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涪陵永安场，不过是浩如繁星的中国场镇中最普通的一个，它像一片枯叶静静地贴在长江边上，叶脉上留存着无数温暖碎片。

 小学四年级以前，我都在永安小学读书。学校坐落在场镇的尽头，像一首长诗的最后一个标点，每日清晨与黄昏，我们兄弟俩都要穿过整个场镇，往返学校与家门。那条被无数双脚板磨得油亮的青石板路，是我们童年最熟悉的经脉。

 进场口，有棵老黄葛树，枝干遒劲如龙，树冠巨大如盖，每一片叶子都似乎浸透了岁月的油脂，盛夏时节，那浓密的绿荫下总是聚满了等船接客的乡人。

 沿着青黑的石板路往里走，便是依次排列的居民住户和一些公家单位，我还依稀记得同学秦明中家的模样。再往里走，打铁铺里传出的叮当声总是能穿透整条街巷，火红的铁块在师徒二人的大锤下火星四溅，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金属味。紧接着，是供销社那厚重的木柜台，是挂着“人民邮电”牌子的邮电局，还有飘出阵阵饭菜香的国营饭馆，学校后面，则是终日散发着咸鲜气味的榨菜厂。

 在这些场所中，邮电局和供销社是我出入最频繁的地方。

 去邮电局，大多是为了等那一纸薄薄的家书。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一家工厂做技术员。那个年代，隔山隔水的距离，全靠书信维系。每一次，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那间狭小但充满信函纸香和报纸油墨香的小房子前，柜台后的那位姐姐总会抬起她那张红扑扑的脸。去的次数多了，她早已认得我。我一进门，她便笑着，干脆利落地告诉我：“有”或者“没有”。

 那一声“有”，足以点亮我一整天的天空。我把父亲寄来的信揣在怀里，贴着心口跑回家。当晚，如豆的煤油灯下，母亲坐在桌边写回信。有时，她的笔尖在纸上走得飞快，有时，母亲又握着笔发愣。后来，我们识字多了，母亲便会把父亲的来信和她的回信给我们看——那些信笺上，多是家长里短，也有喜乐忧愁。

 父亲还曾寄来过工厂子弟校的考试卷子，让我们做完后由母亲批改。那是内心丰盈但不善言辞的父亲爱我们的一种独特表达，也是那个年代里极为罕见的“远程教育”。

 在邮电局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1982年我的涪陵师范（现已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还没踏进门槛，那位邮局姐姐便激动地从柜台后站起来，挥舞着手中的信封朝我喊：“通知书来了。”那一刻，小小的邮电局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光。

 如果说邮电局承载着我对远方的期盼，那么供销社则是我童年所有的物质欲望与快乐的集散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供销社，简直就是现在的超级购物中心（Mall）。从油盐麸醋到白酒白糖，从布匹麻线到笔墨纸张，从镰刀铧犁到煤油灯草，可谓无所不包。

 记得有一次，供销社破天荒地进了一批小人书。那天，供销社的柜台前人山人海。我那时才二三年级，人小力气单薄，拼命挤到柜台前，那些著名的连环画如《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早已被一抢而空，货架上稀稀落落剩了几本，我只好随手指了一本购买，津津有味地阅读。

 还有一件奇事，母亲在挖菜地时，一锄头下去，“哐当”一声脆响，震得虎口发麻，她小心翼翼地刨开泥土，露出了一只青绿锈迹的金属罐子。因为被锄头挖了个缺口，母亲本想随手扔掉，有乡亲说是金属的，劝她去供销社试试，换零花钱。起初，售货员嫌是破烂，正要拒绝，恰逢供销社主任路过，他拿起罐子反复摩挲，断定是铜器，虽是残件，但也按废铜收了。我记得母亲回来时脚步轻快，说卖了四块钱——那可是顶得上十天半月的工分啊，那只不知年代的铜罐，就这样意外地补贴了我们的家用。

 最后一次在供销社买东西，同样是1982年。临去师范报到前，母亲咬牙给我买了双皮鞋。那时候，整个乡场上穿皮鞋的人屈指可数。试鞋时围了好几个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母亲拿不定主意，问我。我也不懂，胡乱指了一双。那双皮鞋踩在供销社高低不平的硬泥地上的声响，是我迈向外部世界的第一声足音。

 1983年暮春，那个落花时节，我们举家迁往父亲的工厂，从此便很少再回永安场。

 有两次回老家，我还特意去转了一圈。那时供销社还在，鼻尖萦绕的，也还是那混合着酱油麸醋与白酒的味道。

 再后来，当我再次踏上归途，迎接我的只有浩渺无垠的江水。永安场已沉入了长江水底，故人都已搬离，那座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场镇，终究变成了一场湿润的梦，只留下我在岸边，独自回味那曾经的快乐。那一刻，乡愁如潮水般灌满全身。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