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是家的根。我们奋斗一身，就是为了有个美好的家园。刚包产到户那一年，我家住的还是三间半茅草屋，其中的半间是灶房。另外在竹林里还有一个人字形棚子，用秸秆和稻草搭起，很矮，是茅厕。因为没有墙，我们就叫它棚子。那时我正上小学，记得一个星期天下大雨，我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在屋里挪了四五个地方，屋顶漏下雨还是要滴在作业本上。为了让我顺利完成作业，父亲站在我身后把家里唯一一把黑布雨伞撑在我头上，直到我把作业做完。那天，父亲的脸像天一样黯淡。

　　包产到户三年后，我家吃得饱穿得暖还有了余粮余钱，父亲手掀掉爷爷留下的那三间半“大下大漏、小下小漏”的茅草屋，自己踩瓦泥、请瓦匠、请盖匠、请木匠，修建了五间高大、宽敞的青瓦房。竣工那天，父亲买了猪肉招待匠人，一高兴，把自己喝醉了，嘴里不停地念叨：“这下再不怕下雨天了！这下再也不怕下雨了……”

　　新房刚修好不久的一个夜晚，下了一场大雨。那晚父亲特别兴奋，在五间瓦房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手背在背后，边走边望屋顶，边自言自语：“漏啊，咋不漏了喃？”那晚，雨下了一夜，父亲在屋里走来走去地念叨了一夜。

　　十七岁那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回到乡下帮父母干农活。但农活不是很多，父母两人就忙过来了，我似乎成为家里多余的人。父亲说：“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便买了两瓶烧二锅，带我去拜村里一名长期在县城建筑工地建房的周师傅为师，学砌砖。

　　这是80年代末，一些家庭负担轻的村民先富了起来，开始把土坯瓦房改建成楼房。我有些眼红，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我家的土坯青瓦房也变成小洋楼。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的父亲对于自家的那五间青瓦房是很满意的。

　　每年我从城里打工回家过年，村里都会新添几栋粉白的新洋楼，惹得我心里痒痒的嫉妒。大年三十吃团圆饭时，父亲会说，村里某某又修建了多少间新楼房，花了多少钱；村里某某运建材时，下了雨，路滑，一拖拉机砖翻倒麦田里，请了好多人用鸡公车转运。说这话时，我看得出父亲对自己亲手修建的青瓦房不满意了，脸上流露出对小楼房的羡慕。

　　又一次回村，大概是1992年吧，母亲对我抱怨父亲，说父亲把屋后的坡地全栽了橘子树，饿怕了的母亲担心没种粮食，又挨饿。母亲的话被父亲听到了，大声凶母亲：“一辈子都是饭没吃够！家里那么多粮食，三顿都煮干饭，撑死你！”见父亲生气，母亲就不再唠叨。母亲不知道父亲栽橘子树，是想早点坐上小洋楼。

　　那时，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各乡镇都在动员村民栽种能增收的经济林木，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一个快速的飞跃。

　　三年后，父亲栽种的那片橘子树大挂果，卖了1000多元钱，相当于我在工地上打三个月工的工资，我家的粮食从来都没卖过那么多钱。到1995年，我家终于攒够了修楼房的钱。要撤旧房时，父亲几多不舍，又几多兴奋。那天早上，绕着五间土坯瓦房转了一圈，然后，像痛下决心似的，把手一挥，对请来帮工的人说：“拆吧，拆吧。”当大家都上了房，父亲听到瓦片落下的碎裂声，就叮嘱道：“慢点，慢点，把瓦码在竹林了，今后还有用。”

　　其实哪有多大用？为了屋顶晒粮食，我计划的是两层都盖预制板，一块瓦都用不上。是父亲心疼他亲自踩泥烧出来的瓦，一种眷恋之情而已。

　　我家的楼房是我自己设计亲手修建，一改农村一字形的老样式，修成了城里住房一样的单元式，结构紧凑实用又节约底盘，还最先把茅厕改建了新型沼气池，给厨房贴了墙砖，用玻化砖做了城里人煮饭一样的灶台。

　　新房建好后，父亲在农闲时喜欢邀约他的老哥们到家里来坐坐，每次都会像导游一样带领着从楼下到楼上再到屋顶参观一番，最后都会自豪地说一句：“这是我娃自己修的。”然后赢得一声夸赞。

　　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宣传，周边的乡亲们有钱了，要修楼房了，都来找我帮他们设计修建，我便拉起了一支施工队，整天忙碌在乡村的民房改建中。我知道乡下人修一次房屋不容易，几乎都是拿出全部的家当，甚至还负债，就尽量给他们保证质量，不浪费材料。那几年，我也挣到了比在外打工还多的工钱。

　　大概是2000年，我在德阳的建筑工地砌砖，接到妻子电话，说组上要把那一公里烂泥路铺水泥路，上面补助一部分，自己集资一部分。为节约成本，每家都要投工投劳。全组有10多个泥水匠，要求都回去，自己铺混凝土。这是好事，在开工时， 我和几个在德阳工地干的泥水匠都回去了。那段烂泥路，村里人没有哪个没吃过它的苦头。尤其修新房运建材，遇到下雨，就要请一帮人去推车子。路上有很深的车槽，我骑摩托不知摔倒过多少次。大概干了9天，水泥路铺好了。那时我在工地能挣30元一天，尽管少挣了270元钱，但想到今后之孙都不用走烂泥路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没多久，村上又安通了天然气，我花了3800元的户口费，就让我家彻底用上了清洁能源，告别了祖辈们被柴烟熏烤的烟火味。

　　有了好住所，有了好路走，有了吃不完的粮食，农闲还能到工地挣钱，我的心情一下轻松起来，曾经的文学梦又在我心底里死灰复燃。我又开始订阅《星星诗刊》《收获》等文学期刊，开始了文学创作。白天要上工地，晚上回来有点累，看看电视就睡觉。我一般都在早上5点过醒来之时，妻子去做早饭，我就爬在床上看书或者写作。没想到，2010年居然意外地被《诗刊》《星星诗刊》联合评为“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我砌砖工的头衔上又多了一个“诗人”的标签。此后，村里有孩子不喜欢读书的，大人就拿我做榜样教育娃娃。因为工地停工时， 我常会拿一本书跟在割猪草的妻子身后，边走边看或者坐在地埂上看书，我给村民们留下了一个爱读书的形象。

　　2012年夏天，我在罗江县城东桥头一处叫“东山印象”的建筑工地砌砖，这是一处商品房。儿子和老婆突然来到工地买房。

　　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商量？真是无法无天了。我责备他们。儿子却说，打了几个电话，没接。我一看，真的有几个未接来电。可能是工地太吵，没听到。儿子这年大学毕业回到老家罗江县工业园区一家机械制造公司上班，嫌回乡下路远，想住城里。他怕我不答应，还列举了一连串村里搬进县城住的人家。

　　买就买吧。我放下瓦刀，同妻子儿子一起跟随售楼小姐到临江那栋三号楼的12层选了一套房，装修了3个月，年底我们就搬进了县城新房，家里的冰箱、彩电都留在乡下，新买了大彩电、大冰箱，还安了空调。只可惜这时父亲已经去世，要不然不知道他会有多高兴。也就是这一年10月，我因为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被成都一家文化公司看中，招聘我给他们做文案，专门从事写作。这正是我的爱好和梦想，居然来得这么突然。

　　现在，我周一到周五在成都文化公司上班，周末回罗江县城。我把家里的水田给了邻居家耕种，把二台土的旱田栽了果树，周末也抽时间回高峰村乡下看看，顺便管理一下果树。成都、罗江、高峰村三地跑，我快乐着也幸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