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是当前新诗面临的最大时代课题，亦被确定为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第三平行论坛的主题。作为对主题的分解，平行论坛的会议方案上列有几个选题：新时代诗歌的“破题”和“破圈”；中华现代文明的诗意表达；全媒体格局下的诗歌创作和传播；传统诗学观念的继承和当代诗歌审美框架的构建；国际诗歌交流和中国诗歌“走出去”。
其实，除了这几个向度可供探讨以外，“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至少还包括了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中央、民族与世界、个体与公众、创新与守正等辩证内容。这些看似对立的语词之间所存在的裂缝，以及裂缝中蕴藏的张力，都是迷雾重重的深渊，可以无穷无尽地吞噬我们的语言。不可名而强名之，强名之而终究无法横渡到某个绝对的、唯一的、先验的彼岸，这是论诗的痛苦所在，同时也是其魅力所在。
要真正展开我们的讨论，需要首先确认一个前提，即现代化是不同于现代性的。现代性指涉着某些恒定的质素，比较著名的说法来自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在该书中，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体现为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五个方面，而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背离传统而前行的动态变化进程。需要指出的是，背离只是一种态度，而非完全意义上的断裂和弃置。新诗的现代化同样意味着新诗一往无前的探索性演进。从微观来看，这种演进有很多技术上的细节。诸多细节的量变，加上时代因素和诗人个体处境的激发，最终带来了新诗的宏观演进，也即新诗在现代文明中的角色变迁。例如，从真理捍卫者的“朦胧诗”变迁为传统历史文化招魂者的“现代史诗”与“寻根诗”，再变迁为崇高话语冒犯者的“口语诗”等。当然，以上只是相当笼统的例子，其中还不乏许多特异的个例，就譬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张枣把新诗理解成语言游戏的承担者这样一种封闭型角色。
角色，最初是指演员所扮演的戏剧中人物，后来也用以指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类型。沿着后者打开的方便之门，社会心理学又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角色理论（roletheory）。我们借角色二字以说诗，主要是为阐明新诗在整个现代文明体系中不断给自己调整位置的行动，而相应的位置自然对应着相应的身份角色。在社会心理学中，有角色创造一说。金盛华在《社会心理学》中认为，角色创造的内涵是“一些不墨守成规、感于进取而有独特性的人”“冲破典型的行为模式”“拓展既有行为范围的过程”。而想象与发明出一种新的诗歌角色，也就意味新诗的角色创造。有必要预言的是，在下文某些地方，也许有人会感觉我只是在现代化的视域中谈论作为角色的新诗。这种感觉里恰恰隐含了一种真相，那就是新诗的现代化与新诗的角色创造原本就具有同一性。
首先，我们完全可以把新诗的角色创造和演变看作新诗的青年性体现。说到青年性，先锋、创新、进取等词汇便呼啸而来。从不肯衰竭的先锋性、创新性和进取感等角度来看，“五四”文学以降的新文学大体上可以被确认为一种青年文学——新文学的核心白话诗尤其如此。它自诞生之初，就具备了叛逆的基因，想要“尝试”不一样的形式和内容。在对旧体诗的反叛中，夺得先登之功的第一本诗集就叫《尝试集》。早有论者指出：“现代白话诗以‘反传统’自居，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文学运动登上历史舞台。”自这般基调奏响的新诗交响乐，在引导新诗后来的演奏中，形成了与古典诗词完全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古人写诗，以写得像比他们更早的先人为风尚；而今人写新诗，更看重的恰恰是诗行间那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探索性、原创性或曰独创力在这种语境下紧紧握住了诗学的权杖。这种一往无前并且流动不居的诗学追求，一方面暗合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消解着我们为新诗树立“文学正典”（布鲁姆语）的可能性与正当性。因为青年性自然是既要反传统又要反权威的。
其次，从学理上来讲，假定要树立一种“文学正典”，必然要基于对文学本质的信念，而探寻事物本质不过是人类渴求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原初欲望。一方面，诗家与理论家关于新诗原理、形制以及标高的种种言说，不乏毕其功于一役者，却进一步加深了关于新诗本质的执念；另一方面，种种关于新诗的言说，在观念上未免相异甚至相悖，这便带来了新诗评价系统的混乱。想要识得庐山真面目，就有必要跳出庐山来。其实，当意识到每一种诗歌写作都不得不面对未来的挑战时，并且在回顾新诗史又目睹了种种后来者的兴衰史时，我们关于诗之本质的观念我执，实在应该得到解放。新诗的自由不仅仅是具体怎么写的自由，更是新诗自身角色与其在文明体系中四处漂移的自由，而后者才真正能够把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中解救出来，不再于螺蛳壳里做道场。
要知道诗本是世间万物皆具备的要素。我们可以说一朵白云是有诗的，一棵松树是有诗的，一幅好画是有诗的，但我们却无从在它们身上指认出具体的诗来。可见要素不同于部分，它是不可以从事物身上剥离出来的东西，就像不可以从眼睛里剥离出视觉来一样。它是抽象的，只因我们习得了语言符号，才能够对它进行表述。但也因为语言符号，我们往往误认为自己所谈论的抽象物——譬如诗——是具体的东西。要素必须要奠基于其他事物身上才能够自我实现。我们日常所说的诗，其实是特指诗的文本，是一种注重审美的语言排列形式。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的文本并不给人以诗的体验，那是因为作为奠基物的语言文本中缺乏诗这种要素。诗是如此抽象的存在，所以并不存在某种本质，它仅仅是心灵与心智的瞬间绽放。而心灵与心智又是另外的抽象物，并且也是随着情境与时间而变动着的抽象物。我们不得已用文字来标识它，但这仅仅是为了言说的方便而已，否则我们就只能哑然。而哑然难道不正是我们被一朵白云、一棵松树、一幅好画击中时，最本真的生理与心理状态吗？
所以，就像不存在本质的诗一样，哪里又有永恒的正典可言呢？即便英美新批评学者们发展出了一套自认为科学的解读及评价原则，他们对正典的确认仍然是唯心主义的。新诗身上的青年性将推进文化语境的迁改、评价标准的流变、心灵结构的变化，进而不断地调整我们对同一诗人诗作的理解和看法——只用稍微对比一下李太白、杜工部两位的名声在历史河流中此起彼伏的情形，再参之以当时的社会文化风尚，就能够对此有所体会。我们不妨大胆推论，就诗的文本而言，没有一种固定的完美状态可供大家分享与共同奔赴。有的仅仅是诗在文明体系中不同位点的开显，或者说扮演的不同的诗歌角色。更进一步而言，稍微对新诗史有所了解，就能看见，新诗有种种不同的面相或者说显相。徐志摩的诗没有与艾青的诗漂在同一条河流，北岛的诗与顾城的诗分居于各自的星座，李森的诗难以和于坚的诗沿同一条路上山，陈先发的诗也不愿意与雷平阳的诗住在同一个院落。这些诗人笔下的文本所具备的同一性，无非是作为抽象物的诗而已。也就是说，诗这种奇妙的能量会委身于种种语言形式中，从而得到不同的肉身，自我实现于文明体系的不同位点，在中华现代文明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作为必要的补充，我们也要注意到，对于新诗的角色想象，或者说不断在现代文明中为新诗寻觅它的位置，既是诗人独创力的真正体现，也是诗性能量在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历史节点与具体情境中的凝聚和爆破。按照唯物史观来看，前文所述“朦胧诗”“现代史诗”“寻根诗”“口语诗”，都是特定时期的产物。诗作为现象学所说的一种空虚意向，同时也作为释家所说的空相，总是形成于种种条件的交合之际，绽放于种种能量的碰撞之下。抽象的诗像时代的飓风——毋宁说是藏身于时代的飓风中，在无形中卷动着、摩擦着、召唤着诗人们沉默中的语言，在不同的心灵结构中蕴蓄成不同的直观形式，借以使自己显相。
英国绅士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劈头一句便道出了伟大箴言：“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我们也可以说，不存在大写的、本质的诗，只有在抽象中蕴含着自我显相之可能性的诗，这样的诗借诗人之手而诞生。而从诗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有理由把每一种写作都看作诗性心灵和诗性心智的开显、操练与调整。如此，我们便能够理解瑞恰慈说的那句看起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爱读‘好’诗和不爱读‘坏’诗，就不如能够把二者用作理顺我们思想的工具来得重要。”所谓“理顺我们的思想”，需要我们在阅读时与文本保持观察的距离，明白它究竟试图成为什么样子，又试图在社会人生中承担什么角色。这句极富实用主义内涵的话出自瑞恰慈《实用批评》一书，在他手上发展起来的文本细读和实用批评，后来被右派的新批评者拿了过去，用来给文学作品排座次、定优劣、立正典。如果考虑到瑞恰慈本人的用心，这种结果不能不让人感到吊诡且讽刺。
瑞恰慈的实用批评足以给我们以启发。从角色诗学视角出发，单从修辞、音韵、形制、结构、跳跃性、戏剧性、湿润度、褶皱感、艺术张力等角度考察诗作的好坏应当是次一级的任务。如果一个有才华也有洞见的人迷失于这样的工作，只恐风疾马良，越发偏执于个人喜恶，无从理解其他人关于新诗的看法。他也许会成为某一种角色最完美的实现者，也就是说，成为特定角色的某种专家。但新诗仅仅只有一种样态，我们是不能感到满足的；假如它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权力话语，我们甚至会感到压抑。每个人都借自己的知识、观念和感觉去认知世界，而这些东西也会反过来成为其认知世界的障碍。为了尽可能地破除这种障碍，对不同新诗角色进行理解和判断，以及对所有角色的共情，则应当前置。它应该成为我们理解诗歌的前提，也应该成为我们接受诗歌的最终目的。如果说新诗当真会对年轻的创作者提出什么要求，那么写出一首好诗恐怕只能是最低的要求；更高的期待则是秉承着青年的勇气、锐气和心气，在现代文明的框架体系中为新诗找到或者说提供新的位置，也就是说，发明出新的诗歌角色来，争取为新诗重开一片天地。从全新的窗户里望出去，我们将会看见风景新异的时代。
于是，新诗究竟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便被悬置。我们大可发出另一种声音：新诗可以是什么？在这样的发问中，新诗便没有本质与终极可言，有的只是每一个擅于用语言来凝蕴诗性能量的诗人。在不同时期和处境的诗人笔下，新诗不断切换着自己的角色，在场于前行中的每一个瞬间，以至于每一个时代砥砺着、映照着现代化进程，用之不竭，舒卷自如，绵延无尽。最终，抒情的与反讽的、叙事的与体物的、怀古的与尚新的、精巧的与粗粝的、高雅的与世俗的、及物的与超越的……每一种写作都在各自的位置上闪耀，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诗学光谱。一方面，此种观照下的现代化诗歌写作消解了文学中的等级秩序，从而具备了民主的意味；另一方面，在对新诗的如是理解中，新诗将严肃地抵达每一个开放的、自觉的、没有被固有观念遮蔽的心灵，从而实现“五四”以来新文学梦寐以求的大自由。
（作者简介：杨不寒，本名杨雅，生于1996年，重庆奉节人。云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满江红》、诗集《醉酒的司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