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海诗集《蜀葵》以植物命名，却远不止于对植物的咏叹。它是一部以蜀地为经纬，以生命为内核的现代诗歌交响。诗人通过“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花开花落”“香飘四溢”4个乐章的结构，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家园，从自然物象到生命哲思的深层建构，提供了一部重构在地性书写的现代性文本。
在地书写与精神超越
诗集以“蜀葵”这一地域性植物命名，超越了单纯的地域风情展示。诗人通过“根枝花香”的有机结构，构建了一个从乡土物象到精神家园的完整体系。
主题呈现多层次的审美维度。
首先是地理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织。在《龙门山褶皱》中，“三十七亿年的皮肤”与“青铜器的缝隙中反复诞生”的岩层，将自然史与文明史并置，形成深邃的时间透视。
其次是具象景观与抽象哲思的融合。在《西岭雪》中，雪既是实在的自然现象，又是“像生存一样的哲学/像死亡一样的非理性”的存在之思。
再者是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共鸣。写金沙遗址，“我抓一把遗址的泥沙在手心/几个世纪都没有漏完”；写宝墩古城遗址，“瞬间支离破碎，剩下一柄石斧/从我梦中呼啸而过/又以稻粟抽穗的声音/响彻大地”；写三星堆遗址，“每一道纹路都是未解的语言/金杖仍在沉睡/等待一只穿越时空的手”，将个人经验升华为对民族记忆的叩问。
从诗集内容来看，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自然意象与人文情感的融合。
诗集第一辑“根深蒂固”宛如一株植物的庞大根系，诗人以笔为引，探向蜀地山水内化的精神脉络。在《金沙江大峡谷》中，“西溪河水浑浊,金沙江水清澈/它们瞬间交汇/就念出了千古的颂词/江水与溪水/如此亲切/这是水的宽容”，诗中“浑浊”与“清澈”的溪水交汇，暗喻不同生命状态的融合。
诗人并未强调对立，而是以“千古的颂词”“水的宽容”升华出包容的智慧，与“上善若水”的东方哲学形成呼应，使自然现象获得精神厚度。
这些诗篇并非简单的风景描摹，而是将山川、河流内化为精神的血脉，构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无法剥离的文化与生命共同体。
其次是生命的张力与存在的哲思。
第二辑“枝繁叶茂”将视角从宏大的地理转向蓬勃的生命本体。无论是《贡嘎山冷杉》在极端环境中“细紧脊椎”的坚守，还是《桥墩上的藤蔓》在水泥缝隙里“一直向上”的倔强，抑或是《山间竹笋》那“多么干脆，又多么粗暴”的拔节力量，诗人都在捕捉生命最原始的冲动与韧性。
他不仅赞美生长，也审视生存的境况。《水边植物》道出了“原以为长在水边/可以长生不老，却一样零落成泥”的普遍命运，揭示了生命在繁华与凋零、希望与局限之间的辩证存在。
第三是时间的隐喻与诗意的轮回。
第三辑“花开花落”深入时间核心，以花卉的荣枯喻示生命的轮回与美的瞬逝。同题诗《蜀葵》点明主旨，它“最早现身蜀地”，平凡而坚韧，既入药入菜，具有实用价值，又入画入诗，成为审美图腾，是蜀地气质最贴切的象征。
在《花开花落》一诗中，“所有凋落的花瓣/都是萤火虫，风也吹不走/它们的姓氏”，死亡被赋予不朽的诗意。诗人透过《凝视一片落叶》《桃花落》等诗歌，不断叩问生命的归宿。在伤逝中蕴含对“来年的枝头”的期待，完成从伤感到澄明的诗意转化。
第四是人文的烟火与灵魂的馨香。
第四辑“香飘四溢”将自然之香升华为文明之香、灵魂之香。这里有《竹笋宴香》的世俗烟火，有《王建墓乐声》的历史回响，有《杨湾纸香》的文化传承，更有《布拖火把节之夜》的民族激情与《阿都高腔》的生命呐喊。
诗人漫步于《龙潭寺香火》与《武庙》之间，在古今交汇处寻找精神的栖居。最终，在《奔腾的大渡河》这首长诗里，诗人将自然景观、历史传奇与现代风貌熔于一炉，以“一路疾驰向东/不问路有多长”的磅礴气势，将整部诗集推向一个开放、动态的结尾，喻示着巴蜀文明与生命力量的奔流不息。
空间叙事与内在律动
诗集的结构艺术，呈现出空间叙事与音乐性的双重构建。
诗人将地理空间进行诗学转换，从金顶、瓦屋山、金沙遗址到宽窄巷子，这些真实坐标被编织成既具体又超越的诗歌地图。
如，在《宽窄巷子》中，“宽窄两条街挤在一起/进去或出来/一生一世都走不到尽头”，创造出独特的空间感知；在《五丁桥》里，“桥下的碎金，被商贾拾起来/倒入盖碗茶里”，将历史记忆融入当下体验；《岷江浪花》以“支撑起每一寸山川与土地”的咏叹，形成绵延的水系意象群。这些作品通过意象的相互呼应，构成网状的诗意结构。
在音乐性层面，4辑标题构成完整的生长韵律。诗集中的不同作品，通过节奏变化形成内在交响。《奔腾的大渡河》的豪迈急板与《在柳荫里漫步》的舒缓行板交替呈现，营造出丰富的听觉体验。这种空间与音乐的有机结合，使整部诗集既承载着浑厚的文化积淀，又保持着清澈的诗意流动。
古典意蕴与现代视野
诗人的语言艺术，展现出古典韵味与现代意识的深度融汇。
在词法层面，呈现出混成特质。
诗人将地质学术语如褶皱、断裂带与植物学名词如笋壳、树脂结合，再融入羌笛等古典词汇，共同构筑出独特的语感密度。
在句法层面，体现出弹性构造，通过长短句的交错运用形成内在张力。
如，在《达古冰川的风与云》中，“风把断层线/绣进天空”的凝练短句，与“等待三百万年的雪水/填满所有伤口”的绵长句式相映成趣。
这种弹性在《花丛中》一诗里更显精妙，“风起时/我和花朵一起摇晃/在一阵阵花香里/慢慢融化”，以流动的节奏创造出物我交融的审美体验。
在语气层面，更展现出精湛的控制艺术。
诗人在陈述、祈使、疑问等不同语气间自如转换，使《在桃子坪撞桃花运》的戏谑与《枯树新枝》的庄严，构成丰富的情感层次。
物象感知与意境升华
诗人的意象系统，呈现出层次分明的感知结构。
通过基础意象与升华意象的有机结合，构建起独特的诗意空间。在《新场古镇》中，“此地名叫新场，却流淌着旧韵/每处景致，一旧再旧/古柏、银杏、柳树、榕树/像清明上河图延伸出来的枝丫/古老、清新，有了现代的表情”，具体物象被赋予形而上的意蕴，完成从具象到抽象的跃升。
诗人善于意象的陌生化处理。如在《金沙江大峡谷》中，“不用说，水肯定是善感的哺乳动物/我的眼睛牧着江水与溪流/不需要任何缰绳或鞭子/我为一条江与一条溪保守交汇的秘密”。通过通感手法打破常规认知，将水的特质赋予生命体温，进而将视觉体验转化为动态的放牧场景，使自然景观与人类感知产生诗意互动。
这种意象处理既创造出新鲜的审美体验，又保持着内在的情感逻辑，拓展了诗歌的感知维度。
审美探索与技法融合
诗人在诗歌技术上展现出高度自觉。其修辞系统由转喻与隐喻交互构成，在转喻的运用上，凭借地理相邻性建立诗意关联。如在《汉阳古码头》中，“系缆石荒芜”转喻整个码头的兴衰史；隐喻则致力于深度开掘，如《复活的根雕》将雕刻过程隐喻为艺术创造对自然生命的重新唤醒，形成多义解读空间。
拟人化手法更获得哲学提升，超越简单赋予生命而带有存在论色彩。如《花开花落》：“北较场老城墙把梅花/别在自行车铃铛上/宽窄巷的石板,轻轻咬住/三色堇的尾音/文殊院的黄昏里/玉兰的香气在火锅中发芽”。诗人用拟人手法，让成都的城墙、巷陌、花木都活了起来。梅花别上单车，石板咬住花香，玉兰在火锅里发芽，整座城市在花开花落间完成了一场诗意的呼吸。
在视角运用上，呈现灵活转换的特质。如《三星堆遗址》从“面具在泥土中呼吸”的物体内部视角，切换到“我站在遗址门前”的观察者视角，形成多维感知。
戏剧性独白与空间留白，亦得到巧妙运用。《周公河的鱼》通篇以“把剑隐忍于头颅”的独白构建戏剧张力，《青堤老街》以“若你经过青堤/请放轻脚步”的未竟之语营造诗意空间。
此外，还有跨文体的尝试，《奔腾的大渡河》采用分章节的散文诗形式，融合叙事、抒情与议论，拓展了诗歌的文体边界。
总体而言，这部诗集在主题深度上实现了从地域性到普遍性的超越，在结构艺术上构建了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秩序，在语言创造上完成了古典诗学与现代意识的有机融合，在意象营造上建立了感知层次丰富的符号系统，在修辞运用上形成了转喻与隐喻的交互网络，在诗歌技术上展现了现代诗学艺术的多元可能。
《蜀葵》以其深植的在地经验与开阔的诗学视野，完成了一次对地域书写的现代性重构。诗人既沉潜于蜀地的山川肌理，又在哲学层面叩问存在的本质；既传承古典诗学的意境韵味，又娴熟运用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通过根脉与现代性、物象与精神、个体与历史的多元对话，构建了一个意蕴丰饶的诗歌世界，为当代诗歌的在地书写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范式。
（《蜀葵》，黄世海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5年9月）
（作者简介：李永才，重庆涪陵人，现居成都。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四川诗歌》编委会主任。主要从事诗歌、散文创作及文艺理论研究。出版诗集《故乡的方向》《城市器物》《与时光伦理》《记忆的空纸盒》等8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