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秋天，风卷黄沙，枯叶飘零。那一年，我才十二岁。如今七十年过去，每当看见红彤彤的苹果，我的心仍会隐隐作痛。

那天，我们儿童团一连奉命前往冀中与游击队汇合。副团长张笑花牵着我的手走在最前面。她说：“王安乐，你要记住，只要人在，火种就在。”

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突袭将我们逼入地下。我和副团长、两名重伤游击队员被困在一条废弃地道中，通往外界的出口已被敌人封死。

头顶上，是敌人的皮靴来回踱步的声音。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只剩最后一包炸药。我们约定：若敌人下来，便引爆炸药，同归于尽。

五天五夜，水尽粮绝。我能听见上面的对话：

“下面有几个？”
“四个，两个伤员，两个小女孩。”
“为什么不冲下去？”
“他们可能还有枪，但我们耗得起——等他们饿死就行。”

我急得直拽副团长的辫子。她却仍在为伤员换药，指尖灵巧地在纱布上打出一个蝴蝶结，像在举行某种庄严仪式。

“小同志……”一位战士虚弱地叫我：“来……这里有东西……”

我从他衣袋里掏出一个青中透红的苹果。他说：“这是我连长临走前给我的……我一直留着……现在，给你……一定要活到胜利那天……”

他和战友抬起手，想摸摸我的头，可手臂刚抬到一半，便“嗵”地落下。

不久，副团长也倒下了。她靠在墙边，嘴角含笑：“王安乐……你要替我……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她走了。我把苹果咬了一小口，分成四份，放在每个人身边。我知道，这不是食物，是信仰。

后来，援兵来了。我活了下来。

今天，我站在纪念馆里，看着玻璃柜中的那个干瘪苹果模型，耳边仿佛又响起那句：“一定要等到胜利……”

原来，有些重量，不是克数能衡量的。那是生命的托付，是信仰的传承，是一个民族永不低头的脊梁。

（作者系成都市清波小学校六（2）班学生，指导老师：黄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