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先生在他的文字里，云淡风轻又深情蕴藉地写到新都，说在萧索的冬日里，邀三五好友，从成都出发，下新都去，逛园子，喝茶，吃便饭，无聊和阴郁之气便干净了。新都是成都近邻，而今已成为成都的一部分，名新都区，是成都市北部主城区。成都乃声名远播的休闲盛地，沙河先生闷了，却要往新都跑，可见新都别具格调，不仅能休闲，还可以养心。难怪有了这些河流与地域的命名:青白江、清流镇……，给人涤荡尘世之感。

清流镇位于新都西北部，地势平坦，水系发达，除清白江穿境而过，还有清流河、关胜河等若干河流，波心频送，倾情滋养。三月里，春色铺展得正好，油菜花开得正繁，阳光被菜花濡染，金灿灿地照耀。在这样的时节，出离闹市，漫步清流田间，感觉是被融进去了——融入原野、融入万物，和春天一起生长。古书上说成都“沃野千里，民殷粮富”，到如今，对老成都不能再这样形容了，用于成都、用于新都的清流，倒正合适。

只是，清流的沃野，赋予的不单是关于庄稼的联想。庄稼和果木，除提供果腹之物，还成为最本真、最质朴也最人心的景观——数千亩梨园，叫“泉映梨花”；浅草平铺的休闲区，叫“清白流香”；甘泉洇润的一方地界，叫“乌木泉湿地公园”。事实上，田园本身就是一座开放的公园，以内敛到安宁的热情，迎接东西南北的游客。

四野静谧，欢声笑语都被大地吸收。微醺的气息里传来轻颤的细响，那是植物拔节和百鸟振翅的声音，也是荡舟湖上的女子送来的小提琴独奏。乡村公路四通八达，但坐车是一种浪费，即使步行，也舍不得快走，且想快也快不起来：刚在菜花前留影，抬眼又见红叶李、垂丝海棠和复瓣樱花。今年天冷的缘故，梨花还未盛开，但蜜蜂已经造访，站在花骨朵上，问它们准备哪天开。流水淙淙，是渠堰就在身旁。渠堰到处是，让人念及岷江上那个名扬四海的水利工程。清白江便源自岷江内河蒲阳河。

同行的孔令燕女士说：成都的厉害，是总有本事让你慢下来。说得好。沙河先生朝更像老成都的新都跑，也是这个缘故吧！慢，不是速度，是温度，是对传统的敬意，对自我的抚慰，也是对完整性的追求。同时，慢代表了顺应、柔软、和谐与不争。

新都清流，有个艾芜。

知道艾芜这名字，是刚上大学的时候，读他的《南行记》。当时只知道他是四川人，别的都茫然。他笔下的世界烟瘴横逸，野性偾张，狠，是大自然的法则，也是人类生存的法则。因为不狠，“就活不到今天”。心想这个艾芜定是五大三粗，满脸络腮胡，眼神如两粒铁弹子。但喜欢他的文字,喜欢那种被挤压却从不丧失自主性的精神质地。

后来听说，艾芜生于川西平原,长达数年去云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地流浪，是为逃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逃婚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单是四川，郭沫若逃婚，艾芜也逃婚，郭沫若不逃婚，会不会成为郭沫若，很难讲；但可以肯定的是，艾芜不这样，就成不了艾芜，他将是新都清流乡下的汤道耕，或许也会写作，却断断写不出《南行记》。

而正是《南行记》，让他享誉中外，青史留名。

不过，逃婚本身说明不了什么，在“父母之命”的年代，有自我意识的青年，没逃婚，大概也想着逃婚。艾芜之行的真正意义在于，他过着野人般的流浪生活，文字里却无怨尤气。他要的不是自怜，也不是柔软，而是灵魂的张扬，生命的勃发。这让他的写作与当时流行的同情和倾诉格调，豁然拉开了距离。他的笔名受胡适启发，胡适说，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他或是觉得自己过得太苦，正如沙汀老人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第一句话便是:“道耕过得太苦了。”因为过得苦，他决定爱自己，于是取名爱吾。可他终于发现，爱自己是有前提的，这前提就是爱别人、爱世界，他选择的爱的方式跟当时众多左翼作家一样，是揭示社会的创痛。他那时身处的世界，是荒芜的：眼底荒芜，人心荒芜。他立志展示这种荒芜，从发表《南行记》首篇《人生哲学的一课》起，“爱吾”就成了“艾芜”。

生于富庶清流却又过得太苦的艾芜，重印《南行记》时，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写过一篇题记。其中说:“流着的河水，从来不会被秽物弄脏的。倘若停滞不流，变成一湾死水，那就会自行发出难闻的气味。”又说:“我觉得，一个人啥子都不怕，就怕自己不前进，反而使自己的朽腐，弄脏了时代的空气。”

这是1980年，艾芜76岁。

76岁的艾芜，道出了他理解的“清流”：在前行中不失洁净，用前行去葆有洁净。

清流是有骨力的。

由此又想到流沙河先生。沙河先生藏身避世，清风淡雅，可我记得，大约是2011年，他为新都出过一个上联求对，上联是：“青白水长，卫公遗泽今犹在。”卫公，李卫公——李德裕,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和战略家，著有《会昌一品集》。李德裕曾入朝为相，功绩显赫，因党争倾轧，多次遭贬，却节操宛然。太和年间，再逐出京，人主西川，实地调研，整顿防务，修筑道路，境内安宁，民生得被。李商隐为《会昌一品集》作序，称李卫公为“万古良相”，梁启超将其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举。由是观之，沙河老出这样的对子，其实暗含着他的社会理想。他去新都，不只是为休闲。

新都还有一个杨升庵。因那首《三国演义》开篇词，很多人知道有个杨慎，即杨升庵，但与他为文为官的实绩相比，与他不事权贵、不避斧钺的品德相比，知道他的人毕竟还是太少了。别说普通民众，就是一般读书人，也非但不知杨升庵是新都人，连他作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写过什么著作也说不出一篇，更不要说阅读。

上述诸位，我都无缘结识，他们要么是古人，要么是隐者。艾芜先生在世的时候，我连个文学青年也算不上。后来听作家田雁宁说，艾芜并非五大三粗，也没长络腮胡子，而是个清瘦谦和的人。20世纪70年代末，雁宁等还是学生，利用暑假，到《四川文学》杂志做见习编辑,有了与艾老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艾老对年轻作家非常关心，读他们的作品，指出作品的优劣。有记者采访他，他把年轻作家请去，为记者推介；去厕所蹲坑，也和在旁边蹲坑的晚辈作家交流文学。于名于利，艾老都是个不争的人，这是他故乡的水土赋予他的品性。他争的，是世道的正义人心的良善，精神的奋发，文学的品质。

——他们，是真正的“新都清流”。

把这次算上，新都我去过三次。第一次去，是大学一年级，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参观宝光寺。在一禅堂内，师父正教念经，有个七八岁的孩子僧人，见窗外游客，不停地转头张望。第二次去，是几年前，《艾芜文集》出版，在他故居举办新书发布会，时间紧，活动结束，就匆匆离开了。这次走得相对深入些。作为“蓉欧快铁”和“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新都正以愈加开放的姿态，塑造自身的面貌。而且我发现，有一个杨升庵，有一个艾芜，新都人非常珍惜，在整合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让文化既成为表情，也成为筋骨，如此，一泓清流便贯注其间，必将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