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扳手掉进排水沟那天，我知道有些东西真的要消失了。
那是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正戴着耳机打游戏，突然听见楼下“哐当”一声闷响。从窗户探出头，看见爷爷弯着腰，半个身子都快探进路边的排水沟里。他的背影在晨光里缩得很小，像一只正在努力寻找什么的虾米。
“找什么呢，爷爷？”我跑下楼。
“扳手。”他的声音从沟里传出来，嗡嗡的，“我那把24号的梅花扳手，跟了我三十八年。”
“厂里下周二就拆了。”爷爷突然说，用袖子擦了擦扳手，“最后的拆除爆破，请了市里的专业队伍。”
爷爷是红星厂最后一批留守人员之一。其实他十年前就退休了，可厂里需要人看着那些老设备，他就每天准时“上班”，在空荡荡的车间里转悠，给生锈的齿轮上油，清理操作台上的灰尘。妈妈说那是爷爷的“心病”，厂子没了，他的心就空了。
周日下午，爷爷突然对我说：“小远，明天陪爷爷去厂里看看吧。最后一天了。”
我本来想拒绝——明天约了同学打球。可看着爷爷握着那把扳手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好。”
第二天清晨，我们穿过已经开始热闹起来的街道，走向城市边缘。越往厂区走，高楼越少，老房子越多。快到厂门口时，爷爷的脚步慢了下来。
红星钢铁厂的大门还保留着80年代的样子——水泥门柱上，红色的五角星已经斑驳，铁艺大门锈蚀得厉害。看门的陈伯伯认识爷爷，挥挥手就让我们进去了。
那不是我印象中的工厂。在我的想象里，工厂应该是喧闹的、充满机器的嘶吼的地方。可眼前的厂区安静得像一座巨大的坟墓。生锈的行车在头顶静止不动，高大的厂房窗户玻璃大多破碎，野草从水泥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有的已经长到齐腰高。最震撼的是那座高炉——它沉默地矗立在厂区中央，像一个黑色的巨人，炉身上红色的锈迹像干涸的血。
他带着我往里走，脚步在空旷的厂区里发出回声。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能讲出一段故事。
“这是检修班，我在这里干了二十年。看见那个操作台没？上面的划痕是我徒弟小刘弄的，他第一次独立检修太紧张，扳手砸在台子上了。”
在一面斑驳的墙前，爷爷停下了。墙上依稀能看见褪色的红字：“大干一百天，为四化建设做贡献！”
“这标语是我写的。”爷爷笑了，眼角堆起深深的皱纹，“那时候我字写得好，车间主任非要我来写。我站在三米高的架子上写了整整一下午，下来时腿都软了。”
我们走到厂区最深处的小广场。广场中央有个水泥砌的旗杆台，国旗早已不在，只剩下光秃秃的旗杆。
“以前每天早上七点，全厂一千多人在这里集合，升旗，开晨会。”爷爷望着旗杆，“那时我站在第二排，总是偷偷看前排那个扎马尾的姑娘——后来她成了你奶奶。”
中午，我们坐在检修班门外的台阶上吃面包。爷爷从随身带的旧挎包里掏出两个铝制饭盒——那种现在已经很少见的老式饭盒。一个给我，一个他自己打开。
“厂里发的。”他敲了饭盒一下，发出清脆的声响，“用了四十年都没坏。”
我吃着面包，突然问：“爷爷，厂子为什么要拆？”
“因为它老了。”他终于说，“就像人一样，老了，走不动了，就该休息了。这块地要建新住宅区，有公园，有学校。”他顿了顿，“时代不一样了，小远。我们那时候，需要钢厂，需要炼出钢铁来建房子、造机器。现在……现在不需要这么多钢铁了。”
远处传来施工车辆的轰鸣声，那是为明天拆除做准备的先遣队。声音在空荡荡的厂区里被放大，又渐渐消失。
我独自在厂区里走着，用手机拍下生锈的齿轮、褪色的标语、爬满藤蔓的行车。走到办公楼前时，我发现一楼的宣传栏玻璃居然还完整。凑近看，里面贴着发黄的纸张——是二十多年前的光荣榜。我一眼就看到了爷爷年轻时的照片。
照片上的他大概三十多岁，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安全帽，笑容灿烂。天色渐晚时，爷爷回来了。他的眼眶有点红，但脸上带着笑。
“都看过了。”他说，“咱们回家吧。”
走到厂门口，爷爷突然停下，转身，对着整个厂区，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礼。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那座沉默的高炉脚下。
周二一早，爆破的日子到了。按照规定，所有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警戒区。但爷爷一早就穿戴整齐，说要到最近的安全观看点去。
我们站在离厂区三百米外的小山坡上，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大多是以前的工人和家属。大家低声交谈着，气氛肃穆得像在参加一场葬礼。
爷爷紧紧握着我的手。他的手很粗糙，布满老茧，但很温暖。
“三、二、一！”
没有想象中的惊天巨响，而是一阵低沉的、连绵的轰鸣。那声音像是从大地深处传来，又像是无数个声音重叠在一起——机器的轰鸣、钢铁的撞击、人们的呐喊，还有爷爷说过的，高炉点火时火焰的呼啸。
烟尘渐渐散去，曾经矗立着高炉的地方，现在只剩一片废墟。
“爷爷，我们回家吧。”我轻声说。
他点点头，最后看了一眼，转身。
从那天起，爷爷再也没有提起过厂子。他把那把24号扳手洗干净，放在了书房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摆着他当年的工作证、劳模奖章，还有那张我从宣传栏拍下来的、他年轻时的照片。
（作者系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金沙校区）初二（19）班学生，指导教师：熊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