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研究者通过“人设”这一概念理解网络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独特性，具备一定的阐释力，但在理论移植的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网络文学实践进行调整与重构。在具体语境中，中国网络文学人设的独特性体现在本土化萌要素的生成，以及数据库与现实语境的接合性，使网文创作得以吸纳历史、社会与文化资源而突破原有的封闭性。近年来，“后类型化”网文的人设表现为成长型主角涌现、道德感回归、对主体欲望的反思、对宏大叙事的热情等特征。这一演变既反映了“Z世代”与主流价值的融合，也揭示了网文通过动态接合机制实现自我迭代的活力。

关键词：网络文学  人设  人物塑造  数据库写作  深度模式

自网络文学诞生之日起，学术界就对其区别于传统纸质文学的独特性产生了浓厚且持续的探究兴趣。一个普遍共识是：网络文学当然不只是简单地通过网络发表与传播的文学。“媒介即讯息”，媒介不是透明和中性的，必定要对其所携带的内容产生影响。因此，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自然首先要从它的“网络性”上去寻找。于是，讨论网络性也就成了网络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网络文学刚兴起不久时，学术界关于网络性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超文本、超链接这些特性之上，但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像在国外那样走超文本文学的路子，而是以网站为中心逐渐摸索出一套商业化、大众化的类型文学生产与消费模式，且毫无争议地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主流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交往性、与ACG文化的连通性等，成为思考网络性问题的新的关键词。而受日本学者东浩纪的影响，使用“人设”（“人物设定”）这一概念，则是更为年轻的学者如王玉玊、高寒凝等人观测与把握网络性的一个新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在文本研究层面进一步展开和深化邵燕君所提出的“与ACG文化的连通性”的观点。具体而言，人设之所以在人物塑造手法上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网络性”新特点，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数据库写作”基础之上的。所谓网络文学的“数据库写作”，指的是模仿计算机数据库的操作逻辑，选择、提取、组合有一定共识度的文学/文化要素或符号（尤其是与ACG文化相关的“萌要素”）生成新的文本的写作方式。

借用人设来理解网文在人物塑造上的新特点，有着怎样的洞见与不见？中国网络文学现场给这一理论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又如何在理论与文学现场的对话中更为贴切地把握人设的特点？这些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人设理论在网文研究中的应用与边界

在网络文学创作领域，人设不算新鲜词，诸如腹黑、霸总、暖男、圣母、黑莲花、傲娇、高冷等，早已是网文常见的人设类型。这也反映了网文与ACG文化的连通性，因为所谓人设类型，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御宅族所喜好的“萌属性”。不过，人设从一般性概念到被赋予理论内涵，并在网文研究领域替代人物/人物塑造却是受到东浩纪影响的结果。东浩纪针对御宅族文化所提出的萌要素、数据库、人工环境等，构成了王玉玊、高寒凝等人讨论人设的前提与基础。

萌要素指的是“为了有效地刺激消费者的萌欲望而发展至今的符号”，具体而言，“萌要素绝大多数是图像，此外也有特定的口头禅、设定、故事的类型性走向，或者是手办的特定曲线等”，而将“已经被认证的要素加以组合”则形成“角色”。据东浩纪观察，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由庞大萌要素构成的数据库开始建设，而随着叙事重要性的降低、角色重要性的增强，这一数据库已经逐渐完善。在此背景下，“制作者也不得不对自己身在整个御宅族系文化中的相对位置产生高度自觉”。也就是说，制作者在制作新的角色时，基本上已经很难保持开创性，而只能采取数据库写作的方式。

不过，数据库写作得以兴起，还依赖“数据库消费”氛围的形成。东浩纪认为，“日本御宅族失去了70年代的大叙事，迎来了80年代捏造这个失落的大叙事的阶段（物语消费），90年代甚至放弃了捏造的必要性，最终迎来了单纯地渴望着数据库的阶段（数据库消费）”。这意味着，叙事的完整性对于消费对象而言已经不再重要，审美感知从线性连续式转向节点式和碎片化。

王玉玊等人在借鉴东浩纪的理论时，有意选择人设来替换“角色”，应是出于理论适配性的考虑，毕竟前者已经成为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一个常用术语。由于人设是萌要素的组合，而萌要素是从现实或者虚构的人、事、物中解离（抽象）出来，又相对独立的欲望符号，且已经被整合进庞大的数据库中，因此人设的创造，实际上类似于计算机程序的模块化编码方式。人设经过如此的解离与再组合，其结果是“即使不与环境发生任何互动，也能自然成立”。这也意味着人设构成的叙事不是顺滑的，需要依赖读者“脑补”其中的“接缝”。这也是人设与人物最大的不同之处。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人物与环境往往是不可分的，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构成有机的统一体，以自然、完整的方式达成对现实的“真实”再现；即便在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物与环境也构成比较清晰的张力关系。

综合王玉玊、高寒凝的观点，人设的特点还包括以下几方面。（1）人设填满了人物的内在空间，人物除人设以外空无一物。（2）人设不是有机体，而是类型化与功能性的，以满足读者的情感消费为目的，先于“艺术理想”而存在。（3）人设是由模块化的萌要素排列组合而成的，有空间上的变化，却无时间上的成长。（4）萌要素数据库已经非常庞大而成熟，虽然不拒绝新要素进入，但不在数据库中的要素已经不多见。因此，人设虽然丰富，但也是有限和模式化的。同一个模块在不同的文本中共享同一套行为逻辑，不受具体文本语境制约。在这一点上，它又回归到了超文本的互文属性。（5）在萌要素领域，只有审美判断，没有道德判断，所谓“萌即正义”。人设不因善恶牵动读者的情感，而是看其能否激发出萌欲望。萌欲望是高度提纯的，因纯粹性而获得审美性。（6）萌要素是从原本的生成环境中解离出来的，不再与外在的自然（现实）环境发生羁绊关系，但它也不是无根的游荡者，而是被“数码人工环境”所捕获。这一新的环境是“圈地自萌”的，自成系统、自带规则，具体到网络文学创作中，则是“人物、世界、主线、副本、情感线、事件线等元件都被拆分开来，分别编码，而每一个元件又是由（数码）人工环境数据库中预置的材料接合而成”。可见，人设在数码人工环境中是“半自律的”，可与环境分离，环境也就不再承担塑造人物的作用。

以上对人设的理解与阐释，自然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网络文学在2003年全面类型化之后，在人物塑造上就有着人设化的趋势。首先，类型化叙事以追求情节的爽感为主，无论是主、次要人物，还是正、反面人物，其性格特征与行为逻辑都是根据抑—扬的反转叙事结构与节奏而设定的。其次，无论是同一部作品的“打怪升级换地图”，还是在不同的作品中，主角虽然看起来性格较为多样，或猥琐好色（如《通天之路》中的魏索）或纨绔轻狂（如《异世邪君》中的君莫邪）或热血执着（如《盘龙》中的林雷）等，但性格内核都一样。我们从中确实可以看到只有性格上的微调，而没有成长。而且，人与环境分处在两个“图层”，只是遵循某种组合原则，并不相互影响。此外，这些人物群像也反映了网络文学总体上去道德化的特点，“爽即正义”。“爽”指向的是人的世俗欲望，它求真求美，不刻意求善，并且以我为真、以我为美。其背后所透出的对人性之私的理解影响着人设的组合规则。当然，去道德化不是反道德化，其前提是消极的自我保全，而不是积极的有所作为，这背后有一套底线伦理始终在发挥着作用。

不过，人设构成网文核心特征的关键还在于萌要素数据库的基本完善以及“数据库消费”氛围的形成，而它们无疑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大致要等到“二次元网文”的涌现，这两个条件才算基本达成。根据邵燕君的研究，类型化网文可分为“传统网文”与“二次元网文”两个发展阶段，后者于2013—2014年成型，2015年之后日益壮大，而“数据库写作”正与之密切关联。直到此时，人设才与传统的人物塑造有了某种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为如下两点。其一，人设是从数据库中选取一些要素进行模块化拼贴与整合，如“美强惨”“白切黑”“病娇高冷”等，而且性格、言语、行为以及遭遇，都是相互联系的，被整合进不同的模块中。这就与传统的“扁平人物”区别开来。“扁平人物”尽管也是符号化和模式化的，却是独创的，并不是从既有的捆绑了性格、行为与遭遇的模块中去选配，也无从选配。其二，人设表现出迎合“数据库消费”的特征。正如李强所认为的，包含大量“梗”的“拟宏大叙事”网文与“数据库消费”几乎是同步出现的，此时的读者“表面上是在消费类型故事，实际上是在消费‘梗’之类的‘数据’”，不再像之前那样对具有“完整世界观架构和情节及意义指向的”故事更感兴趣。这意味着，人设与“梗”类似，也是一种“数据流”。因此，打造人设只需聚焦人物的一个或几个可被欲望化的侧面，不用重点考虑是否有助于世界观与叙事逻辑的完整性，能做到大致满足即可。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传统网文”就与人设完全无关，因为“传统网文”时期的大量创作是数据库以及“数据库消费”的基础与准备，其中自然蕴含着向未来发展的潜能。因此，前文所说的网文全面类型化之后就具备了人设化的趋势是可以成立的，而高寒凝以“传统网文”时期的“清穿文”为例，阐述网络文学从人物到人设的变革的论文，更具有启发性。但在论述的过程中，我们对理论的边界和适用性也应保持自觉。毕竟在“传统网文”里，人设只是一种趋势，而且它不能涵盖所有类型网文在人物塑造上的特点。这也是本文对高寒凝的观点不完全认同的原因。

高寒凝把雍正形象拆解为“霸道总裁”、把胤禩拆解为“暖男”，多少有些后设视角的嫌疑。在“清穿文”盛行之时，人设所依赖的数据库还远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人设，无法涉及数据库内部的模块化聚合，而只能从电视剧《雍正王朝》等外部资源中去寻求、拆解一些合用的要素。其中，还可能包含论者一些想象的成分。这一做法也不算是人物塑造的唯一读解路径，比如，我们完全可以从言情小说的惯用艺术加工手法方面去理解。不过，高寒凝所点出的人设与外在环境（包括文本互文环境、文化历史环境、现实环境等）的这种接合性，却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网络文学人设独特性的一个途径。

二、网文萌要素数据库的接合性与本土化特征

在承认人设确实可以有助于深入理解网络文学（尤其是“二次元网络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独特性前提下，我们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无论是网络文学的萌要素还是人设所依赖的数据库，是否也有着自己的特点？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就萌要素而言，来自日本的二次元萌要素一般分为人物形象萌要素与人物性格萌要素，前者如双马尾、呆毛，后者如傲娇、腹黑，且特定的形象往往对应着特定的性格，而网文萌要素则可分为风格萌要素（如金手指、重生、复仇、烧脑、甜宠等）、性格萌要素（如扮猪吃虎、苟、稳健、黑莲花、沙雕、纨绔、龙傲天、心机、佛系等）与身份萌要素（如霸总、弃少、赘婿、庶女、农女、毒妃等）。网文萌要素尽管受到读图（如漫画）思维的影响，但没有那么依赖画面感，毕竟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只能做到用文字拟像。它偏向的还是时间叙事方面，而不是空间画面。此外，各子类要素之间也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组合的自由度要高一些。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符号有不少是从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网络文化等）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要在这个语境中才能体会其中独特的“萌点”。同样，在理解包括但不限于这些萌要素组成的网络文学数据库（数码人工环境）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中国网络文学的独特性。在此意义上，贺予飞把金手指、爽点、虐点、梗等符号聚合种类作为中国网络文学数据库的主要构成内容。尽管这种划分有不少交叉暧昧之处，也不如王玉玊将网络文学的数码人工环境分为人物设定与人物关系设定、世界设定与梗清晰全面，且给了人设应有的突出地位，但这种对网文数据库写作的本土化阐释非常值得肯定。本文对网文萌要素的思考部分受到其启发，有一些萌要素实际上就是贺文所说的“人物梗”，如稳健来源于言归正传的《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而且所谓萌要素的组合，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爽或虐的原则。

就人设与数据库写作而言，与原生的二次元文化数据库最大的不同在于，网文的数据库或者数码人工环境的现实性与公共性仍然比较顽强地残留着，无论在“传统网文”时期还是“二次元网文”时期，更何况这两个时期也并不是完全的替代性关系。这也意味着，网文的数据库环境实际上并不能做到彻底的“圈地自萌”，而只能是“半自律”的，与其他文学以及与文学的外部/公共空间的接合与交换，仍然是其构建自身意义的一种方式。例如Priest的《默读》用《红与黑》《基督山伯爵》等五部外国文学名著做章节名，以经典文学作为其数据库写作的资源。2014年以后，随着资本等的强力介入，网络文学“真正变为各种力量博弈的‘文学场’”，这也给网文人设带来了新的变化。2014年，晋江文学城新增的“无CP”小说类型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证，这一类型的出现与网络治理的加强有一定的关联。“无CP”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此后女频网文由情感叙事到“事业向”叙事的转变。当然，更典型的变化是现实题材网文的崛起，该类型的繁荣尽管与相关部门的引导与鼓励分不开，但与行业自身的调试、推动以及创作群体的支撑与积累关系更大。现实题材赋予网文人设与时代、事业和家国的连带感与责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网文的人物设定走向。

在数字新媒体时代，人设是“分体”化的，为分众服务的。但正如倪湛舸所认为的，在信息时代，“原本彼此独立的封闭空间转化成开放空间里自由漂浮、不断变化的模版化或者调试过程（modulation），而个体正在被所谓的‘分体’所取代”，“‘分体’既小于个体又大于个体，它是单一个体的具体碎片，又是从无数个体中抽取出的某些共性”。也就是说，作为模块化聚合的网文人设，不可能被各种各样闭合的“人工环境”所框死，所有的选择与聚合不总在预先给定的要素和逻辑下进行，而是通过不断地流动打破边界，进而被接合到一个带有共性/公共性的空间中。在此意义上，“分体”与人设无疑具备同构性，它小于人物/人物塑造，又在某种意义上大于人物/人物塑造；通过模块化的聚合与创新，既聚焦于人物的某一或若干特征，又不断抽取和提纯共性，二者最终都为“数据库消费”服务。这既是最大程度地榨取作者与读者（二者经常又是统一的，以“产消者”的身份出现）的“普遍智能”，也是最大程度地激发网络文学自身的活力。

中国网络文学之所以蔚为大观，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它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与各种他者的接合性。黎杨全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核心特征与本质属性是交往性，而且这是“一种中国经验，具有不可取代的世界意义”。他所表达的意思与本文所说的接合性大体相近，无论是交往还是接合，强调的是开放与吸纳。网络文学始终根据“场域”的变动做出积极的应对与调适，但始终不失其主体与主脉，这也是本文使用接合而不是交往的主要考量。与人设相关的萌要素数据库的建构，也一直保持着开放与动态的特点，而没有像二次元萌要素数据库那样达到基本完善与自足。

不完善有不完善的优势，完善意味着原创性空间的收窄，这使得所有的创造都向着二创偏移，而创造性活动就演变成拼贴、嫁接、挪用与重构。不是说这种方式缺乏创意，而是说它只能是内循环和自我指涉的，而这恰恰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主要面貌。网文人设数据库的不完善以及它的未完成式的发展，迫使其一方面使用已经认证的萌要素，另一方面不断打破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文学）的边界，构成其可以解离出合用要素的数据库，后者更能显示其强大的活力。上文所列举的那些网文萌要素，就是从外部求取中获得的。而这些要素经认证进入数据库中，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独立地生成爽感与意义，使那种“欠缺—满足”机制得以运转仍需借助内在、外在环境的共同作用。例如苟、稳健、佛系等，要是没有现实环境的接入，很难成为萌点/爽点。而有些原本能够产生萌点/爽点的要素，如舔狗、种马等，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人人喊打的“毒点”，不再被纳入人设数据库之中，这也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

三、“深度模式”的探寻与网文人设的新变

邵燕君把网文发展分为“传统网文”与“二次元网文”两个阶段的文章发表于2019年，而在此时间段前后，网文实际上在酝酿新的苗头与转变，逐渐进入了第三阶段。李玮把这一新的转变命名为“后类型化”，并认为爱潜水的乌贼的《诡秘之主》在2018年的上架，是此次转变的重要标志，其特点是元素融合、反套路与去类型化。尽管本文认为，无论是反套路还是去类型化，都是一种新的再类型化，但不容否认的是，李玮对这一变化的判断与把握是敏锐的：2018年后，一些“爆款”网文作品相较之前作品而言，确实显示出很明显的差异。在此背景下，既然人设与“二次元网文”关系尤为密切，那么到了“后类型化”阶段，人设必然受到很大的冲击，从而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乃至突破人设的范畴，走向“反人设”。

特点之一是在“升级”叙事被弱化的趋势下，成长型主角开始冒头。《诡秘之主》的主角克莱恩就具备“圆形人物”的一些基本特征，刚出场时他是谨小慎微、爱财如命且追求口腹之欲的小市民，但经历了战友牺牲这一“切肤之痛”后又在底层苦难的刺激下，逐渐成长为有责任心的保护者；且随着能力的增长，保护的对象也逐渐扩大，从家人朋友扩展到底层人民乃至地球文明。会说话的肘子的《大王饶命》的主角吕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是个腹黑、毒舌、被同伴称为“贱圣”的中二少年，靠吸收别人的负面情绪修炼，但在天罗地网这个组织一次次为大义而自我牺牲的感召下，完成了从尊敬到认同再到信仰的转变，并宣誓成为其中一员。

特点之二是人物道德感的增强。之前的“去道德化”人设在“弱升级”“反升级”的叙事结构里不再被青睐，更易被主流接受的“正能量性”主角开始涌现。前文所说的主角的“成长”，往往是朝向更利他、更有担当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并没有强行上价值的突兀感和割裂感，因为这些“反升级”的爆款作品能够比较巧妙地把世界设定（环境）与人物设定进行某种深度绑定，重新凸显人物与环境的有机联系。之前的“打怪升级换地图”模式里，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对立的、游离的，他者只是“我”升级的汲取对象，当无可汲取时就抽身离去，因而“我”与环境之间就没有连带感。而在“后类型化”阶段，人与环境的连带感明显增强，只有相互的良性回馈才能保证个人的成长。比如，金色茉莉花的《我本无意成仙》中的游历、感悟被设定为修仙的奥义，而且主人公一直保持着闲适、淡泊的心态，如此真善美就有了寄身之所。这种反套路设定在青衫取醉的《亏成首富从游戏开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设置了一个盈余转化比例100∶1、亏损转化比例1∶1的财富转换系统，即拿系统资金经营，亏钱比赚钱更能让“宿主”个人发财。这就迫使主角只能不断通过提高员工福利、诚信经营、提高产品质量等方式散财，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利益双方的“双赢”局面。

特点之三是对个人角色及其欲望的反思。前两个阶段的作品基本上以“我”为中心，强调个体对环境的超越与掌控，这也构成了人设的关键属性。但到了第三阶段，掌控型人设则遭遇了一定程度的解构，这也是有意减缓网文爽感强度所带来的结果。在《诡秘之主》中，角色扮演法是促进魔药吸收、掌握非凡力量的不二法门，但扮演什么角色不是个体决定的，而是魔药强制安排的。同时，在扮演时，既要全身心投入，与角色贴合，又要时刻提醒自己只是在扮演。这意味着个体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常常为外在环境（社会）所支配，只能适应而不能改造，以及个体可以通过自反（所谓“只是在扮演”）与向他者敞开而获得成长。远瞳的《黎明之剑》对个体拥有超凡力量则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它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畸形，纠正的办法是通过技术革新推动“超凡力量归于凡人”，用超凡力量的民主化遏制个体在强大力量蛊惑下的必然膨胀。小说一开始让主角高文穿越成一个固定视角的卫星，俯视大地无数年，这个“非人”的设置值得特别注意，某种意义上它是主角能够克服个人欲望和成神冲动的关键。如果说《诡秘之主》《黎明之剑》对主体掌控性的弱化与警醒是通过反思达成的，那么狐尾的笔的《道诡异仙》对精神病主角的塑造更具有颠覆性。李火旺一出场就是分不清现代世界/修真世界的弱主体，一直被不可知的力量所左右乃至戏耍，这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但在探明真相的过程中，他越挣扎就越迷惘，越迷惘则越充满斗志，常常不惜通过身体献祭来摆脱困境。因此，他的前进之路充满着惨与痛，但也使其实力不断增长。这样的人设及其成长，与以往那种无所不能的网文主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甚至是一种“反人设”。

成长、道德感以及反思性凸显了网文的深度结构，与第三阶段网文加快主流化与精品化步伐形成了呼应。李玮在一篇文章中以爆款男频长篇网文为例，认为2018年之后新结构的出现显示了“网络文学的‘欲望’叙事具有渴求‘平等’并实现‘平等’的积极意义”，这指向了“改变秩序的‘乌托邦’的建构”。李玮的观点强调了网文意义层面的新变化及其与宏大叙事新的强关联性。这一看法增进了学术界对网文——尤其是最新阶段网文——欲望叙事之意义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论述。相较于“90后”，“Z世代”作为最新阶段网文的作者、读者主体，对宏大叙事有着更高的热情，这构成了网文建构深度模式的良好基础。

李玮认为网文可以指向改变现实秩序的行动；王玉玊认为，“深度模式，或者说主旨与意义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构成叙事的模组，可以与世界设定、角色设定等组件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叙事”。笔者认为，也许更恰当的理解是，网文的宏大叙事指向的是游走在数据库与现实两极的某种“中间物”状态。它大于数据库，可以从现实获取资源不断为数据库造血；但又小于现实，只是停留在观念或者仪式层面，类似约翰·菲斯克所说的文本体验与社会体验的动态调整状态，本质上属于一种对现实的意义再生产，并通过对意义的控制而获得快乐。这与网文人设的“分体化”也构成了内在的统一。

在此意义上，第三阶段的网文尽管打破了人设的某些内在规定性，但也不是向传统人物塑造回归，除了前面所说的“中间物”原因，还可以补充两点：一是反套路的差异化创新实际上还是一种模块化的创新，深深依赖之前的套路，而且一旦反套路成为风尚，又会被重新套路化。只要稍微注意下《诡秘之主》对《从红月开始》等小说的影响，以及以《道诡异仙》为代表的多部以精神病人为主角的网文的出现，就可以明白此点；二是人设所体现的宏大叙事特征，与小说中的世界设定、梗等要素同样形成深度绑定的关系。

结语

通过梳理人设从理论移植到实践创新的过程，我们认为人设确实是网文在人物塑造上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一大特征，但就网文的发展史而言，它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同时也试图揭示其在演变过程中的双重性：一方面，人设依赖萌要素数据库，呈现出模块化与模式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其与现实语境的接合性又为数据库的开放性与动态性提供了可能，使网文创作得以突破“圈地自萌”的局限，不断吸纳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新资源。

近年来，“后类型化”阶段的网文创作进一步推动了人设的革新。成长型主角的涌现、道德感的回归以及对主体欲望的反思，标志着网文叙事从单纯的爽感消费向深度模式探索。这种转变既呼应了主流价值观，也反映了“Z世代”作者与读者对宏大叙事的重新想象。然而，这种深度模式并非对现实的直接映射，而是通过数据库与现实语境的互动，将现实经验转化为数据库的新要素，形成一种介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中间物”叙事模式。在此过程中，人设的模块化并未消失，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参与叙事逻辑的编织，既满足读者的情感需求，又承载了社会文化的隐性表达。

中国网络文学的活力，正源于其数据库的动态更新与接合性特质。它既吸纳本土文化基因，又不断突破二次元文化中封闭的数据库逻辑，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实现自我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