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进行的第一场大会战，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之一。会战从1937 年8 月13 日开始，11 月12 日结束，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与现代化装备、海陆空立体作战的敌人拼搏，血战三个月，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淞沪会战中，郭沫若始终坚守在抗战前线，为上海抗战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鼓动民众积极支持和参与抗战
1937 年7 月25 日，郭沫若别妇抛雏，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离虎口，于7 月27 日到达上海。郭沫若一回到上海，就义无反顾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郭沫若是个激情澎湃的诗人，也是个卓越的演说家，他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号召，紧紧抓住各种集会的有利时机开展演说，唤起民众同仇敌忾，积极支持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8 月2 日，郭沫若出席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饱含深情地说：“ 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他挥泪朗诵起来：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别妇抛雏，归国抗战，为当时社会各界广为称颂。听了郭沫若慷慨而又悲壮的朗诵，在座听众无不动容。“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成为当时广泛传播的抗战口号。
8 月7 日，郭沫若出席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组织的欢迎会，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到了最后关头，每个人到必要时都要有拿起枪杆的力量，每时每刻每秒都不要忘了抗敌救亡的主张。”
8 月上旬，郭沫若来到南市民众教育馆，对近百名文学青年发表演说，叙述在外流亡10 年期间“朝夕都在思念着亲爱的母亲”，而今终于冒死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表示：“我和你们一起，上前线去，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的抗战，献给亲爱的祖国。”
9 月11 日，郭沫若前往国际电台作《抗战与觉悟》的演说，列举抗战一两个月来在军事上、经济上、道德上取得的胜利，指出“我们仍然不能满足”，必须“随时检阅”自己的“抗战意识和抗战觉悟”，真正做到“胜固不骄，败亦不馁，”“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坚信“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
郭沫若还多次深入抗战前线劳军，为广大抗日将士作抗战演说。9 月上旬的一天，他随四川旅沪同乡会救护队和文艺界战地服务团一同去宝山罗店前线劳军。为了能和大家一同奔上前沿阵地抢救伤员，他不顾同伴们的劝阻，借了一套童子军装来换掉身上容易暴露目标的白衬衣后，就向那炮火深处冲去。
10 月28 日，郭沫若在隆隆的炮声和轰鸣的敌机声中来到奉贤南桥，向到会的青年作了题为《抗战期间青年的任务》的演说。他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勉励大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国家未来和栋梁的青年，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坚持不懈地做好各自的工作，为抗战多出一点力。田汉曾说：“ 我、端先和沫若曾在双方炮战的情况下，敌机的爆炸弹与照明弹的威胁下，两访南桥，一访嘉定、南翔。我们联袂参加了许多使人无限兴奋的会，如鲁迅周年纪念大会，如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筹备会等等。”“炸裂横空走迅霆，春申江上血风腥。”这就是他在敌人狂轰滥炸中为抗战奔走的真实写照。
阳翰笙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演讲是一项最普遍，最鼓动人心的宣传方式”，“郭老在当时就是一位极出色的鼓动家，凡是大的群众场合都有他的演讲。”日本友人鹿地亘则说：“我是听过他在上海和南桥嘉定的演说的。他的火一般的爱国热情使他成为那样一个雄辩家。他的话是那样煽动的，几乎每一句都能使听众为之狂热，为之击节。”
郭沫若在开展演说的同时，还积极撰文动员大家支持和参与抗战。在《我们为什么抗战》中，他论述了中国民族本有爱好和平的素质，但因日本的侵略，不得不奋起抗战；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同我们携起手来，为全世界的文化而战，为全人类的福祉而战。在《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中，指出要使抗战持久，务必及早确定外交路线以求军火的接济，务必及早武装民众以求兵员的补充，不必为战局的一时失利而忧虑。在话剧《甘愿做炮灰》中，强调“目前是共赴国难的时代，只要于救亡有好处，大家都应该牺牲一切，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国家正是需要我们用血来灌溉的时候，就成为炮灰，也算是尽了做子民的责任。我自己是随时都准备着做炮灰的。” 在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中国文化界告国际友人的沉痛宣言》中，郭沫若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提请全世界人民协同防止战祸蔓延。在《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中，郭沫若认定“日本是一位痨病框子的拳斗家”，“结果是终归于死灭”。 郭沫若还领衔与孙陵、杨朔、孟十还等40余人发起“投笔从军”宣言，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创办《救亡日报》
郭沫若回到上海后，拒绝了沈尹默要他继续研究古代文化的建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夏衍等人商量决定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出一张四开的、有国民党人参加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救”机关报，由郭沫若任社长。为了《救亡日报》的早日创刊，郭沫若积极奔走，曾与潘汉年、夏衍直接去找潘公展，经双方协商，《救亡日报》由郭沫若出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总编辑一人，中共方面为夏衍，国民党方面是樊仲云。1937 年8 月24 日，由郭沫若题写刊头的《救亡日报》正式创刊。郭沫若不仅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杂感、诗歌，而且还冒着纷飞的战火，深入抗战前线采访，撰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展示了中国军人坚定的抗战决心，对于鼓舞国人士气，影响极大。8月24 日，郭沫若应张发奎电邀，前往浦东前线采访，次日作《到浦东去来》，文中张发奎的豪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虽然敌人不够他杀，但有敌人的产业够他们炮轰，他是死而无憾的。”9 月上旬，郭沫若应陈诚之邀，前往昆山前线采访，遭遇日军轰炸。郭沫若曾作旧体诗一首：
雷霆轰炸后，睡起意谦冲。
庭草摇风绿，墀花映日红。
江山无限好，戎马万夫雄。
国运升恒际，清明在此躬。
江山虽然遭到轰炸，但在郭沫若看来，却是“无限好”，因为有大批勇猛的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因而“国运”有了“升恒”的契机。1939 年3 月，郭沫若回乡为父亲祝寿时，曾将此诗书出赠予原配夫人张琼华，诗后题跋为：“民国26 年9 月赴昆山访辞修，遇敌机轰炸，在明远室中小卧片时后作此，距今一年将半，望清新之意无问今昔。书付琼华。”郭沫若在《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中写道：“我从（十月）二十三号的晚上起，一直到今天的二十九号止，几乎每天都在前线驱驰。我会见了不少指挥作战的高级军事人员，他们的态度都一样的坚决、沉毅，自称抗战到底的决心至死不变。” 《救亡日报》由于旗帜鲜明，生动活泼，以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力，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并争相购阅。《救亡日报》的创刊发行，极大地鼓动了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广大读者纷纷送来各种慰劳品，要报社转交前方抗日将士。一时间，《救亡日报》编辑部所在地成了抗日军民的联络站。
1937 年11 月12 日，国军从上海撤退，上海沦陷。11 月21 日晚，郭沫若为《救亡日报》作“沪版终刊致辞”，诚恳地向广大读者表示“我们从事文笔的人”，“现在随着军事部署的后退”，“也要暂时和上海的同胞们告别”，但是“同胞们请相信，我们决不是放弃了上海。也决不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地雷和潜航艇。”
1937 年11 月27 日，郭沫若离开上海，在香港短暂停留后于12 月6 日到达广州。在郭沫若的多方努力下，《救亡日报》于1938 年1月1 日在广东复刊。
前线采访献策
1937 年9 月7、8 两日，郭沫若前往昆山前线采访。8 日早上，不期然遇见了冯玉祥。冯玉祥建议郭沫若写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北伐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打仗，后方的民众便送茶，送水，送稀饭，十分的殷勤？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前线抗敌，我们战壕里的将士有一两天不见饭的，而后方的民众总老是不管”？郭沫若回答说： 北伐时代，三大政策尚未抛弃，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军中有政治工作，总司令部政治部在出发前受了中央的委托，有到各地开放党部、组织民众的全权。因而军队到的地方便是政治工作到的地方，而且政治工作人员每每比军队先到。民众相信政策，并有了组织，故尔前方和后方的活动能够打成一片。……在我看来，政策要鲜明，要信赖群众，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即早恢复，民间组织应即早开放，怕是保证胜利的最切要的事体吧。
早日恢复政治工作，冯玉祥深以为然。随后，郭沫若来到陈诚防区采访。陈诚邀请郭沫若同他围坐在一张铺着军用地图的方桌上，向郭沫若讲解前线情形，并说，我们不如敌人的只是飞机大炮，但我们会“ 屡败屡战”。郭沫若高度认可：“这，我觉得是每个军人应该抱的决心，也是我们每个人民应该抱的决心。要有‘屡败屡战’的精神，我们才能够抗战到底。”陈诚问郭沫若还有什么意见时，郭沫若向陈诚提出了五点意见：
第一，我们的后方工作应该化整为零，应该多设医药站，伙食站等，并随时移动，以免敌人轰炸。
第二，军中的政治工作应该赶快复兴起来，民众运动应该从速开放而加以组织，如此才可以巩固我们的后方，铲除汉奸的根蒂。
第三，全军应该速施防御霍乱的注射，因为霍乱在上海已经有流行的倾向。
第四，军中应该多备日文宣传品，由我们前线的兵士、飞机师投散于敌人的阵地，以劝告敌人的士兵，觉醒他们的迷梦。
第五，军中应有一种统筹全局的“战报”，以联络各军彼此的消息，以传达正确的战讯于人民，并以保存这次神圣抗战的记录。
陈诚把郭沫若的这些意见，发报到了南京。
组织战地服务队
在淞沪会战期间，郭沫若曾应张发奎、陈诚等人的要求，为他们组织了多支战地服务队。为张发奎组织的战地服务队，队长由老共产党员钱亦石担任；队员有34 人，由一批共产党员或左翼作家、艺术家及进步青年组成。服务队于1937 年9月25 日正式成立，在嘉兴短暂训练后，赓即开赴淞沪抗战前线奉贤。服务队到达驻地南桥后，健全民众抗日救亡组织，开展讲座、歌咏、戏剧、美术等多种形式活动，宣传发动军民，并做好军队和地方上中层人员的统战工作，原来死气沉沉的南桥，顿时充满了抗日救亡的生机活力。为陈诚组织的战地服务队，队长袁文彬也是共产党员。10 月23日，袁文彬率战地服务队出发去陈诚防区当天，郭沫若致信陈诚，报告战地服务队的行动、经费管理等事项：“南京所汇来千元，已悉数交与袁文彬君，详细出纳，当由袁君报消（销）。”“人数五十，在沪曾略经训练，故费时颇久。又因沪上文化界人多移往内地，且需通地方语者，故于人才蒐罗上亦颇感窘促。”“服务队员待遇及办公经费，望兄于可能范围内稍与以宽裕，庶几工作容易推进。”
此外，郭沫若和夏衍、田汉等人还组织了多支救亡演剧队，奔赴各战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这些演剧宣传队伍，后来整编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第三厅领导之下。
在轰炸中来去
1937 年9 月19 日，郭沫若接到陈诚转来蒋介石的电报，命往南京晤面。去还是不去？周恩来劝他一切以大局为重。
9 月23 日，郭沫若在敌机的轰炸中抵达南京。第二天傍晚，蒋介石在住处接见了郭沫若。平日威严可畏的蒋介石，不仅笑脸相迎，而且态度格外和蔼。蒋介石问郭沫若对古文字是否还有继续研究的兴趣，郭沫若回答说只要有材料和时间，是仍然可以研究下去的。在谈到今后工作的打算时，蒋介石希望他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并说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郭沫若赶紧回答道：“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立即许愿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蒋介石又问了他的家眷，为何要去日本等等。郭沫若都一一据实回答。临别时，蒋介石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在南京期间，郭沫若还拜访了叶剑英、叶挺、博古、孙科、汪精卫、张群、邵力子、陈铭枢等国共两党的高级官员。
郭沫若到南京前，《救亡日报》刊登了蒋介石召见他的电报；回上海后，郭沫若又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朋友们都说这是郭沫若的一大胜利。郭沫若高兴地对夏衍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的指示的正确。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确实是一个胜利。”
“此恨将教万世绵”
郭沫若激情澎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而抛雏别妇的悲痛却一直萦绕在心。他在逃离日本前，曾给日本市川市的宪兵分队长和警察署长各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十年来的“保护”，恳请他们照顾留下来的家室。在归国的船上，他还写了一首诗，形容当时的心情：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郭沫若走后，安娜受到日方的非难。1937 年8 月21 日，郭沫若收到安娜夫人来信，说日本刑士到家二三次，对她和孩子们进行严密的监视；又说日本在广播中造谣称郭沫若“带了五万兵和中央军联合在上海作战”。11 月19 日前，郭沫若又收到安娜夫人的来信，说：“十月里被敌人官厅捉去打了一顿，关了一个月，现在已经放出来了。家也被他们抄了，所写的东西都给他们拿了去。”郭沫若读信后肝肠寸断，赓即致函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求设法予以营救，并让他们回到中国来；然而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根本不准她自由行动。日本军部还要求她让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籍，声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她以孩子们都是中国血统而严词拒绝。11 月19 日，阿英到访时，“入室即见其面窗默坐，若有重忧。”“出信为余译读，声苦颤，泪亦盈眶。余讷于言，相对黯然者甚久。”第二天，郭沫若写了一首七律《遥寄安娜》：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他还将旧作《信美非吾土》书成立轴，跋语上写道：“此四年前流寓日本时所作。尔时虽不自由，家室尚相聚。并且有我在，狂暴者尚未敢侵陵。今岁独归，妻孥陷敌，备受鞭笞之苦。忆及此作，不禁倍加凄切。”
郭沫若在上海短短的时间里，上海抗战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达到了高潮。上海沦陷后，抗战文化得以转移和延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成立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郭沫若的努力下，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逐步形成，郭沫若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文化界抗战的旗手。
（原载2025年7月6日、20日《乐山日报》）
（作者简介:黄华春，1967年9月生，四川乐山人，四川省诗歌学会会员，乐山市作协会员、青羊区作协会员。作品发表在《人民政协报》《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政协报》《西南商报》《星星·散文诗》《星星·诗歌理论》等报刊，《郭沫若与人民政协》获2022年四川省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有诗歌入选《2022中国散文诗排行榜年选》等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