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国热映，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位。这部以潮汕方言、侨批文化和家族记忆为重要元素的影片，原本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却在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中引发共鸣，也带动了人们对乡土文化、地方叙事和代际情感的持续讨论。从银幕内的一封封侨批，到银幕外年轻观众对乡音、亲情与故土的重新凝视，《给阿嬷的情书》的走红，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在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乡土文化何以仍能抵达人心？依托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地域特征浓郁的文化故事，如何以创新手段转化为跨地域、跨圈层的共同情感经验？我们邀请有关学者进行对话，以期从影片文本、乡土文化传承与青年情感认同等角度，探讨传统文化当代表达的可能路径。
深圳“一纸侨批平山海”主题展览，以侨批、回批等文物为核心叙事，吸引不少民众参观。本文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对话嘉宾：
方 惠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陈庆妃 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陆嘉宁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地域文化承载普遍情感，成就“票房黑马”
中青报·中青网：从您的专业视角出发，《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部以潮汕文化、侨批历史为背景的方言电影，为何能成为今年电影市场最大“黑马”，取得如此佳绩？
方惠：《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是一次难得的“逆流而上”。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生产逐渐从计划体制下的文艺生产转向市场导向的产业运作。伴随“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文化产品被深度纳入市场竞争与产业管理体系之中，其价值日益通过票房、收视率、发行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等指标加以衡量。进入21世纪后，文化产业进一步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规模化生产、类型化创作和资本运作逐渐成为主导逻辑。特别是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流量、完播率、情绪峰值和传播转化等指标进一步成为内容生产的重要依据，文化工业的逻辑被推向新的极致：文化产品越来越倾向于围绕可计算的用户反应进行“爆款”生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显得尤为特殊。它并非完全脱离工业体系，而是在高度工业化的文化环境中，通过地方性经验、真实故事基础和克制的叙事节奏，暂时摆脱了流量导向的创作惯性。当观众长期浸泡于高度优化、精准投喂的内容环境之中时，那些未经明显计算、保留生活粗粝感与情感复杂性的叙事反而呈现出一种难得的真实感。换言之，《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是工业逻辑高度成熟之后产生的反向效应——当标准化情感生产日益普遍时，真诚本身成为稀缺的文化资源。
陈庆妃：《给阿嬷的情书》值得称许的地方不少。首先，电影的片名制造“反差萌”，呈现戏剧性张力。阿嬷是潮汕、闽南地区女性祖辈的民间称谓，给人以保守、传统的印象，感情表达方式与一般人理解中的“情书”式表达相距甚远，悬念由此滋生。片名逐步引导剧情推进，阿嬷叶淑柔一生隐忍负重，是下南洋历史的守候者，如被封存在阁楼里的过时侨批。孙子以被逼还债的轻喜剧方式出场，跨国寻找阿公在泰国的谋生往事。双线剧情交叉并进，互为犄角，突破了代际的圈层，让阿嬷和孙子两代人在相互吐槽中相互看见。
《给阿嬷的情书》与“唐探”系列电影在剧情设置上有若干相似之处，但“唐探”常被批评在剧情和人设上用力过猛，《给阿嬷的情书》则拿捏恰当，分寸感掌握得很好，动情而不滥情，诙谐而不油滑。至于素人导演与演员的“传奇”出位，则与当前“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取向颇有暗合之处，最大限度调动了不同圈层观众的观影热情。此外，跨国情感互动，牵引出华侨过番家庭“两头家”的海外境遇，有意无意制造出不少跨文化交流的笑料，也是该剧成功的重要因素。
陆嘉宁：观察近几年的电影市场，国内观众已然对常规的“大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审美疲劳，一些视听效果精良的全明星阵容电影频频折戟。但在这类现象的另一面，当观众遇到契合集体情绪，能投射自身情感的电影时，会自发地“用脚投票”，并在社交媒体上热烈讨论。一部电影成为流行的社交话题后，哪怕最初因为方言对白、无明星名导、低成本小团队等因素不被看好，口碑发酵也能助推作品“破圈”。
具体到《给阿嬷的情书》的艺术呈现方式和文本编织方式，该片朴实自然，算不上视听方面精良豪华的“大片”。但这部影片也绝非《翠湖》《乘船而去》这类高口碑、低票房的小众文艺电影，其底层逻辑具备面向大众市场广泛传播的故事基础和类型基调。与此同时，影片也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潮汕侨民重情守义，在异国他乡互帮互助、时时不忘中国文化之根，源源不断寄侨汇回乡支援祖国的民族情感。而在最让观众泪目的个体情感部分，影片既表现了人情美好，也以小见大，彰显了温良敦厚中不乏侠气的中华传统美德。侨批在片中既是私人银信往来，也是更博大的家国情怀象征。影片看似全无雕饰，但文本编织绝不简陋，内核完全契合这几年的佳片特征。
中青报·中青网：《给阿嬷的情书》呈现了丰富的地域文化符号，这些具体而鲜活的元素，构成了作品的独特质感，也承载着特定的生活逻辑、情感结构和价值观念。在您看来，观众可以通过这些元素得到怎样的精神体验？观众自身的背景差异，又会如何影响这种体验？
方惠：《给阿嬷的情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只是它呈现了具有鲜明潮汕特色的地域文化符号，而在于这些符号背后承载的更普遍的人类经验。电影中的侨批是华侨历史的见证，也象征着人与人之间跨越时空的牵挂；主人公之间的“情义”，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侨乡经验，也能够唤起不同背景的观众对于家庭关系与人生际遇的普遍共鸣。以中国台湾新电影为例，从侯孝贤镜头下的闽南乡村与眷村记忆，到杨德昌对台北都市家庭的细腻描绘，这些作品都表明，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电影往往不是通过抽象的普遍性打动观众，而是通过高度具体的地方经验抵达普遍的人性。
当然，不同背景的观众会从中获得不同层次的精神体验。对于潮汕人、华侨后代或具有迁徙经历的观众而言，影片中的方言、饮食、侨批和家族记忆可能会唤起强烈的文化认同，激活关于故乡、宗族和离散经验的集体记忆。而对不了解潮汕文化的观众来说，他们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历史脉络，却依然能看见自己所熟悉的情感与人生处境。原因恰在于它并没有刻意将地方文化“他者化”为一种供外界消费的民俗景观，而是让这些文化元素自然地生长于人物的生活与情感之中。正是在这种真实与具体之中，影片建立起了不同文化背景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
陈庆妃：全球化时代，普遍性传播迅速，以消弭差异性为代价，复制出许许多多同质性的文化景观，反观地域文化，在看似理解的障碍中获得了被重新发现的价值。华裔学者、人文地理学奠基人段义孚曾将“空间”与“地方感”进行区分。他认为，“地方感”是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意义认同和归属体验，并非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感知，而是通过长期生活、经验积累和社会互动，将空间转化为具有情感厚度和意义的“地方”。构成地方感的正是那些难以被复刻的地域文化符号。《给阿嬷的情书》中出现的潮汕风物、小吃，如橄榄、油柑、咸猪肉、冬至丸、姜薯甜汤、无米粿、工夫茶、抽纱、潮剧、英歌舞，共构了一个充满家园感的沉浸式观影氛围。
陆嘉宁：导演蓝鸿春此前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他的纪录片《四海潮味》，都充溢着浓浓的乡情。对创作者而言，深耕故乡传统文化，可以使其掌握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些素材烟火气十足，贴近普通人日常生活，契合人之常情，自然能得到更广大地域观众的理解和认同。
譬如，导演非常熟悉潮汕美食和个体食肆经营者的生活，其一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做米粿、卤鸭、炣菜等潮汕食物的个体户，无论角色是身处乡土环境还是海外异国，潮汕人勤劳坚韧、热爱生活、珍视传统、讲同乡义气、重视亲情和家庭责任的美好品行是通过一餐一饭等生活细节细腻体现的。许多观众看《给阿嬷的情书》被结尾那句“咸肉你收到了吗”感动，从现实生活中提炼人间情味——这种朴素的创作法则能够穿越地域文化壁垒，直抵各地观众内心柔软之处。至于方言表达，虽然其他地域的观众不熟悉潮汕话，但因为方言语音语调与角色气质、表情天然契合，观众们感知到的情绪和气氛是完整的，会被潜移默化打动。
媒介如何搭建青年与乡土文化的情感桥梁
中青报·中青网：对许多年轻人而言，乡土已经逐渐淡出其个人记忆与生活经验，而更多来自文化传承、家族叙事、地方口音等相对模糊的情感来源。在这一背景下，《给阿嬷的情书》所呈现的乡土文化记忆，为何能让当代青年产生共鸣？这对增进代际理解又有怎样的启发？
方惠：对成长于城市化、数字化环境中的年轻人来说，乡土或许已经不再是切身经验，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家族故事、长辈口音、节庆习俗、祖辈记忆等形式潜藏于个人生命史之中。《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方言和侨乡生活，实际上为年轻观众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这些情感遗产的入口。影片所唤起的并不仅是对某个地方的怀旧，而是一种对于“我从哪里来”“祖辈经历过什么”“上一代人如何理解责任与情感”的追问。在这个意义上，影片所呈现的乡土记忆，本质上也是一种关于家族传承与生命经验的记忆。
作为一名女性观众，我尤其被影片中所展现的女性经验所打动。它呈现了一种非常具有中国本土生活色彩的主体性：它既不同于传统父权叙事中“牺牲自我、成全家庭”的贤妻良母形象，也不同于当代流行文化中高度个人主义的女性成长神话，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和日常生活之中，展现女性如何通过照料他人和情感劳动塑造自己的生命价值。我觉得这可能是许多女观众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真实的人生往往不是理想化叙事中的非此即彼，而是在各种限制条件下寻找自己的行动空间。影片中的南枝、淑柔等女性角色，让我们看见上一代女性面对命运时的韧性和尊严，这种经验比抽象的论述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陈庆妃：当远方不再遥远，抵达脚下的土地，“附近”反而成为问题。社会学家项飙提出“以附近为方法”，某种意义上针对的也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生存的“离地”现象。青年的社会化、都市化过程，常常以乡土的消失为代价。家族故事、乡土记忆似乎都仅是遥远的抽象概念，长辈们唠叨碎片化的言语。然而，经由电影的声画还原，动人的故事加以组织，他们完成了对时间的理解，原来长辈们也年轻过，意气风发过，舍生取义的情感并非道德说教，而是生命的相互成全。
陆嘉宁：从观众的角度反向看去，在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中，人际关系日益原子化，传统熟人社会紧密人际关系的体验已变得很遥远。当代人拥有了更多独立空间和行动的自由，但也因此更容易感到孤独。年轻人生活中缺失的社群感、人际陪伴感，恰恰能在《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影片中得到弥补和代偿，影片带观众回到“从前慢”的时代，对异国漂泊之人而言，同乡之谊极为珍贵，那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托付，是今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美好。本片巧妙之处在于，南枝与木生，南枝与淑柔的情谊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精神相通的同时，保留了恰当的分寸感和边界感，这精准符合青年观众对理想人际关系的想象。中老年观众则可以从同样的人际关系中体味到传统美德，不同观众可能有不同的读解，但不管怎样的读解，都能令人感到治愈和愉悦。
中青报·中青网：在高度流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人离开家乡求学工作，也习惯在网络空间建立自我认同。在这一背景下，乡土文化能为青年提供怎样的精神资源，以帮助其理解自己与家庭、故乡、历史、国家之间的关系？影视作品等大众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方惠：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里，乡土文化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把年轻人重新带回某个具体的地理空间，而在于帮助他们理解自己从何而来。它可以帮助年轻人跳出高度个人化的视角，重新认识个体与家庭、故乡、国家之间相互嵌套的联系。在电影中，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也能够从中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迁徙历史、海外华侨与故乡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选择。当个人生命被放置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之中时，我们对于自身处境的理解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
影视作品等大众媒介作为一种“假肢媒介”（prosthetic media），能够突破个体经验的边界，让个体未曾亲历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体验变得具象可感。许多年轻人或许从未见过侨批，但他们仍然能够通过南枝、木生和淑柔的故事，感受到迁徙、离散、等待与牵挂所承载的生命重量。正是在这种情感认同之中，电影成为人们通达历史的重要桥梁，使原本属于他人的记忆，转化为对自身、家族乃至国家历史的理解。相比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影视作品更善于从普通人的命运出发，引导观众在情感共鸣中建立对历史的感知，从而将过去重新带回当下的生活世界。
陈庆妃：中国乡土文化立足于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乡土不只是人们生活的居所，也承载着稳定的人际网络、伦理秩序和意义空间。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乡土社会，塑造了一种“出走与回归”的环形人生轨道：人可以向外求学、谋生、追求功业理想，但无论走到哪里，都与故土保持着情感和责任上的关联。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报国，也往往要经过乡土社会的确认与承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乡土”与“中国”之间形成了深层互联，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也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价值认同。
然而，曾经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的“乡土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被挤压，许多乡村日益空心化，青年人持续向城市流动。对不少离乡者而言，“无地可依”不仅意味着落脚、定居的困难，也意味着精神归属的稀薄。如何在城市与乡土之间重新建立情感纽带和往返通道，让进城的青年离土而不离乡，是一项深远的文化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给阿嬷的情书》不只是一部院线黑马，也可以被看作一次乡土文化培育的有益探索。片中一封封侨批，是一次次跨越时空的情感召唤，也是对文化记忆的重温；“阿嬷，尚好的人家哪里找”，则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远去家园和美好情感的深切眷恋。
陆嘉宁：《给阿嬷的情书》中南枝学习中文的情节，正像是对当代人重寻文化根源的某种同构映射。南枝最初随父亲异国谋生，不会写汉字，脱离中国文化日久，似乎只有不断获得经济回报才能安抚其内心的不安全感。但随着她的中文日益精进，与潮汕地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产生关联之后，我们会看到，她纵使面对接踵而至的挫折，精神状态反而更加笃定淡然。与“唐山”的侨批通信，让她获得了精神底气。
与之类似，在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在大城市辛苦学习、打拼的青年人，心底的乡愁与不安需要通过与故乡重新建立联系来排解。对乡土进行再发现的“返乡”故事近年在影视剧中非常流行，例如《去有风的地方》《我的阿勒泰》《春色寄情人》等。“重返故乡”未必一定是物理意义上的回乡，也可以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优秀的影视作品，可以用精良的视听语言传播乡土文化、以生动的故事展示游子与故乡的联结，进而帮助人们了解自身故乡的历史、培养对乡土文化的热爱，使人能带着乡土赋予的精神财富与情感价值投入当下生活，在桑梓之情、爱国之情的激励下克服挑战。
乡土不“土”，蕴藏传播密码
中青报·中青网：要对乡土文化进行当代表达，要关注哪些细节，避开哪些误区？如何平衡好其中的传统元素与当代元素？在推动乡土文化进入更广阔的传播空间时，又应如何使其成为涵养社会共同价值的力量？
方惠：对乡土文化进行当代表达，最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地展示地方特色，而是理解这些文化形式背后的生活逻辑、情感结构与价值观念。成功的乡土题材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并不是因为它们呈现了多少方言、美食或民俗，而是因为这些元素始终服务于人物的生活经验与情感关系。乡土文化只有回到具体的生活中，才能摆脱符号化、标签化的呈现方式，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表达。
与此同时，也需要警惕两种常见误区。一种是将乡土文化“博物馆化”，把它理解为静止不变的传统遗产，只关注古老习俗和文化符号，而忽视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持续变化与再创造；另一种则是将乡土文化“奇观化”，将其包装成供外部观众观看和消费的异域景观，过度强调其特殊性或猎奇性。在这种叙事中，乡土往往被凝固为一种被观看的对象，而失去了作为真实生活世界的复杂性。
关于传统元素与当代元素之间的平衡，关键并不在于内容比例，而在于寻找二者之间能够持续对话的问题意识。年轻观众未必关心某种习俗本身，却会关心这些习俗背后所承载的家庭关系、情感纽带。当传统文化能够回应当代人的情感需求和现实关切时，它便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重要的不是让传统进入当代，而是让当代人在传统之中看见自己的处境与问题。
陈庆妃：乡土非“土”，是当代青年需要重建的一种观念意识和审美意识。晚清以降，“土”与“洋”常常被对举，形成一种无意识的价值评价系统。闽粤地区向来有移民传统，所以谈闽粤文化的地方性，不能忽视其世界性。
闽粤先民来自中原，其方言系统保留较多古音，本属中原雅韵，并不“土”。影片中的“批”（信）“番”（外国）“厝”（房屋）“厝主”（房东）“落雨”（下雨）“欢喜”（高兴）等表达，对唤醒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无裨益。运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可以起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向远方探索新知，也要向身边发现旧识。
很多年轻人可能尚未意识到，日常表达当中的习惯话语，同样可以站在世界时尚的前沿。譬如闽南方言中“迌”一词，被视为短视频平台TikTok命名的灵感来源。影片中，谢南枝以郑木生名义写给叶淑柔的信，诵读起来宛如古汉语的原音盘桓，雅致而美好：“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古早味的“阿嬷”借当代的“情书”重建代际情感，跨越国境，在他乡发现乡土，为民族文化自觉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陆嘉宁：表达乡土文化，不能将丰富的多层次的乡土文化简化为某种刻板印象，否则不仅会误导其他地域的观众，还会招致特定地域乡民观众的反感。具体而言，创作者必须既了解历史，也立足当下，尤其要看到“当代乡土”，不仅看老一辈如何保留传统，也要观察年轻一辈如何融合新旧观念，平衡代际关系，表现他们在怀有乡情和地域自豪感的同时，熟练运用各种现代手段去工作、生活，充分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以往作品中的潮汕年轻人形象，大多是在深圳打工的自媒体从业者、电商从业者，还有一边做街头小吃生意，一边运用抖音推广自己手艺的博主。包括《给阿嬷的情书》中事业失败欠钱的孙辈。新一代潮汕人角色持续出现在他的影片中，带来了不同于传统，也绝不刻板的视角，人物实实在在生活在当下，这才能便于观众代入和共情。
中青报·中青网：要让乡土文化跨越地域、年龄和群体的边界，形成深入人心的“破圈传播”，最关键的要点是什么？未来的内容创作与文化传播工作者，又能从近期的现象中学到什么？
方惠：这个提问本身其实就值得反思。今天我们讨论乡土文化传播时，很容易陷入一种“爆款叙事”，似乎只要总结出某部作品的成功经验加以复制，就能够持续制造新的“破圈传播”。但事实上，正如何威在《当代文艺创作的“爆款迷思”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爆款”原本应当是优质作品进入市场后的结果，而非创作之初被预设和追逐的目标；当人们试图将“爆款”“破圈”当作一种可以复制的公式时，可能会陷入“倒果为因”的误区。
与其追问如何复制“破圈传播”，不如思考什么样的作品值得被传播。当创作者不去迎合流量逻辑，而去关注人物、生活和时代经验本身时，作品反而更有可能超越地域和群体的边界。换句话说，“破圈传播”更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和市场对于好作品的一种嘉奖，而不是创作的前提条件。真正需要坚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具体人物的理解以及对真实情感的尊重。有生命力的“爆款”往往是创作者的心血、大众选择与时代精神共同作用下自然生成的结果，而非通过预设公式制造出来的产品。
陆嘉宁：《给阿嬷的情书》，给当下正处于新的转型期的影视产业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在AI技术兴起的背景下，“真人手搓”的魅力正在于大道至简、重剑无锋，不需要花哨的奇观化场景和动作，当技术门槛一降再降，观众对绚烂的视听场景审美疲劳的时候，朴实无华反而更能直击人心，素人演员、方言台词等只要运用得当，非但不会劝退观众，反而能够实现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其二，当下观众某种程度上已然是用户思维，不再是单向接受“传道”的受教者，相比作品讲了什么高深的思想和知识，他们更关心自己能够从故事中获得什么。如果创作者只顾自我表达，沉溺于个人情绪，而忽视了影片的公共性和社会集体情感，创作技法再精巧也难以破圈。
其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创作者需要深入现实采风。例如蓝鸿春多年来深耕潮汕乡土文化领域，掌握了海量素材，厚积薄发；爆款作品《逃出大英博物馆》《ENEMY》的作者团队，也一直在民族情怀短视频创作上有所积累。如果只想着投机取巧，在积累不足的情况下跟风所谓“流行议题”，试图炮制快餐作品迅速变现，很可能得不偿失。《给阿嬷的情书》让人看到了影视创作传统手段“笨办法”的魅力：真正扎根于生活，克制表达不炫技，表现人类共同的伦理情感，终会赢得观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