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鸟儿一样，人即使喜欢自己的羽毛，但还需要文学情怀。书中自有墨香，文字里自有万千沟壑和胜景。今天所表达的泸州区域文学，我是以景仰的姿态来叙论的，并且就当下泸州区域文学作一下我幼稚、肤浅的看法。
一、历史中的泸州区域文学
（一）关于“泸州区域文学”。
1、泸州区域的概念。我认为谈区域文学时，最好以“自然区域”为好，如“大巴山文学”“川西文学”“商州文学”等，因从“江阳—泸州—泸川—泸州—泸县—泸州市”行政区变化的线路来看泸州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泸州市下的四县三区原有的行政区域，基本处于交叉、并列，或从属关系；如“护国岩”原属于叙永，后属于纳溪；而原属于泸县的，现在有的地方分割到江阳区、龙马潭区、纳溪区。故此，泸州的文脉就很难打通。所以用“泸州区域文学”为好，要么用“泸州文学”也可。
2、关于区域文学的作者。不论本市籍作者，还是外地或客居的作者，凡是描写和叙述某地的文学，都是某地的区域文学，如巴金在外写成都的，是成都的区域文学；范仲淹写岳阳楼，就是岳阳楼这地的“区域文学”，所以外地的或客居的而写“泸州”的文学作品，均为“泸州区域文学”。因而，泸州区域文学的作者，不仅仅是户籍为泸州的作者。
3、关于内刊、自行印制的文学作品搜集与整理问题。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内刊的作品，如原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陈之光2000年5月为周朝富《心声》所作的序等。还有许许多多的《泸州作家》《泸州文艺》《泸州诗词》《龙眼树》诗歌报，以及各区县的刊物，或一些文学社团所刊登的文学作品，里面也许就有作家起步的作品，乃至有影响力的作品。
由此，我们探究区域文学才会有更深刻、更宽泛的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也才会更深远。
（二）关于历史中的泸州区域文学。
其一、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来说。先秦之泸州为巴国之属，在其西南；而在秦汉时代为蜀国之邦，谓之“江阳郡”，在其南边；随后有“川南要会”之称，属于宋朝36个内陆港口之一；而今泸州为“省级副经济中心”，也有四川出川最大的码头，泸州自己也提出了“一体两翼”的构想，难免有“码头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渗透。从自然地理角度看，泸州大部分为矮丘陵地貌，有长江、沱江和赤水河三江之汇，南为云贵高原向北的缓冲地区，为粮食等生活物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地；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其二、从文学文本历史来讲。如果以尹吉甫为泸州的，那《诗经》里就有泸州文学的“影子”，又如果汉代的司马相如写的“酒”是泸州的“酒”，那说明泸州的文学与生活紧密关联起来。有资料显示，泸州最早出现的诗歌作者为东汉的刘启，其所作《美乡赋》，词句优美，脍炙人口。那可以说明泸州的正式文学也有千年的历史。以及随后的晋代的曹永叔所作《江阳谱》，唐代诗人先汪（合江人）所写诗句，宋代泸州人许沉著《鸿雁集》、《章奏赋》30卷；李呜复著《亦草堂集》；元代刘桩植作散曲《忆亡》；冯晋卿著《词品馆宋词撮要》；明朝御史李惟观著《西台疏草》，董翼著短篇小说《黔中集》，户部郎中曾屿（合江人，《少岷存稿》）等，以及韩愈、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文天祥、杨慎、文同、张船山、万慎（俗称万大对子）、储掌文（《云溪文集》）、高锴、陈铸等名家为泸州写下大量的诗作，为泸州文学铺垫了厚实基础，以及朱德、吴芳吉、邓均吾、巴金、矛盾、朱自清等大量的文学作品，为泸州的现代文学起到顶梁柱的作用。据民国《泸县志》（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刊讫，即1938年版，阴懋德 署）记载泸州历史上保存下来的“艺文志”资料就达107页，占了《泸县志》篇幅的六分之一。
泸州曾作为“川南行署”，其《川南日报》在1950年一年内发表诗作30余首，1951年发表诗作20余首，还有大量的散文、戏剧作品；其间就有雁翼、炼虹、石天河等名家聚在泸州，为泸州的文学添上浓郁的色彩。
尤其1983年泸州为省辖市后，泸州的文学得到了迅猛发展。泸州有《泸州诗三百》《泸州民间文学集成》《历代名人吟泸州》，古蔺有《古蔺文存》一、二，还有《古蔺民间文学》；合江有《合江文存》；叙永有《叙永文钞》《叙永诗钞》；江阳有《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省泸州市市中区资料集》《江阳民间文学》（待出，我为其作序），泸县有《泸县民间文学集》。另外《巴蜀古文选解》《巴蜀古诗选解》里有泸州篇。
其三，民族性问题。泸州是一个多民族集聚的地区，我们尤其不可忽视泸州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泸州市人口：2021年年末，全市公安户籍登记户数159.01万户，户籍总人口506.73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05.07万人，城镇人口201.65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9.8%。常住人口425.9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1.36%。人口出生率5.9‰，人口自然增长率负0.5‰（来源：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更新时间：2023-05-18）
2000年人口普查，泸州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其中苗族5万5千余人；第二的为彝族，也近1万人，四县三区均有，主要在叙永5000余人、古蔺2600余人；到2021年泸州市有48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12.46万人，全市有2个少数民族地区待遇县、8个民族乡、342个民族村寨。（来源：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时间：2023-05-18）如彝族余氏五诗人的作品《时园诗草》（清 余家驹 著）《四余诗草》（清 余珍 著 合集）《大山诗草》（清 余昭 著）《园灵阁集》（清 余昭的妻子安履贞 著 合集）《㥞雅堂诗集》（余达父 著），除贵州社会科学院余宏模教授、叙永曹仕林老师等少数人研究、刊编外，很少有人对其更深入地去挖掘探究；现在泸州还有有几位少数民族年轻作家，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是泸州，乃至四川的重要作家。可见，这也是泸州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四，从方言、饮食和民风民俗角度讲。正如“许多文学史把其文学内涵限定在乡土社会的“三风”之中，即“风俗、风情、风物”。但是社会是发展的，城乡是变化的，因而文学的视觉也应该倾力关注和审视地方性内容，也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更多地嵌入乡村环境和生活体验等内容。”（徐潋，《泸州物语》：一部有盐有味的诗作；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2019-02-22 ）方言、民俗和饮食更能体现区域性文化，如合江的古音、翘舌音多，纳溪的入声音多，泸县的儿化音多，且声音比较大，与隆昌、富顺的卷舌音多等有很大的区别，合江的川剧、纳溪的民歌、泸县的锣鼓戏（见非遗资料）等，泸州饮食有川菜口味，也具有自己特点：清鲜重味，醇浓有道；麻辣相宜，辛香有度；大河风格，小河味道。等等。以及“単碗”“九大碗”等民俗，这些都可以说明方言和民俗影响着文学的表达；反之，文学的表达有着民风民俗、饮食和地方方言，更能够体现文学的区域性。
其五，泸州地方文学的搜集与保存。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去挖掘、保存泸州文学，如《古蔺文存》（一）（二）《叙永诗钞》《叙永文钞》《合江文存》《古蔺民间文学》《泸州诗词》系列集子等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泸州开设一个泸州地方文艺书院，那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我也可以提供一些作品，因我搜集了有泸州一千余部作品，含内刊；包括吴芳吉、邓均吾、陈炜谟、王朝闻、蔺瑾、曾平、杨雪、肖体高、刘盛源、白连春等，他们几乎全部作品集，并与之有关的部分资料。
所以，泸州文学是是四川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学里大家庭中的一员。
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泸州文学似乎处于文学殿堂里的后花园，至今还没有推向文学评论的前阵。地方文学的研究还需要重视，我们不仅需要成绩，还需要文学情怀，还需要高峰。故此，泸州文学的研究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这只是我思考的泸州区域文学的一部分问题。
二、当下“泸州区域文学”评述
（一）当下“泸州文学圈”创作现状：
中国作协会员26人，四川省作协会员122人，泸州市作协会员近800人，各县区还有更多的会员。尤其近三年来泸州的中国作协会员净增了17人，泸州增加省作协新会员基本处于全省第二位。泸州的文学队伍不断增添新人，创作水平也不断提升，作品获得四川省文学奖、宝石文学奖，多人次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和图书奖，多人次在《人民文学》《诗刊》《十月》《小说选刊》《中国校园文学》，以及《四川文学》《星星》诗刊等发表文学作品，每年都有几部文学作品专著出版。
近年在泸州文学创作中活跃的，诗歌方面有张合、白连春、涂拥、董洪良、李明政、张蓉、欧阳锡川、陈宗华、姜维彬、曾志明、马力、石莹、赵荣刚、黄雨陶、邓晓波、庞音、茉莉朵朵、许廷杨、周跃刚、偶然、亢楚昌、李盛全、邓林、韩东、杨观文、夕颜、 黄钟、曾德健、游明刚、黄建军、韩放、廖泳清、曾永强、余婷、何苗、高丽萍、杨小春等，不少于100人，而其中有十位以上作者以诗歌作为中国作协会员的；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泸州的诗歌在大江南北，港台，以及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散文方面（包括报告文学）有杨雪、胡正银、江小英、刘光富、龙启权、钟昌耀、陈大刚、白鸽、官国柱、喻永刚、王麒、肖大齐、蒋晓灵、肖涌、刘先赋、田怀聪、江林蔚、张佑迟、刘道勇、杨光英、罗学娅、向晓鸿、鄢德良、陈梦洋、王光全、王良荣、田正芳、张伟等，以及致力于文史方面创作的赵永康、陈鑫明、赵晓东等，在这群创作者中，有部分是从诗歌转向散文创作的，如杨雪等；小说方面有曾平、宋晓红、冰春、白连春、廖荣华、曹清萍、高雁、郭毅、牟亚林、黄志勇、邵中奇、郁峰、刘盛源等；儿童文学方面有肖体高、靳朝忠、胡晓霞、陈言熔、李莉、楼政、毛有权、梅敏、陈奕西、陈会、熊开艳等30多位老中青结合的创作队伍，以王楚华、张波等为代表的戏剧创作者；以张元刚、王伟等为代表的歌词创作人员；而古诗词（包括对联）创作队伍，在泸州“屈原魂”诗词大赛的带领下，有成千上万的诗词创作幼苗在成长；其中特级教师李良怀出版了两本古诗词专著，以及彭传鼎、代古成、李腾双、曾佐然、孙孝莲等一批古诗词创作者。近年泸州的文学评论也在欣欣繁荣之中，出版了多部文学评论专著，他们有王应槐、陈善珍、张清、程琴、姚洪伟、余晓萍、官燕等；我们还不能低估了泸州籍贯的在外地工作、生活的“泸州人”，他们有陈之光、何开四、李元胜、章润瑞（《章润瑞诗词著述》，叙永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曾任西昌地委副书记、南充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伍松乔、向荣、毛克强、戴登云、七堇年、杨宗鸿、罗德远、鄢文江、周崇贤、银莲、王少农、刘一如、张琴、向翔、徐非、商恒西等；还有大量出版内部刊物的泸州本土作者；以及外地作者写泸州的文学作品，如莫言、贾平凹、阿来、傅天琳、舒婷、熊召政、李少均、叶延滨、龚学敏、周正举、李锡炎、安琪、税清静等大批作者中，有不少“矛奖”、“鲁奖”获得者（参见《诗影光芒中的茅屋》，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2017年8月版；《诗酒江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24年9月版；《中国长江诗歌带》，泸州市文联、市作协 编等）。同时，泸州的少数民族的文学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古今、市内外的“泸州文学”，这样就基本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泸州文学圈”。
（二）当下泸州的“区域文学”部分作品评述
现代技术（包括建筑、工业、电子和农业等方面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认识观念促使文学的手法、表达等发生两人改变。
过去一段时间，我真的害怕遇见作家，诗人主要通过意象剖析灵魂，还可以接受；而一
些小说家、散文家，把自己搏的“干干净净”，没有羞辱之心；有时还杀（写）出的血淋淋的，甚至是“残暴的”“无人性的”作品，其中没有哲思和审美的感觉，他们似乎觉得这样才能够调动读者的兴趣。
1、泸州的“新乡土”文学
而走进当下的泸州，有一篇篇“乡土的概念”作品，给人重新认识乡土文学，因经济建设，城市的扩张，农村越来越失去了承载庄稼的空间，或对故乡怀念的乡愁，或农村的变迁，或对乡土人事物的描述，或新型文旅思考等文学作品。因而作家笔下的作品与之原来的有很大的不同，故我谓之“新乡土文学”。我例举几位泸州作家的作品。
（1）白连春：种植在泥土的诗文
乡土气息白连春写诗、小说，再到散文，无不涉及到故土和庄稼，但其视角和感受具有其独特性。如其散文“我的记忆里，中国长江岸边从来都是地里点麦田里栽稻，山上坡下种高粱包谷。其余土地农民一般种蔬菜，愿种什么就种什么。”“长江岸边，无论麦地还是稻田，早已被数不清的高楼别墅替代。我走向我故乡更远更深的山区，悲哀地发现：麦地所剩无几。”“麦不在了，你还在吗，纵然你住着别墅聪明绝顶家财万贯儿孙满堂？”（白连春，《我要让我血肉乱飞在麦地前》），他的心忧土地的流失而失去人类生存的食物；“如果我可以选：做人，或做芋。我会选芋。做芋，我就一生，从出生到成熟，到被农民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被农民折断，我都一直在母亲的怀里。日常生活中，无论风雨还是阳光，我们都捧着各自的心紧紧团结在一起迎接着，承受着，分担和分享着。”作者通过“芋”在田土里生长、成熟，即使剥离而被生活在妈妈的怀里的幸福，并延伸到人间的爱。他说，“人间的人，很多，远比庄稼不够。不止一个家庭亲人不亲，亲人之间相互仇恨，完全跟敌人一样。为什么亲人偏偏要成为敌人？我不明白。“我相信：一家人只要相亲相爱，纵然灾祸降临，都是幸福。”“幸福原本如此容易，相亲相爱，就垂手而得，相亲相爱，一切，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分分秒秒，哪怕贫穷，哪怕疾病，哪怕离别，哪怕死亡，甚至更巨大的不幸，海啸、地震和战争，照样是幸福的源泉。”（白连春，《我从未见过芋开花》）
在这个辞格下白连春的诗歌，其“庄稼”系列，一样对土地、庄稼的依恋而转换到对农民、人民的生存感悟之中去，在其《逆光劳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版）《被爱者》（长江出版社出版，2006年11月版）诗集有大量犁田、插秧、打谷、土豆、芋、高粱等诗作，如“一个农民写他自己的庄稼”一辑。如《稻》：
稻是一粒很小的东西
拿在手里很轻
放到牙上才能嚼碎
泥土的黄内紧紧包裹着
心灵的白
稻的壳是父亲的汗和母亲的泪
照耀了我一生
稻的核是儿子的梦和女儿的歌
燃烧了我一生
稻是一粒很小的东西
一座又苦又咸的海，浓缩
在一片叶子上
除此外，白连春的小说《拯救父亲》（中篇小说，《人民文学》，2000年第9期，被《小说月报》、 《小说选刊》、 《中华文学选刊》和《新华文摘》等转载），以诗意的敏感赌咒来写父亲；父亲是别人的父亲，也是自己的父亲，更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农民，父亲联系着农村及其方方面面的枝叶。
（2）陈宗华：乡土情怀的《泸州物语》
《泸州物语》诗集里，陈宗华把散落在泸州的建筑、桥、村镇，因为在其诗集《泸州物语》里的诗歌都是写泸州的，如《泸州桥》《钟鼓楼》《凝光门》《伞里》《尧坝牌坊，是一朵生锈的火焰》等，就有两百余首；所以他的《序曲》基本上把泸州的文学历史走了一遍，可见他对泸州文化有较深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乡土情结。这是一部挖掘“地方性”“乡土性”的诗集（徐潋，《泸州物语》：一部有盐有味的诗作，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2019-02-22 16:27）。
（3）杨雪：新乡土散文
诗人杨雪出版十五部诗集和散文集，其中散文随笔集《梦里故园》《川南的乡愁》先后荣获全国第四届和第七届冰心散文奖，其中大量文章是讴歌他脚下纳溪或泸州这片土地，以及描写故乡川南的民俗风情、历史意蕴、文化内涵和时代变迁及社会进步。其作品曾获第二届四川散文奖，四川日报文学奖、第四届吴伯箫散文奖等；《长江流过家门前》即将出版，著名散文集石英称赞他这部散文集创作为“新跨越：他的散文正在作新的探求与追求；他的行迹与灵性触角又向北伸展；所谓“新”，有远也不放弃近，有长线也有短线。
还与伍松乔合作主编了《泸州散文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在2005年10月第二次印刷 ）多部作品。他很早就关注自然生态问题。其中他的诗集《洁白的鸽子花》，我在三十多年前有过评述：在菜子花香的季节，在麦苗清香的乡下，我再次读了杨雪的诗集《洁白的鸽子花》，这让我注意更多的是他写了大量的各类的“花”，赋生命于大自然的诗作；如桐花、花环、鸽子花，香的花、白荷、梧桐、樱桃、桂花、竹、草，以及鸟和虫：米桂阳、孔雀、瓢虫等等，由此而具有流动花味的诗题，例：“散发芬芳的词语”“美丽而飘落的爱情”“贴花”等，这使我联想到日本大禅师铃木大挫博士。他在《禅学讲座》中关于诗人芭蕉的诗（见题记）的阐述，有这样一句话：“这位诗人在每一片花瓣上都见到生命或存在的最深神秘。”于是我也就《洁白的鸽子花》诗集的诗作的自然生命归之于一句：“筑巢于诗歌里的花朵。”
这表明了“自然生命”与人的关系。（《筑巢于诗歌里的花朵——读杨雪诗集<洁白的鸽子花>》，来源：《半管笛语》，徐潋，团结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泸州文化报》）
而近年来，杨雪的精力已转换为散文创作，其中《故乡是我的，也是你的》：故乡，永远是河中清澈的倒影。伍松乔老师写过一篇随笔评论，他说“近些年常回川南，与家乡文友交流，说得最多的话题是：寻找川南的意义——从地域到文化到文学。” 同时他又说“作为‘乡愁’派，一向认为‘仰望星空’固然重要，但‘顶天’之前，该先‘立地’。”我想这里所表达的是地域文学的书写应该进入“人”的“属地归属”的审美之中去。
由此，我认为其有叙述思维的审美视角的新颖性、具有历史文化底蕴，和以亲身经历出发，以审美文化的方式展示真实的生活。
所以，我认为：只有文化的家园，才是我们生活的家园。作家杨雪的《故乡是我的，也是你的》为我们作了一些很好的诠释。
——选自《地域书写，每一粒汉字都挂满乡情——杨雪的散文集<故乡是我的，也是你的>》读后散论》，来源：《四川经济日报》2021年6月18日；中国作家网，2021年06月15日；中国文艺评论网等转发。
（4）胡正银：非虚构散文的乡土底色
①胡正银的到《底色》，是作家胡正银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底色”，原有多重含义，一般是指打底的颜色，基色、大色。例如：淡蓝的底色；同时也是指决定整幅画的色调的颜色；另外也可以说绘画时第一层着色，或染纺织品前用作底层的颜料（注：资料来自百度，有改动）。当前，文学在题材上还在继续多样性拓展，涉及农村、农业、工业、军旅、教育、医疗等各个生活领域，也在关注时代、书写时代，尤其是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振兴乡村、抗疫斗争、建党百年等重大现实题材得到了迅疾的反映。作家胡正银通过散文化叙事语言把合江的“五老”的扶贫精神的“底色”脱壳而出，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家与现实生活形成了紧密互动的精神关联，创作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现实品格。由此，作家胡正银借用“底色”来作为他的非虚构作品名称，这就赋予了它另外一种审美内涵，即拓展文学主题表达的表意空间。
——徐潋，《拓展文学主题的表意空间——简论胡正银的非虚构作品<底色>》，选择《泸州文艺》，2021年第3期
陈善珍教授认为：关注平凡的“英雄”人物，弘扬崇高的精神风范；以人民立场进行真
实的书写。这是《底色》作品的价值。娓娓道来的书写方式和叙事角度的选择与感人细节的描写，是《底色》的表达特点。——陈善珍，《胡正银：《底色》的价值与表达》
李晓梅教授评讲胡正银的《底色》（《纯粹的底色——胡正银<底色>漫谈》）：底色，是仁人志士的底色，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底色，是“忧国忧民忧天下，立人立己立众生”的大爱与胸襟。这为人民谋利益，给人民造福祉。这也是共产党员的底色。
②胡正银的散文集《绿土地的影子》。
我经常反问自己：在我心里、眼里、笔下都的山水、物件，但在散文家、小说家等作家笔下却滔滔不绝，洋洋洒洒，确实让我惊叹不已，“望洋兴叹”。对当下散文的一些认知：
散文是讴歌时代的强音，传达心灵的遥感器，呼唤真诚的实在话筒，也是流露情感的扫描器。整体上说，当下散文呈现出多元的面貌。
第一、从内容上看，它的题材极为广泛。有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比如记录一次旅行中的所见所感，像在古镇漫步时对古建筑，例如《岁月风干的印痕》《大江神臂》、当地小吃的描写；也有对社会现象深刻的思考，如“福宝古镇”的由来设问，到修建的考证等，像讨论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愁、社会化等问题，如《日子》（万志伦，荔枝冷冻库）。
现场性《出厢》（李正仁、靳朝忠等）《彩色的天空》（分水岭的油纸伞，毕六福）《菜和园 春日 》（贾雨田）
第二、在风格方面，散文风格多样。有的语言优美华丽，如用诗意的笔触描绘自然风景，
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也有质朴简洁的，用简单直白的文字表达真挚的情感。胡正银的散文语言（比比皆是，如第3页第二段）：叙事朴实大方，且棱角分明，又娓娓道来；有的地方用词精巧。再如“刘昌质一抬步，身子就已经在林子里了”（《生命的极致》223页）。
其三、从功能来讲，它既能够抒发个人情感，让作者在文字中表达喜悦、悲伤等情绪，也可以作为传播文化和知识的载体，比如介绍各地的民俗文化等，正如第一辑副题所言：合江两千多年的绿色生态文明史，就是一部翻开着的典籍。
其四、一点建议：我要说的是，当下散文在传播方式上有了新变化。除了传统的书籍、报刊杂志，不要忽视了网络平台，这也成为散文传播的重要渠道，这使得散文能更迅速地被读者阅读和分享，尤其要在网络平台要高的发，其影响力会更大。
从读者的阅读心理来说（接受美学原理），一些篇幅比较长的文章如《生命的极致》（第213-236页）一样，是否可以分为若干部分，不一定要小标题，就是用“一、二、三”等，这样的文章结构就会显示出文章的层次感，也会使读者有一个舒缓、急促的起伏性，而增加阅读的美感。
（5）李定林：轿子顶，构建原乡的巨变
李定林散文集《高高的轿子顶>》主要表现了古蔺农村新面貌。桥子顶，不是古蔺的最高峰，却聚集了古蔺人乡情；李定林以散文的语言，以“真”情感和故乡变化的构建古蔺原乡的乡情与巨变，即以语言瞭望山水，解读古蔺。
轿子顶在古蔺人心中是一种精神寄托的山峰，也是作者乡情乡恋的圣地。李定林以四次登上轿子顶所见到的变化，表现了古蔺乡村的巨变，因故这也是他的精神所寄之地。
2、红色历史文化与“新现实主义”泸州文学
（1）曾平的短篇小说《酒香戏外》：彰显泸州红色文化的表达。
地域文化的书写愈显文学的影响力，如“荷花淀派”、“商州系列作品”和“大巴山作家群”等。近年来，泸州作家也在不断地拓展本土历史文化空间而创作出系列的文学作品，如《铁血神臂城》《泸州物语》《泸州辞典》《川江英雄》《别白塔书》《三江逸事》等等。这阵创作之风，抑或为泸州文学赋能，为“表达泸州”呼出声音。曾瓶的短篇小说《酒香戏外》以泸州地域文化而表达泸州，在隐性构思中凸显泸州的红色主题。
第一、地名符号，表达泸州的名片。所写泸州的龙泉井、龙透关、瓦窑坝、蓝田坝等都是泸州特有的地名元素，故此小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让泸州人或了解泸州者读起来倍感亲切。这些地名就赋予了泸州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符号隐藏着潜在力量，而“泸州老窖”的文化符号无疑在无形里大大地提升了泸州城市品位；以泸州具体的地域叙事来拓展文学创作空间，文学彰显了泸州历史文化的厚度，为泸州发声。
第二、地域文化，表达泸州的内涵。以泸州的酒文化、戏曲文化的地域叙事而丰厚“表达泸州”。泸州，有码头文化，江河水文化等。小说《酒香戏外》巧妙地设计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酒城”之名就自然而然有名气了。而“泸州河”也不是河，而是川剧的一个分支流派，现为省级非遗。作者以巧妙的构思把酒文化和戏剧文化融入在《酒香戏外》，文中“不久，‘泸顺起义'爆发……”，其实小说并没有结束，因为那“戏外”，就是“红色文化”了，即以泸州的酒文化与戏曲文化的演绎而自然地引出了“泸州起义”。
这小说“实而虚，虚而实”，这就是小说与文化交融的“表达泸州”。
第三、红色记忆，表达泸州的品位。《酒香戏外》的语言老道而构思精巧。作家白鸽认
为曾平的“小说语言，就像秋日田野的红高梁，颗粒饱满。”如小说的最后一句“眼泪，滴在资料上，像一朵朵清明时节的花。”诗意的语言干净饱满，又有多层内涵表达，来表达“泸顺起义”的红色记忆。
小说结尾，“多年后，高明远早已离休，坐在轮椅上。酒城党史办的人找到他，送上一份资料，请高老帮忙把关。……高明远捧着那份只有三页纸的资料，全身不住颤抖，过了很久，才说，我是由她引上革命道路的……老人沙哑着苍老的嗓音，竟情难自禁地哼唱起来。”
既在“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白鸽）的精巧构思中凸显了泸州的红色记忆，又体现了“泸州表达”。作家王楚华认为“这个结尾具有点睛之妙。至少在技巧上彰显出现实主义的叙事优越，不但增强了通篇的真实性，其‘凤头猪肚豹尾'的框架结构也随之清晰，作品亦由此深刻起来。”
小说《酒香戏外》的构思巧妙就在于此，以泸州的酒文化、戏曲文化演绎了泸州的红色文化。可见，泸州红色记忆的“表达泸州”得到进一步升化。“表达泸州”的红色记忆而彰显了泸州的城市品位。
（2）冰春的历史文学：创作转换，挖掘地方红色文化
文学创作的转换，也许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刮骨之痛，也许是一次文学生命审美的延续。
冰春的文学作品30余次被收入选本，曾获《光明日报》散文奖，《四川日报》文学奖等。我是评介冰春文学作品比较早的作者之一。他的第一部作品集就是诗集《绿树成荫》于1993年3月出版，我写了一篇短评《话说“绿色”的诗语言——浅谈冰春诗集＜绿树成荫＞所关切的生命》，其间，他的散文《飞翔的燕子》入选教育部语文出版社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教科用书》，有的获《光明日报》散文奖，出版了散文集《寂寞也美丽》（成都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还出版了诗文集《梅开民间》（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随后，他开始小说创作，出版短篇小说集《从冬天到春天》。
冰春40年来的文学创作，其中就有多次文学创作转换。他小说创作，主要是以长篇历史小说《战将》和《川江英雄》为主。正如明代状元杨慎也没有想到，他路过十五次且生活过十余年并写出七律诗《江阳八景》等的泸州（古江阳）会在400年后被日本轰炸得满城鳞伤，而他曾在他的《临江仙》就感叹于泸州江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冰春以历史长篇小说《川江东逝水》来种植故乡的故事灵魂。
长篇小说《战将》（成都时代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以1926年12月泸州、顺庆起义历史事件为轴点，以泸州“战将”邓光达一生的抗战经历与解放战争为主线，叙述了自192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间长达20余年的民族救亡与革命奋斗史；该小说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讲述了解放前夕，为了新中国的全面胜利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浴血奋斗，英勇牺牲的川江英雄们的故事。获得2014年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家，但他却说：“我只是个业余作家，好的作品还没创作出来。”
评论家王应槐对冰春的说“《川江英雄》（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系作家冰春继《战将》之后的第二部长篇革命历史小说，可以说是对《战将》的充实和完善。”并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化与审美多元化的综合运用，是《川江英雄》艺术表现的一大亮点。”而《川江英雄》 叙述视点集中于“川江流域”，以泸州地区作为地域背景，叙写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四川泸州解放的“国共谍战史”，由中宣部主办的“学习强国”平台以红色长篇连播献礼建党一百周年音频推出，并改编为广播连续剧，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张叹凤（张放，四川大学教授、博导，评论家）评价《川南大地的红色记忆——评冰春长篇小说＜战将》＞＜川江英雄＞》（封面新闻，2021-10-26》）评价，“冰春小说《战将》和《川江英雄》对于“英雄”与“英雄群”形象的着力塑造，凸显民族与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精神的壮举。” “小说也表现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情怀。” “两部小说都将泸州作为书写的底色与地标，突出体现了作家的家园情结。” “《战将》与《川江英雄》呈现了自1926年泸州起义至1949年泸州解放期间四川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抗争与红色记忆。讲好中国故事，无疑是冰春小说创作中持守的艺术信念。”
即使历史会“浪花淘尽英雄”，但打捞历史，也是一种铭记。
而作家冰春的长篇小说《川江东逝水》就是以抗战大后方川江重镇泸城（泸州）为轴心，以第二次囯共合作全面抗战为背景，围绕着四川泸城境内的化学所及化学兵工厂等展开，书写了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间谍三方力量，针对各自的目的，在保护与破坏、剿共与抗日之间展开的明战与暗战。
（3）税清静的《乌蒙磅礴》：站立在山坳上的扶贫史诗
在乌蒙山。税清静。静静地仰望苍穹。
我把税清静以泸州古叙合为背景的扶贫长篇小说《乌蒙磅礴》概括为“站立在山坳上的扶贫史诗”，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其小说所表达的“扶贫”工作的叙述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二是指其小说极有“真实”的叙事性；三是在这里的“山坳”是一个赋予人类历史进程的象征，即“山坳”是一种“红色精神”的信仰；站在历史的山坳上，往前看是时代的未来，回头看是历史的期待，也是社会的仰望。
而且中国扶贫攻坚工作本身，就是一部伟大而壮丽的“史诗”。
（4）宋晓红《三江逸事》：地方性文学的自觉
逸事，正史上没有记载的遗闻轶事。文学的创作与文学的批评或评论并非对立的，而是文学的两翼。
宋晓红长篇小说《三江逸事》。该小说在于巧妙的构思：前后的勾连和典型的情节设计，即“非遗之魂’在于天人合一，‘非遗之雄’在于多元一体，‘非遗之美’在于春风化雨，‘非遗之智’在于格物创新。”
第一个表现地方文化的内化和外延二元冲突的构建和突围，作者应该具有一个创作自我的觉醒时期，以及创作所站立立足点在哪个时空节点，才能更好地表达出文章创作精神；第二个是作品所反映的时代性问题。时代性问题，如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焕生进城》的开头：太阳悠悠地爬上山来。这符合当时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经济、民众精神的时代特征。就这么一句突出了自然环境下的社会状态。所以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即关注时代，关注现实，这是文人的历代使命。
由此，区域文学的小说，不仅有对作品人物和作品事件的的叙事表达，还有地方语言、饮食、服饰、文化等叙述表达。小说的地方性表达即是表达泸州的地方故事。
3、泸州创新型的儿童文学
中国作协会员靳朝忠以古体诗和散文诗为主出版有现代诗歌集，其《颤悠悠的小木桥》（获2013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并选入小学四年级下册《群文阅读》教材），其实是当时莫法承载的“颤悠悠的生活”，也是“颤悠悠的人生”，兄弟俩因小木桥没有人看守而“偷渡”回家为母送鱼和肉孝敬母亲的故事，在“颤悠悠的小木桥”里放出了人性光芒，表达了儿子的孝心和母亲的慈爱。由此，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不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
肖体高的儿童文学以传统笔法，以“真善美”的教育方法，撰写了《我长大的地方》《童年的最后一缕阳光》《远行的王小树》等9部系列作品，为我们以孩子的角度去发现“真善美”，表达儿童的内心世界。评论家王应槐评价《花儿朵朵开》，另辟蹊径，以纪实的方式来叙述。作者在纪实中，巧妙地将诗意的纪实与小说的笔法相结合。所谓小说的笔法，就是有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已出版《夹缝里的行走》《望山看水》等文学5部作品；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和“中华宝石文学奖”等奖项的刘光富以散文和报告文学为主，而他的儿童文学却不拘一格，如他的《会唱歌的木门》以朴素的叙述语言，以特殊的视角将不会识字和书写的母亲在一生中却教会了我一个正正堂堂的“正”字。
尤其要看到以胡晓霞、李莉等为代表的泸州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过程中不断创新、突波，以科幻的儿童文学表达拓展了泸州儿童文学的领域，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4、泸州崛起“新长江诗歌带”
中国长江诗歌带已注册在泸州。近年来，泸州诗歌创作又有回升的架势，如三、四年来
加入中国作协会员中，泸州就有欧阳锡川、李明政、涂拥、董洪良、陈宗华、姜维彬、张蓉、张合、徐非等10人，占入会的三分之二。
（1）涂拥的诗歌创作：诗歌的意象选择和隐藏的意识
在此，我没有用“潜意识”而是用“隐藏的意识”，这两个概念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
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且在任何的一个时间点和空间中，我们的所言、所感和所为，可能都会受隐藏的意识（包括无意识）所控制的；更为重要的是，又有多少是没有受到隐藏的意识而控制的；所以，我们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就会了解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并进而提升自己，是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的需求。
正是如此，诗歌的创作也会受到个体隐藏的意识所支配；而作为一个读者，更多地应该立于诗歌意象的背后去“悟”，才能会体悟到诗人所表达的内涵，才能完成我们目至所达真相，不然就会是虚无缥缈地感觉到诗歌的情感。
我所读到的涂拥的诗歌，可以说我认为“杂乱无章”的东西都会成为他的诗歌元素，包括死亡，梦境，一棵小草，狮子，云朵等，但是就是在这些毫无章法的意象里，涂拥似乎在一直寻找他自我的诗歌思维，或者说他所需要的某种表达方式来完成他的诗歌创作。如《夏至》近十个意象，从独立来看，无需解读，虽有语意，却没有语境；而他把这些意象组合后所构成的语句就有了一个语意流动的方向，即 “夏至”来临后表达他所希望的情感。还有诗歌的表达是残缺的，那么我们读者就应该修复这个残缺的部分，或者去补充这个“残缺”的空间，决不能随意地粘贴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顺着语句，这样才会领悟诗歌内涵的所指。如上文三四句与第二句的对应关系。
表面看，这些意象是诗人有意识选择的，其实这是诗人在创作过程里是无意识的自然表达，即隐藏的意识在支配着诗歌语句的完成。正如人体内部的肿瘤用“微创”的技术去切除，而完成一次疗愈的过程（这是理性的选择）。他曾说：“我们在写作中所涉及诗歌题材必须有所反映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对具体生活和爱的一种呈现”（中国诗歌网，《名家专访| 诗人涂拥：用后半生抒写生活的意义》，2020年12月21日；下同）。
诗歌创作，是一程痛苦的微笑。叶延滨说，要写出好的诗歌，还需要耐得住寂寞。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涂拥在海内外100余家报刊发表诗歌作品，这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小高潮；而中断20年后（2015年）他重新归来“操刀”，不是“杀牛”，而是“解诗”，这是诗人涂拥的自觉、自省、自悟的过程。我曾说过他的作品是“出土文物”，需要我们狠狠地品味：即在我们目治（视觉）的语言下才能领悟到其诗歌所表达的真相，如其诗《原来我一直在镜子背面》。那些隐藏的内容并发现它们，需要另外一个新的眼睛，即我们没有意识到，而需要矫正新的视角——去发现一个未知的世界。
可见，他的这出口就是诗歌，与山水为伴，与山水相连，与山水共鸣。
由此可见，涂拥的诗歌无论纸媒，还是新媒体，都呈现了他创作的热情。这个“热情”就是我们阅读他的作品不会看到他的诗歌所表达的尽头，因他在隐藏的意识里，这不是他想表达的。正如他所言：“我认为，诗歌中的故乡，应该还有一个更恢宏的指向，它不仅仅是地理中的一草一木，或者一砖一瓦，更多的应该是人们心灵的故乡，人类的故乡”（中国诗歌网，《名家专访| 诗人涂拥：用后半生抒写生活的意义》）。
经历时间的磨砺，他现在的诗歌更注重了意象的选择，透露了其创作审美的走向。涂拥再创作后不久，无意地运用理性的思维在追逐着他的诗歌品位。
（2）董洪良的诗歌：非对称性结构的审美表达
诗歌审美需要一个新的视角，如物理学里折射原理，或镜子里存在的虚像，让读者在某个审视（阅读）时需换一个时空角度来领悟诗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感受；在诗歌与生活之间，也需要新的思维，我们是否可以植入一个矢量，形成虚拟的静态多面空间，而在这静态多面空间里要运载一定量的意象和意境，如“载不动，许多愁”一样给人以冥思的力量；还莫法找到一个理论来支撑自己的看法时，也需要新的观点，即使诗歌理论有诗歌评论的上游哲学、美学等，我还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感觉，因为诗歌是诗人一直所暗藏的内涵表达，即在诗歌里，独特的理性与生活的某点是否存在某个（点）距离下而对称着，或非完全对称着的隐喻而暗示了某个指向。
诗歌评论，这就有了一个沉重压力下的隐疼感。
因诗歌一旦逃离作者而进入读者，就成为读者与作者折扇式的对话了，而诗歌本身的本质没有变化。这一过程后却有了阅读接收和阅读感悟的“矢量感”。
这些跳跃于各刊的诗歌为诗人董洪良的创作帷幕撕开了一个没有昼夜的星空。
董洪良诗歌作品为何有这个我们没有视透的“底色”，我想以他的诗歌表达结构来梳理一下其内涵而作为我们“阅读审美”的需要。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沉稳个性与纷繁生活的非对称性意象的审美价值。所以诗歌的解放还需作者的思维、情感的“解放与反思”，因为诗歌是审美的载体，也是情感的倾向。由此，诗歌创作的范围要透视，方能拓展到我们几乎不能认知的世界，即使诗歌难于抵达生活的所有，但诗人可以以非对称性的表达来完成诗歌创作，从而与诗为伴，如与有一个篱笆为折线的菜园，就会拓展诗歌创作的视域。诗歌是诗人的生命。阅读也应该从诗脉里去寻回其诗理，因诗歌对象的动态与文字作品的静态关乎我们的阅读评论。
但我们作为诗歌的阅读者，要与之非完全对称性的理解或感悟而没有失去阅读的力量。
阅读鉴赏诗歌潜在的审美价值。如《尺寸之地》（组诗，2021年5期《星星诗刊》诗歌原创版“人间书”栏目）的《尺寸之地》题目就有“尺与寸”非完全对称性意象，如“有了火与灰的阻隔/灵魂也无法越墙而过/与此反差极大的/是那个小盒子/像个黑漆漆的房间/怎么能住得下他/唯一办法，不是让他入公墓/而是把他撒在大山深处/或者蔚蓝大海”，“这样，才有满天星光和海水的回响”，因尺大于寸里的意蕴所包含意象表达。“刀”在董洪良的诗歌里多次出现，它应该是一个隐喻意象，或者是诗人董洪良创作中的一个写作“诱惑”，就连他的笔名也为意象“老刀”。如本诗的结尾“在喜庆的日子，我一盯着/那把可以抹去生命的刀/其状，便若失魂落魄”，正如布莱克（英国诗人、画家，1757-1827）“简易外表后面隐藏着深刻人生见解”的风格，既清新而又炽热的诗风。
所以我们阅读诗歌时多以“逆向”或“对立”思考诗歌的内涵，那诗歌的意象就会自然地扩大，或许我们可以读到更“多义”的感受而体会到诗歌审美的价值。
董洪良的这些诗歌似乎都有一点沉重感，疼痛感。其实“沉重感、疼痛感”也是审美范畴的“美感”，如闻一多先生《死水》中意象的“审美阅读”的价值。
第二、辩证对立在逻辑中的审美表达。其实董洪良的诗歌内涵具有逻辑的辩证性而赋予哲理，包括董洪良的部分析字诗。
如《细微处那一刹那（组诗）》（2021年2期《诗歌月刊》）中《叮嘱》里的“只有此刻/一句可能随时消失的叮嘱/才是我体内真的血滴/和祖父及父亲遗留给我的光”表达了少年与中年、老人之间形成对折式情感分析；《山野》里“在那辽阔之外，我/还刻在自己的影子里”“群山在抬头呀/它看见孤独的羊群/只有一颗青稞在地里，没有长出/影子那般的日落西斜”表现了群体与个体的对立，只有在阅读里才有灵魂的“空旷”等具有对立辩证性的审美表达。
董洪良的《见字析（组诗）》（《红豆》2021年第2期）有《解》等32首，《单字说（组诗）》（《诗潮》2020年11期）有《注》14首，这些诗歌可以说为析字诗，但又有别于古体“析字诗”，每首四五句，语句长短不一，字数又基本一致，具有新颖性而诗歌具有新意，有内涵有辩证性而赋予哲理性。
因还种奇特想象和语义流向而组合形式具有非对称性的诗歌对立结构，则赋予其诗歌哲理性的审美表达。
第三、非对称性的几何审美，需要一个名词：意境。
诗歌的意境需要诗人的一种孤独。这里的“孤独”不是个体的心理的“孤独”，而是指诗人创作诗歌时不可与其他诗人产生相同的创作情感的灵魂“孤独”，在诗歌结构上以非对称性的“几何比例”审美，所以这样的“孤独美”可能更具有诗歌的艺术力和内涵价值。因“几何比例”的时空远不能构成人的心理时空的对称而形成非对称性的意象艺术审美，即意境。董洪良把诗歌与生活以某个距离的比例来建立一种非完全对称性的意象结构来展示出其诗歌的张力，而凸显其诗歌的理性审美，故此董洪良的诗歌以非完全对称性地与生活孤独地进行对话。
如诗人董洪良的《无端泪流（组诗）》（2021年3期《中国作家》）句式短小，如格言式诗句而赋有哲理性，其中《青草》“爱有多疼痛，我们草木样悲悯的心/早晚都会在风中搂紧，而后融化”，内容前重而句长，内涵语言段而沉，虽然只有两句，在转折后注入“融化”的感叹，以内容和形式基本构成了简易的“空间”而赋予诗歌的力量；另外《夜光（外一首）》（《十月》杂志，2020年第6期）的“烛火上的雷声真大，提着/一盏矮下去的灯笼/于大风的歇息中搬运/盲者的夜光”也具有这样的意象结构而展现的意境，体现诗歌审美的体验。
董洪良诗歌在意象、语义、意境所构成的非对称性的审美表达，我想，诗人董洪良不会是那块“枯石”，即使是在创作中会遇到了一位独自带“刀”的“灵魂”，那就是草原上的一只飞翔的雄鹰：诗与远方。
张合：18年前我曾长江之畔喝茶，并写过一篇《概论四川泸州青年诗人的创作主题》，其中评价他的诗歌有一定高度，也具有雄健的气势。如其长篇叙事诗《乌蒙壮歌》；张德明在序言所《大地的史诗》说：《乌蒙壮歌》巧妙铺展的波澜壮阔图景中，饱含的是诗人掩藏不住的深情；选择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奋斗故事为诗情散逸的节点，并最终回到乌蒙脱贫攻坚战这一大主题上去。人物群像是《乌蒙壮歌》的诗意血肉，诗人将这些鲜明的个例组合成当代社会行进的真实画卷，从而建构出雄浑而动人的当代史诗；在艺术处理上，张合的诗歌展示了独具特色的开阔性。由此，他的诗歌体现了气势恢宏之感。
三、研究区域（本土）文学的意义
我认为探究区域文学有以下几点意义 。
1、探究区域文化的意义
从文化角度说，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她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泸州文化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无论从传统文学还是新乡土文学的角度来看，当代作家用作品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乡土情结都源自作者内心对家乡那一片熟悉的土地的深厚感情，并且把有人的“乡村”和乡村中的“人”展现得活灵活现。古往今来，很多作家都有一种内心的隐痛，那便是对家乡的思念，对家乡之人家乡之物的缕缕牵挂。而在泸州作家这一特殊群体中，他们除了用作品诠释乡土本义外，还对乡土内涵作了时代性的拓展和本土化的深入。
2、对文史资料的挖掘
泸州地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虽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有一些变化，但在今天现有的区域，出现了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名胜古迹，如杜甫、李白、苏轼、黄庭坚、杨慎等写泸州生活的许多古诗作品，曾璵、熊文灿、朱德、吴芳吉、王朝闻、陈之光等等。
（3）拓宽文学研究的空间与互动
泸州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且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万慎的对子、张船山的《泸州》，吴芳吉的《婉容词》，陈谟炜的小说，矛盾的《虹》，朱自清的《但恨宵难再得》，巴金（《伤害》、《在泸县》），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雁翼的诗歌、何开四的赋文、吴丈蜀的诗词等
(4) 培养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
对家乡文学的了解，也可以感受到泸州深厚的文学，从而让青少年受到教育，激发对家乡的热爱，也是热爱祖国的基石。正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愁情结，岁月带走了诗人的青春，同时放纵了他的灵魂。杨雪用他的灵魂恣意汪洋地描绘着川南的茶山竹海、荔枝杨梅、雄关古寺、水泊云烟。读《川南的乡愁》，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古江阳街头酒旗招展、看到了儿时玩伴调皮的笑脸、听到了母亲一声声亲切的呼唤……”（《读杨雪<川南的乡愁>有感》,泸州 和子）。
(5) 有利于教育改革发展
2021年进行大课程改革，其中就是选修课，就涉及到许多新的内容，如本土文学教育就是其中之一。因而开设泸州本土文学也是语文教育教学的一部分。如朱德的诗作，可以鼓舞青年学生发扬革命传统精神；邹凯的报告文学，也可以激励青少年拼搏的精神。
所以，相信通过泸州区域文学研究，在教育教学中区域文学会提高学生思德和文学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