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衣岭，一个阳光下也感觉到阴冷，喧闹中孤独不断袭来之地。这里曾经是老乐西公路(乐山一西昌)的喉要道，开凿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也是最险要的山峰，仅打通这一处就死伤 3000 多人。

如今从乐山到西昌的高速公路，以及各县之间的国道早已取代原有的老乐西路，蓑衣岭上更是少有人涉足。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往事还有多少人能知?

的确，在飞机、轮船、高速路四通八达的今天，萦绕在西南崇山峻岭之中的乐西公路毫不起眼。它弯弯曲曲，狭窄不平，卑处一隅。然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在横贯南北的平汉铁路粤汉铁路以及对外联系的粤港交通遭日军封锁后，乐西公路成为我国唯一通向国际的陆上通道。源源不断的抗战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云南，再从云南祥云、四川西昌和乐山转运到全国各地。

难以想象，乐西公路瘦弱的身躯曾背负着民族的兴亡、历史的重任。

峨眉山老和尚永诵法师就是筑路见证者之一。他俗名张银山，22岁在峨眉山金顶华藏寺出家，1938年下山背粮食时，不幸被国民党兵抓了壮工，押往修筑乐西公路。老师父告诉我，当时路十分艰苦，尤其是蓑衣岭，终年云雾缭绕，滴水成雨、马帮驮夫翻越时必先带上蓑衣斗笠，否则衣衫湿透。蓑衣岭便是由此得名。在那里干活整天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又冷又饿，人瘦得皮包骨头如一具骷髅。好些人生病无法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有的头一天晚上还在茅草棚里挨着大家睡，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已经僵硬了，脸色又青又黄，大张着眼睛和嘴巴，吓得人毛骨悚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时常遭遇地方民团、土匪的武装袭击。一天，他所在的连队在施工中被一股土匪包围，土匪凭借山顶洞穴易守难攻的地势向他们射击，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死伤很惨重，他们连只剩下20多人。最后连长打红了眼大声嘶叫道：“弟兄们冲啊，洞里全是金银财宝、打死他们大家平分……”

乐山和西昌相距 500 多公里，古有蜿蜒的驿道，各县间亦有小路相连，但自明末以来，尤其是清朝中期水路、海运日渐开通发达后，这条马帮驮夫行走的山间驿道日趋衰落。加之常有山洪泥石流侵扰，地震塌方袭击，逐渐梗阻荒弃，最后沦为蚕从鸟道。

1935年蒋介石在峨眉山下创办军官培训团时就萌发了修筑乐西公路的想法。当时从四川去云南须绕道贵州，行程遥远，极为不便。若能打通乐山到西昌的道路，则大大缩短行程，方便快捷。但因地质情况复杂，施工难度太大而搁浅。直到1938年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主要交通干线受阻，修筑乐西公路不得不被重新提上议程。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若日军继续进攻，陪都重庆保不住，则迁都西昌的计划，并修建了“委员长西昌行辕”。因此，修筑乐西公路迫在眉睫，蒋介石极为重视，下令若不在1940年年底修通乐西公路，将以贻误军机论处!

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高才生赵祖康临危投命，担任公路总指挥。修筑乐西公路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在赵祖康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在他的筑路生涯中，西兰路(西安至兰州)、西汉路(西安至汉中)、乐西路堪称人生炼狱，其中尤以乐西路为甚，让他倍受煎熬，险些丧命，还惹下牢狱之灾。

乐西公路沿线山高水深，多为彝汉杂居地，物产匮乏，人烟稀少，荒僻闭塞，与外界隔绝不通往来，甚至被人称为“独立倮倮”。

清末一个名叫克来尔的英国人进入探险被当地土著人所俘，部落首领见他外貌怪异，遂问他：从哪里来?克来尔在北京聘了一个翻译，到成都又聘一个懂四川话的人，进入凉山后再聘一个懂土著语的人。部落首领的发问经过三个翻译后意思也发生了变化。克来尔答：大不列颠帝国。北京翻译直译：英国。四川翻译心想土人长年不与外界往来，哪知英国是何物?于是意译：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凉山翻译此时已经吓得有些发晕，连蒙带猜翻译：从天边来。部落首领一听，心里犯嘀咕了，忙找巫师前来问询，巫师一番占卜问卦后说此人是来偷我们月亮的贼人。这还了得?！月亮是土著人心中的神，岂容他人染指!首领顿时变脸发怒，克来尔成了土著人的刀下鬼。此事险些酿成中英外交纠纷，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再不敢进入凉山腹地。

由于战事紧急，乐西公路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开工更增加了施工难度。公路副总工程师张佐周在回忆录中写道：“奉命于抢修之际，要任于西康之间，深入所谓不毛之地……政令不及，萑苻遍地，‘司令’称王，杀生颐指，毒贩集队，扬长过市，白天帮会横行，杀人越货。夜间狼嚎墙外，焚尸而食。身处虎狼之乡，幸存于恶霸特务之间，至今思之，不寒而栗……”

西昌当时属军阀刘文辉管辖，可是大小凉山山重水复，道路阻隔，一些部落或各自为政，或占山为王，时常发生械斗，刘文辉很多时候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加上刘文辉又与蒋介石矛盾重重，故为了修建乐西公路，除川、康两省政府，行政专员公署，成都、西昌两个行辕插手外，还设了川省民工管理处、康境民工管理处、夷民筑路司令部、南段督修司令部、北段督修司令部、西昌行辕政治部边民筑路队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等18个冗繁的管理机构。正所谓虱多不痒，账多不愁，冗官冗员，重重叠叠，相互推诿，办事拖拉。不但有那些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之徒从中蚕食鲸吞、贪污克扣，使筑路工程雪上加霜；还有中央军与地方部队争斗，特务渗透，地方恶霸逞凶，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弄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最凄惨、最可怜的是那些被征集来的民工，被抓去充军的壮丁，整日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疾疫相侵，瘴岚为灾，弄得人七分像鬼，三分是人。不少人染病而亡，或失身悬崖，或死于炮火。

永诵老和尚被抓走三年半后终于逃回了峨眉山，这时乐西公路已全线开通。他说是普贤菩萨保佑他死里逃生，他当时心里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无论如何一定要返回峨眉山!一定要回到普贤菩萨的身边!若不是信仰的力量支撑，若不是他有坚强的毅力，也许早已客死异乡、暴尸荒野。

有一个与他经历相似的乐山籍壮丁就没有他幸运，逃到半途被土著人抓去当了奴隶，他不堪忍受几次逃跑都被抓回毒打，最后奴隶主把他的锁骨也打上铁环，再穿上铁链拴在木桩上干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他才战战兢兢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堪回首的往事，他的神情举止已与当地人毫无差异，和一个山里女人生了一堆孩子。所不同的是他的锁骨上至今还留着一个手腕大小的铁环，长在肉中无法分离。他思念家乡却又无颜返回，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求人写信回乡打听，才知道父母、哥哥、姐姐都已不在人世。他伤心地大哭一场，然后做了几块木牌，上面刻上亲人的名字扔在河里为他们招魂祈祷，从此不再想走出大山……

乐西路上的辛酸何止这些!当年筑路死去的民工大多数无法葬回故乡，只能就地被草草掩埋，还有不少是被扔到悬崖之下，早已化作山间的泥土茅草、石块树木，与乐西路融为一体。没留下一个可供人凭吊缅怀的陵园和墓碑，唯有山风为他们哀鸣哭泣。

1941年1月，乐西公路历时18个月后终于通车，赵祖康写下了“蓝褛开疆”4个大字，刻石留在海拔约2800米的蓑衣岭上以纪念筑路的20多万民工。这些普通民工，在被征集筑路前大多数是乡间的青年、老百姓的儿子，淳朴、贫穷、吃苦耐劳，也许还有一些无知和愚昧，但正是他们支撑了这个国家，衣衫褴褛，以血肉之躯将蚕丛鸟道变为康庄之途，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是国家的功臣!

乐西公路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国民党行政院组织了一个以参事王家桢为首的考察团，1941年7月从乐山出发，哪知刚走到富林(今雅安汉源县境内)，忽然遇到山洪暴发，桥梁冲毁，道路垮塌，被困9天不能动弹。事后有人诬告赵祖康贪污修路款、偷工减料，致使道路质量下降。蒋介石闻报大怒，立刻下令组成专案调查组。赵祖康蒙冤受屈，病重咯血，险些丧命。最后调查证明赵祖康清白，蒋介石特地拨出1万元，用于赵祖康调养身休补充营养，并派宋子文专程前去看望。1946年，赵祖康因主持修筑滇缅公路获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自由勋章。由于中美两国关系曾数十年处于不正常状态，直到1984年，美国政府又举行一次特殊授勋典礼，才把勋章授予赵祖康。赵祖康由于身体原因未到场，由他人转交，赵祖康又转交给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1995年赵祖康走完了自己95个春秋，被誉为“中国的公路泰斗”。

赵祖康是乐西公路总指挥长，也是“蓝褛开疆”的一员。

开疆的“蓝褛”中有许多普通而又传奇的人物，如峨眉山永诵老和尚。峨眉山一位法师告诉我，他初到峨眉山出家时最难适应的是每天早上4点起床早课。感到整日头昏脑涨、心烦气躁，常找借口偷懒，想多睡一会儿。一天清晨上殿早课前，他无意间看到永诵老和尚在林中习武，当时老和尚已经70多岁，却将一根缠着红布条的齐眉棍舞得虎虎生风、出神入化。人们常以闻鸡起舞形容勤奋，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老和尚每天都在众僧的酣睡中起床习武。后来这位法师出于好奇，偷偷去拿老和尚的齐眉棍，想舞弄一下，不料却是根沉甸甸的铁棍，提着都感到吃力，更别说挥舞施展。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动，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从此奋发努力，不敢稍有懈息。

永诵老和尚晚年一直住在万年寺，但听力大大下降，年轻时落下的风湿病也让他行动不便，但是他依旧坚持走动。尤其是在牡丹花、玉兰花开的时节，他常会在花前伫立良久。我曾问永诵老和尚：出家修行几十年最深的感悟是什么?他说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普贤菩萨苦行为先，他当一个行脚僧人是菩萨对他的考验，他无怨无悔。

因为这段被抓壮丁的经历，“文革”期间他被扣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驱赶到峨眉山白龙洞一带开荒种地。与他同时“劳动改造”的还有普超、传华等峨眉山高僧。永诵老和尚说他能挺过来，得力于菩萨保佑，也在于经历过乐西公路地狱般的磨难。

是啊，若没经历坎坷的人生，他怎能悟透生命的真谛?又怎能有今日的淡定从容，笑看堂前花开花落。一个有信念的人，个有毅力的人，才可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蓝褛开疆”是他人生中的磨难,也是他人生中的财富。2009年，永诵老和尚带着安详的微笑走完了人生旅途。

永诵老和尚与赵祖康，两位完全不同背景的世纪老人，共同经历了乐西公路的磨难，是乐西公路上的标志之一。

如今，蓑衣岭上赵祖康题写的“蓝褛开疆”石碑，以及第十七工段长王仁轩书写的“蓑衣岭”石碑还在，但是往来车辆极少。自从沿金口大峡谷到汉源的公路开通后，两地距离也大大缩短，更主要的是免除翻山越岭之苦。其实，乐西公路的险峻既不是狭窄，也不是弯曲，而是陡峭，有很大的坡度。这也许是当时工程进度要求，也许是地理位置的关系，还可能是科技水平所限。因为陡峭，下坡有坠落的感觉；因为陡峭，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的油耗，以致那天我们险些在山路上燃油告馨。我在山上遇到3个护路女工，正在往被载重大货车压出的一道道深坑里填石块，附近一座小磷矿雇佣她们，运送矿石的货车要经过这条路到乌斯河。这是蓑衣岭硕果仅存的运载量，如果不是残留的石碑及路标，已经与山区的乡道、村道不相上下。70多年前曾经紧张繁忙的景象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烟里，默默无声的“蓝褛开疆”石碑见证了这一切。

我在石碑前看到一小堆燃烧后的灰烬，这也许是在祭奠亡灵，也许是在祭奠乐西公路这个即将消失的文明。

我没带香烛，只在心里默默为蓑衣岭点燃了一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