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回头，春来便重生，因根在；人回头，一路见灵魂，因心在。
——题记
一
老屋是有重量的。这重量，不是论斤论两，也不是按吨来计算。它沉甸甸地压在心坎上，是岁月熬出的胶，是风雨蚀不掉的印，是血脉里流淌的根。
我家这老屋，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的话我记得真切：“1982年下的地基，1984年才正式砌屋，竣工也是这一年，前后磨了整整两年光景。”父亲那时总说，要等地基沉稳了才能砌砖，地基不牢，地动山摇，万丈高楼平地起嘛。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哪里是等地基沉？分明是等钱凑齐。建这老屋时，我已是个半大小子，上了初中，家里那点窘迫，早已看得分明。
父母等不及了，等不到钱攒够的那天。我们三姊妹（我、妹、弟）像雨后春笋般蹿个子，原来的蜗居再也塞不下。晚上睡觉，得四处“打游击”。我跟着公（爷爷）睡在祖屋那张老床上；妹被送到婆（奶奶）屋里搭个铺；弟年纪最小，还腻在父母身边。家，被拆得七零八落。借钱建房，成了父母唯一的选择，也是一场豁出去的豪赌。
老屋盖的是两间七柱房，两层，用的水泥板。这在当时，算是“费事花钱”的讲究做法了。父母的“筹钱大业”，自然指望不上那几亩薄田。家里的田地，上年种的粮食，常常接不上来年的锅。最大的指望，全在副业和养殖上。养猪，是家里的钱匣子，一年出栏六七头肥猪，是顶天的收入。我至今记得养过最重的那头，怕有三百多斤，立在圈里，像头小牛犊，最后全都卖了，一头也舍不得留。这些猪的吃食，全靠我们三姊妹一背篓一背篓从田埂地头割回来的猪草。母亲下了死命令，每人每天一背篓，完不成任务，饭都吃得不安生——当然，多半是吓唬，但那沉甸甸的背篓，和混合着青草与汗水的味道，却成了我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父母精打细算，恨不得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盖房的材料，能自己动手的，绝不花钱买。砖、瓦，请了师傅来家里搭土窑烧制；钢材、水泥、沙石这些没法自产的，才咬牙去买，用那时还稀罕的拖拉机，“突突突”地拉回来。请工人倒（制作）水泥板和楼扦（横梁）那阵子，正是酷暑。我常在三更半夜被父亲叫起，打着昏黄的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跟他到水塘边挑水。水桶沉，扁担压得肩膀生疼。挑回来的水，要一瓢一瓢仔细地洇在初凝的水泥板上。父亲说，夏天倒的板子，得慢慢阴干，浇水养护好了，才经得起年月。这样辛苦，只为比买现成的省下几个钱。
房子落成那天，父亲站在崭新的屋檐下，人瘦脱了形，眼窝深陷，像是被生生剜去三十多斤血肉。可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里，却燃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不知疲倦，坚定得像屋后岩坎上的老石头。那光，照亮了崭新的家，也在我心里烙下了“家”的模样。
二
在老屋之前，我们一家挤在一间祖屋里。那是公婆分给父母的婚房，一间没有铺楼板的五柱房，木架子，青瓦白墙，是明清时期川东一带典型的样式，讲究个四梁八柱。
后来有了妹妹、弟弟，家里人口见风长，实在转不开身了。父母好说歹说，赔尽笑脸，才跟大娘（大婶）家打了商量，要来了紧挨着堂屋的半间厢房，刚好能摆下一张床。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就一直睡在那半间憋屈的厢房里。
为了这半间安身之所，两家没少闹别扭。“三天两头就要吵嘴，提起就来气。”多年后，母亲说起那段往事，情绪依旧激动，皱纹里都藏着当年的委屈。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小心翼翼地探问，她的话匣子一开，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我只好连声安慰：“消气、消气，妈，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那间祖屋，中间用一层薄薄的竹壁子（竹篾墙）隔成前后两半。前面是灶屋，挤着一个石缸、一张石桌、一个锅灶。石桌的一侧紧贴着竹壁子，因为空间实在太局促，只能如此将就。一个不像样的碗柜，颤巍巍地搁在石缸上面，石缸前半截空出来，留着倒水、舀水。灶屋的一侧，紧挨着李驼背家的墙壁。这墙也算不上他家的，是共用的山墙。
李驼背是我们岩脚湾幺房的长辈，是个“个只人”（光棍），无儿无女一辈子。他佝偻的身影，是我童年记忆里一个抹不掉的符号，后来我还专门为他写过一篇上万字的散文，题目就叫《李驼背》。
竹壁子后面，就是我和公的卧室。一张老床，几个腌着咸菜、泡菜的陶缸，便是全部家当。后来，父亲想办法，用斑竹在楼上密密麻麻地铺了一层，算是造了个竹楼。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远没有歌声好听。父母深夜偶尔上去取急用的东西，那声音总能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竹楼上可以堆放粮食、棉被、杂物、柴火，还有过年时备下的宝贝年货。上竹楼要搭梯子，便在里屋开了个方口。竹楼没有铺满，灶屋上方特意留空了，因为下面就是锅灶，火苗蹿得高，怕点燃了竹楼。
这竹楼，是我过年时的“秘密基地”。我常像只猴子般灵巧地爬上去，轻轻揭开缸盖，从里面掏出藏好的阴米、苞谷子、苞谷团、沙胡豆……那缸盖口先用破棉絮塞紧，再压上重重的石板，密封得严严实实，怕走了气，年货回潮就不香了。取出来的零嘴，我会分些给眼巴巴望着的妹和弟。他俩年纪小，父母从不让他们上去，怕摔着。
祖屋其实很高，原本设计是可以铺正式楼板的。我家这间没铺，大娘家的那间却铺了。那不是爷辈铺的，是最早建起岩脚湾的老祖宗的手笔。父辈里，父亲兄妹六个：三姐妹、三兄弟。排行老大的大爷（大伯）先结婚分房，自然选了最好的——两间房，其中一间还带着结实的木楼板。想来，也跟大娘的出身有关。她娘家是大地主，从小过惯了优裕日子，住不得逼仄的小房。公婆家是贫苦人，能娶上这样的媳妇，算是高攀，全塆人都觉得脸上有光。顺着她、依着她，似乎也成了理所当然。按现在的说法，大娘家住房面积大，一间房铺了楼板，就等于有了上下两层，凭空多出一倍的空间。
三
堂屋，是一个塆子的灵魂。
我们岩脚湾，有上下两排房子，围出一个“四水归池”的天井，各有上下两个堂屋。上堂屋最是庄严，供着李氏列祖列宗的家神牌位。两侧摆着又长又宽又厚的凳子，叫靠凳，与房子同长。小孩子们玩累了，常蜷在上面呼呼大睡。遇上红白喜事，八仙桌一摆，上下堂屋挤满了人，喧闹声能把瓦片掀开。
在还没通电的漫长岁月里，堂屋的大梁上高悬着几盏油灯。每盏油灯都有三条用灯草捻成的灯芯，菜油缓慢地浸润上去，火苗“噗噗”地蹿动着，像跳跃的小小火炬，时而发出“噼啪”的轻响，那是灯芯在挣扎，炸开的光晕映得人心也跟着跳动。油灯能把上下堂屋照得通明，人们的喜怒哀乐在光下无所遁形，连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清晰可见。
下堂屋有个气派的大门，门槛高得两三岁的娃娃都翻不过去。大门两侧，还各开了一扇小门。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有一次在外面玩野了回来，扒着高高的门槛，怎么也翻不进去，急得哇哇叫，最后还是大哥（堂兄，大爷家的老大）把我抱过去的。这道大门一旦闩上，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自成一方天地。
因地势而建，上排房比下排房高出两三米。雨水顺着瓦檐流下，汇集到天井，再流入下排房前的阳沟，最后通过穿房而过的阴沟，悄无声息地流出塆子。塆前是一小片荒地，长着茂密的刺竹、辽叶（箬竹，叶子宽大，用来包粽子、做斗篷），还有几棵李子树和两棵红心柑树。再往前，便是一片开阔的梯田，像大地的阶梯。
那两棵红心柑树，一棵是四公家的，一棵是二公家的。二公家那棵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砍了。四公家那棵，至今还顽强地活着，年年挂果。柑子成熟的季节，那棵树对我们全塆的小孩子来说，充满了无法抗拒的诱惑。我们总是像侦察兵一样，窥探着四公、四婆的动向，趁他们不注意，或是进屋盛饭的工夫，一个小身影就会闪电般窜到树下，用长竹竿一捅，或干脆像猴子一样爬上去，摘下几个柑子，瞬间消失在竹林里。然后，几个脑袋凑在一起，躲在某个角落，迫不及待地剥开，柑子的清香随风飘散，那滋味，胜过世上一切珍馐。二老看管不过来，只能眼睁睁看着柑子一天天减少，心里嘀咕，却又抓不到现行。偶尔瞥见个影子，知道是谁家的淘气包，也不好当真撕破脸皮。等到差不多了，他们便会选个日子，把剩下的柑子统统摘了，背到街上去卖，换些油盐钱。四公家没有儿子，三个女儿出嫁后，二老也相继过世。如今，人去屋空，只剩那棵柑子树还孤零零地长在那里，满身青苔，累累果实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看了让人心下恻然。
上堂屋两侧各有两间正屋，天井两侧各有一间厢房。厢房的面积和正屋一般大，只是朝向不同。窗棂上雕着精美的窗花，喜鹊登梅，栩栩如生，那喜鹊像是马上要振翅飞走，那梅花也仿佛能闻到暗香。窗框是结实的木头，我们这些小孩子吊在上面打悠悠，也不会断。墙面用竹片夹成，糊上拌了稻草的泥巴，最后再用石灰刷得雪白。
印象里，东西厢房和上堂屋的墙壁上，都写满了时代的标语。儿时印象最深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八个大字，如今已一字不存；墙上还隐约残留着几句，但字迹脱落，句子已不完整。比如西厢房墙上的“人民誓师吹满激，抗旱不尽兵”，上堂屋东墙上的“拼命干劲，千方百计战胜旱灾”。东厢房早就拆了，标语自然也随风雨而去。这些残存的字句，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留下的印记，无声地诉说着过往。
岩脚湾的老房子，设计科学，布局合理，既团结聚居，又能防盗防匪，可见我的先辈们，是极富生活智慧与远见的。
四
我家的祖屋，就是紧挨着上堂屋西边的那一间。岩脚湾的老房子并没有严格遵循坐北朝南的规矩，完全是依着山势地形来的。塆子建在一个低凹处，背后是高大的岩坎，接着是个长长的山坡，我们叫它“后背”。再往上，就是笔直的悬崖，崖顶上曾有寨子，住过刘家和甘家，如今他们都搬离了寨子，散落四方，寨上空无一人，只剩断垣残壁。
“后背”那时像一片原始森林，长满了无数的青冈树和慈竹，也孕育了绝大部分能吃的菌子。那些青冈树，在20世纪80年代被生产队砍伐一空，说是卖钱搞建设。只有悬崖边上零星的几棵，因为地势险要，砍伐不易，才侥幸存活下来，至今仍骄傲地挺立在悬崖边，俯瞰着山下的风云变迁。树没了，菌子也就失去了生长的温床，随之绝迹。人们又把地下的树疙篼（树根）刨了出来，地上留下一个个土坑。后来，不知谁栽下了竹子。于是，现在的“后背”，被疯长的竹子彻底占领，它们快要把整个塆子覆盖、包裹起来了。从远处的高速公路上看下来，几乎看不到老房子的踪影，只有我家的砖瓦老屋，因为地势稍高，正面墙又刷了石灰，在一片翠绿中显得有点耀眼，倔强地证明着这个塆子的存在。
塆子的左右是丘陵山坡，前面视野开阔，水田丰沛。岩脚湾建在这里，恰如坐在一把舒适的太师椅上，可以遮风挡雨，冬暖夏凉。在当时，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可随着时代发展，这个选址却给塆里人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出门不便，进门也不便，道路始终修不进来。有地势的原因，三面环坡；也有人为的因素。当年生产队曾计划从塆子西边修一条便民路，但有人不愿拿出自己的地，协商不成，只好作罢。后来，西边梁子下另一个队的人家修了不少房子，把那唯一可能进塆的通道也堵死了。岩脚湾，就这样成了一个被现代交通遗忘的角落，始终处在半阴半阳之中。
太阳从塆子左侧后方升起，阳光照在下堂屋的墙壁上，形成一道斜斜的光杠，恰好构成一个三角形。我们那时没有钟表，就根据这个“日晷”底角的角度大小来粗略判断时间，决定是否该跑去上学。大自然的讯息，成了我们最原始的时钟。
所以，整个房子的方位，很难用东南西北来准确界定。大爷家的房子靠东，是一间正屋加上那间东厢房，正屋铺着楼板。西厢房是另一家的，不属于我公这一房。父亲三兄弟长大成人，结婚分家是头等大事。老大（我大爷）先结婚先选，自然挑了东侧，那里有余地可以扩展；老三（我三爷）分了最西侧一间，也有余地；父亲行二，分到了中间，被夹着，没有任何腾挪的余地，真正是进退两难。父亲曾想过在祖屋后面岩坎上开凿出一间灶屋，但那岩壁坚硬如铁，非得放炮不可，考虑再三，最终放弃。实在住不下了，才硬着头皮去找大爷家商量。
大爷是个念阿弥陀佛的老好人，可大娘就不同了，性子刚强，精明能干。这倒也正常，人都有些私心，没有谁天生就宽宏大量。倒是这间祖屋，饱经风霜，容人容物，容得下开心也容得下忧愁，容得下富贵也容得下贫穷，几代人住下来，木柱依旧坚挺，只是颜色愈发深沉。
与大娘经过几番不算激烈但也绝不算愉快的“交涉”后，东厢房总算分了一半给我家，但并不完整。因为她家进出堂屋，需要留一条过道。过道的门由她家把持，开关锁闭，都由他们。我的父母要进那半间卧室，必须经过这道门，才能打开自己卧室的门。两道门，看似安全，却极为不便。过道门里面有门闩，外面有门扣。晚上进屋，从里面闩上；白天出门，从外面锁上。但锁门的权力，属于大娘家。他们可以随进随出，因为这个过道，在名义上还是属于她家的。
这半间厢房，我们一直住到新房盖好才搬离。我们从祖屋搬到新房后，大娘曾想把这半间厢房买回去，跟父母商量过。但不知母亲是出于何种考虑，或许是那段挤迫的记忆太不愉快，或许是心底那点不肯低头的倔强，她始终没有点头。如今，这半间厢房早在若干年前就坍塌了，残砖碎瓦清理后，反倒给天井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像一只怅惘的眼睛，日夜张望着天空。
岩脚湾的老房子，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尤其是下堂屋那排房子。四公四婆过世后，他们的女儿起初还偶尔回来照看一下，后来渐渐少了，最终无人问津。瓦破了漏雨，没人翻盖，房梁、角子（椽子）朽烂，屋里能见着天光，抬头就是一片蓝天。如今只剩几根光秃秃的柱子还立着，绿色的藤蔓从旁边的猪圈爬上断垣残壁，铺成满坡的绿，远远看去，像童话里的森林城堡，已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如同过世的二老一样，回归到土地的怀抱。
我家的祖屋还算完整，只因我们还不时请人翻盖瓦片。只要不漏雨，房子就能撑得久一些。植物在疯狂生长，快要吞没整个塆子。以前偌大的、热热闹闹住着几十口人的岩脚湾，如今常住的只剩下五个人，且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东头两人，西边两人，中间一人。爷辈早已全部过世，父辈也走了好几个，塆子里冷清得让人心头发酸。中间住着的那个，就是大娘家的老二，我的堂哥。他是个“个只人”，有点钱就买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大爷大娘在世时，还有人管束他，如今无人管束，倒也自由自在。政府给他办了“五保”，听说明年他满六十岁，就能正式享受待遇，每月能有一千多块钱。母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我不去深究这些，也没有心思去打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每个家也有每个家的运。
五
祖屋实在住不下了，另起炉灶盖新房，成了父母心头最迫切的念想。1984年建成的新房，转眼间，也成了老屋。
建这个新房，父母耗费的心力，难以计量。首先是批宅基地。建房不能占熟田好地，只能用荒地。最后在塆子的东头，批下了一块地。这块地后面就是坟堆和竹林，一共批了三间房的面积。但因为钱不够，最终只建了两间。父母的打算是，我和弟弟长大结婚，一人一间。
小时候，我曾很认真地对弟弟说：“这房子是连在一起的，只有一个楼梯上楼，我们长大结婚后就不分家了，一起住。”弟弟仰着小脸，懵懂地应着：“要得。”现在想来，如果真要到分家那一步，这连体的房子确实不好分割。或许，父母当初的考虑，正是希望我们两兄弟能永远住在一起，不分彼此。
然而，从我懂事起，心里就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跳出这个岩脚湾。我讨厌死了这里，出门进门，不是爬坡就是下坡，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塆子那样，住在平坦开阔的地方？至于弟弟的想法，我从没问过他。他从小成绩就好，考上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毕业工作了，还会回来长住这老屋吗？那些嫁到岩脚湾的新媳妇，更是满腹抱怨，常把“倒了八辈子霉”挂在嘴边。不过住久了，人也慢慢被环境磨平了棱角，渐渐习以为常。只是当她们挑着沉重的担子，气喘吁吁地爬坡回家时，还是会忍不住咒骂这塆子的不是。可当遇到天干，周围塆子的人都跑来我们岩脚湾找水吃时，她们又会觉得，这个塆子也还不错。
岩脚湾从不缺水。那口深不过两米的老水井，仿佛有泉眼直通地底，总是清泉汩汩，常常满溢出来，流向周围的田地。即便大旱年头，井水见了底，也总有一股细流顽强地往外冒，真正是细水长流。小时候，我常被派下井去舀水。井底四周墩（放）满了各家各户的水桶，几乎无处下脚。我只能一只脚踮着，另一只脚踩在井底的㧜石（垫脚石）上，弯下腰，低下头，用瓢一瓢一瓢往水桶里舀。水波荡漾，井里倒映的那片天也跟着晃动起来。猛一抬头，看见井口那片被框住的蓝天，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井底之蛙”。井水，冬暖夏凉，滋养着一代代塆里人。
如今，这老屋成了我和弟弟工作之余回去短暂休憩的驿站，还得看有没有时间。实际上，多半是有事才匆匆回一趟。每次看到它，心里总不是滋味。老屋越来越老了，如同我们兄弟越来越沉稳，也越来越疲惫一样。它在时光里褪色、风化，我们在生活里奔波、沉淀。
2025年国庆节前夕，一天，堂二哥突然打来电话，语气急促：“平娃子，你家灶屋垮了！”我心里一紧，忙问垮成啥样了。他说：“是一根檩子（房梁）断了，瓦掉下来一片。”修房补漏，最要紧的就是抓住最初的小问题。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我当即说：“国庆放假我就回来修。”
他说的灶屋，是老屋正房旁边搭建的偏屋。这灶屋是正屋盖好后才搭的，墙砌的是单砖，比正屋单薄许多。灶屋，是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一家人围坐吃饭的地方，必须得修好。没有灶屋，就等于没了烟火气，家也就不成家了。那里曾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红红的火苗从灶膛里窜出来，像一条条活泼的小红龙，一跳一跳的，舔舐着挂在灶门上罐子的底部，罐里的水便自然地热了。从灶膛滚烫的火灰里，能扒拉出烧得香喷喷的苞谷、蕃苕、洋芋、芋头，还有用竹签穿着的笋子虫、蚱蜢，甚至还有用菜叶包着烧熟的泥鳅，以及弯得像蚊香一样的黄鳝（那时还没见过蚊香呢）。那种收获的喜悦，无可言喻。柴火燃烧产生的能量，一点都没被浪费。农人的智慧，就是这样单纯，却又深刻、地道。
因为灶屋的墙是单砖，勾缝用的又是泥巴（或许掺了点石灰），黏度很差。墙体一旦被雨水长期浸透，很容易酥软、垮塌。接到电话，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它怎么就垮了呢？转念一想，可不是嘛，眨眼间，老屋已空置了整整七年。父亲去世后，母亲随我们进了城，老屋自然就空了。幸好屋前有个院坝，晒粮食方便，堂二哥便一直在用，也顺带把粮食存放在我家的老屋里。若放在他自己家，来回折腾，费时费力。
房子是要人住的，有了人气，才能保持长久的活力与坚固。
六
我们兄弟俩都不可能丢下工作，亲自回去修缮。跟母亲商量后，决定国庆假期回去处理。恰好在家的幺姨爹（姨父）成了最佳人选。他今年因为要建自家的房子，还没去广东打工，顺便也照顾年迈的母亲。他是干活的好手，懂这些泥瓦匠活。
于是，在国庆假期里一个难得的阴天，幺姨爹先去实地仔细考察了一番。其实更像是工程预算，他要看看垮塌的具体情况，需要哪些材料，该怎么翻修才最稳妥、最省钱。起初，他和母亲在电话里商量，想把正屋和灶屋的瓦全部换掉，翻盖成更耐用省事的琉璃瓦或水泥瓦。但找来的师傅说，工程量要达到一定规模（多少匹瓦）才愿意接活。
幺姨爹实地看了后，立刻否定了这个方案。症结还是在于路。车根本开不进来，只能停在远处的梁子上，剩下的近五百米下坡路，全靠肩挑背扛。现在几乎找不到愿意干这种苦力的人工了，除非出高价。在当下的农村，建房都要求材料必须能运到门口。这在岩脚湾，永远是一种奢望。这就是现实，冰冷而无奈。
最后定下的方案现实得多：只翻修灶屋。断了几根檩子就换几根，缺多少瓦就补多少瓦，坏多少角子就添多少角子。之前那个大动干戈的方案，我心里是赞成的。毕竟，老式的小青瓦现在几乎不生产了，会盖这种瓦的老师傅也越来越少。那两间正屋连带灶屋的瓦，还是前几年妹夫找人翻盖过一次。灶屋这次垮塌，问题就出在檩子上。堂二哥没说错。我猛地想起来，父亲当年盖灶屋时，用的檩子里有一根是棕树。棕树材质软，缺乏横向的支撑力，不像正屋用的都是笔直的杉木。倒不能说父亲偏心，根本原因，恐怕还是那个“钱”字。做檩子最好的沙树（杉树）得花钱买，而棕树，我家荒地里就有现成的。一个关键部位的“将就”，最终影响了整体的稳固。虽是局部，却牵一发而动全身。
幺姨爹核算清楚了需要的檩子、角子、瓦的数量，拍着胸脯说，找两个帮手，两天就能搞定。
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国庆节前几天，秋雨绵绵，几乎没有停过。灶屋的垮塌，跟这几场连绵的秋雨脱不了干系。雨水无孔不入，浸泡着本就不甚牢固的单砖墙和那根孱弱的棕树檩子。
还有一桩意外——蜂子。
七
蜂子在灶屋后半间做了一个巨大的蜂窝。幺姨爹不认识那是什么蜂，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耽搁，又是几天。
蜂子必须弄走。弟弟在电话里叮嘱千万小心，听说马蜂能把人蜇死。妻子也赶紧补充，说在网上看到过新闻，有人被马蜂追得滚进水田，蜂群还不依不饶，活活把人蜇死了。“毒性这么大啊！”我惊呼。“太害怕了，如果不去侵犯它们的领地，估计它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吧？虽然它们是蜂子……”我像是在对电话说，又像是在安慰自己。
母亲给一直住在乡下的三爷（三叔）打电话，请他这位“专家”去鉴别一下。如果是蜜蜂，那就是飞来横财，可以收捕起来；如果是马蜂，就得想办法请走或消灭。三爷是养蜂能手，每年都能摇（采）不少蜂糖。他这门手艺，还是跟我父亲学的。那时候，我大爷家也养了不少蜜蜂。他们兄弟仨，对蜜蜂都有着特殊的感情，不仅仅是因为蜂糖营养好。
父亲是赤脚医生，我们家常年人来人往，认识我们的人很多。小时候，我们三姊妹长得白净胖乎，来看病的人见了，都笑着说：“瞧这几个娃，肯定是蜂糖吃多了！”事实上，我们偶尔尝到的，只是父亲摇蜂糖时，刮下来的那层沾着少许蜜汁的蜂蜡。纯正的蜂糖价格高，是好东西。每逢赶场天，母亲就会用小罐子装好，背到街上去卖。一小罐能卖几十块，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哪里舍得自己吃啊！只有在父亲摇蜜的时候，我们才能围着蜂桶，嚼咬那些刚从巢础上刮下来的还带着温润甜香的蜂蜡皮。为此，我们没少被忙碌的蜜蜂蜇，手上、脚上、头上，常常肿起大包，又痒又痛。父亲却很少被蜇，他说自己有了“抗体”。他虽然只读到高小，但学医让他懂得了不少知识，“抗体”这个词，他用得准确极了。真是实践出真知。
三爷去看了，回电话给母亲，语气凝重：“不是蜜蜂，是马蜂！个头不小，我也害怕。”我记不清是他左边还是右边的太阳穴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据说就是他小时候被马蜂蜇后留下的。这是听父亲说的。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弟弟联系了一个民间的救援队，说他们专业处理这个。我心里踏实了些，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他们肯定有专业的防护工具和手段。我很好奇他们会怎么操作。
第二天，消息传来，救援队去了，把那个巨大的蜂窝“一锅端”了。我们都松了口气。可没想到，当幺姨爹带着工人去修房子时，发现原处还有像饭碗那么大的一坨蜂子，紧紧抱成一团，不肯离去。它们的家被端了，可它们还眷恋着故地，宁死不走。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那一刻，我忽然对这群马蜂生出一丝同情。要不是灶屋垮了，我们也不会去修缮，更不会打扰它们平静的生活。妻子在电话那头叹道：“修好了有什么用呢？我们又不会回去住，回去做饭。”是啊，有什么用？修好了，多半也是空置，只是让我看着，求得一份心安。可那毕竟是我的老屋，是我的根啊！看着它垮掉，我做不到。
蜂子没走完，活就干不安生。母亲只好又给三爷打电话，央求他想办法。三爷到底有经验，他有防蜂的面罩。只要戴好面罩，护住头脸，就不怕马蜂蜇。他试着用火把去烧，可蜂群散而复聚，依旧盘旋不去。最后，还是幺姨爹花了十八块钱，买了不知什么牌子的杀虫药，仔细喷洒在蜂子做窝的那匹角子和周围，这群恋旧的蜂子才终于彻底散去。
八
十月三日下午，天色依旧阴沉，但雨总算停了。我和弟弟按照二号就定好的计划，驱车回了老家。弟弟和弟媳四号要去成都看望他们正在那里进行美术集训的大女儿，孩子十二月就要艺考了，打电话回来说画到三更半夜，压力大，想家。弟媳心疼得不行，小两口决定去陪陪她，鼓励一下。这是孩子第一次长时间离开父母身边。可怜天下父母心！
三号下午，我和弟弟回到岩脚湾时，幺姨爹和请来的两位工人正在忙碌。两位老师傅站在房顶上，熟练地钉着新的角子，幺姨爹在下面负责递送材料，配合默契。我特意带了三包烟，递给房上的两位师傅。靠近屋檐的那位师傅，伸手就接住了。他俩看上去都有六十多岁了，身材干瘦，但精神矍铄，动作麻利。幺姨爹不抽烟（他和我一样，以前都抽，后来都戒了），我硬塞给他，让他拿去散给帮忙的人。
幺姨爹指着正屋的房顶后半部说：“那里还有一处瓦要检漏（修补漏点）。”我这才猛然想起，已经有好久没有爬上房顶，仔细检视过老屋的每一片瓦了。
老屋的后面，几乎被竹林完全包裹。尤其是西侧，有一笼竹子，是华清老辈子家的。因为长期无人砍伐，竹子长得过高，竹梢断掉后，就直接搭在我家房顶上。风一吹，竹竿来回刮擦，几下就能把瓦掀开、捅破。瓦房最怕这个，瓦一松动，漏雨就接踵而至。屋漏的滋味，杜甫体会最深，“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谁都怕屋漏。
为了解决这个心腹大患，我们后来想了个办法：用我家别处的一块竹林，去换华清老辈子家这笼侵扰老屋的竹子。为这事，我和弟弟还专门在县城请华清老辈子和他那位在县城工作的女儿吃了顿饭，客客气气地商量如何调换。他当时没有立刻答应，说要回去和家人商量。过了些日子，他传话来：不用我家的竹子换，想要我家那个早已废弃的猪圈。
九
哦，那个猪圈！我猛地一拍脑门，我家还有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猪圈！
虽然那个猪圈早已不养猪，失去了它最初的功能，但它依旧倔强地矗立在原地，像是在宣示着一种主权——那块地盘，是我家的。那个猪圈，对于华清老辈子家，尤其是他二哥二嫂家来说，是一块多年的心病，就杵在他家房门前。这里有历史原因，我家的猪圈，是先于他家房子建在那里的。
这大概是他和他二哥二嫂商量的结果。他哥嫂现在还住在岩脚湾，就是前文提到的“西边两人”。他们两兄弟的房子并排着，实际上，离我家那个猪圈最近的，是他二哥家。“有眼光，有思路，这个心结，他们终于想打开了。”我心里暗暗佩服，又有些感慨。
我家那间祖屋被夹在中间，根本没有空地修建猪圈，父母当年只好在塆子西头找了块荒地，建了这个猪圈。于是，这个猪圈就像一颗楔子，打在了那里。
这样一来，我家喂猪变得极不方便。要穿过上下两个堂屋，路过四公家门前，弯弯绕绕走五六分钟。后来搬到塆东头的新房后，喂猪的路程就更远了。母亲形容那是“对穿对过”，从塆子最东头走到最西头。挑一担沉甸甸的猪食，得走过整个塆子。
常听他家二嫂半开玩笑半抱怨地说，半夜里常能听见我家猪打呼噜的声音，有时猪饿了，发出“哼哼唧唧”的声响，能把他们吵醒。可想而知，那个猪圈是如何深深地“住”进了他们的心里，让他们有多么难受，却又无可奈何。
这个猪圈一直存续到我家提出换竹子的那一刻。现在是我家有求于他家，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们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其实早些年，他二嫂家就提出过，想用塆东头的一块空地来换这个猪圈，但不知为何，最终没有谈拢。人心啊，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他们只想用一块空地来换，并不愿意帮我们把新猪圈建好。母亲曾多次念叨，说那个猪圈“很出猪”，意思是风水好，养的猪都肯长。那个猪圈确实养过不少好猪，有出栏的肥猪，也有下崽的母猪，个个都长得毛光水滑，膘肥体壮。过路人忍不住探头看一眼，都会夸赞：“嘿！这猪长得真漂亮！”那个猪圈地势好，四面透光，通风干燥。里面分成两格，东边喂大猪，西边喂小猪或母猪。大猪出栏了，小猪就搬进东边，然后再去买新的小猪崽放进西边。一年到头，那个猪圈里总是热热闹闹，充满了生机。我家能盖起新房，这个猪圈立下了汗马功劳，它带来的收入，是建房款里重要的一部分。
直到父亲去世，母亲随我们进城，家里不再养猪，这个猪圈才彻底荒废下来。没想到，它在多年以后，还能发挥最后的“余热”，用来调换那笼严重威胁老屋安全的竹子。
老屋太重要了，比猪圈重要千倍万倍，尽管如今它们都没有了“生灵”居住。屋是人住的，圈是畜生住的，人与畜生，终究不同。人有思想，有灵魂，而畜生呢？它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人服务的，有口难言，只能顺从人的意志。需要时养它，不需要时便弃它。人，真的能主宰万物吗？细想起来，人与畜生又是相互依存的。只是我们家现在不养了，那段相依的岁月已然过去。那些猪，那些畜生，它们默默地，为我们搭起了通往城市生活的桥梁。而进了城的我，骨子里依然还是个农民，念念不忘这个岩脚湾。那里有我的欢喜、我的希望、我的忧愁、我的无奈……还有我那刻在骨子里的农民意识的根，将伴随我终身。
当年华清老辈子在那块荒地上栽下那笼竹子时，我们家并未在意。竹子的生命力太过顽强，一旦落地生根，几年就能蔓延成一片林子，长势汹汹。
十
如今，那笼惹祸的竹子终于被“斩草除根”。而那个作为交换条件的猪圈，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调换协议达成后不久，他家就迫不及待地拆掉猪圈，填平了地基，把房前的边坡用石头砌成了牢固的保坎，最后用水泥抹出了一块宽敞平整的坝子。晒粮食、夏夜乘凉，都格外“巴适”（舒服）。
拆下来的旧瓦、角子、檩子，我家没要，都送给了大娘家。那些石头，母亲问我要不要留着。我说：“要那些来干啥子？统统送人，他们能用就用，用不上就填了粪坑也罢。”
那笼换过来的竹子，我们接手后，立刻请堂二哥、堂三哥他们帮忙，全部砍光，一根不剩。竹子由他们处理，或当柴烧，或另作他用。接着，又让妹夫在残留的竹根上浇上了厚厚的水泥，彻底杜绝它再发笋萌芽。竹子太多了，已成泛滥之势，它们在跟人争夺生存空间。对于这种“侵略”，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
至此，老屋西侧的威胁总算解除了，再也没有竹子能侵犯到它。可是，老屋的正背后，还有竹林。虽然距离稍远，但那些无人管理、疯狂滋长的竹子，已经蔓延到了前面的坟堆。断掉的竹梢，又一次次地搭在了我家老屋的房顶上，有一大片区域的瓦已经被掀翻、戳破。这简直是致命的！
必须把靠近老屋的这些竹子清理掉，尤其是那些已经断裂或即将断裂的。我和弟弟挽起袖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累得满头大汗。我们钻进长满尖刺的灌木丛，先把那些断竹砍倒，拖到空旷的地方。弟弟索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说这样蚊子就叮不稳。我穿着短裤、浅色T恤和凉鞋，手脚、胳膊、小腿上，被荆棘划出一道道血痕，火辣辣地疼。
当我们清理掉那些遮蔽、侵扰老屋的竹子和杂树后，老屋仿佛一下子从深沉的睡梦中苏醒过来，变得明亮、豁朗了许多。它像一位被囚禁在丛林深处多年的老人，终于重见天日，灰色的瓦顶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铅色的、沉静的光泽。
还有两棵不知何时长出来的青冈树，已有鸡蛋那么粗，树梢都快够到房檐了，也必须砍掉。弟弟跑去中仁三爷（堂三爷）家，借来了开山（斧头）、镰刀、弯刀和锄头。这些曾经最寻常的农具，我家以前样样俱全。父亲去世后，它们流落何方，我已无从知晓。只依稀记得，大爷在世时，曾借用过我家那把磨得锃亮的弯刀，后来大爷走了，那弯刀也不知所踪。有空回老家，得问问堂二哥，如果他还在用着，那弯刀定然不会生锈，也算是有个好的归宿了。
砍竹子，清杂树，除荒草，这活儿干起来远比想象的费劲。弟弟喘着气说：“要是有油锯就好了，省力多了。”我一拍脑袋：“有啊！今年清明上坟清理杂草刚买的，就放在城里，谁知道回来会碰上这摊子事。”没人常住的地方，草木便占了上风，肆无忌惮地跟人争夺着地盘。跟活着的人争，它们争不过；但跟死去的人，跟无人照看的空屋争，它们绝对是胜利者。
如今，父亲、大娘、大爷、三娘都已相继去世。妯娌间曾经的吵闹计较，兄弟间那点微妙的心思，岩脚湾里所有的恩怨是非、喜怒哀乐，终将都成为历史，沉淀为记忆。最终，这一切都会被疯长的草木覆盖、替代，回归于无言的荒野。
十一
国庆假期的头几天，天气像是孩儿脸，半天下雨，半天阴。幺姨爹终于抓住雨歇的间隙，带着人把我家灶屋修葺完毕。他还细心地把屋里的破瓦片、朽烂的杂物清理出来，一担一担挑到屋西侧的竹林角落倒掉——那是母亲在城里通过电话遥控指挥指定的位置。
灶屋修好了，正屋的漏点也补上了。幺姨爹完工后，不好意思直接提工钱，只是把买材料的明细账目拍照发给了母亲。我一看，里面只算了材料和两位帮工的费用，他自己的工钱只字未提。我二话没说，立刻在微信上给他转了一笔远高于预期的钱。
他半天没有接收。我打电话过去催他收下，他在电话那头连连推辞：“多了多了，我自家屋里人，帮点忙，工钱就算了。”我说：“那怎么行！你不在家，我外面请人，还不是要花这些钱，而且活干得还没你让我放心。”他拗不过我的坚持，最后还是收了款，但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太多了”。我给他算的，比他应得的，至少翻了两倍。这份情，不是钱能衡量的。
十二
“哥，你说，我们退休以后，还回这老家来养老吗？”弟弟望着修缮一新但依然难掩沧桑的老屋，突然问道。
我沉默了片刻，目光掠过老屋灰色的瓦，落在远处那片已被竹林吞噬的塆子废墟上。“偶尔回来看看，住上一两天，或许吧……”我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
老屋是有重量的。这重量，不在肩上，而在心里。她沉甸甸的，无法用世间任何度量衡来计算。
她，无量。
作者简介：
李洪峰，四川邻水人，军旅14年，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2019年开始业余创作，作品见于《四川文学》《天池小小说》《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民间故事选刊》《廉政瞭望》《星火》《星星》《中国食品》《四川诗人》等。获第三十三届“东丽杯”孙犁散文奖、首届“濯锦杯”廉洁文学创作大赛二等奖、“清白泉”杯第二届全国清廉诗歌散文大赛三等奖、《星星》诗刊精短哲理诗歌大赛三等奖、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征文入围奖等。著有散文集《摆步河沟》、小说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