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小观众与仿生陪伴机器猫互动。 ②游客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体验“梦回大唐盛世”VR视觉项目。 ③中国科学家团队绘制的小鼠三维脑区和立体定位图谱，进一步解开脑科学奥秘。 图均源自新华社

在人工智能强势崛起、科技加速发展的今天，人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机遇。人文学的对象、问题、工具、方法都在扩展甚或重置，其研究成果发挥作用和产生意义的方式与路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作为新兴交叉领域的科技人文由此浮现。近年来，以“科技人文”命名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相继创立，体现了这一领域的前沿属性和丰沛活力。然而，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比较普遍的理解仍局限于“涉及科技的人文学术”或“运用新兴技术开展人文研究”，从而妨碍了潜能的充分释放。因此，有必要立足既有成果，把握当代技术社会发展趋势，对科技人文这一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和整全的诠释，为这一新兴领域建立必要的理论自觉。

“两种文化”与科技人文的由来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对世界的探究与对人的思考向来是一体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伦理学共享同一套目的论框架，达·芬奇式的通人是这种一体性的典范。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分工的细化推动了学科建制化，知识生产的高度分化与边界壁垒构成了现代知识型的内在逻辑，科学与人文各自建立了独立的话语体系、方法标准和机构建制。

1959年，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命题，指出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深层危机。此后60余年，跨越鸿沟的努力从未停止。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在《知识大融通》中呼吁知识的统一，但其方案实质上是让人文归化于进化生物学的解释框架。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以行动者网络理论试图消解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但其方案的影响主要是在科学技术学内部。这些努力各有贡献，但共同的局限在于：它们要么以一方统摄另一方，要么止步于对二元结构的批判，未能真正建立科技与人文双向互动、相互生成的实践机制。

时至今日，技术变革的深度已远超斯诺时代。技术不再仅仅是“工具”或“对象”，而开始渗透到人的本体构成之中——脑机接口、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改写“人”本身。这就要求一种超越“两种文化”框架的新的综合：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浑然一体，也不能停留在现代性的学科分立，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关联进化。

科技人文的内核与特质

科技人文是一个在当代技术变革深度重塑人类存在本体、知识生产机制与社会实践形态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具有独立问题域、方法论自觉与价值坐标的前沿交叉领域。其内核是科技与人文的关联进化：一方面，科技对人类本体边界的突破，推动“人”从自然演化的“原人”向技术中介的“新人”转化，这促使人文学进行存在论层面的自我调适与方法论层面的主动更新；另一方面，人文学以批判反思、伦理建构、创意推演等不同方式融入科技创新的全周期，不再是科技发展的外部约束或事后校正，而成为内嵌于技术生成逻辑的前置性条件与构成性要素。

在上述定义中，有几个关键术语需要特别说明。“关联进化”是指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外部因果，而是二者在相互作用中各自发生深层结构性变迁的协同过程。所谓“原人”，即自然演化形成的智人；所谓“新人”，指经由技术深度中介而在物理、生理、心理层面发生了本体性改变的后人类主体。这一区分旨在标示：科技人文所关注的，是科技对人之为人的本体论改写，以及与之相应的理论与实践的改变。

在此，有必要将“科技人文”与若干相邻概念略作区分。数字人文致力于运用计算技术提升人文研究的效率与规模，乃至于改变其路径，本质上是技术工具对人文学的加持。科学技术学侧重对科技实践的社会建构分析，其现实介入主要体现在科技政策、伦理监管等社会治理层面，而非技术本身的创制。后人类研究聚焦技术对人的本体论冲击，但主要在哲学和文化批判层面展开，较少涉及人文思想对科技创新的反向生成。三者各得其一偏，而科技人文的特质在于：它试图整合三者的视野，建立科技与人文双向互动的整全框架。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从跨学科教育、文化与科技融合等角度展开探索，本文则尝试在原理层面，提出“关联进化”的动力学框架与“原人—新人”的演化论坐标，以期形成一个更具统摄性的概念结构。

人文的科技化与科技的人文化

科技人文有两个基本面向。

其一为“人文的科技化”，即人文学感应、呼应和响应科技的纵深发展。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世界观变革与工具迭代，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双重维度上不断重塑人文学。从思想史来看，近代以来的历次科学革命（如进化论、相对论、量子力学）无不引发了人文学世界观与知识型的整体转换。在当代，脑神经科学、复杂系统理论以及人工智能对“非碳基智能”的揭示，正在强力拆解人文学关于“意识”“主体性”与“自由意志”的传统预设，这种由前沿科学带来的“启悟”，构成了人文学在认识论层面的范式革命。

在认识论的重构之外，积极运用新技术及其新方法，为人文学“赋能”，则是当下更为显见和强劲的潮流：使用人工智能处理海量文献，藉由脑电技术研究艺术思维，通过太赫兹无损检测还原文物真容。这些赋能是主动的方法论更新：人文借助科技，实现研究能力的跃迁。

但更为深刻的冲击正在发生。正如西方经济学从“理性人假设”出发，人文学也共享一些关于人的基本预设：人寿有尽、人智有穷、人欲有根。这些预设曾经是稳定的事实陈述，也是各学科立论的地基。然而，当生命延长技术破解“生年不满百”，神经增强技术扩充“有限认知”，情感计算和人工共情挑战“七情六欲”的自然性，地基就开始动摇。当赛博格（脑机接口、外骨骼、神经义肢等）和基因工程（CRISPR-Cas9、合成生物学等）广泛使用，推动人类个体日益远离自然进化而成的智人，向“后人类”“新人类”“超人类”演化，作为人文学基本对象的人发生本体层面的改变，人文学就必须进行相应的调适，考察人性新变，回应新人诉求。后人类研究的兴起正是这种趋势的集中显现。这种“驱动”是被动的本体论调适：科技改变人，人文被迫回应。

由此，可以辨明“人文的科技化”的深层结构：前沿科学引发的“启悟”，促使人文学在认识论层面实现范式转换；最新技术作为研究工具的“赋能”，使人文学获得别开生面的研究能力；而科技改写人类本体所带来的“驱动”，则迫使人文学在存在论层面重新确立原点。三者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共同构成了“人文的科技化”的完整图景。

其二为“科技的人文化”。这里所说的“人文化”不是“人性化”，不仅不是“让科技更有人情味”，也超越了抽象的或立意上的“以人为本”，而是“人文介入”——人文学在思想和实践上自始至终在场、能动、有为。

相较于人文学在科技新潮中的乘风破浪，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融合发展，是更为广阔的理论前沿和实践空间。人文学既可以提供批判观察和价值反思，防止狂飙突进的科技失控，增加人类福祉——如应用伦理学为医学、生物学等领域把关；又可通过人文创意成为科技研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科幻原型法”，即一些科技公司在产品开发早期邀请科幻作家围绕技术概念进行想象推演，预见产品投放市场后可能产生的全方位影响。例如，在开发情感陪伴人工智能时，先行推演人机情感关系的多种可能走向，从而在产品设计阶段即纳入对伦理风险和社会影响的预判。如此，科幻不再只是文艺想象，而成为创新流程中的重要启发。

如此一来，人文学者的角色便可以是甚至必然是多元的。可能是球场上的裁判员（伦理规范者）或场外的评论员（批判反思者），也可能成为“中场”或“前锋”（创新参与者），还可以扮演“后卫”或“守门员”（风险预防者）的角色，将危害人类生存或动摇伦理根基的技术拒之门外。学者因其学术理路的差异，可以冷眼旁观、批判审视，也可以躬身入局、身体力行。

需要强调的是，“人文的科技化”与“科技的人文化”是并行相关乃至纠缠共生的两个进程。二者并非机械互补，而是双链交织的协同进化：人文因科技而更新自身的问题与方法，科技因人文而获得价值导向与想象力的注入，两个进程相互激发、相得益彰。

新的研究方向正在开启

科技人文既非科技的人文注脚，也非人文的科技点缀，而是一个兼具认识深度与实践向度，能够同时生产新知识、新方法与新的存在可能性的生成性场域。它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两个维度上，具有传统单一学科所不具备的整合效能与变革潜力。作为一个新兴场域，科技人文可望开启若干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在理论层面，“原人—新人”的转型如何重构文学、哲学、史学关于“人”的基本叙事？在方法层面，“科幻原型法”等人文介入科技创新的路径如何从个案走向制度？在实践层面，科技人文的理念如何转化为高校跨学科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合作的具体方案？这些问题有待深入探索，但共享的概念框架已经为其提供了整体视野。由此，科技人文将在当代技术社会中成长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向度的重要领域。

［作者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大平台子项“人文学核心问题的文献整理与理论反思”（2025CDJSKDPT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