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对我的创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张英：几十年里，《废都》一直和你的名字挂钩，包括后来重新出版，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贾平凹：《废都》重新出版，出版社计划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一起上市，书样都出来了。
当时谢有顺跟我要稿子，我刚好为新版的《废都》写了个序，就给他了。文章发在《南方都市报》，引起了媒介的注意，到处狂炒，就成了一个事件。
张英：放到现在的开放环境，小说里写“性”不是一个问题了。
贾平凹：对作家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是小说的故事、题材决定的，是塑造人物的需要。《废都》写的是一个老俗的故事，既然是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都写到了，白天吃一顿饭、喝一点茶都可以写几页，到晚上一个字不写也不行，这就牵涉到了性，庄之蝶为了解脱自己，他要寻找女人。
写性的过程中，只是稍微多写了一点，未写出的部分以框框替代。稿子给出版社，他们又删了一部分，书上括号内删去多少字数，已不记得了。没想到，写时小心翼翼，仍踩了地雷。
1994年和1995年，谁提《废都》都不行，提了就要写检查。陕西的报纸，提到我名字的检讨报社就不知写了多少次，到处都是批判。别人说我是“流氓作家”，再努力也扭不过来。我不是对性特别感兴趣的人，只是因为写作的需要。
张英：当时也有人肯定《废都》。季羡林说：“二十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马原给予很高评价：“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我们这个时代一百年以后还会被一读再读的小说大概没有几本，《废都》是其中之一，它写透了文人这个阶层的无聊，它是一本诠释无聊的百科全书。”
贾平凹：我想通过这部作品写出当时那批知识分子的悲观、失望、绝望，失去了理想、信仰以后知识分子的一种混浊状态，表现那个时期人的一种苦闷状态。
对我来说，我的人生有三个重大影响：一个是上大学，改变我的命运；一个是搞创作写《废都》；再就是我和前妻的离婚。
那时候压力非常大，我精神负担非常重，大脑经常一片空白，整天不知道该干啥好，妻离子散，父亲去世，家破人亡，我又大病一场，还患上了乙肝。
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没有不让你写作，可以继续进行创作。
张英：《废都》在国内不受好评，偏偏在法国获得那么高的荣誉？
贾平凹：《废都》在法国拿了两个奖。一个是费米娜文学奖（女评委奖），是法国的三大文学奖之一；另一个是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等于是法国政府给咱一个称号）。
第一个奖，他们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作品入围了，要我去法国参加颁奖仪式，我没去。这个文学奖不像国内一些奖评好了才让你去领。他们现场开奖，事先谁也不知道获奖者是谁。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那么远要我去，没有评上多没面子？我没去。有一天我在打麻将，法国的翻译家打来了电话，穆涛起身接电话，一会告诉我说，恭喜你，《废都》获得了女评委奖。法国大使专门来西安，当面给我颁这个奖。
第二个奖，法国在“非典”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周围没有一个人懂法文，我就把它放在一边。过了两个月，我母亲在医院住院，我去探望时问医生医院有没有懂法语的人。医生说他有个朋友懂法语。我把信带到医院给了他。这封信一放又是两个月，他懂法语的朋友出国去了。
收到法国文化部长和法国驻华大使的贺信，我才知道获得了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
张英：有评论认为，《废都》是90年代最好的读本，它深刻写出了那个时代文化人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处境中真实的精神状态。
贾平凹：还有人反对《废都》，比当年少多了。没有法子，某领导一句话，书又出不了。
焦点主要在性上，很容易就把你打倒；还有人说格调太灰，现在没有人说性了，超过它的作品太多了。
张英：因为这本书，你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因为这本书，很多评论家认为你堕落了，你有什么看法？
贾平凹：它带给我的灾难是最多的，也因为它，扩大了我的读者群。我希望成为畅销书作家，喜欢我作品的人说好得不得了，不喜欢的人骂得一塌糊涂。随着年龄增长，我心态平和多了，说好的或者说不好的，都不会影响我的写作。
张英：《废都》据说有盗版2000万册，你当时拿了多少版税呢？
贾平凹：发表和出版《废都》，稿费只给了我4万元。以后，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张英：你怎么会去江浙采风考察的呢？
贾平凹：过了几年，有关部门觉得我还是可以被挽救的，在中国作协建议下，他们希望我写写中国的改革形势，要我去南方看看，我选了华西村。
我挂职副书记，对那里有一定了解后，我提出想到各地走走。我没有到过浙江、江苏，想多了解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我把大部分地方都走了一遍，收获特别大。
我写了《华西村日记》，出了一本书。
《高老庄》与《我是农民》
张英：为什么会写《高老庄》？在《高老庄》中，你在艺术上做了哪些探索？
贾平凹：说不准。在这部作品的后记中我讲到过，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尤利西斯》，虽然我看不懂他的国家、民族背景，但我可以复述那个故事，它的手法和我习惯的现实主义手法不一样，它把潜意识和感知到的东西全都写出来了。陕西有一个县，人长得矮小，我想实地考察，但没有去成。一份资料上说，九十年代人的精液比五十年代人要少十倍，人种退化，由此产生了兴趣，想写这部作品。
张英：《高老庄》在你的写作中占什么位置？
贾平凹：我没有考虑过。我就安心写作，别人说好说坏肯定会受影响，对我没有长久影响。我就会写作，在这过程中能感受到乐趣。即使别人把我说得一塌糊涂，我还要写，一吐为快。《高老庄》是否超越了上一部作品，我没觉得。人应该本分一点，不必自卑。我在编辑部收到一篇写庄子的散文，没有发。庄子本身是一个大字，境界宽广状态自然。我不愿意勾心斗角，任何东西活到本质上才能成大器，比如学这个学那个，要么变成“图腾”，如龙啊凤啊，要么变成壁虎、蛐蛐或四不像。在文学上也是这样，如果综合发展，要么变成龙、凤，要么变成壁虎，永远比不上猪长得大。如果你是一只猪，就好好长肉，谁也不能缺少你，按本来面目，好好发展。
张英：你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神奇的现象。你相信神秘的东西存在和特异功能吗？
贾平凹：我在乡下生活很长时间，在那儿接受教育。在我老家，神神叨叨的东西很多。在《高老庄》中写得奇怪的事件，在现实中都有原型，我写它们时一点也不走样。陕西这地方怪事多得很，我跟人看过十多个“神”，有奇异功能，厉害得很，但确实各人有各人的一技之长，怪怪的。
有人说我的语言是古汉语，大学时没有好好学古汉语，老在奔忙批林批孔，工作后也没有时间学。我对陕西的民间语言挖掘研究过，在写作时会借用。如何用民间语言描述当代城市生活？我做过摸索，比如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画法来描绘现代城市建筑就很难看。你不变就没办法看。城市有别于乡村，我一直在试验用新的语言描述当代城市。
张爱玲给予我很多启发，尽管在创作上她继承的是《红楼梦》的语言传统，但她不断加入现代女性的感觉，不觉得陈旧。我很多创作经验是从美术绘画中借鉴的。张艺谋在电影中以全新的手法表现日常生活中人的精神气质，与他以前的创作手法大不相同了。
《高老庄》有人一提起就想到猪八戒，但我不想写一个村庄，我感兴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消失掉的，人格精神怎么萎缩的，性怎么萎缩的。人到中年后都有高老庄情结。“高老庄”是个象征，子路为了更换人种，为了新的生活，离开了，但等他重返故地，旧的文化、旧的环境、旧的人群使他又恢复了旧毛病，如保守、自私、龌龊、窝里斗和不讲卫生。
张英：《高老庄》里有许多乡俗描写，你在近一时期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佛、鬼、神较多，是有意追求的么？
贾平凹：是我的创作视角更接近生活的原汁原味。我不主张特意追寻什么，也不提倡刻意营构什么，许多传说故事，从小我就很熟悉。现在乡下虽说楼房多了，但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乡与乡之间，就像《高老庄》里所描写的，人们的思维已成定式，即使接触了新生的事物，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方式中，就是城里人，也要“入乡随俗”。我注意原生态的自然流动和反映生活本真的东西，如果有意写，就成了人为的雕龙画凤？我喜欢壁虎就是壁虎，看上去虽丑，但真实。文学应该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
张英：在读《高老庄》时，大量土语的运用，使人有种入俗之感。
贾平凹：我喜欢将成语、名词还原成原有的样子，或者拆开来用，语言就有了张力。许多人说我的文字半古半白，《高老庄》也不例外，这取之于家乡的口语，也就是民间土语，比如，“把娃抱上，”西安乡下说“把娃携上”，“话说完了，”乡下讲“说毕了”，等等，是典型的地域语言。作家面临的问题是用什么语言表达和如何表达。王朔的小说语言很有特性。语言有了地域性，就有了独特个性。
张英：《高老庄》中的人名，都与动物有关，是不是赋予了某种象征？
贾平凹：是的。每个人生存在地球上或多或少都带有某些动物特性，仔细观察身边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长得像某种动物，或者说《高老庄》里的人是一个个寓言吧。
张英：一个从农村逃离的人，在城市生活几十年了，你为什么还说“我是农民”，一辈子做不了城里人？
贾平凹：如果大学不招工农兵学员，我就在农村呆一辈子了。我从农村读大学进城，我父亲解放前在西安教书，解放西安的时候老家人担心打仗就把他叫了回去，待在老家教书，没再回西安。
我想我能够上大学，留在城市工作，该有多幸福。真正进城以后，工作和生活还是有烦恼、痛苦，前者是体力劳动上的，后者是精神心灵上的。生长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终生的，你走到啥地方，都改不了，比如勤俭、节约等好多最基本的在你血液里根深蒂固残留。比如爱同情人，别人找你帮助没有帮成会自责，这些一辈子都改不了。
张英：《我是农民》在《高老庄》之后推出，能谈谈创作经过吗？
贾平凹：《我是农民》是写完《高老庄》后的产物。写完《高老庄》后很厌倦，啥都不想写，原认为自己的经历容易写，没想到没有激情，写得很困难。
《我是农民》写我20岁以前真实的生活，是我青春期的自传。那段青春期艰难的生活，是痛苦、贫穷、单调的，当然也有美好和快乐，我怀着对幸福的渴望走进城市，快乐地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农村。当时我想，我能够留在城市，苦难应该离开我了。直到现在，我仍没有摆脱，这一辈子都离不开了。
我给许多人看过相算过命，没办法给自己算清楚。写这本书，我又快乐又忧伤，仿佛重新活了一次，温习自己当年的幻想。
张英：在这本书里，你讲述了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以一种绝对平等的眼光和文笔写道：“我读过许多关于知青的小说，城里的孩子离开亲情，离开舒适的地方，到乡下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让我悲伤落泪。但又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应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谁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我看了非常感动，这是否包含你对“知青文学”作品所持立场、角度的批评态度？
贾平凹：我只是觉得委屈，回到棣花，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在农民里又属于知识青年。知青文学走红于中国文坛，我却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知青文学作品。
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过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孩子。我家原本在乡下，本来就是农民。回乡知青不是落难公子，政府和民众不关心，文学也不关心。
张英：现实就是这样，就像现在的农民来到城市，被城市人有意无意轻视，他们干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轻松的城市人不让他们干，他们找工作有许多限制，他们带来了治安问题。
我们总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但在工作就业等许多方面，农民是矮人一等的，是被忽视的。书里体现了你的思考，但没有答案。
贾平凹：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让大家关注、思考，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解决这些大问题和现象，是政府的事情。
西北的农村、农民和土地，我非常了解。土地供养了我们，农民善良而勤劳。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能感受到蓬勃的生气，我写了《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和《浮躁》，那真是用发自生命的喜悦和心情去写的。
当时的农村，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很高，精神特别足，一片劳动的景象，所有能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粮食。
现在正当年的劳力、年轻人都走了，去城里打工，村里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地荒了，长满半人高的杂草，没有一点生气。当下吃饭生存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应该说比以前要好，但花钱还是紧张，手里老留不住闲钱。
有些农民在公社化的时候，家里的劳力多，口粮多，每年的工分分红可以攒着，那时孩子上学便宜，日子比现在过得好。现在有能耐的人都进城打工做小生意去了，没有能力没有背景的人留在农村种地，日子过得非常紧，医疗费、电费、买化肥的钱等，乱七八糟的开支多。留在家里种地的，不如去城里打工的。两极分化严重，有特别富的，也有特别穷的。这样的现状比较难写，写得不好人家又会说你灰暗，调子不高。
《怀念狼》是寻找人自己本性的故事
张英：《怀念狼》这部小说的结构和写法比《高老庄》简练得多，而表达的内容和思想仍然厚重。它和《高老庄》有什么不同？
贾平凹：当然有变化。从《废都》以后，我一直想把小说写得更加纯粹，我希望小说里形而上的能够多些，但在创作中一直没有解决好。我希望《怀念狼》能跨过这个难关。《怀念狼》是一部更虚的作品，却以具体、更实的手法和材料来写的，纯粹是一部回顾性的小说，使用了大量的现实材料，很多事情、人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