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甘南，草原辽阔，天空湛蓝。当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余位青年散文诗写作者踏上这片被誉为"最后一片精神净土"的高原时，他们不仅是为了赴一场文学之约，更是为了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寻找安放情绪与灵魂的角落。

由星星诗刊杂志社与甘南州文联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青年散文诗笔会，就在这片诗意盎然的土地上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次创作的交流，更是一场关于散文诗的历史、文体与未来的深度对话。

溯源：从赛里木湖到甘南草原

笔会的缘起，本身就带着一丝诗意与偶然。据四川省作协、四川省文联副主席龚学敏回忆，多年前在新疆赛里木湖畔，《星星》原主编梁平和编辑干海兵一次关于散文诗闲聊，最终促成《星星》诗刊创办下旬刊《星星·散文诗》。散文诗编辑部从最初的一人编辑，到如今成为汇聚全国青年才俊的盛会，中国散文诗的创作在异议与探索中，一步步走向成熟。

散文诗的“合法性”问题在百年历史中始终如影随形。从1926年鲁迅的《野草》成为无法逾越的高峰，到《星星》诗刊创刊号发表流沙河的《草木篇》，再到顾城在《星星》复刊号上发表的《一代人》引发的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散文诗始终在诗歌的边缘寻找自己的位置。如今，大家不再纠结于“什么是散文诗”，而是更关注“如何写好散文诗”，这种从“定义”到“创作”的转变，本身就标志着散文诗文体的自信与成长。

思辨：文体边界与创作自觉

本次笔会，是散文诗写作者的一场关于散文诗文体边界与创作自觉的思辨。

青年诗人徐鼎竑将诗歌比作“凿子”，散文比作“犁”，而散文诗则是兼具冲击力与铺展幅度的“斧子”。它既非诗歌的简单拉长，也非散文的随意分行，而是一种独特的情感驱动力下的必然选择。

青年诗人沙显彤则从历史维度出发，指出散文诗在中国背负着某种“历史负资产”，在诗歌与散文的夹缝中生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周庆荣鼓励大家，文体的名称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散文诗文本本身是否成立，是否能表达出其他文体无法表达的情感与思想。“别人否定不了你，除非你自己放弃自我否定。”

探索：散文诗的形式与文体自觉

笔会中，青年诗人杨不寒从形式与文体的角度，对散文诗的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思考。

他指出，“新诗即自由诗”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什么写作是自由的”。诗人每创作一首诗，都需创造或找到一个新的形式。而散文诗的发生，恰恰建立在“当语言/思维不需要或不能在跨行中断裂”这一前提之上。它既以诗性为根性，又是对分行形式的不满足，是一种文体的“内爆与外溢”，更宽泛地说，是一种跨文体写作。

在杨不寒看来，散文诗不仅可以向散文漂移，还可以运用戏剧性的表达，如鲁迅的《过客》；也可以穿梭于寓言、笔记、掌故、方志等文本，甚至可以借鉴小说的特质。就个人创作而言，他的散文诗深受唐传奇和明代笔记小说的影响，“它们不仅赋予写作书卷气，更吐纳着神秘、灵性与幽邃的气息”。当需要营造某种生冷、神秘、绵延无边的审美感觉时，当想要发现并激活过去的现存性，唤起新鲜事物身上久远的文化气息时，他往往选择散文诗。

笔会上，杨不寒还分享了一个有趣的观察：许多优秀的诗人，在后期写作中需要表达内心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或很复杂的感受时，“一不小心就会文体越轨”，情不自禁地写成不分行的一段话——“断不开的浓得化不开的那样一种状态”，不再坚持分行形式。“好的诗人在表达很复杂的幽微感受的时候，会写成那个样子。也就无怪乎我们要来写散文诗。”在他看来，散文诗看起来比分行诗歌更有密度、更丰富，这恰恰说明了散文诗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特优势。

此外，杨不寒还谈及了散文诗创作的报酬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分行诗歌还是散文诗，相比于小说和散文，在修辞难度和精神强度两方面都要求更高。“散文诗三百字，至少应该对标好的小说的三百字的稿费。”他坦言，写一首五百字的散文诗可能花了很多精神和力气，但稿费却往往不对等，“我们会有那样一种期许，就是自己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认可，或者说得到了相应的反馈。”

现场：在工地与磕长头之间

理论的探讨之外，甘南的现实图景为诗人们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

来自云南的青年诗人包成秀分享了她从夏河机场到合作市路上的见闻：在扩建的二级公路旁，重卡呼啸而过，一位女人在细雨中磕着长头，将肉身一寸寸交还给大地。那一刻，她明白了散文诗并不遥远，就是真实生活的写照，是为喧嚣世界里的灵魂寻找一个安放的角落。

龚学敏对此深有感触，他特别指出，这位年轻诗人看到了“工地”和“磕长头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甘南，是文学应该书写的“当下”。文学不仅要写草原的美，更要写时代的发展、新旧的交替，以及生态、迁徙、记忆与科技这些世界性的文学主题。

声音：来自不同角落的真诚

笔会上，青年诗人们的声音真诚而多元。

来自电石厂的工人诗人王万胜坦言自己没受过专业诗歌教育，但他认为诗贵在“真”——素材真、语言真、立场真、情感真。他在现场朗读的《致谢词》中，感谢铁塔、安全帽和工装，用最粗粝也最真诚的语言，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来自甘南本土的写作者诺布朗杰分享了自己从诗歌转向散文诗的经历。他将自己比作“妈妈的味道”，虽未经专业训练，却能做出记忆中最熟悉的味道。他扎根于舟曲，书写最熟悉的细节，因为他相信“所有的文本最打动人的是细节”。

来自青岛的诗人金小杰则讲述了文字如何先于人抵达。十年前，她通过一位甘南朋友的照片和文字，对这片土地心生向往，并写下了关于甘南的散文诗。十年后，她终于亲身抵达，完成了文字与现实的重逢。

温度：文学的自我救赎与生命体温

在关于创作技巧与文体边界的讨论之外，一场关于文学与生命关系的探讨，将笔会引向了更深的维度。

《星星》诗刊编辑黎阳以李娟、李诞的对谈为例，坦言写作或许无法成为安身立命的职业，但却是生命中最忠实的伙伴。当生活的角色不断变换，当人生的苦难与挫折不期而至，文字是唯一不会背叛、不会改变的存在。因此，写作的动机不应仅仅是为了职业或任务，而应上升到对生命本身的思考。

“只有那些真正带着生命体温的文字，才能够让人真正地共鸣。”黎阳如是说。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情感的共鸣，更在于让作者与读者都能获得释怀与警醒。它允许苦难、悲伤甚至绝望的存在，但必须在绝望之中保存希望。文学不能扼杀希望，因为“好的作品，至少它对人性是一种救赎”。

这种救赎，首先是对作家自身的拯救。“我相信文学对读者的救赎，远不如对作家自身的救赎。”一位诗人分享道，“你连自己都救不了的话，我相信你救不了任何人。”文学必须回到生命本身，回到工作本身，回到环境本身，用最贴地的姿态，丈量出灵魂的高度。

传承：薪火相传，书写未来

在思想的碰撞与现实的感召之外，笔会也充满了对散文诗未来的思考与期许。

蒋登科教授强调，文体的争议与历史的定论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青年写作者们能否沉下心来，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足够分量的文本。“我们写属于自己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就足够了。因为所有的定论，最终的结论不是我们做的。”

周庆荣认为散文诗写作的更高境界在于思想，它要求写作者不仅要有诗性的语言，更要有哲学的思辨和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他鼓励青年作者要广泛阅读，从鲁迅、波德莱尔等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让文字拥有更厚重的底蕴。

笔会期间，诗人们像文字里的“游牧”者，在甘南的山水间汲取灵感，在思想的碰撞中拓宽视野。他们讨论AI时代写作的意义，探讨如何将专业词汇融入诗歌，思考如何用散文诗书写地方史与个人史。

正如一位诗人所说：“辽阔的土地生长不出狭隘的灵魂。”在这片高原上，散文诗人们用文字丈量灵魂的高度，用真诚对抗虚无。他们深知，散文诗写作的终极魅力，或许就是人类用有限的文字，在宇宙中刻下孤独而独特的灵音。

这场在甘南的相聚，不仅是一次笔会，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诗人们带着各自的困惑与热爱而来，最终在文字的光芒中，找到了同路人，也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