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阿来工作室承办的“‘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2024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年会”在成都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总编、编审张安民,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创研处处长王清辉,《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张颖,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等领导出席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及《收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文艺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扬子江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高校、科研院所、报刊社的专家学者、知名作家和媒体代表参加会议。开幕式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张颖主持。吴义勤、阿来、张安民先后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开幕式结束后,学术论坛分上下半场进行,分别由《当代文坛》杂志社社长、主编杨青和副主编赵雷主持。与会者聚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前沿动态及未来走向,就“‘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进行深度研讨。


一  “同时代人”的内涵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提出,现代汉语写作不仅受到内在驱动力的推动,也深受外部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外向型驱动影响,这种驱动机制催生了代际观念。“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从出生的年代讲是不同的代际,但是从大的历史时段看,其实都是同时代人相互的阅读观看。真正的“同时代人”应能穿梭于不同的时代和传统,与过去的智慧对话,从而对当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要重新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认识到传统的力量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找到真正的坐标系和价值基准。

李怡(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认为,“同时代人”的主题是一个俄罗斯式忧国忧民的命题。“什么是同时代人”,一直以来都是定义而非天然时间的结果。“同时代人”存在共通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共通性实质上是建构的结果,而差异性才是日常和真实的;差异性是思考的起点,发现差异性才是创作的源动力。所以,成为“同时代人”既很重要,同时也需要非凡的勇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处在“同与不同”的张力当中,这需要我们以独立的眼光和思考进行独立的判断。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指出,俄罗斯式和阿甘本不能完全代表当下的时代,由于思想的先行者或是思想者所处时代的环境、面对的社会问题以及讨论的对象与当今时代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同时代人”的概念需要被打碎和重建,并且,我们对“同时代”的理解应大于对“同时代人”的理解,当下所讨论的“同时代”是一个各种时代重叠并置错落的时代,也只有当认为这个时代是各种时代的并置重叠和错落的时候,才能拓开思想的资源,而不仅仅局限于处理“我们”和当下的关系,从而来推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吴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同时代人”的概念是一个具有古典色彩的俄罗斯式的命题。在网络时代,“同时代人”在生命、经验和文化等层面似乎已并不存在,这与现代主义的“人”的各自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对当下的文学作品和现实来说,精英层面大多也都不再阅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实质上是一个虚构了的过去的、真实的话题,这个话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不能应对当下的现实,且必须走出“同时代人”的统摄性概念的思维。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同时代人”并非一个自然生成的概念,这需要我们去寻找、辨认进而通过“感召”成为“同时代人”。“同时代人”也即“时代同人”的存在,便一定会有“时代异人”的存在。同一代际之间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不同代际之间却能够认同共同的价值和理念,并成为彼此的“同时代人”。文学会挑选批评家,反之,批评家也会挑选文学文本。从这一意义出发,“同时代人”是复数,而非单数。而对时代保有敬意,也能召唤出自己的“同时代人”。

曾攀(《南方文坛》杂志社)认为“同时代人”的概念涉及“同时异代”的问题,其中便包含了“人工智能”这一话题的讨论,AI是灵感的来源,也可以是天地万物、自然万象,究竟是否应该排斥AI写作,或者说作为传统的学术期刊,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同时代人”或机器的问题。“同时代人”这一概念也许存在“撕裂”的问题,但在当下,再去讨论关于“人”的问题已经不足以应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人”和机器互动的独创是一个撕裂性的问题。因此,不应该抛开与机器的互动而单独讨论“人”的问题。

周维东(《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认为,“同时代人”可以被视为一个生活空间,是一种同时代的角色。如何发现“同时代人”这一概念背后的问题以及如何称为“同时代人”都需要进一步探讨。正如巴尔扎克的小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历史层面构成了“同时代人”连接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当下时代环境并不具备“同时代人”的主动性,拒绝或者成为“同时代人”都带有一定的被迫性。其最具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在隐私的时候产生,且在联通的时候也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提出,可以把“同时代人”理解为一种阅读方法,把莎士比亚、荷马、李白和杜甫的作品读写到今天的时代背景中,让作为“同时代人”的“我们”为他们的作品读写出新的意义,以此来搅扰现实,但也需要当前时代环境下的“同时代人”遵循历史规律,关注当下和未来,把作品读到自己身上。作为一种阅读方法的“同时代人”,也可以是反历史、反文学史的,但这需要等待历史的契机,对于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者来说,当能够辨识出暗藏着青年的潜能时,便会自动生发出对青年人自觉守护的情绪。


二  “同时代人”的视角与代际观念


贾梦玮(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文学评论》)指出,代际是对一个新的美学现象的期待。希望代际之间以及新生代作家能够展现具有独特性的精神世界。在面对“同时代人”的命题时,应同时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都纳入思考的空间。对于文学表达来说,相同的历史记忆是作家反共同记忆的基础。在面对同一历史事件时,纵然拥有完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记忆,每个人都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感受,身为作家更需要表达个性化的体验。同质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文学创作的个性化问题仍需要不断的探索。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认为,“同时代人”这一话题缘于五年前对黄子平的新书《文本及其不满》的探讨。这一话题实质上是关于代际理论的话题,是代际之间的交流、同质和异质的问题。阿甘本曾从哲学层面提出了“同时代人”的问题,认为“同时代人”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并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而观照到现在,增加了“同时代人”的视角,便是这个时代的勇者和智者,他们能够抓住时代的痛点,以一己之力与时代“抗争”,便生成一种具有永久意义的价值。

陈涛(《人民文学》杂志社)提出,“同时代人”最初的理解是“代际”并努力找寻代际之间所可能存在的共同性。对“同时代人”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发对“我是谁”“我和谁”以及“谁和我”的思考,继而回归这一问题的起源,即“同时代人”是从“相同的时空”还是“不同的时空”去进行定义和探讨,需要处理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对编辑群体来说,仍然对年轻的作家群体们保有期待,仍然愿意从中去寻找新的希望。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指出,今天讨论的“同时代人”实质上是“复数”,批评家个体可以视为“单数”,进而探讨作为“单数”的批评家进行文学批评的可能性以及成为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同时代人”的可能性。相关探讨需要对如何认识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当今能否稳住文学的基本盘等问题予以关注。其真正意义在于面对的是当下的具体时间,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需要首先明晰“我们”与时代的关系,正如1980年代介入文学活动中的批评家从自身的体悟出发去对具有时间性的问题进行讨论。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存在“迟到”的现代性问题,即一种从模仿民族主义开始到迟到的现代性。新时代开始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但时间性其实已经失效,很难再通过模仿某一种模式来达到某一种状态,这便要求我们转换思维方式,摆脱线性思维方式。文学实质上是“反历史”的,任何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共时性的处于每一个读者的接受空间中,时代的知识背景并不重要,大家面对的都是具有共时性的文本,且必然要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

王清辉(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创作研究处)指出,当提到“同时代人”这一概念的时候,首先会指向那些紧密关注且深刻理解自身所处时代的那些人,他们不仅关注时代的表面,还会去理解时代的本质和趋势,包括他们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不仅仅关注时代的光明,还会关注时代的曲折和幽微。这实际上是所有人,尤其是对文学关注和期望的人,都在呼唤和寻找的特点。从这一意义出发,时代不仅是时间的观念,更是空间的标尺。

赵依(《中国作家》编辑部)认为,对“同时代人”的想象大概分为代际想象、当下性想象和远景想象。作为文学期刊编辑,既希望看到代际集体出场所带来的强势影响力,以此光大文学的母本价值,认领大时代之中文学的文化份额,也期待看到更多溢出代际的文学新人乃至文学素人。对“同时代人”的当下性想象则涉及如何描述时代的问题,如何恰切地描述当下呈示了想从某种迷雾中突围的普遍情感。当下是历史进程也是共同体中的多元。这也提示从当下中生发现实主义的难度。文学产生意义的方式往往是空缺,是那些意在言外的部分构成了文学性。


三  “断裂时代”下的文学与批评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提出,“同时代人”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同”又如何“不同”。这一命题并不是简单的代际问题,而是伦理观和价值观的分类问题。最终,“同时代人”都需要在自己的主体性中有自主性意识,进而形成一个时代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我们无法“逃离”这个时代,那么展现和自己生命体验有关的个性化因素,则存在着一定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人既是“同时代人”又并非同代人的写作,所以在“‘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这一命题下,我们需要寻找的是具有自主性和共通性的存在。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大学文学院)指出,“同时代人”中的个体因为自身不同的遭遇而对时代产生不同的看法。这一话题大致可以归结为“面向过去”和“面向未来”两个维度。“同时代人”实质上是处于某一个时代的同仁,而现在寻找一个时代的同仁存在相当大的困难。面对总体性消失的断裂的时代,需要寻找有价值的时间,并且只有当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批评家和作家仍愿意在文学的领域里继续耕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才能焕发更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认为,由于历史文化、贡献差异和保守与激进的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了“同时代人”自身的含混性,便需要从不同的面向和维度进行理解,一是作为情感结构的“同时代”的角度,不同代际之间存在差异性也存在统一性,只要存在共同的情感结构就可以称为“同时代人”;二是作为文化认同的“同时代”,不论是古典还是“五四”,都已经渗透进当下的文学创作并在中华文化的大命题下获得统一;三是作为时空结构的“同时代”即对时代语境的理解,无法脱离“世界”的宏大时空背景和时空结构。

何同彬(《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社)指出,“同时代人”的概念里仍存在很多直面当下时代中十分重要的症候式、镜像式的内容。讨论这一概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时代的概念是复杂的,“同时代人”的公共属性非常重要,在时代语境下,是否可以完全敞开“同时代人”的场域,取决于公共思想界的存在,以及场域、圈子和审美的进一步敞开。

丛治辰(北京大学中文系)提出,“同时代人”实质上是个体面对时代的一种态度。每一个人都必须主观的重新分割时间,每一种分割时间的方式意味着某一种认知历史、再造历史的方式,但重要的是在于这种分割能在断裂处重新凝聚时间,将过去和未来的时间都带到当下。阿甘本始终带有这种“不合时宜”的理念,在做反命题的同时不断逼近某种真相或真理,实质是在对“同时代人”概念及背后的逻辑关系进行反思。能将多少能量进行消化以至融化可能是历代文学批评者所做的工作,而从此出发进行的文学研究、历史研究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直面当代的研究方法。

盛慧(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杜甫草堂)认为,“同时代性”对青年学者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的表述。如何在趋向碎片化的“补足”工作、趋于表面性的文学批评之中,重新发现研究对象的思想和精神面向,重新确立研究者的主体性,乃至重建文学学科与“当代”的对话关系,就成为挑战。“同时代性”对于青年学者是一种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伦理,是一个共时性意义上主体与世界交互、历时性意义上引述历史以对话于当代的“过程”,一个重建价值的“意图”。


四  大时代对“同时代人”的影响与挑战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指出,“同时代人”来自普希金在1836年所创办的杂志《同时代人》。历史还原的视角划分了一个个历史的小片段来划分代际,现如今,不论我们是何代际,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历史循环把所有的代际都覆盖并带入同一个时代。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上分析,作为“同时代人”,共同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文学创作失去了即时性,陷于同质化的写作和批评,写作主体似乎放弃和规避了自主性的题材和写作。“同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都面临着共同的文化语境,当代中国的写作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的语境和背景,需要发出属于“同时代人”的声音。

崔庆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认为,“同时代人”是一个宏大且有张力的话题。目前的现状是缺乏对年轻作家的关注,对于青年作家的成长,建立更良性的批评与创作的互动的生态显得尤为重要。写作的黄金时代是由创作和批评两个部分构成,具有非常有机的互动。同代际人之间的互动对整个文学的推动非常明显,但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即“同时代人”精神层面的“不合时宜”和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共同体的产生,这就需要“同时代人”的创作和批评保持一定的警惕。

程永新(《收获》杂志社)提出,批评不仅是审美,更是思想的教益。但当今时代下的思想资源,从阅读中却获益甚微。思想资源的匮乏和贫瘠便会造成批评的虚弱和苍白,这就需要今天更多关注年轻的批评家的创造性。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文学总要继续向前进发,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这批“同时代人”中的年轻人走上文学的舞台,创作出更美好的文学作品。因为,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伟大的作品。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从阿甘本的“同时代人”概念出发,延伸到文学创作领域的“同时代人”的文学命题。实质是在强调一种具备“不合时宜”特点的理想状态的文学创作,作家应以一种极大的批判性的勇气,真切的凝视并且发现时代本质,用艺术的形式再把这样的发现凝固并呈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讨论的“同时代人”的文学命题,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思想品格的强烈的呼唤。

宋嵩(《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认为,现实充满错位、误解和信息不对称,是否真实存在“同时代人”这一命题仍需进一步探索。当前的时代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困难,不同代际的人群在阅读同一本书籍时生发的阅读感受也不尽相同。因此,无论是分裂、错位还是误解,都并不重要,而是要追求“和而不同”,不过于追求互相之间是否为“同时代人”,只要能够同声相求、心心相印的群体就可以称为“同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