，也就成为必然。
甘洛，在语义丰富的彝语中，有不止一种解释。其中之一为苦尽甘来。我太希望，太希望甘洛人民从那时起就苦尽甘来，尤其是要印证到广大奴隶身上。
呷洛，甘洛。同一个地方的A面和B面，或者说是它的前世与今生。它们截然不同，反差强烈，都那么引人入胜，是大凉山精彩的切口。
一个石头滚进了大渡河
这是地球上最深的大峡谷，比著名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深了几百米。
岩层是破碎的。清晰的纹理横平竖直，是造物主挥笔留下的铁画银钩。
一位干地质的女作家告诉我，这是“豆腐切”。是的，豆腐。方方正正，拼装成大块的“豆腐”，然后再拼装成更大的豆腐块。大峡谷就是大大小小豆腐块的组合，叠拼，从水边一直码到云端也像刀切豆腐一样整齐。因此，这里是没有河床的，只有河。两侧支沟密布，都窄如刀缝，深不可测。可以说，普天之下，唯有它们才有资格被称为“一线天”。
彝人说，这里，是猴子也站不稳的地方。
峡谷最窄处，铁索桥连接了东西两岸。索桥摇晃，如荡秋千。定定神，上桥，在桥上醉汉一样挪动脚步。到河中央，河风猛然大了起来，峡谷成了巨大的鼓风机，或者干脆就是风洞。头发被大风向后吹起，像激流中的水草一样飞扬。外套也灌满了风，整个人像氢气球一样鼓胀起来。于是，我感觉获得了一种升力，面对峡江竟有了飞翔的欲望。似乎，我只要在桥上纵身一跳，就可以像《藏龙卧虎》的玉娇龙一样，轻飘飘地，枯叶蝶般飘向峡谷深处。
突然，绝壁的凹陷处一声汽笛，火车从大山肚子里钻出来，倏忽一闪，又重新钻进大山。它在大地上留下经久不息的震颤与轰鸣，和大渡河的咆哮对冲，让空旷曲深的峡谷充满狂野，却又让它显得更加地老天荒。
火车惊鸿一瞥，让我猝然一惊，急忙掐断极其危险的胡思乱想。不经意地仰望，我看见了山顶，有人家在云雾里若隐若现。云端的寨子，这是巨大的诱惑。不由分说的邀请，让我毫不犹豫地向它攀登。
一条从垂直的绝壁上抠出来的小路，以最曲折的方式，反复回环、折叠。细若游丝的曲线，生猛地游动，爬向无法仰望的高处。路上布满杂乱的马蹄印。最陡峭的转折处，许多被马自己踩烂的马粪，告诉我们那些精瘦矮小的山地马，驮着沉重的货物，在上山的路上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不过，与从前的藤桥索道相比，现在已经是巨大进步了——因为最危险的地方，已经有了铁丝或者树枝做的简易护栏。
绝壁上的路，是彝胞们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山上——几乎还可以包括整个乌斯大桥乡的彝胞，在服饰、语言、习俗甚至人的体貌，都与其他地方的彝人迴然有别。当地文史专家说，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之后，有部分散兵游勇流落本地，有的成为奴隶，有的则进入高山绝地的无人区，刀耕火种，自生自灭。这一带，包括整个乌斯大桥乡，大部分彝人都有可能是太平军后裔。
经历了一次次的内心纠结，一次次为自己打气。尤其是，存活至今的那一段历史，于我而言更是屡屡有效的强心剂，让我坚持再坚持，一步步接近云端上若隐若现的村落。
远远地看见有人在陡坡上干活。那是山间稍微平缓的地方，不过也有五十度上下的坡度。我怀疑，如果让我站在那里，自己是不是可以站稳。但是，老乡们居然在那里垦荒，种上玉米。现在，又趁雨后，抢栽红苕。
旁边有几匹马，看见生人，它们停止了吃草，好奇地打量。看我越走越近，它们显得有些惊慌，一不小心就踩翻了堆在旁边的石头。于是，几个石头像是获释的野兽，蹦跳着，呼啸着，势不可当，飞滚而下。我相信，只有大渡河，才能够阻挡它们的狂奔。
不要说石头，就是马失前蹄，或者是某个老乡不慎跌倒，我感觉完全有可能也像石头一样滚动，像石头一样滚进大渡河。
终于到了先前仰望的小村落。但是，我立马泄气了——这个地方只是山腰。在这里，我看见了又一些人家，在更高的云端若隐若现。老乡说，到那里还有两三小时路程，上面有若干生产队，包括著名的天梯小学。
转身，地位立马从仰望变成居高临下。这时，狂放不羁的大渡河成了脚下的一条蜷曲的细线。一列绿皮火车状如蜈蚣，不见首尾。
这时，大峡谷就成为我面前的一座沙盘。即使重山阻隔，我也知道脚下是中国唯一的“山洞车站”关村坝，邻近的尼日站、乌斯河站，都近在咫尺。
乌斯河。这个地名，像一道闪电，将遇远的往事瞬间照亮。
1981年7月初，我从万县师专毕业，到重庆江津的单位报到之后，立即坐火车前往成都。火车上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刚刚席卷了四川盆地，这时，传播的当然都是坏消息。也是这时，我才知道，老家射洪县城也被洪水淹没。还来不及震惊，乌斯河，一个地名，陌生得像来自另外的国度，关于它的故事如一枚炸弹，在车厢里爆炸开来。
这是中国铁路史上最惨烈的事件。就在离我不远处的大渡河边有两座乳峰状的山头叫“奶奶包”，夹峙一条“利子依达”沟(利子依达，彝语意为乳房)，与大渡河垂直。1981年7月9日凌晨，1点30分，大雨滂沱中巨大的泥石流发生了。差不多十层楼高的泥石流滚滚而下，瞬间将一百多米长的利子依达大桥冲毁。十分钟后攀枝花开往成都的直快火车，就从尼日站开过来了。它浑然不觉正在开往死亡之地。火车开出奶奶包隧道，司机这才发现不对劲：前面的大桥不见了，往日闪闪发光的铁轨也不见了。他猛地拉下死闸，拉响警报。在一车近千人的惊叫声里，火车司机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头带着自己越过断桥，下坠，一头栽进大渡河，像是又一股巨大的泥石流。
这是中国版的《卡桑德拉大桥》，这是更加悲壮的《卡桑德拉大桥》。虽然，司机表现出最高的职业素养，视死如归，及时处置，拯救了大部分旅客。但那里是下披，刹车距离大短，还是有四节车厢带着两百多人跌入乌斯河对岸的大渡河，像石头一样被洪水卷走。
大渡河一带是世界上公认的铁路禁区。在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时代语境里，成昆线成为伟大的人间奇迹。
但是，大渡河太有牌气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它的报复来得如此之快，也如此凶狠。
海棠镇上的国事和家事
初夏的大凉山阴雨连绵。
雨雾浓浓淡淡，青翠的大山云蒸霞蔚，风景变幻不定。山上彝寨层层叠叠的白墙青瓦，也虚虚实实、时隐时现，宛若人间仙境。
这是一个背景。辽阔、苍茫，让海棠这个千年古镇一下子就有了巨大的景深。
海棠镇在甘洛县城以西几十公里，自古就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当年，八百米长的街道上，商行、客栈、妓院和饭铺比比皆是。马帮、背二哥，还有专门贩运白蜡虫的“虫儿客”，几十人甚至几百人一伙，在三个城门洞里进进出出。
民族杂居地区，交通要道上的城镇往往以汉人为主。海棠也不例外，周边的彝人、尔苏人，也经常从山上下来，成群结队，在石板路上去去来来。各种服饰鲜艳如花，在喧嚣的集市明媚地绽放。
盐和茶对少数民族不可或缺，尤其是游牧民族。所以，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是朝廷控制边地的至关重要的手段。至少明清两朝，这里设有衙门，称“海棠关”，并驻有几百兵勇，架在城墙上的大炮始终瞄准着南北来路。
蒋学尧是我新认识的朋友，当地农民，却是县书协副主席，甘洛颇为知名的画家。镇里的苦荞酒是大凉山名片，宏大的工厂，厅堂里满墙都是老蒋的字画。
海棠镇上，最完好最富丽堂皇的古建筑是蒋家大院。它曾经是蒋学尧家祖业。当年蒋家，是海棠首富，有“蒋半城”之称。历史上的海棠镇，最热闹的事件，也许是1863年夏天，石达开的到来。
我对海棠镇的兴趣，也在于石达开——因为我是他的超级粉丝。太平天国运动，无论过去的教科书如何定义，但在我看来，什么光环也掩不住它反传统、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教本质。它对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破坏是空前的——这也是中国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重要原因。其领导集团，洪秀全阴险、自私，格局太小，无论怎样装神弄鬼，也最终成不了大事。其下诸王，杨秀清专横、跋扈，野心勃勃；韦昌辉冷血，变态，滥杀无辜。只有石达开是个异数，鹤立鸡群，忠诚、侠义、无私，有远见卓识，是智勇双全威风八面的一代名将。除了没有给后人留点项羽式的凄美浪漫的故事以外 。他几乎符合人们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天京事变”后，他的出走，是其性格、人格和境界的必然——他早就看穿了，忍无可忍了，怎么会继续跟洪秀全那样的人玩?
石法开就是石达开。英雄末路，更显他英雄本色。大渡河边境中主动舍自己而竭力保全部下，在成都受凌迟之刑时的大义凛然、铁骨铮铮，顶天立地，冠绝天下英雄，让我不能不成为其粉丝。
石达开来到海棠时，还算得上兵强马壮。数万兵马，旗帜招展马蹄嘚嘚，尘土飞扬，绵延几十里。当然，也挤满小镇。
以都司为首的清军早就望风而逃。只有少量贫苦大众，他们除了卑贱的生命，已经失无可失，索性留在家里，在门缝里偷窥传说中吃人的“长毛”。
石达开的临时王府设在蒋家大院。爱妻预产期将到，肚子高高隆起，里面的小石达开已经在子宫里腾挪踢打，急不可耐地要来人世。一群容貌姣好的女兵随伺左右，寸步不离。
可以肯定，在海棠镇的石达开还是自信的，因此，他可能还享受着人生最后片刻的美好。
只要突破大渡河天险，进入雅安境内，控制那条著名的贸易通道，他就财源滚滚，何愁无饷?完成这“谋蜀”的第一步，进而拿下成都，再顺流而下荆楚，剑指江南，他或许可以力挽狂澜，让他依然忠诚的“天国”咸鱼翻身?心情不错，喝几盅杆杆酒，就有了那首只有他那样的芙雄才写得出来的诗：
千粒珍珠一瓮收，天子到了也低头。
五岳捧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但是，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战争要素，全部和他作对。上天执意要灭他，他只能兵败安顺场。
石达开的大队人马走后，小镇渐趋平静。
一天，丁家客栈来了个神秘的年轻女客。她一身疲惫，满脸倦容。但是，散乱头发，破衣烂衫，也掩不住她超凡的气质。她要了间背静客房住下。不幸的是，她一住下就起不来了，很快不吃不喝,命在旦夕。
客栈老板姓丁名瑛，知书识礼，为人厚道。明知她可能是“长毛”并且病入膏育，也没有嫌弃。他本人就略通医道，又找来镇上名医：对症下药，悉心照料，居然让她起死回生。康复后的神秘女客坦然告诉丁老板，她就是翼王府里的女兵，姓苗，因病掉队，才流落这里原打算逃回老家广西，但是兵荒马乱，故乡千里迢迢，回去谈何容易?得幸丁老板搭救，这也是缘分。因此，愿意委身为妾，报答救命之恩。
就这样，姓苗的年轻女子就在丁家住了下来，成为丁瑛二房。婚后，丁老板收拾苗氏原来的物件——不过是那件破夹衣和一根拐杖，当然是要扔了，或者烧掉。但是，苗氏将丈夫拉进密室，撕开夹衣，里面现出大量耀眼的金片；拆开空心的拐杖，里面抖出的尽是沉甸甸的金条。
苗氏给好心的丁老板带来了幸福。他们在城墙边新修了四合院，夫妻和睦，儿孙满堂，和大房兰氏也亲如姊妹。丁家夫妻三人，都在八十多岁的商龄上去世，死后合葬在海棠镇西。其至今还在。被当地老乡称为“三棺”，是甘洛保存最完好的古墓。
那个苗氏，就是蒋学尧的母亲的外婆，也就是他的外曾祖母。
因为传奇的外曾祖母，蒋学尧对石达开，也像我一样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们在茶马古道上并肩而行，说的都是石达开。说来说去趁蒋学尧就朗诵开了:
窈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他至今倒背如流。
20世纪40年代初，海棠镇又来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曾经当过吉林省代省长的满人诚允。
诚允是张作霖部下。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长张作相奔丧离开，代理主持吉林政务的参谋长熙洽是亲日的内奸，很快公开投敌。于是，一贯反对熙洽卖国行为的民政厅长诚允被委为吉林代省长，组织抗日武装，既抵抗日寇，还要对付熙洽的伪军。兵败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1940年国民政府特派他护送西藏第九世班禅大师回藏，不料行至康定，班禅突然病逝，他因此滞留下来。他在海棠开矿、办学——国难当头，他只想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但是就像石达开一样，上天偏不成全英雄。1944年盛夏，他因积劳成疾客死他乡。
诚允虽死，但妻儿三人还在海棠。诚允夫人当然不愿意留在偏远落后、人地生疏的海棠。但是，因为开矿、办学已经耗尽诚允所有积蓄，他们才步难行。绝境中，身为海棠团总的蒋学尧爷爷非常敬重抗日英雄诚允，凑足一笔盘缠，并选出十多个精壮团丁，武装护送孤儿寡母去了成都。
诚允家属离开海棠，却将十几幅不便带走的书画作品留给了蒋家。有中堂、条幅；水墨的画风高古，画得极其精细扎实；也有一幅绣品，全部以金丝绣成，极精致，充满高贵的气息。海棠镇上，就数蒋家有钱，也最有文化。蒋学尧父亲蒋炎，喜欢舞文弄墨。他研究过那些字画，其中落款有他听说过的王鉴和郎世宁，再联系到诚允的背景，可以肯定它们来自大清皇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天翻地覆，重新洗牌。但是，在没有文化的大凉山，谁会稀罕那些非金非银，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字画?所以，贫下中农在分了房屋和浮财之后，将那些翻出来的字画视为废物，胡乱往墙角一扔，就带着胜利果实喜滋滋地各自回家。于是，奇迹发生了——所有的字画，居然原封不动地留给了蒋家。
没有了财产，自食其力，每天累得要死不活，也饿得要死不活。但是蒋炎有精神食粮。每当夜深人静，骨瘦如柴的蒋炎将那些字画一一展开，摩挲，精神立刻亢奋起来，就像享用了一顿大餐。
蒋炎擅画，一个客人不请自来，他就是镇上的团委书记陈全安。他想跟蒋老师学习书画，是为拜师而来。蒋家是地主，是阶级敌人，在镇上的地位如同当年黑彝奴隶主手里的娃子。但是，陈书记对蒋炎毕恭毕敬，行师徒之礼。蒋炎哪里受过这样的礼遇?受宠若惊就翻箱倒柜，搬出那些字画，让好学的陈书记直接接受中国书画精品的熏陶。蒋炎以这样的方式招待陈书记，以报答他对自己的那份来之不易的尊敬。
很快，一场狂热的革命席卷全国，连海棠也不例外。摇身一变的陈书记成为造反派的陈司令，熟门熟路，直奔蒋家藏画的角落。现在他不再认识蒋老师，只知道地主分子封建余孽蒋炎。他让蒋炎亲自将家里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清史稿》《华阳国志》之类典籍装进背篓，当街烧掉。当然，他忘不了那些字画，他让蒋炎给他包装、捆扎，然后自己带走。
狂潮过去。一切复归平静以后，陈全安因为作恶太多，受到清算疯了。再后来，他人间蒸发。也许，他死在了什么地方。
那些字画，蒋炎视为宝贝，陈全安当然也会视为宝贝。但是，随着陈全安的失踪，它们也不知所踪。
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与蒋家擦肩而过，就像一场虚幻的梦，说起这些，蒋学尧一脸淡然，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