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非
1974年生，山东临沂人，现居海南。著有诗集《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自然与时日》《泥与土》《传记的秋日书写格式》《一只蚂蚁上路了》等十余部。
洪光越
1993年生，海南澄迈人。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天涯》等刊物，曾获“诗探索奖青年诗人奖”，参加第34届青春诗会。著有诗集《草莓草莓》。
刘 超
1987年生，安徽安庆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文艺研究》《读书》等刊发表论文若干，著有《时间中的裂隙：鲁迅的精神自觉》，主译《18世纪巴黎的画家与公共生活》。
吴 辰
1988年生，河南郑州人，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出版《作家书信日记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等论著三部，合编《康白情研究资料》。
吴 辰：
“生命诗学”这个理念其实不算很新，早在1994年，陈超就出版了那部著名的《生命诗学论稿》，三十多年间，对生命诗学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当下的世界，人所要面对的生存环境远比1994年复杂得多，如何去面对生命、如何去言说生命、如何去解释生命这些常规问题自然不在话下，而更为麻烦的还有如何去应对新的生命形式与生命表征——当没有生命的硅基被冠以“人工智能”之名时，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本身将何去何从？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坐下来聊一聊生命诗学，聊一聊生命诗学在当下语境中的作用和意义。同时，我也在想，生命诗学这一理念会不会有被滥用的嫌疑，现在搞研究动不动就是谁的生命诗学，这种套路性的东西会不会让生命诗学变成一个大而无当的箩筐，消解其意义。
江 非：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强调诗歌中的生命在场，其实是在重新认识诗歌的本质和诗歌的限度。这也是在信仰诗学、生命诗学、知识诗学、修辞诗学这四种诗学倾向中做出一种符合当下诗歌现场的选择。
新诗百年来，“维新”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在这样的要求和追求之下，诗歌现场诞生了各种各样的诗歌，为新诗的流变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也出现了众多代表性诗人和诗作。但总结起来，诗人和诗歌的大概面貌无非这几类：其一，我要写什么样的诗，即词与史的问题、怎么写的问题；其二，我在传达什么样的知识和修辞，即词与词的问题、写什么的问题；其三，我在面对什么样的时代、人生、命运和生活，即词与物的问题，这也是写什么的问题；其四，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即词与人的问题、为什么写的问题。中心问题还是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而得到讨论最多的是“写什么、怎么写”这两个问题。
在这种诗学意识的驱动下，诗人们越来越愿意相信自己刚领悟的那些东西并非早已存在，而是他们为世界提供的最新知识。有的诗人急于以诗的形式表达所谓的“思想”，有的人则是把所谓的“思想”写成诗的形式。在未辨明“思想”与“思想性”的差异之前，完全忘记了诗歌有其自身的规定性边界，诗歌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诗并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干，怎么干还是要受到诗歌本质属性制约的。
其实，诗歌从诞生之初，就深植于人的生命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文体，正是浓浓的生命意识激发了诗歌的产生。一个诗人的“思想”，从来都是诗人在作品中说话的语气、语调和节奏，而非诗歌中的那些“思想性”内容。人只有终有一死必有一死的重复，重复才是真正的差异。“诗”必须面向这种重复，完整地覆盖住“思”，让“思”处于诗的第三层。因为只有重复才能实现人对时间的开启。人的话语对于人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开启人的时间。获取和创生时间是生命的唯一意义。
洪光越：
在信息过载、智能算法盛行的时代，关于诗歌或是诗学的讨论，似乎有点不入流。可话又说回来，这古老的技艺仍有人在坚守，这本身就是诗歌生命的一种延续。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只要有人在书写诗歌、讨论诗歌，“生命诗学”这话题似乎就成立。
今天我们讨论“生命诗学”，江非老师再次提到“语气、语调和节奏”，我很赞同。我的理解是，所谓的语气、语调和节奏，应该是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的特质；或者说一个诗人的写作生命在场与否，就看看是否有以上特质。我也写诗，写诗就必然要读诗，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那些成大气候的诗人，不论语言、技艺，还是言说时的语调、腔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即找到了契合自身生命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一些在修辞上过度雕琢的诗人，似乎只停留在词语表面，只停留在词接词、词生词的一面，这不排除他们也有自身的生命实践，但很难不让人怀疑，如此之实践是否真实。
另外，当我们讨论“生命诗学”时，潜意识里应该早就认定生命是具备真实性的，是无须质疑的。那么，好的诗歌作品也应当具备生命的在场性、真实性，即作品呈现活生生的体验，而非概念化表达和修辞化表达。具体到一首诗，诗人的描写不应是旁观式的，而应让读者的感官与诗人的身体经验同步，一同感受对生命的追问。
吴 辰：
我认同洪光越的看法。在我看来，好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都在言说作者个人的生命，这种言说最终可能会与人类、与终极相关，但是，就其本原来说，它依然是属于个体的。生命诗学也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它没有一定之规，甚至无须被界定，一个特定的人有着特定的一生，一个特定的一生会做出许多特定的事，有时候这些特定的事会被属于这个特定的人用特定的语言记载下来，特定的诗意也就因此而产生了。
理论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诗学，而生命诗学的最高境界，在于用生命本身谱写成诗。这是一个“行”的过程，“行”出的结果也未必是狭义上的诗歌，通过生命诗学的理念，一些诗歌甚至不必写在纸上，一些人的存在本身就属于诗的范畴。
刘 超：
江非老师首先从诗歌的本质和限度来谈诗歌中的生命在场，我很赞同。诗歌的本质和限度问题关涉现代艺术批评理论中一个核心议题：“媒介特定性”问题。概而言之，“媒介特定性”是指媒介自身具有规定性，既是艺术创作的约束要素，又会激发艺术创作的可能性。
那么，诗歌媒介的特定性体现在哪呢？体现在江非老师所说的诗歌中的语气、语调和节奏之中。原初鲜活的生命经验与生活世界，在这些语气、语调和节奏里“在场”。在“词”与“物”的关系这一议题上，长久以来众说纷纭。根本上来说，词（语气、语调和节奏）与物（生命经验、生活世界）本是一体。因此，我认为谈论诗歌的本质和限度，要跳出还原论与本质主义式理解，避免将诗歌本质还原为“不及物的词语游戏”，或消解为再现外在现实的透明工具。
诗歌是鲜活生命经验、生活世界的原初表达。这种原初表达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反复进行的“创生”事件。或许可以从经验性的先验来谈诗歌的这种原初表达。这里的先验是指不脱离经验而使得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这里的经验是指本身内部就带着一种先验形式与结构的原初经验。不同时期的好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照亮个体生命经验及其牵连着的生活世界的形式与结构。在诗歌语言这一媒介中，诗人从私人化、任意性的模糊感受中挣脱，言说出一个属我的、却能让他者产生共感的生命经验。诗歌将“他”拉近为“你”，诗人的“我”向读者“你”诉说，而“你”与“我”发生情感共鸣，“承认”就在此发生了。
江 非：
接着刘超的思路，这个话题还关系到一个重要的基本诗学问题，这就是语言。构成一首诗的审美效果和思想成果判断的要素里，语言是排第一的，可以说，没有好的语言，一首诗就等于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其实，对于诗歌来说，思潮、文化、知识、修辞、时代、现实、美学、技术、姿态、路线等等，这些东西都算不上什么。可能五百年、五十万诗人写一生，加起来也顶不上墨子、老子、康德、黑格尔的半句话更有思想、更有知识。而任何时代和现实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上，和五千年前我们祖宗的感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所以，只有诗所表达的生命形式和由此而激发的语言形式，才是诗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根本，这才是诗的立身之本。没有后者，前面那些都毫无意义。无限还原之后，所谓的诗学创新，无非是基于诗人个体生命历史现象的一种语言对应而已，这二者是必然同在的对应关系，而且后者只能由前者生成，而不能脱离前者单独存在。
诗就是第一只变成人的猴子在猴人交临刹那间的那一声“哞”，而且永远都是那一声“哞”，从不是其他的什么。对于诗歌的生命意识的注重，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诗歌中的“语言”和“语词”的差异，让我们看到“语言”是“人—言”合一，而“语词”则是“人—言”分离。前者是人说话，后者是话说人。在前者中，词语表现为真诚且具本质的概念，在后者中，词语则表现为虚伪、无本质的单纯符号。在前者中，人是具有精神活力的生命，在后者中，人是工具化的僵死的符号仆从。诗歌中的语言和语词不是一回事。
真正的诗歌语言是一种带着诗人鲜明的生命经验和个性的语言表达，语词则是一种仅依靠词语再生而造成的词语化游戏。可以说，语言即生命。
刘 超：
如江非老师所说，诗歌的语言即生命。那个猴子的比方让我想到梅洛-庞蒂在《塞尚的怀疑》一文中的观点：艺术家说话就像“第一个人说话”，塞尚画画，“仿佛之前从来没有人画过似的”。诗歌是生命经验在语言中的原初表达，呈现出意义世界创生时的力与姿。一首好诗，能将我们带回那种“语言刚刚成为人之声”的临界状态。
诗总是在重演人之成为人的“那一声哞”，但每一次重演，都在一个新的历史时刻、新的生活世界、新的语言形式中，让这声“哞”听起来不一样。这就是我说的经验性的先验。身处不同历史时刻、生活世界的诗人，要寻觅的“属我”的个性语言形式，不是纯粹的私人语言，而是可被他人“承认”的照亮生活世界之意义的公共表达。因此，我认为说诗歌是“原初表达”并不意味着诗歌只能表达一种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本质化的纯粹源头或绝对零点，诗歌也在不同历史时刻、生活世界中“原初表达”这个时代的意义。
如此说来，“原初表达”的意义也存在历史化的积淀过程，“原初表达”的媒介也在流变中形成传统。诗歌每一次新的“原初表达”，既扎根于传统，又在更新传统中重新照亮我们当下亲历的生活世界的意义。
在此我想引入美国著名日常语言哲学家、批评家斯坦利·卡维尔的“自动机制”概念。卡维尔曾用这个特别的概念来谈艺术的媒介问题。卡维尔的“自动机制”有三层内涵：艺术实践的物质与技术支撑、艺术实践历史所积淀的惯例以及艺术惯例所揭示的“生活形式”或说“深度惯例”。作为艺术媒介的“惯例”，它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根植于艺术与人类生活的具体情境，带有历史规范性，但不是不变的先验本质。卡维尔认为，现代艺术的任务是创造能揭示当下生活形式、被公众“承认”的新“自动机制”。就诗歌来说，就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来言说新的生活世界中属己且共有的生命经验。“自动机制”中的“自动”意味着这种创造不是个人主观任意的创造，“惯例”则意味着这种创造不是完全无中生有，而是“在承袭的形式、结构与当下情境中寻得意义”。
吴 辰：
我也很认同“语言即生命”这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写诗往往会陷入语词的堆积之中，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只会借用别人的语词，这其实很可怕。
回到新诗百年的源头，之所以当初新文化运动要废除文言文，就是因为它太“文”了。记在纸面上的文言相较于当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白话，太具有公共属性，它要求每个人都能读懂、读明白，而有时候所谓“人味”则正是藏于那些将说而未说的微妙之处。
其实，诗歌写作如此，诗歌评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下很多诗歌评论者总是喜欢用诗人的生命去证明理论的正确性，我觉得是对诗人生命的一种极大的践踏。我最近也在玩AI，发现这一评论思路与人工智能其实别无二致。
洪光越：
我认为“生命诗学”还包含一个重要特质，即日常性。日常性写作是一种可被识别的表达方式。诗歌的日常性写作大多基于普通的、琐碎的、重复的生活经验之上，并从这些琐碎的日常中发现诗歌的本质属性。如诗人的一次散步，原本是每天都重复的一次散步，在某一天突然感觉到有所不一样，这点“不一样”便是诗。诗由诗人发现，再由诗人挥就，诗人作为主体，完成了对日常的捕捉。我认为这种具有捕捉动作的写作，是诗人确认自身存在的一种写作，是最接近生命在场的一种写作，因为人最为普遍、最真实的状态，正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中开展的。也正因如此，日常性写作所使用的语言绝非不厌其烦的修辞和观念等具有屏障性的语言，而是“我在、我言说”等具有通道性的语言。
所以我粗浅地理解，诗歌日常性写作的途径和方法回答了“诗歌如何书写生命”的问题；而刚刚江非老师所说的猴子问题更为重要，它直接回答了“诗歌为何而写”的问题，这是“生命诗学”的内核所在。与此相关的，还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三代”完成对启蒙一代的挑战，这种实践性的、爆破式的、冲刺式的，何尝不是“生命诗学”的特质之一。
江 非：
刚才吴辰还提到了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问题，其实这也是生命诗学所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2025年春节期间，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成了一款很好的“玩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对立也进入了人们的思考范畴。对于文学写作或者诗歌写作来说，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是“谁在写”，当人们通过指令提示让人工智能模型写下第一首诗的时候，“谁在写”已经和“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成为同等重要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这三个问题。
对此，人们产生了各种看法，有的认为人工智能无法感知和感受，无法建立情感，也不能构建深层修辞结构，不能完全代替人类写作。有的则认为人工智能的初衷和目的都不是打造一款信息技术软件，而是最终成为一个“人”，写作是人类的观念表达，并非感觉本身，人工智能对接的正是人类的观念逻辑符号系统，人类有别于其他生命的特质就是时间性，人类的一切都是时间性的，逻辑即时间，函数即时间，人类所津津乐道的“情感”其实也是时间—历史的产物，并非与生俱来。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它根本用不着去管你的肉是否真的疼痛，疼痛感是否真的沿着你的神经一直疼到后脑勺，它只需知道你捂着头大喊“疼”就够了——人类的文学，一直以来无非也就是捂着头喊疼而已，在人工智能的通用性中关注它的思维内容，其实是关注了最无用的一面，甚至是它的反面，也就是人类的一面，它真正提供的是思维的形式和思维力，也就是算法和算力。
那么，在这种技术发展形势的催发之下，关于个体与群体、逻辑与知觉、生命与知识、描述与感受、信仰与实践等基本问题的思考，重新在诗歌领域得到了重提，并且成为紧迫问题。不仅如此，此番技术的训诫还让人们认识到，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人工智能具有了人性化的智能，可以代替人类写作，而是人类的写作早已变得人工智能化了。在某些写作路径上，不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评论，早就高度机械化、模式化了，所谓的创作，不过是一种互文技术的操作，它在原理上和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并无本质差别。这正是“人”已经在诗歌中死去的反映。
面对写作、作品与产品这三个曾经统一的东西，在人工智能出现后，将会出现历史性的割裂。当人和人工智能之间面临着争夺未来叙事话语权的必然之战时，人们思考人工诗歌文学的未来存亡，不得不把生命意识作为唯一的必胜武器。
人即生命。或许也只有鲜活真切的生命经验以及生命书写才能既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又能解决目前某些写作的“AI化”问题。其实这也是诗歌本身的一个基本要求。
刘 超：
人工智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自动生成机制。如果从“作者之死”或说纯形式主义角度看，这首诗的节奏、意象、结构等给予我们的审美体验，在得知真相之后不会有变化，纯文本层面上的审美体验并不依赖作者是谁。然而，直觉告诉我们，得知真相后，我们对这首诗的感受与看法确实发生了变化。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变化？我认为或许是作者意图的缺失。在卡维尔看来，艺术真正的“自动机制”不只涉及物理或技术支撑层面，更关乎艺术的惯例形式，而新艺术惯例形式又是艺术家在特定的艺术与社会情境中激活与重构的，并对历史与现实或生活世界做出令观众信服的表达。物理或技术支撑层面无法独自成为艺术的有效表达媒介，作者激活与重构艺术惯例的主体性责任不能缺席，而艺术表达的有效性还需要观众予以“承认”。卡维尔曾对新批评派的反意图论提出批评，认为新批评派错误地将“意图”理解为艺术家创作时有意识的心理事件，将艺术作品理解为物理对象。他认为艺术作品本质上是“意向对象”，艺术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为何如此”的意义，而观众要理解这个意义就无法回避作者的意图。另一方面，作者的意图是内在于艺术媒介之中的，需要观众在对作品的体验中予以理解与回应。卡维尔曾谈及波洛克的滴画所体现的自动机制，他认为超现实主义的“自动机制”是无意识表达的工具，旨在创造偶然生成的图像（images），而波洛克滴画的“自动机制”则旨在创造绘画（paintings），首要意义不在表达无意识心理，而在新语境中创造令人信服的新绘画惯例形式。可见，卡维尔所说的艺术的“自动机制”有着技术与人文的双重面相，包含了对作者、作品、观众与生活世界的整体性考量。由此来看，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算法的自动机制只是卡维尔所意味的技术支撑，无法独自确保其可作为艺术的有效表达。
人工智能目前仍然只是艺术创作的工具，艺术家和观众赋予作品以意义，而艺术家和观众的意义赋予需要在特定的艺术惯例与生活形式中进行。
洪光越：
2025年最火的无疑是AI智能化，特别是年初DeepSeek一出现，立即在诗人作家的朋友圈里引起热烈讨论。
其实一开始，大家都能立刻指出核心所在：这是一场生命“在场”与算法“生成”的对峙。生命在场，即情感波动、生活实践，本质是活生生的人；算法生成，无疑是数据识别、数据分析，再是模仿，本质上并不是人。起初，我也如此认识，直到后来江非老师给我发来一首DeepSeek创作的诗，我读后内心一震，若不是提前知道是DeepSeek所写，我都以为是西方某诗人的杰作。这一小插曲足以说明只要指令精确，人工智能是可以披上人的外衣的。那么，在这场生命“在场”和算法“生成”的对峙中，谁能最终取胜呢？我依然认为是生命“在场”。
原因有二：一、诗歌作品或者文学作品是一个关乎“存在”的事物；倘若把AI训练成以假乱真，去“写”出一系列诗歌作品，再冠以一个特定名字，若不知“其人”，读者也许会把这一系列诗歌作品当成佳作，如知“其人”，这一系列诗歌作品自然会大打折扣。这并非读者心中的成见，而是人不存在，即生命不在场；二、诗歌作品或文学作品是一个关乎“未来”的事物；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始终是在分析已有数据，始终在追求“逼真”而非“真实”，始终不能像人一样探索未来。所以，我们写作是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操作”。
吴 辰：
其实我倒是对硅基生命未必那么感兴趣，也未必那么担心，但是我却害怕碳基生命在所谓“现代性”的冲击下越来越像硅基生命。
所以，“生命诗学”的重要性可能也在于此了。它提醒着人们，要时刻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独特性。“生命诗学”本身便蕴含着一种向更合理境界去生活的冲动，这其实对当下的诗坛乃至世界都是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当然，每个人心中有每个人心中的“合理”，有些“合理”在其他人看来也未必那么“合理”，不过，这总比迷茫要好。“生命诗学”便是这样一种催促人向前的诗学，是一种让人考虑自己如何为人的诗学。
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当下语境下，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是多么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语言越来越单调，人们说话的风格趋同，有时候甚至难以辨别彼此，那些能让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诗作者是谁的诗歌更是凤毛麟角。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加深自己在语言方面的辨识度，不要跟风去使用语词，这或许也是我们对自身生命的尊重。至少能够让作为活人的自己少一些AI味。也许诗歌的意义更多不是集中于“写什么”，而是集中于“谁在写”。
江 非：
近期还有一个现象呼应了“谁在写”这个问题，这就是近来兴起的“新大众文艺”或者“新大众诗歌”。对于这个概念及其现象的讨论方兴未艾。
对此，我个人认为，“大众文艺”或“大众诗歌”的界定必须坚持以下四点：其一，作者的身份必须是“大众”的；其二，作者的写作必须以他即刻的生活现实为内容；其三，作者的写作必须以他即刻的生活现实为唯一内容；其四，作者的写作必须完全抛弃文艺史、文学史、诗歌史意识，仅专注于单独的“生活—写作”。
由此我们看到，这其实是我们上面提到四种写作中的一种，即“我在面对什么样的时代、人生、命运和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涉及了词与物和“写什么”的问题，只不过在这个概念里，更多地强调了作者的身份和书写内容的倾向性。这是一种关于“此刻”的写作。而如此地强调“谁在写”“谁在此刻”，其实也是对生命意识的强调，是让人看到活着的生命是“生命诗学”的一部分。但我们应该看到，真正能体现诗人生命意识的，还在于“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这涉及了词与人和“为什么写”的问题。
“为什么写”才是人的强大生命意识的集中体现，关系到我们要呼唤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类世界。这是一种以历史性总体把握为前提，既强调时代集体现实，又强调个体生命和命运，但面向普遍性与同一性的诗学思考。人到底是被一个现实的“此刻”夺走，还是要创造一个现实中没有的“此刻”？
我想诗人杜甫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深刻地言明了人乃是历史和集体之人，不能单纯是美学之人；这个人的灵魂，即是以天下观念为心怀的仁善。杜甫是“为什么写”的最好的代表。他创造的是“人”的形象，而不是诗的内容和技艺。作为怀有“圣人”之心的人，杜甫始终处于饱满的理念世界。他表达的是“我能”和“我是”，是生命的最高形式。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苏轼等诗人，也无一不是生命诗学的最好践行者。
刘 超：
“新大众文艺”或者说“新大众诗歌”是“谁在写”这一问题的另一个面向。
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文艺从为大众服务、由大众评判，转向大众自己创作与评判的转变。“谁在写”以及伴随的“写什么”的身份伦理问题成为主要问题。我们仍然可以从卡维尔的“自动机制”概念与“承认”理论来看待“新大众文艺”或“新大众诗歌”。文艺中的“承认”主要内涵是指作者用更新了的“自动机制”揭示我和他人的言语、认知、行动所共同依赖的可能性条件：“‘生活形式’的有机漩涡”，也就是身处同一生活世界的我与他人所共享、共感的意义形式，而这种揭示能够获得读者的情感共鸣与“承认”。
如江非老师所说，“新大众”的生命经验具有鲜活的当下感。“新大众文艺”让曾不可见的普通大众的生命经验变得可见。值得探讨的是，新大众个体此刻生命经验中依然沉积着个体生命史。新大众个体若要言说此刻的生命经验，并获得其他新大众的共鸣与“承认”，仍需创造一种将个体即刻生命经验形式化、节奏化的语言形式，而诗歌语言形式总携带着自身的历史。从卡维尔“自动机制”与“承认伦理”来理解生命诗学，会认为诗歌的当务之急，或许是激活、更新陈旧的诗歌语言“自动机制”，警惕并利用基于资本、算法技术的机械自动机制，创造一种新的“自动机制”，也就是言说当代大众的鲜活生命经验、生活形式的语气、语调、节奏、句法。
洪光越：
“新大众文艺”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身份界定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是大众？是以职业为界定，还是以涉足文艺的时间长短来界定？抑或把范围缩小到从未抛头露面、长期进行私人写作乃至把写作不当一回事的人？对这个话题我没有做太多思考，但刚刚各位对此话题的见解我很赞同。
吴 辰：
好的，感谢各位参与此次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