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是当下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实践。如作家阿来所说，从根本上说，这些举措是有意义的，更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作家们在面对这个现实，依然有不少认识误区。

今天夜读，带来作家阿来授权本报发表的他于2019年4月在四川省作协西昌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培训会上的讲话。他坦言，自己每写一本书，都是一次认识领域的拓展，都是向生活，向历史，向人民学习的一次机会。他关于作家写作如何面对这个现实的很多观点，值得文学界回味和思考。

■  今天，我们这些以写作为事业的人，在纯文学的意义上既无革命性、创新力，在书写内容上又与现实生活严重脱离，那的确应该有反省之处了。

■  在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济与文化都有层层级差的中国，如何看待发展不平衡问题，光靠一点小敏感，小同情心是远远不够的。

■  没有情感的真正转变，我们就无从和脱贫攻坚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而这个转变，要靠端正对当地的历史文化认识来完成。

■  要真实反映脱贫攻坚这个伟大历程，需要我们把这些驾轻就熟的东西放下，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客观地打量，深入地体察。

■  今天，我们要书写乡村巨变的现实，不能只从文学开始，到文学结束，需要学习各个相关学科的知识。

■  很多时候，我们老是抱怨自己被边缘化了，但如果我们一直在边缘书写，而不曾涉笔于这个时代的主流，那也就只好被边缘化了。

我以一个写作同行的身份，就中国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相关话题，和大家交换一些感受和想法。上午我们已经举行培训班开班礼，并请凉山州扶贫移民局的领导对凉山州州情，以及有关情况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这两三年，我到凉山州有七八次，四处走，四处看，四处学习，同时读一些书，有些想法和感受，不系统，但真实，跟大家交流一下。

联合国有一个“千年计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与我们脱贫攻坚的内容是吻合的，只是他们将其称为减贫计划。记得前些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中国时，就曾说要感谢中国，因为中国为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联合国的减贫计划，也有一个多少年减少多少贫困人口的目标，但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错综复杂，实行起来有很多困难。但中国社会安定，政府又有多年一贯的明晰的政策措施，投入巨大的社会资源，释放社会制度的巨大力量，脱贫人口占了联合国减贫计划的一半以上。这还是几年以前的事。此后，这个进程不断加速，脱贫人口不断增加。而且是以千万计、百万计的数量来实现的。到明年，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三年脱贫攻坚计划告一段落时，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使这些地区和全国其它地区一起步入小康社会。

为什么我要从这样一个地方讲起？

因为我们许多人，我们这些以写作为事业的人，很多时候在一般性的文学理论的引导下，或者说是在我们对一般性的文学理论缺乏真正理解的时候，在考虑文学如何处理社会运动，在政治与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文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因应？采用什么样的立场来书写？等等方面，都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

私下里，我也听到一些同行谈论这些问题。但一些人持有的态度，我认为是比较消极的，对这样一个正在全社会上下轰轰烈烈展开的促进社会公平，促进生产发展的社会实践，很多时候，不能站在国家民族，以至世界的大局来理解其意义，看不到这样一个全世界都共同努力的目标，更看不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有了这样的目标却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而难以有效实现时，中国借四十年改革之功，心怀民族复兴之梦，凭借制度全方面的动员力量，凭借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高度自信，凭借攻坚克难的信心与勇气，正在推进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古人诗中，那只是关乎于个人命运，但今天，这个好风，是时代性的，这个“我”是大我，是命运共同体的全部。

但我们很多人从来看不到这个大势，只是看到一些局部，看局部就会看到比较多的困难，更因为自己缺少正确的认知，缺少激情，因而看不到我们国家的信心，看不到投身脱贫攻坚一线的广大干部为克服这些困难所付出的巨大的努力。本来，作家这个群体应该对时代的变化最敏锐，对促使社会进步的变革最能投入巨大的热情。而现在我们对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常常持一种漠然的消极态度。甚至认为这种漠然与消极是文化人应保持的与现实某种必要的疏离。文学好像是另外一种存在。写一些春花秋月、个人恩怨，我们就觉得它是纯粹的文学。所以很多文学成了一种空洞的、软弱的、麻木的、无病呻吟的东西。我们这些写作者也成了一个游离于巨大变革和现实生活主流之外的一个群体。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况。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学理念，实践下来也有一些堪称精妙的作品。在我们四川，唐末五代十国的时候，围绕着后蜀国的小宫廷，出过一批精于词作的词人，他们的作品汇集起来，有一个词集至今流传，叫《花间集》，因此这个写作团体也得到了一个花间派的命名。“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古人把这种闲愁叫做宫怨。美则美矣，但想想唐末五代，宋未统一之前，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文学家自己也过得未必舒心，却一味摹写宫廷中女人的相思与闲愁，便已脱离时代，也脱离文学的本体。虽然这些人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一些革命性的，那就是使得后来盛行于宋朝的词这一新文体，通过不断的实验，使之初步成熟。而今天，我们这些写作人，在纯文学的意义上既无这种革命性、创新力，在书写内容上又与现实生活严重脱离，那的确就有应该反省之处了。

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下，四川省作家协会开始了一个计划，即大家都知道的“万千百十”工程。四川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点省区，凉山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意思就是要用我们的写作实践和作品来反映今天中国这样一个举世皆无、功在万民的伟大社会实践。这个计划开展两年多了，也得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我个人依然有些忧虑。我们这样一个计划还有一年就将结束了，我们还能生产些什么样的作品？四川是脱贫攻坚工作最艰巨，范围最广泛，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投入了最多精力，创造了很多新办法，总结出很多新经验，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省份。那么我们创作的与之相关的作品，在深度、广度上能否与之相匹配，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参与到这个计划的作家同行们，必须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和这个目标恐怕还有相当距离。

首先是我们的热情不够。对当下的生活，对社会的热情，对我们自身创作的热情不够。其次是认知上的问题。对于认知问题，我想了四个字，叫做“上天入地”。“天”是什么意思？这样一个社会实践、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我们怎样认识它？这既关系到理论，也关系到实践，更关系到我们对文学跟社会现实，文学跟人生等基本关系的认知与处理。所以这个认知首先是理论问题。尽管我们有时候会认为我们的生活不够，但是更多的时候，缺失的是理论的认知。这个理论认识就是“天”，要往上摸摸天。也就是说，在深入生活的同时，要先解决理论上的认知问题。比如，一些同行仅仅把“脱贫攻坚”当作在中国当下发生的短暂的政府行为，认为就像另外一些政府为解决一些局部问题而采取的举措一样，两三年风头一过，就过去了，就偃旗息鼓了。我们要知道，在人类发展历程中，但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种文化要发展，要革新，要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克服自身的局限，追求强盛，那不同地区的共同进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成了必由之路。如此得来的繁荣是真繁荣，如此达到的强大是真强大。这是一个认知前提。如果这个基本认知都没有，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至少从晚清以来，我们很多政治家，很多知识分子就有一种理想：要努力改造社会，使得国强民富。“五四”以来各种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专制独裁等运动，目的是什么？就是开民智识、增民财富、使民幸福。所以，像鲁迅、胡适这些文化精英更多是在智识层面来传播新的观念，表达新的思想，以期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灵魂。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中国发展最根本解决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农业的问题。今天的经济学界将其称为“三农问题”。如果没有“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发展、进步、强盛就仅仅是在某些领域，比如军事上造出一些更有威力的武器来保障和平，建设很多像上海、深圳这样的金融和科技力量强大的城市，这当然也是一种进步，但这不是全面的进步与发展。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有一些知识分子有了这样的认知。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叫做“知行合一”。明白了道理就要行动，而不是天天坐而论道。今天我们很多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往往“知而不行”，这个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明白一些道理，但并不打算付诸行动，把这样一种认知传播给别人；不打算用我们的行动去帮助和支持另一些人。社会的进步当然需要个人的觉醒，但更需要的是群体的共同进步。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知识累积上，可能比一个农民、工人多一些，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文化差距应该用什么样的行动去弥补。

这让我想起一个四川老乡晏阳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