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力展现文学期刊不断开拓创新的活力，2025年度的《星星·散文诗》开辟了一个富于新意的栏目——“城市一对一”，并在第5期以“绵阳篇”这种醒目标题的设置，集中刊载了绵阳本土诗人的《涪江时辰（组章）》、葱葱的《永远的红色（组章）》、雨然的《绵阳科技城，照亮我们的光（组章）》、瓦片的《绵州密码（组章）》、王德宝的《蜀都在望（外三章）》。《剑南文学》2025年第4期也开设“散文诗页”专栏，刊发了绵阳诗人雨然、葱葱、瓦片、许星、王德宝从不同角度书写绵阳的散文诗。显而易见，《星星》诗刊和《剑南文学》的此番举动，旨在通过诗人对所在城市的诗意书写，传递诗人对这座城市的情感、内心、思想、灵魂的深切关注，力显诗人对这座城市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民众、文化与文明的深层勘探。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期刊的这种主动作为，不仅会大大激发诗人审美创造的精神力量，同时也能够积淀人们关于城市的一份深沉记忆。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进行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存在，即《星星》诗刊和《剑南文学》的此番举动，必定会引发众多学者关于城市文学的深层次讨论和思索。何为城市文学？中国的城市文学兴起于何时？诗歌艺术书写城市又表现出怎样的特点？接踵而至的这一连串问题，都需要文学理论工作者做出回答。在笔者看来，所谓城市文学，特指以城市生活、城市市民、城市文化、城市文明进程作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形态，其内容主要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且辐射至城市的各个社会领域，既包括对城市风貌、城市市民和城市印象、城市体验的生动描绘，也涵纳对城市的历史变迁、城市的文明进程和城市生活形态、城市人的物质欲望的具体描写，更有着对城市政治色彩、商业色彩、大众化色彩及其功利性、世俗性、娱乐性的深层展示。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城市现象的描绘和对城市本质的揭示。然而，城市并非一成不变的物质形态存在，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文明历程的演进，不断更易或增添自身新的形象内涵。以房屋建造中使用的建筑材料为例，我们便能窥探出城市的这种显著变化。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整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大多用泥土、干草、石块、木材、石灰、黄泥浆、涂料、琉璃瓦等低端的建筑材料建造房屋；自民国时代以来，逐步发展到用泥土与石料的混合、青砖红瓦、钢筋水泥、化学涂料、合成玻璃、大理石地板进行建造；到了当代社会，建造房屋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不仅呈现出越来越高端的发展态势，而且显得更为丰富多样。尽管建筑材料只是整个房屋建造中的一个方面，但它却能够强烈地折射出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因为它不仅是构成鳞次栉比、耸立云天的高楼大厦的基础，也是创造出工厂林立、商贸繁荣、交通发达、智能管理等城市影像的前提，这些无疑是一座现代城市的显性标识。由此而论，城市文学其实就是对城市文明历史及其灵魂姿仪的艺术表达。

中国诗歌又是何时开启它书写城市历程的？据论者有限性的阅读和认知而言，这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孔子编撰《诗经》的春秋时代，其中的《静女》无疑是最早书写城市的诗歌名篇之一。这首诗细致描绘了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在城中幽僻之处相会的情景和细节。这位男子原本与恋人约定，在城里一个僻静之处相会，当他来到约会的地点，恋人却故意躲在暗处不愿现身，这令他左右徘徊、心急如焚。显而易见，这位女子试图通过对男友一举一动的细致观察，看其是否对自己真心相爱。这首诗，既生动展示出女子的顽皮、灵动、智慧，也表达了男子对恋人的一片痴情。除这首诗以外，《商颂》《周颂》《鲁颂》里所辑录的一些诗歌，也从不同角度记述了王公贵族在城里通宵达旦畅饮的场景，展现出奴隶社会少有的社会兴旺景象。继《诗经》之后的汉赋，对城市的书写和艺术表达，抵达了一个相对较高的节点，譬如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蜀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都不同程度地再现了京师一带和地方都市的富庶、丰饶和壮美景观。随后的唐诗和宋词，无论是对长安富丽堂皇的写实，还是对益州商贸繁荣的描绘，或是对汴京社会中兴的刻画，抑或对临安秀美景色的铺染，可以说都将对城市的书写推向了史无前例的艺术巅峰。逮及现代和当代中国，随着诗歌队伍的不断壮大，题材内容的愈发丰富，文体形式的多种多样，艺术技巧的日益成熟，更为诗人的书写提供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这个庞大的诗人群体，或专注于城市风貌的描写，或聚焦于城市细节的描绘，或凝神于城市整体的描述，或者着力于市民形象的刻画，或者精心于群体形象的塑造，或者关注于城市文明历程的谱写，从而创造出一幅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诗意图景，为中国诗歌史的审美建构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明白一个基本事实，诗歌书写城市只是城市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

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蒋述卓在《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一文里指出：“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城市文学对整个文学的拓展首先表现在对文学现代性空间的拓展上。文学的现代性是文学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必然特性。现代的审美风尚、话语、意识、理念，现代的物质景观、生活内容、生活方式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性的具体体现。它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内容，拓展着自己的疆域，并赋予自己时代的文学以崭新的面貌。因此，文学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它的当代性，它是现代化进程的折射和反映。”批评家的这番论述，一是为我们阐释了城市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在批评家看来，工业化、城市化既是社会现代性的重要标识，也是构成城市文学现代性特征的核心，物质景观、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及其富有的文化风尚、审美意识、艺术理念、话语表达，不过是一种具体而微的体现；二是揭示了城市文学是一个不断开拓、创新、升华的发展过程，是城市文学前行的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过程，城市文学才能够以常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在上述基点上，批评家进一步深刻指出：在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原先由乡土文学作为主导的文学格局将被打破，形成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两极对立，逐步朝着城市文学倾斜。纵观当下的文学发展态势，这位批评家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城市文学已然成为文学的主导。

通过对城市文学内涵、诗歌书写城市历史、城市文学现代性特征的细致梳理，笔者又发现了另一个值得深入玩味的问题，即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发轫于地方，或者说是基于地方文化视野。这个地方，可能是某座城市或某个乡村，也可能是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其自然、社会、历史的真实存在，家族、亲人、友情的彼此交融，世事、细节、情景的相互叠合，不仅会催生一个作家最初的文学心象，也是一个作家走向文学广阔天地的基源。将这种问题意识下沉，探讨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绵阳散文诗作家群体的创作主要是从地方文化视野出发，采用不同的审美视角和艺术技巧，借助对绵阳的历史存在、自然意象、社会现实、文化内蕴、文明进程的书写，深层次传递出诗人对这座城市的认知、把握和审美表达。

在绵阳散文诗作家群里，王德宝既是一位富有本质意义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艺术经验相当成熟的当代名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他便开始在中国散文诗创作领域崭露头角，写出了为数众多、堪称优秀的佳品，《星星·散文诗》和《剑南文学》所刊载的《蜀都在望（外三章）》，不过是他创作历程中的一次牛刀小试。细细品读这四章散文诗，作者从深层的历史意识出发，以绵阳城区内的富乐山、子云亭、越王楼、涪江等人文景观与自然意象为主要描写对象，旨在透视和发现隐于背后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在诗人看来，发生于一千八百年前富乐山上的那场涪城会，是三国鼎立局面的萌芽，因为无论是孔明轻轻摇动着手里那把充满智慧的羽扇，还是刘皇叔远眺蜀都时专注的眼神，都表明这两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和魂灵，在此时此刻达到了空前一致：拥有蜀中大好河山，开创三国历史局面。随后的历史演绎也确凿明证了，如这两位历史伟人所期望的那样。然而，在诗人关于历史的认知和想象中，这并非历史的最终结局。随着历史硝烟渐渐散去，无论是作为一代伟人的刘皇叔、孔明，还是他们手下的一群得力干将，皆一同沉入苍茫的历史岁月中，唯有富乐山依然默默地耸立。这是历史规律的显现，也是《蜀都在望》为我们揭示的思想主旨。《李白的星辰》《子云亭的眼睛》《渔父的银针》这三章散文诗，更多地展示出诗人富有力度的联想。在诗人的想象中，少年李白登上了越王楼，并非是为了眺望心心念念的故乡，而是将双手伸向茫茫夜空，试图摘下布满诗句的星辰；子云亭是一双充满智慧的深邃之眼，这双眼睛不是为了看清发出清脆笑声的玉女、司马相如摊开的书卷，而是为了注视未来的历史；渔父手中的那根小小银针，既是一种挽救生命的灵丹妙药，又是对于针灸治病历史的开创。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和联想，诗人才能够进入绵阳这座城市的历史深处，感知历史、理解历史、领悟历史，并以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和艺术表达凝结历史。

任何作家，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意象的书写，都必须首先具有明确而充分的历史意识，这是再现或表达历史的基础，也是创造或重构历史的前提。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然、对自身在时间长河中发展变化现象与本质的认知和把握，它预示着人类对于历史具有继承、重审和创造能力，人类之所以能够从低级走向高级、由愚昧走向文明，莫不是对这种历史意识的深深倚重。由此出发，具体审读王德宝的这四章散文诗，它们皆或浅或深、或浓或淡地表现出某种历史意识。在诗人深层的感知意象里，无论是轰轰烈烈的三国故事，还是李白将星辰般的诗句揽入襟怀、子云亭张开的那双睿智之眼、渔父手持那根闪闪发光的银针，都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几道微光，随着历史的渐渐远去而最终消散，或者成为历史、文学著述中的几行文字，或者成为后来人关于历史的一段记忆。诗人所表现出的这种历史意识，不仅将文学与历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链接，而且力显出深沉的历史意味和独特的审美内蕴。

在诗人云集的绵阳当代诗坛上，雨然可谓是出类拔萃的年轻诗人之一，他的《科技城，照亮我们的光（组章）》便是最恰宜的明证和体现。这组散文诗以科技生产力为视角，溯源科技发展的历史、描写整体性的科技实力、凸显科技发展的尖端水平，不仅深度切合绵阳这座城市主要的社会特征，也深刻揭示了其所富有的独特的城市魅力。《梧桐树里隐现的红砖房》通过对一群科技工作者在强激光技术领域摸索、发明、创造事迹的诗意描写，既展示出这群人在简陋条件下的艰苦创业历程，又深情讴歌了他们与时俱进的科研精神。在绵阳人的共同记忆里，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跃进路便成为这座城市繁华的象征，它不仅有着享誉国内的四大军工企业，而且分布着井然有序的住宅区、生活区、商业区，这在那个特殊年代，无疑充满了神秘而巨大的诱惑，于是一批又一批科技工作者携带着不同的方言土语汇聚于此。这群人一边在红砖房里精心地绘制图纸，一边在简陋的试验场做实验，任凭时代风云变化不为所动，他们的一生仿佛只专注于一件事——强激光技术的研发。在数十年的岁月里，历经了多少次惨痛的失败和深刻的教训，早已无法述说，唯有成功的那一刻，令他们终身铭记、永世难忘：伟大祖国终于有了这只“千里眼”“顺风耳”的问世。这是他们共同发出的心声。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群隐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已然成为一位位耄耋老者，但那一幢幢红砖房却依旧坚韧和独立。从中可知，这首诗中书写的红砖房，既是一种写实性的具象存在，又极具某种象征意味。相对而言，《当词语变成探针》则以一种全视角的方式，深层透视绵阳这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既有对计算机的生产能力、磁性材料的最大潜能、科技馆珍藏的科技力量等的描绘，也有对红嘴鸥、香樟树、东津古渡、芙蓉汉城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刻画，更有对城市社会风俗、风物、风情的有力展现，将这些描绘、刻画、展现进行有意识地连缀，几乎形成了绵阳科技城完美图景的构建。

当下中国，有不少城市都自诩为科技城，至于它们是省属范畴还是地市级别的，只有它们自知，这一现象充分说明这个城市称谓赋予的科技含量和时代意义。然而，在诗人的内心深处，唯有绵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科技城，因为这里不仅有核工业研发和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风洞群、人造卫星重要部件的生产、国内最大的电视机制造厂，更有着众多深藏不露的高、精、尖科技企业。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绵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科技城，同时也是诗人特别荣耀、自豪和欣慰的关键所在。正是深谙于此，诗人才能恰宜地运用科技与诗意融合的特殊语言形式，挥笔写下这组情感真挚、思想深沉的散文诗。这是诗人内心和灵魂的真实袒露，是诗人思想力度的展示，更是诗人对绵阳这座城市的深层智识和完美诠释。

作为绵阳当代诗坛中坚力量之一的瓦片，因其出版的多部诗集，和在各类期刊发表的众多诗作而闻名，他的这首《绵州密码（组章）》，主要从绵阳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视域出发，以具象化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文明作为聚焦对象，书写诗人对其的独特理解和感知，以及富有的独特思想意义和审美蕴含。《羌历年：云朵上的日美吉》是一首有着史诗意味的诗作，在这章散文诗里，诗人以一种跨越时空、纵贯古今的想象力，勾勒了铭记于羌族人心中的一段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展现出这个少数民族独有的成长史意义。在诗人的想象中，木比塔的子孙从《山海经》里牧羊而来，他们翻越高高岷山的足迹、挥舞长鞭迁徙的脚印、彻底击败戈基人的辉煌战绩，谱写出气势恢宏的尔玛史诗；作为继任者的木姐珠和斗安珠，日日夜夜对荞麦的守护，对石雕房、吊脚楼升起的袅袅炊烟的瞩望，对羊角花开绣荷包的爱情的忠贞，表达出深沉而博大的人间情怀；在后来漫长的历史征程中，从火塘里燃烧的束束火焰，从释比高大身躯里吹出的猎猎山风，从羊皮鼓里生发的声声呐喊，从沙朗舞曲中传来的阵阵欢愉，力显出对普通生活的深切关注。在诗人看来，这既是对羌民族历史、文化、文明的真实表达，也是对其情感史、思想史、心灵史的形象写照。《跳曹盖：白马神山下的舞蹈》从艺术或美学视角出发，展现出诗人对绵阳白马藏族历史与文化的审美观照和艺术表达。在诗人的深层感知中，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的缘起，都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居于川西北大山深处的白马藏族自然不会例外。巍峨岷山的研墨和泼墨，皴染出白马人梦想的历史；历代白该率领着曹盖们舞蹈，建造了白马人真实的历史。无论是祥述加、厄里加、扒昔加，还是吊脚楼、火塘边、院子里，抑或田间、河谷、群山，皆纷纷奏响一曲曲雄浑、高亢的历史之声。这样的历史之声，不仅吸引了山上的猛虎和天空的雄鹰，更铸就了白马人的艺术经典和审美范式。这是诗人的不凡想象，也是诗人的特别建构。

如何看待和认知一座城市少数民族族群的历史，既可以其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切入点，也可以其典型的历史人物作为勘探对象，还可以从两者相与融合的角度出发。由此而论，诗人对于羌族历史的书写，就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与典型历史人物相与融合的角度出发，以构成对这个少数民族历史的认知。在诗人看来，木比塔的子孙击败戈基人的重大历史事件，木姐珠和斗安珠对生存的密切关注、对生命的深层关怀、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也有着历史人物的典型意义，力显出诗人较为明确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想。相与比较，诗人对白马人历史的书写，则极力展现出舞蹈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诗人认为，舞蹈虽然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或生活方式，但它却是对人生与艺术、情感与思想、美学与哲学的高度融合与体现，这对于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构成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从理论高度和深度予以考量，缺失必须的历史哲学思想，是诗人书写少数民族历史时表现出的一个明显不足，这应当引起诗人的足够重视。

在绵阳当代诗坛，与笔者从未谋面的诗人可谓少之又少，葱葱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如此，也丝毫不影响笔者对其诗歌作品的解读，或者说某种程度的青睐。从总体上看，诗人的诗歌创作，既有在题材选择上的敏锐、在意象锤炼上的智慧，又有在情感表达上的独到、在语言运用上的特出。诗人诗歌的这些特点，皆集中表现在《永远的红色（组章）》里。这组散文诗，以红色记忆或红色旅游文化资源作为审美视角，通过对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女讲解员之于历史、人物、故事的娓娓讲述，来往家书中蕴含的特殊记忆和浓浓深情，祖国四面八方出现的万家灯火等情景、场面、细节的生动描述，展现出一代著名科学家勇于担当和奋进创业的中国精神。《长卿山下》既描绘了自然条件的艰苦，也表现出社会与时代的艰巨，尽管如此，也无法阻挡一代科学家奋斗前行的脚步：王淦昌白天在工地上挑砖筑墙，夜晚在微弱的灯光下伏案演算，他之所以如此拼搏，是为了攻克中子源技术难题，以早日实现中国核工业的飞越。《女讲解员》以一名女讲解员的娓娓讲述，引发了众多游客对一段历史的深刻记忆。这位女讲解员，将她柔软的手指向墙上《人民日报》的号外，报纸上的铅字清楚记载着这样的历史：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接着又指向展览馆里摆放着的一支钢笔和一把木椅，以徐缓而深情的语调告诉大家：这是邓稼先用过的钢笔，那是王淦昌坐过的木椅。在诗人的感知中，那张报纸、那只钢笔、那把木椅，岂止是几样简单的物品，分明镌刻着一段令所有中国人深感自豪和荣耀的历史，一种唯有中国科学家才具有的红色精神。《家书》则是从另一角度来表达科学家们的胸襟和情怀。展览馆里保存着科学家的诸多家书，其中有一封是邓稼先在其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在这封家书里，他深情地写道：“若生命可续，我仍然选择隐姓埋名。”犹如一位科学家在向世界庄重宣告：能够成为一名中国科学家，即便隐姓埋名，也是一件多么自豪、荣耀的事。

在人类生存的这个浩瀚世界，有着许许多多斑斓的颜色，红色只是其中的一种，因其具有醒目、鲜明、光亮等突出特性，成为继白色、黑色之后人们可以辨识的一种色彩，同时也是人类世界建筑、绘画、服饰艺术中经常采用的色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明里，红色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具有的魂魄，记载着漫长的文化史和文明史，尤其是中国人特有的心路历程，在历经了历史、社会、时代的承启与沉淀、深化与扬弃后，不仅弥漫出深浓而积极的入世情结，更成为中国人热忱奋进精神品格的象征。在这组散文诗里，诗人通过对红色的深刻感知，细致描写了中国科学家的感人故事，精心描绘出他们艰苦奋斗的光辉形象，极力展现出他们博大的爱国胸襟和人类情怀，深刻揭示出他们富有的红色精神，既达成了色彩与艺术、形式与表达、语言与技巧、象征与美学的彼此统一，又力显出人物与故事、情节与环境、历史与现实、国家与民族的特殊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的这组散文诗具有深层的审美蕴含。

与上述诗人相较，许星的散文诗创作则表现出另一种向度的审美聚焦，即对于新时代乡土社会的书写。他的《新山乡走笔（组章）》仍以绵阳为主要观照对象，通过对北川有“羌调”的乡间生活、洛水溪谷的葡萄与音乐、安州花城飘逸的果香、安州的绿水青山等具体对象的审美描述，不仅表达了诗人对于绵阳乡土存在和美好现实的深切关注，而且展现出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尤其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赞美和颂扬之情。诗人之所以会表现出这种不同的艺术视角，这主要是基于人们拥有着一种全新的现代观念，在这种观念看来，城市的发展已然成为当下社会的中心或主流，乡村也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的一种自然延伸。也正是如此，诗人采取一种反向书写的方式，即以对乡土的审美表达，来凸显城市的魅力。

作为一种更细化的表现对象，城市书写必须首先出于作家心理、情感、认知的自觉，或者说作家与城市之间所达成的思想和审美认同，无疑是这种书写方式的基础或前提。从这个维度看，绵阳当代散文诗作家群之于绵阳的书写，不仅有着坚实的心理和情感基础，而且富于深度意义的思想和审美认同。这些诗人，或是从文化与文明的视域出发，或是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或者是从城市特点、城市内涵出发，通过抒情、描写、叙议结合等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书写绵阳的前世今生，特别是它与其他城市显著不同的文化特质，展现出一幅具有全景意义和美学深蕴的城市图景。与此同时，绵阳散文诗作家群对于绵阳的书写，昭示出另一个重要的借鉴意义，即采用纯诗还是散文诗形式来表达城市，谁具有更明显的优势。纯诗形式，具有超凡的奇异想象、饱含深沉的情感内质、能够创造邃密的意象、语言简洁凝练、形式多样而富于变化，的确有助于对城市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但存在的缺陷也是毋庸置疑的，它的最大缺陷是缺乏清晰而具体的形象感知。散文诗则与之不同，是一种以具象为主、抽象为辅的表达方式，既可以给读者以具体和实在、生动而形象的感知，又能够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虚拟化或抽象化。它无疑是城市书写最恰宜的选择。由此而论，绵阳散文诗作家群的这次集体亮相，便力显出它独特的审美功效——对绵阳城市内存和灵魂的诗意书写。

【作者简介】

冯源，本名冯学全，重庆人，现为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等报刊上发表数百篇文艺评论文章，出版学术专著3部，曾获中国文艺评论奖、巴蜀文艺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