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诗歌与民谣——我们就是AI
对谈者简介：
马克吐舟
90后诗人、学者、独立音乐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博士，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硕士。著有诗集《玻璃与少年》《复古未来者》，音乐专辑《空洞之火》《飞内》《虚无那晴朗的黑夜里》《生命诗章》等。
张玮玮
1976年出生于甘肃，中国内地创作型民谣男歌手，“河乐队”成员。1998年加入野孩子乐队。2007年制作单曲《米店》。2008年录制专辑《你等着我回来》。2012年发行专辑《白银饭店》。
郭 龙
原名郭展翔，民谣音乐人。与搭档张玮玮创立“张玮玮与郭龙”二人组合，出版《你等着我回来》《白银饭店》两张专辑。曾参加“野孩子”“美好药店”等乐队。也曾与“老狼”“小河”“万晓利”等著名音乐人合作，参与现场演奏及专辑录制工作。
杨碧薇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学术研究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装置等。玩过摇滚乐队，曾为《南方周末》撰写艺术评论专栏。出版《下南洋》《去火星旅行》等诗集、散文集、学术批评集多部。
周钰淇
青年作家、诗人、作词人、时尚策划人，出版诗集《静坐在星期一下午的花》。
马克吐舟
非常高兴能和诸位朋友共话今日的诗与歌。为打开话匣子，我先抛出三个或可展开的感兴趣的话题。其一，是歌与诗、声与意、音乐与文学的关系。这是个老问题，但对我们这样不安分的文学泅渡者来说，又不可回避，我自己也总是在主动或被迫、振奋或疲倦地做出应答。它可以从历史上去溯源，也可以从理论上去建构，但今天与青年朋友和前辈同坐，我亦希望能交流一些更由衷的体认——诗与歌，如何进入我们的生命，与之发生化合？其二，是人工智能给诗、歌以及两者的跨界融合带来的机遇与挑战。AI的写作能力与前景如何，已引起文学圈的热议；而在以数理为底层逻辑的音乐上，AI的席卷更是足以颠覆整个领域，实际上也正在抢走千万人的饭碗，这对本就在风格创新上几近耗竭并深陷数据库生产闭环的流行音乐来说，更是釜底抽薪。当然，AI能降低门槛，能为大众赋权，能激发很多新颖生动的试探，能促进作品的交互、流通和融媒介升级，譬如用AI谱曲、编制的诗歌作品已屡见不鲜，也在吸引新的流量，构成诗歌更加亲民、更接地气的传播模式。这算是诗歌在大众接受层面的复苏还是垂死挣扎？总之，火花与泡沫齐飞，惊喜与惶乱并具，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其三，则是当下的市场境遇和流量环境。诗与歌都得面对新的消费需求与资本浪潮，而如今的窘境是：大家似乎得先对你有好感，才会为你的艺术买单；你只有成为流量景观，才能让作品被看见——我们都像是在给自己的小作坊带货。有些诗人和作家在小红书上“挂牌营业”，亮出学历和身份，以“知识博主”的面目博取关注；音乐人在视频号里胡吹乱侃，输出笑料或观点，借着话题的东风做点宣传。有的幸运儿一夜爆火，有的老艺术家巡演维艰，这热闹或清冷的背后，藏有什么样的惯性与困局？
张玮玮和郭龙老师在音乐市场弄潮多年，常被称为“民谣诗人”，身上有鲜明的文学气质，也是各类诗歌节舞台的常客。或许可以从你们开始，聊一聊民谣与诗的联结？
张玮玮
首先得坦白，我对“民谣与诗”这个表述是有点不太舒服的。不是因为它老套，而是它被固化成了一个让人腻味的样貌。因为现在一提到“民谣与诗”，大众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一套刻板印象：木吉他、手风琴、漂泊、远方、文艺青年“深沉”或“忧伤”的表情，歌词则必须对仗、优美、诗情画意，连语速和节奏都被规定了。这哪是创作啊？这简直就是一条高度模式化的“文化流水线”。这个标签坑了不少人，包括创作者和听众。它让创作者以为只要套上这个壳子，就拥有了“诗意”；让听众以为消费这个壳子，就完成了“文艺”的自我标识。结果呢？它现在正在被人们抛弃，因为它虚假，因为它不新鲜了。真正的联系不是这样的。我和郭龙当年做音乐，哪想过什么“民谣与诗”的命题，我们就是表达自己的生活，白银、兰州、北京漂着的那点事儿，那些具体的困顿、友谊和幻想，是有根源的。后来市场需要故事和分类才给我们贴上了这个标签。
郭 龙
玮玮说得特别对，我俩感受大体一致。一提“民谣与诗”，我心里首先冒出来的根本不是现在舞台上那些，而是更根源的东西。比如我们西北的花儿，那种老百姓在田间地头用最生活的语言，唱家长里短、喜怒哀乐的东西。它幽默、泼辣、直接，充满土地的味道和人的热气。那才是民谣，那里面才有真正的诗：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口语智慧，充满民间性。最早的《诗经》不就是采风来的民歌吗？所以民谣这个概念本身是广阔、鲜活、有力量的。但它现在被局限了，窄化成了一种精致的、伤感的、适合城市青年消费的文化商品。我特别喜欢新疆舌头乐队的吴吞，他既是诗人也是音乐家。他的作品旋律简单甚至怪异，但表达极其个人、锋利，直指人心。那才是我心目中“民谣与诗”该有的样子：不被程序化，充满个人的棱角和生命的力度。现在狭义上的民谣，过于追求旋律的“好听”和歌词的“优美”，反而成了一种误会，把真正有力量的东西给过滤掉了。真正的民谣是民间非常有力量的那种东西。
杨碧薇
我关心诗，也关心民谣，更多时候是身处诗歌内部，因而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不对称”现象：无论诗愿不愿意，它已在客观上单向地“绑架”了民谣。在民谣领域，好像不和诗挂钩，就显得不够高级，不够深沉；好像身为民谣，就有义务表现“诗意”，让听众感受到“诗意”。这种认知其实是市场营销与大众审美合力的结果。而真实的民谣是什么？民谣有权定义自身，塑造自身，而非被任何外在的标签束缚。
诗歌界反倒没有被民谣“绑架”的焦虑。虽然“诗应该具备音乐性”这一理念有大量的拥趸，但诗人们很少会说“诗必须像民谣，如果不像就不是诗”。甚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诗领域还出现过一波去音乐性的浪潮。于坚就曾提出，诗歌是默读的艺术，应该剥去声音外壳，直接抵达文字内部的“诗性”。这种观点比较极端，就像“电影和文学离婚”的观点一样，很难在现实操作中实现。因为文字本身就有节奏和韵律，要强行与声音剥离是很难的。而这一观点也提醒我们注意：诗之为诗，根本内核是“诗性”。“诗性”是一种超越了文字形式的精神质地和审美向度，是一切艺术的公分母。它在诗歌里普遍存在，也可以存在于民谣里，存在于电影、绘画、雕塑、舞蹈中。如今市场硬贴在民谣身上的“诗与远方”标签，恰恰是“诗性”最庸俗的仿制品。“诗与远方”本来没错，可一旦用于商业场合，十有八九就变味了，把伟大的“诗”和美妙的“远方”都简单化、肤浅化了。它兜售的仅仅是廉价的感动，是虚幻的价值，是苍白的口号，与真正的“诗性”相去甚远。真正的诗性，不仅仅需要足够的灵感、自由的心灵，还往往需要艰苦的劳作与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以，当我们讨论民谣与诗的关系时，应该跳出“民谣需要诗来镀金”的思维范式，去思考：无论以文字还是以音符为载体，什么样的创作能够具备直击灵魂的“诗性”力量？
周钰淇
我特别同意玮玮老师和郭龙老师说的“民间性”和“根源性”。我想给“民谣”的“民”字做一个更宽泛的解释。它是一个地域、一个社群中所有“生命”的总和。包括生活在城市角落里的植物、动物，所有承载着生活痕迹与生命力的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地方的气息，而民谣就是这种气息经过无数人的口传心授、共同塑造后，凝结成的“声音媒介”。它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它携带了这片土地上无数生命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温度，富有“人情味”。这种创作过程本身就是反精致、反个人版权化的。它允许不完美，允许在流传中被修改、被丰富，就像一块石头，经过无数溪水的冲刷，才变得温润。现在很多民谣作品缺少了那种来自生活的、粗粝的颗粒感和摩擦感，而这恰恰是人情味的体现，是生命真实的质感。民谣与诗的结合，如果只是追求字面的优美和旋律的顺耳，那就本末倒置了；它更应该做的，是捕捉并放大这种真实的、复杂的、带着毛边的人间情绪。
马克吐舟
最近，AI给文学圈和音乐圈都带来不小的震荡。写诗有ChatGPT和DeepSeek，作曲编曲有AIVA和Suno AI，其智能化程度和成品质量都令人称叹。AI当然也为诗歌的音乐化表达提供了更便捷的手段。不知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一大潮？
张玮玮
AI这个话题，我和郭龙不是专家，但我们肯定在关注，身边也有很多做科技的朋友。我的直接感受是，现在AI做出来的那些所谓音乐，太“完美”了，完美到索然无味。你知道它下一步要干什么，它提供的情绪刺激是预料之中的。但人的创作，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不完美”，在于那些错误和意外。人是有恐惧、有局限、有莫名其妙的情感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文艺作品里特别美、特别有人味儿的部分。AI像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优等生，但它写不出张楚《赵小姐》那样的歌词：“赵小姐姓赵是赵钱孙李的那个赵/她的名字不猜你就知道/你可以叫她赵莉赵小莉赵莉莉/她还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在这里她能吃到东西还能休息……”那么简单，那么口语，那么具体地钻进你的生活里，让你看到一个时代的切片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那种精准又漫不经心的观察，那种带着体温的叙述，AI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因为AI它没有生活。前段时间我在车上听了一首歌，前半段我觉得还行，但被告知是AI作品后，后半段我就越听越不对味了。它就像现在网易云上泛滥的、由大活人批量生产的“行活”，只不过效率更高。所以我觉得，AI在干的事情，其实是对我们自身“算法化”的一种讽刺和升级。我们很多创作者早就把自己活成了AI，用固定的套路写歌。AI只是用更大的数据库和更强的算力告诉我们：瞧，你们那点套路，我玩得比你们更溜。真正的对抗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我们能否回归那个充满BUG的、复杂的、不可预测的鲜活生命本身。
郭 龙
AI创作的东西，缺乏的就是“人”的特点，或者说，广义上的“缺点”。但文艺作品里，很多时候，缺点就是特点，就是风格。你看很多伟大导演的镜头语言，不一定符合教科书，但就是有力量；很多歌手的发声，不那么科学，但就是动人。张楚的歌就是一个典型，他的旋律进行很奇怪，嗓音发声位置也很独特，所有这些“不完美”组合在一起，却产生了化学反应，无比打动人心。AI现在做不到这种复杂的、带有强烈个人生命印记的“化学反应”。它更像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很多基础性、重复性的工作，比如广告配乐、简单的插画。这解放了人力，不是坏事。但涉及深层的、需要心理体验和情感投射的创作，我认为AI目前还无法触及核心。它没有肉身，没有在具体时空中爱过、痛过、迷茫过。我和玮玮在美国碰到一个朋友，聊起AI，他有个观点我觉得挺对：AI的“完美”本身就是它的缺陷。因为生命和艺术，正是因为其有限性、偶然性和挣扎感，才显得珍贵和震撼。
周钰淇
在艺术创作中，“不出错”有时是可怕的，它意味着没有个性，没有那些令人惊喜的意外。为什么我们爱听现场音乐？因为现场音乐不是完美工业管道产生的作品，每一场都有不同的情绪，歌手可能破音，可能即兴，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恰恰是独一无二、充满生命力的惊喜。诗歌创作也一样，不能过于光滑、平整。好的诗歌语言不是AI输出的那种稳妥和正确，而是在冒犯中起舞。AI缺乏创造力，它只是在整合、拼贴既有数据。而人类拥有“反逻辑”的能力，我们可以让音乐走向意想不到的旋律，让诗歌产生跳跃的意象，这种打破常规的非线性思维，是AI目前难以企及的，我们因此也无法把表达灵魂的工作交给它。作为创作者，我反而觉得，敢于袒露内心的不完美、挣扎和困惑，才是作品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我们都被一种“应该活成理想模样”的社会压力裹挟，但真正动人的，往往是那些“不够理想”的真实瞬间。AI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教它的，我们赋予AI逻辑，但我们自己可以超越逻辑。因此，与其恐惧，不如思考如何与这个强大的工具和平共处，让它处理烦琐，而我们专注于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充满“人情味”和“灵魂冒险”的创造。
杨碧薇
我从教学和研究的角度补充一些观察。在我的工作场域，用传统方式来创作的作家们（也可以说是纯文学作家们，包括我）对AI的焦虑感不是没有，但相对较弱，因为纯文学创作对文学品质的要求更高，更依赖个人经验和深度思考，还要彰显个人气质——这些东西都需要在真实的生活中日积月累。所以哪怕有焦虑，大家也会认为，AI目前的写作水平无法赶上真正的纯文学创作，作家这碗饭暂时还能保住。但网络作家不一样，他们的写作量大，更新压力大，需要直接面对市场，对AI的冲击就会更加敏感。几年前，我们请北大的邵燕君老师来给网络作家讲课，有人问她对AI怎么看，她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在未来，只有真正卓越的人，才能被称为“人”。因为简单重复的劳动将被AI取代，人的主体性、合法性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个观点其实也给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创作必须比以往更深刻，更独特，更触及灵魂；我们得去做AI做不了的事。
前些年我读博士时，给《南方周末》写过一篇专栏文章，叫《西北有民谣》。我分析为何西北能够产生众多优秀的民谣作品。其中一个原因是，西北民谣有很深的大地性基础。这几年在AI热潮中，我把思考又推进了一步，我觉得大地性本质上就是一种根性。今天，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有根性的。需要创作者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感受、去沉潜、去打磨，寻找灵魂所在。这个过程，AI目前是做不到的，所以它没法提供有根性的作品。
2024年年底，我们请到清华大学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沈阳教授来讲课。他展示的成果令人惊叹，说用AI写诗、写小说、作曲、做视频都已实现。但最触动我的，是他背后的故事：他太太因癌症去世了。在治疗期间，他曾试过用AI辅助诊疗。可惜AI发展到现在，还是没能留住他太太的生命。他分享的这个故事很宝贵，让我看到了一位前沿科学家的孤独、深情与无力。那一刻我意识到，AI再强大，也无法解决人类终极的精神困境和情感需求。这些困境恰恰是文学艺术存在的意义。后来，我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人工智能科学家》。去年秋天，我参加浙台文学周，台湾诗人龙青告诉我，她已经快一年没写作了。因为AI让她灰心丧气——既然AI能写诗了，诗人还能做什么？我告诉她，我也曾因AI的冲击而停笔数月，感到虚无。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一直在文学领域辛勤耕耘，花了大量时间读书写作。可以说，文学就是我的存在方式。通过文学，我才能确定自身的生命价值。但AI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坚持的事物，我们花费漫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专业知识，AI分秒之间就可获得。好在后来我想通了，抛下了技术焦虑。我意识到，创作说到底是我与自身生命对话的方式。哪怕将来AI能完美复刻一切，我的写作依然有价值——它首先是为了安顿我自己的生命。这个面向人类生命的内在需求，是AI无法剥夺的。
这几年，在人文社科领域，人工智能无疑是最时髦的话题。我在多种场合都参与过关于AI的讨论。我觉得大家的焦虑基本是一样的，对于AI也应该达成最基本的共识：首先，我们都明确了如今的AI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类的创作；其次，我们无法预测AI将来怎么发展，所以有些问题还需要拭目以待，需要用时间去观察。
马克吐舟
我曾在一篇小文中提出，人性到最后，或许只能是我们与智能计算系统角力中的一点竞争性剩余。意思就是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进化和赛博宇宙的吸入，人的“味道”能剩下多少，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在与算法共生的同时与之一争，是否还葆有跟机器比拼、较劲的信念与能量。不争，人和足够精密的机器就难分彼此；争，还可能有点自己的“灵晕”（本雅明提出的观点，原指艺术那种独一无二的特点）。虽然承认共生的必然和人性的暧昧，但我也认同另一种观点，即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走错了道儿。它本可以上天入地，到深空、海沟等人迹罕至之处尽展其所长，推动知识和文明的拓进，结果却执迷于在日常工作领域鲸吞蚕食、复制淹没，把普通人变成失业大军。在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越是一板一眼地模仿人，越是死磕人的语言和本领，就输得越惨——你得像信天翁，才能驰骋天宇；你得像蟑螂，才走得了暗道。把AI弄得人模人样，其实是限制了它的能力，也限制了人性与文明的未来。在文学艺术上则尤其如此，你再像曹雪芹，终究也不是曾经的那一梦。生成式AI横空出世，科学团队和商业资本想要证明它进驻人类精神领域的能力势不可挡，我们当然也都很好奇它能走到何种地步；但问题是，诗歌或音乐并不是癌症或技术难题，不是用来“解决”或“攻克”的。它们是人类为了给虚无的生命赋义而开启的游戏：有了诗，我们才有奥德修斯的远游和归返；有了歌，我们的人生才开始摇曳。你把赋义的过程给取消替代了，我还怎么摇得起来？
另一个跟我们的生存休戚相关的因素就是市场环境。如今我们都陷入了流量的矩阵，这里面有它的冷酷，也有它的虚假繁荣。做出版的朋友告诉我，以前难卖的诗集，现在反倒好卖了，只要把它做成小巧轻盈的“时尚单品”或“时尚配饰”。以前的大部头，现在可以拆成好几本出，把视觉设计放在第一位。各位朋友是如何面对这种情势的？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流量的搅拌机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张玮玮
现在的演出票房，特别是民谣票房，很差。为什么？因为之前那一波热潮，本身就是市场算法催生的泡沫，批量生产了一堆同质化的东西，把观众吃吐了，也把真正好的东西给埋了。现在热度过去，市场露出它残酷的本色。我觉得被淘汰未必是坏事。一种僵化的、失去生命力的形态被“干掉”是必然的。AI是什么？我觉得AI就是人类对自己无穷尽的自我复制感到厌烦后，创造出来讽刺自己、终结自己的一个东西。几十亿年前，地球上只有单细胞生物，它们分裂、增殖，无限自我复制，能活到天荒地老，但那种“永生”也是无尽的单调。于是生命做出决然的选择，进化出了多细胞，有了差异，有了寿命，有了缺陷，但也因此有了更多样的生机景象和更强劲的演化动能。我们现在就处在类似的一个选择节点上。面对流量和市场革命，我认为只有两种人：“求职者”和“革命者”。“求职者”迅速拥抱新规则：把歌做到三分钟以内，开头抓耳，中间上情绪，结尾高潮，背景音效丰富；把诗做成小册子，设计精美，便于拍照打卡。这是快速变现的路子，是一份工作，无可厚非。但还有“革命者”，他们选择相反的路，选择另一条“进化”的路径。我下一张专辑就准备做四首歌，每首十二分钟以上。因为我需要这么长的篇幅才能说完我想说的话，才能展开我想要的音乐叙事。我宁愿失去那些没耐心的听众，也要做自己认为完整、深刻的东西。短视频时代，我偏偏喜欢看长的、复杂的东西。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你要去“求职”还是去“赴汤蹈火”？AI不会做这个选择，但人会。这就是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
郭 龙
玮玮这个“求职者”和“革命者”的比喻特别形象。市场环境确是如此，短平快的内容吞噬一切耐心。流行音乐当初定型在三分钟左右，也是因为黑胶唱片单面容量的物理限制。如今是手机屏幕和用户注意力的限制在塑造艺术的时空形式。这很难抵抗。但我的看法和玮玮类似，不必过于悲观。流量和算法是工具，是环境，但核心还是回到创作本身：你是否真诚？你是否在真实地表达？当年摇滚乐、嘻哈音乐刚出来时，之所以石破天惊，就是因为那份不管不顾的真实。嘻哈音乐一开始，不也就是一种黑人“民谣”吗？后来它们成为潮流，大家开始模仿那种真实，味道就变了。所以，不管外在形式如何变迁，打动人心的永远是那颗真实的、跳动的心脏。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被流量绑架，不为了变现而去模仿真诚。也许坚持“长”、坚持“复杂”会失去市场，但也会筛选出真正的知音。而且，当你跳脱出市场的框架，勇敢尝试各种风格，比如现在我们玩电子，你就会发现世界很大，根本不必困在“民谣”那个小院子里兜圈子。损失掉一批只追求标签的假歌迷，换来创作上的自由和开阔，我觉得值。
杨碧薇
从文学领域看，这种“时尚单品化”趋势也很明显。诗集设计得越来越像艺术品，更准确地说，是像潮流艺术，像潮玩。尤其是在图书市集上，花花绿绿的口袋诗集把诗歌这门艺术彻底地商品化了。这当然有助于传播，让诗歌以更近距离的姿态进入日常生活。但危险在于，如果过度追求“颜值”和“话题性”，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会被遮蔽，读者消费的只是一个文化符号。如果市场给读者投喂的永远只是潮玩式的诗集，读者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阅读品位，分不清好诗坏诗、好作品坏作品。
这让我联想到好莱坞电影。类型片也是高度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但即使在最成熟、最制度化的类型框架内，依然能诞生《教父》《西部往事》这样的杰作。可见，类型或市场框架本身不是原罪，关键是看创作者能否在其中注入强大的个人生命体验和艺术创造力。自古以来，写言情小说的多了去了，但今天我们依然在写爱情，在挖掘这个题材，在变着花样和手法去表现它。同样，今天的“民谣”标签固然固化，但张玮玮、郭龙老师的音乐早已超越了固化的定义，融入了世界音乐、电子等多种元素，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和艺术感染力，前两年的新作《沙木黎》就很典型。这就是对“民谣”标签的反叛和突破。所以，面对流量市场，策略可以是“利用而不依附”。利用新的媒介和形式扩大接触面，但内核必须坚持自己的艺术标准和真诚表达。读者和观众最终会被深刻的内容、真实的情感打动，而不是沉迷于肤浅的热闹。焦虑可以有，但不必让焦虑主导创作。把自己修炼得更强大、更独特，更有专业本领，这才是根本。
周钰淇
刚才听玮玮老师和郭龙老师聊到歌曲长度和听众耐心，我也颇有感触。我最近听了蔡依林的最新专辑《Pleasure》，这当然是一张很有品位的专辑，但我也注意到歌曲时长普遍很短，这很可能就是受到短视频消费习惯的影响。这是一种现实应对。但作为创作者，我警惕的是被这种“短”逻辑彻底改造。音乐和诗歌之所以需要层次和展开，是因为人类的情感本身就是复杂、绵长的，需要时间沉淀和发酵。三分钟可能只够点燃一种情绪，但无法展现其转折、深化与消亡。如果我们都屈服于“短”，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在承认人类情感的肤浅化？长短其实并不相悖，比如梁博曾在创作《表态》这首歌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听众各有所好，他更倾向于把这歌表达完整，同时磨炼一下听众的耐心，最终他把这首歌定在了七分钟左右。现在的听众和读者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趋势里，越来越追求刺激，越来越缺乏耐心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蔡依林的尝试是种错误，反而是一种勇气——在压缩的时长里完整展示多层次内容的勇气。写诗也是一样，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手艺活，但如果我们能够在较短的篇幅里把语言和内核表达得精练而完整，也未必是件坏事。我同意几位老师的观点，最终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对我而言，创作是“由内而外”展现我是一个“有内容的人”的过程。我不想去教育读者和听众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通过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到我是如何理解世界、安放自我的。如果为了流量，把自己掏空，去生产标准化的内容，那我作为“人”的内核就消失了，我的作品也必然是空泛的。流量可以带来关注，但只有扎实的、发自内心的内容，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精神联结。在这个时代，我不排斥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他者的景观，我是一个特别向外敞开的人，我也认为我应该去面对市场，这其实是极度需要勇气的事。只是我需要很警惕，让两者平衡，因为做一个“有内容的人”远比做一个“受欢迎的人”更难，却也更值得追求。
马克吐舟
最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听听各位朋友对艺术创作之未来的看法。就音乐而言，类型的耗尽是显而易见的，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更早开始，全球流行音乐就已经是在既有的风格框架内做混合与“微整形”，很难再听到像布鲁斯、电子乐、金属、嘻哈诞生时那种颠覆性的新语言了。就诗歌来讲，想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语言本体论基础上再做翻新，也同样艰难。而不翻新，就更容易被大数据框死。那我们该如何突围？除了刚才提到的，向民间、大地汲取“根性”的力量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张玮玮
日本社会学家毛利嘉孝的《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这本书说得特别透。所谓“类型耗尽”或者“闭环”，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下，一种风格从兴起到被榨干的全过程。一个新的音乐类型出现，会涌现一批天才创作者做出一系列闪闪发光的作品。然后市场发现这个类型“有利可图”，立刻启动快速复制机制，唱片公司、乐评人、模仿者一拥而上，用高效的算法把它固化、稀释，直到大众彻底厌倦，然后抛弃它，去寻找下一个新类型。摇滚、民谣、电子、嘻哈……无一例外。现在民谣音乐的困境就是处在这个循环的晚期。不妨说，我们其实就是AI本身，唱片公司和“求职者”们早就在玩算法、拼数据，AI不过是把这个复制过程自动化、极致化了而已。也正是因为AI学的是我们，它也才问题重重。所以，突破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于跳出这个循环，不去做那个复制链上的一环。真正的创作，是去寻找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那个过程本身就是意义。作为一个渺小、脆弱、充满BUG的人，用自己混乱的思绪和感受，去对抗庞大、冰冷的算法和商业体系，就像驾着一叶独木舟在暴风雨肆虐的海上与航母赛跑。这听起来很悲壮，但这就是人的尊严所在——我们拥有不可预测的灵光。我们不是要打败AI或市场，而是要活出那种算法无法计算的生命本真。对我个人而言，突破就是不被任何风格标签束缚。上一张专辑我玩了电子，很爽，感觉推开了一堵墙，外面世界格外宽广。接下来我要做长篇幅的专辑，也是因为我想摆脱所谓“歌曲”的固定结构，进行更自由的叙事。形式永远在变，但驱动形式的，是那个不愿被固化、永远在寻求表达的“人”。我想文学创作应该也是这样的。
郭 龙
关于流行音乐风格可能性的耗尽，我们私下里已有多年的讨论。我觉得艺术的发展是螺旋式的，在耗尽之后，又会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归”并焕发新生。音乐风格有兴起、鼎盛、衰落，然后换一种模样又回来。电子音乐就从极简到复杂，又回归极简。作为创作者，我无法预测下一个伟大的音乐形式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把握不变的核心。这个核心，我依然认为是真实和真诚。技术会迭代，风格会轮回，但真实的情感表达永不过时。为什么我们现在听一些老的民歌，或者几十年前的老摇滚，依然会感动？因为那里面的情感是朴素的、真实的。突破不一定非要发明一种前所未有的音阶或节奏型——那当然很棒，但更值得去做的，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用最契合自己内心的方式，真诚地讲述当下的故事。这种讲述本身，如果足够有力，就可能刷新旧形式的听感，赋予它新的生命。另外，关于AI，我也想补充，或许我们不必总是以对抗的眼光来看待它。它是个工具，电吉他刚出现时，也被认为会毁掉音乐，鲍勃·迪伦的电吉他转型还构成一个争议性的事件，但音乐家们后来用电吉他创造了无数经典。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工具。如果AI能帮我们处理一些技术性的烦琐工作，让我们更专注于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那何乐而不为？当然，在场性的缺失是AI的根本局限，但作为辅助，我们未尝不能用它来解锁新的创作可能。
周钰淇
我非常认同“螺旋式回归”这个说法。我们觉得“耗尽”，可能是因为我们站在当下这个“点”上，被太多的信息和技术包裹，看不到脉络。但历史告诉我们，审美的疲劳会催生对本源的渴望。“突破”不一定就是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也可以是在当代语境下，对古老形式的“再激活”和“再诠释”。比如，如何用现代的音乐语言去表达民歌中那种集体情感和土地根性？如何用诗的凝练和跳跃去解构一首流行歌曲？这种“融合”与“转化”本身就是创造。此外，就像玮玮老师说的，跳出“类型”的院子非常重要。为什么音乐一定要分为民谣、摇滚、电子？为什么诗歌一定要分为抒情诗、叙事诗？这些框框是后来的人为方便而设的。最原始的创作冲动，只是表达。如果我们能暂时忘记这些标签，只听从内心表达的需求，让文字和声音自然流淌，它们会自己找到最适合的形式。这个形式可能就是新的。对我来说，突破就是保持这种“无界”的创作心态，不设限，不盲从，让作品自然生长成它该有的样子，而不是我预设的样子。
杨碧薇
从文学史来看，“类型耗尽”的焦虑一直存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似乎能玩的技法都玩过了。但我们会发现，即使在今天，一部用最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小说，如果它足够真诚、深刻，依然能获得巨大的共鸣。这说明，技术、风格、形式的探索固然重要，但决定作品最终力量的，还是其精神内核的强度和生命经验的厚度。我硕士毕业那年，没能顺利考上博士，打算二战。那个冬天，在孤独艰苦的备考中，我一直在听Beyond的歌，还看了张玮玮和郭龙老师的一部短纪录片。看这部纪录片时，我被老师们对音乐的坚持以及他们的人生故事深深打动，真的是热泪盈眶，重新充满了勇气和元气……第二年，我如愿考上了博士。这段经历也告诉我真正的好作品是什么——其类型、手法、风格可以千变万化，但一定要具备真实的生命力，以及能跨越时间、空间的感染力。而这些优秀品质离不开创作者持续投入的强大信念。
AI可以模仿任何文体，但它无法模仿一个真实生命在具体时空中的在场历练。因此，所谓的“突破”，未必总是向前、向新、向奇。有时候“回归”反而是一种更深刻的突破：回归到创作的初心，回归到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回归到对自我内心的诚实拷问。就像电影，在特效大片泛滥的今天，一部真诚质朴的文艺片反而能杀出重围。民谣与诗的关系也是如此，当我们剥掉“诗与远方”的媚俗外壳，回归到民歌那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本质，不就是一种突破吗？所以，创作者大可放下对“创新”这个概念的执念，不必总想着“开宗立派”，而是专注于如何更精准、更深刻地表达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实。这种表达本身，只要足够有力，就自然带有创新性。这或许是创新的另一条路子。
马克吐舟
其实就我自身最近的状态而言，我对诗歌的倚重更大于音乐。可能是生活变得复杂，拿起吉他时我反而有了更多杂念，更多无助。音乐本身也更像是在专注中神游，它更能发掘我的深层意志，唤醒肉身中潜伏的兽；而文学则像是神游中敛聚，它有一种宝贵的单纯，让你在一张白纸上尽情摊开而后收束。也可能是长期讲课的疲惫，毕竟我只有一副喉咙，唾沫横飞的言说也会消磨掉一些发声的冲动，所以我更多地诉诸文学，来为神思复位，来获得一种简洁的慰藉，也获得一种更宽广的允诺——更自由的篇幅、更多样的节奏选择、更不拘谨的深奥……由此也正好回应大家已频频谈起的“回归”：碧薇聊到顶尖科学家的情感内里，钰淇强调人之为人的反常态与不完美，郭龙老师说到音乐风格的螺旋式发展，其实都是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故事的原点。的确，最纯澈美好的总是故事开始的时候，待到批量复制或层层覆盖，就不免泥沙俱下。我最近在尝试走近和借以疗愈的，大概也正是那故事萌发的初始。
我当然也极欣赏那些将诗歌变成超级混生媒介的新奇冒险，除了音乐化和影像化的实验，像曹僧兄用Gemini开发的《幻想机》诗歌采矿游戏，也相当灵动有趣。正如科幻作家陈楸帆所说，后人类时代的说书人必须要掌握新的叙事语法，打破封闭的故事线。这个时代的诗人和歌者也同样有必要去探索新的游吟方略。我们肯定还有更多办法来将诗歌变得综合、立体、活泼，来丰富这一体裁所能激荡的情动体验，来打造它的3D甚至IMAX版本，音乐亦如是。然而，到一定时候，我们或许仍会觉得，文学的意趣恰恰得益于它那种界面和操作的简单性，得益于一张没有太多声光色加持的纸张所能放任的想象，就像我们的祖先最早用石头或木棍刻画时体尝到的惊喜。用艾略特的话说，诗歌就像小村庄里的篝火舞蹈，是“一场庄重而便捷的圣礼”（《东库克》）。而音乐也总会回到那一声声无须装饰的呐喊——那么便捷地，就让身上的重负足可承受。也如张玮玮老师所言，我们早就是AI，而当我们完成了那绝大的自我讽刺之后，是不是也该重新启程，为了那更本真之物、那“闪闪发光的东西”赴汤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