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王火也迎来了他的103岁生日。
王火一生著作等身，特别是他那部由《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三部曲构成、总计160余万字、总题为《战争和人》的巨著尤为闻名。这部记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史诗之作先后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多年过去了，《战争和人》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与称道。
冰心曾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王火正是如此。
从王洪溥到王火
王火原名王洪溥，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如东县。抗战爆发，上海顿成孤岛。时为中学生的王洪溥，一腔热血，曾冒险游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慰问孤军奋战的八百勇士，还曾勇敢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发过抗日传单。
1942年，不愿被侵华日军铁蹄践踏的他，不远千里穿越重重封锁，历时月余，来到离陪都重庆很近的四川省江津县，投靠在那里当律师的堂兄王洪江，后考进重庆江津的一所中学就读。有一次，学校食堂发生了一起学生早餐中毒事件，很多同学中毒被送进医院抢救，王火那天没有去吃早餐而幸免于难。经化验，是因为粥里被放了砒霜。这么大的事故，学校与县医院竟互相推诿扯皮，当地政府也漠然视之。为此，他满怀义愤，在积极抢救同学之余，还写了一篇批评稿投到《江津日报》。稿子很快刊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促使这件事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由此，他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下决心学新闻专业，当记者，匡扶正义。
高中毕业，他报考时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考生600余人，只录取30人，他考试成绩排名第7，如愿以偿。从这个时候起，王洪溥不见了，他改名为王火。之所以如此， 一是他崇拜的作家高尔基有句名言，“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更主要的是，社会黑暗，他决心要化身熊熊燃烧的火炬，冲破黑暗，迎来光明。
复旦大学新闻系人才济济。时任系主任的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当时任教的教授还有赵敏恒、王研石、萧乾等。萧乾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等二战时期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他经常引用20世纪优秀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话教育学生：“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你离战火不够近。”王火由此受益颇多。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原本就对文学很有兴趣的王火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相继在报刊发表了《天下樱花一样红》等多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初步显露了文学上的才华。
大学期间，他便受聘成为上海《现实》杂志、重庆《时事新报》、台湾《新生报》等几家重要报刊的特约特派记者。他发表了《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苦难中的江南造船厂》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针砭时弊，反响热烈。
抗战胜利后，他奉命去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受审过程，这组系列新闻报道影响尤大，不仅文字精准、注重细节，而且现场感强烈，有作家型记者写作的特征。他描写了不少出庭作证的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其中满脸刀伤的少妇李秀英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她在现场用围巾半遮着脸，愤怒地控诉日军占领南京后冲进家中要侮辱她的情景。出生于武术世家、会武术的她，虽已怀孕七月，但仍勇敢地同日军搏斗，被刺三十多刀而不屈不挠……这些细节，被王火表述得生动具体、简洁传神。这些人物，几十年后大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的庄嫂，原型正是李秀英。
1948年，品学兼优、勇于实践的王火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这时，年轻的王火已经在上海东新书局出版了专著《新闻事业关系论》，他如日方升——学校邀请他留校担任助教，他也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奖学金。新中国诞生在即，在去与留的抉择中，他选择了留。他要留下来，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上海一解放，王火便大显身手：参与上海总工会筹建；为领导写重要讲话稿；在上海文教部负责审查电影、书籍、剧本；参与筹建上海劳动出版社，任该社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工人》半月刊……
1953年，工作出色的王火调往北京，担任《中国工人》杂志的编委兼主编助理。他身负重任，差不多每期杂志的文章都由他终审、定稿，工作繁重忙碌。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卓有文学才华又特别勤奋的他，业余创作成果也相当丰硕。
丰碑和回环
这期间，在他的文学征程中，已经矗起两座纪念碑：一是长篇纪实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一是《外国八路》。前者讲述的是抗战时期，矿工出身、活跃于冀东地区，富有传奇色彩、威震敌胆的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后者再现了抗战时期，国际主义战士、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在山东沂蒙山一带，融进中国人民的抗战队伍，英勇战斗最后牺牲的故事。前者出书、得奖，改编成电影、话剧、京剧、评书等多种文艺样式，走进了千家万户，当时王火才30多岁。后者同样轰动。1989年，这位“外国八路”的雕塑揭幕仪式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直接领导过这位“外国八路”的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分别题词。座谈会上，许多领导都谈到，王火这本书影响深远。
王火并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虽以德日意法西斯的彻底灭亡结束，但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所承受的巨大的民族牺牲、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长期未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相较苏联书写二战后的优秀作品，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大大落后了。王火决定填补这一块空缺，他打算从1936年的“西安事变”写起，一直写到抗战胜利，拟定以《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为总题，分成三部相互独立又依承的长篇小说来写，每部约50万字。
就在王火集中精力、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时，“意外”悄然而至——首先是他钟爱的、献身其中的《中国工人》杂志被撤销，接着，他从北京下放到山东临沂老区，成了临沂一中的副校长。干一行爱一行的他很快熟悉了业务，工作出色。不忘初心的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终于完成了120万字、总题为《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巨作。他将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该社评价很高，决定出版，在出版前将改定的文稿寄还给他，希望他再看一遍。然而随后袭来的特殊年代里，书不仅不能出版，还给他惹来大祸。在一个晚上，痛彻心扉的他将厚厚的一沓书稿拿到厕所，一火而焚之。
新时期到来了。王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山东临沂一中当了多年校长的他，有一天突然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寄来的一封挂号信。该社热情地向他索要《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书稿，打算出版。一种知遇之恩的激动，在他心上油然而生。回想起该书责编张羽“这是百花园中一株独特的花，我希望这部书成为你的代表作”的高度评价，没有办法，他只能去信说明情况。
以为事情就这样了，可不久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于砚章又来信向他详细询问书稿情况。原来，熟悉这部书稿的中青社编辑黄伊调到人文社，竭力推荐这部书稿。得知情况的于砚章，再三鼓励王火把这部书重新写出来。这年，王火已近花甲，身体也不太好。“太阳下去了，还会再升起来。”受到鼓励的王火决心振作精神，把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稿重新写出来。
因为他写过一遍，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都深印在脑子里，重写之时进展比较快。到1983年，他的第一部书已大体写完；可在接着写第二部、第三部时，却有了碍难。原因在于接着要写的这两部，与原先的设想有很大差别，要有较大提高，且四川元素要大大加重加强。以他原来在四川江津读书的短期经历及生活积累远远不够，他需要再去四川——这个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生活、工作，扎下根来。他需要去那里细心倾听，深入生活，从而孵化、丰满他书中众多的人物。
但是，他人在临沂，远水不解近渴，怎么办呢？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他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的同学、朋友，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马骏诚邀他去该社任副总编辑，同时组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他怦然心动，双方一拍即合。
再次入川的王火，时年59岁。
锲而不舍
王火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后，主要筹建、分管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起，他出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兼分党组书记。
其时，我是刚进社不久的年轻编辑，私心仰慕王火，期望拜他为师，但又认为这不可能，我和他完全不在一个层次，这大概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机缘巧合，不久，北京一家刊物找到我，希望我给他们写篇王火的人物特写，我答应了。
有了这个由头，我便向王火提出了采访的请求，他爽快地答应了。采访时间不长，文章也不长，可文章发表后，影响出乎意料的好。王火忙里抽身，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至今记得他有这样的话：“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时，我的老师，曾经的著名战地记者萧乾，把记者分为三类：一是采访时，表面上并没有怎样记，没有怎么用心，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却相当翔实具体生动，富有打击力，事半功倍。另外一种记者，虽然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但很勤奋、很用心，做什么事情都是孜孜不倦。还有一种是，相当努力、相当用心、相当勤奋，但结果总是事倍功半。你就是第一种记者。”我知道，他是在勉励我，记者出身的他才是第一种记者。
我们之间就此有了友谊。在以后长期的接触中，我发现，王火的优点很多：博学多识，虚怀若谷，爱护后学，不拿架子，平易近人。特别是，他人品好。我得到他的扶掖，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代沟，友谊一直延续着。
那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才辈出。总编辑李致是巴金的侄儿，他高举“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的旗帜，吸引很多名作家将书稿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出了很多好书。社里风气也特别好，社党委书记兼社长崔之富以身作则，要求社里人不论职务高低，都统一以“老什么”“小什么”称呼，比如他称我为“小田”，要我称他“老崔”。上行下效，全社呈现出一种亲切和谐的氛围。
当王火的出版和创作事业正步向另一个春天的时候，一个猝不及防的事故却改变了一切。
一栋在建中的摩天出版大厦，鹤立鸡群般在成都盐道街三号四川人民出版社非常拥挤的大院里拔地而起。那天午休时分，阴雨绵绵，大院里到处都滑溜溜的。王火不到上班时间就来了，一进门便听到一个小女孩在前面的深坑中喊“救命”。大院里这时再没有别的人，王火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他将小女孩托起来送了上去，小女孩不懂事，上去就蹦蹦跳跳走了，陷在深坑中的王火却上不来了。沟深壁滑，王火用脚上的皮鞋，在滑溜溜的泥壁上踢出两个凹坑。他用双手够着地面，一只脚踩在一个坑上，手脚一起用劲，猛地将身体往上一撑。他没有想到，有一根横伸出来的钢管正好撞在他的头上。他顿时被撞得头破血流，颅内出血，晕了过去……
事故之后一段时期，他失去记忆，神情恍惚，说话困难，左眼视网膜脱落。他在成都做第一次手术，没有做好，到上海做了第二次手术，落下了后遗症：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有限得很。生活中，他常摔跤，倒开水也会倒到手上，连正常生活都成了问题。如此一来，1987年，王火因身体原因，不得不离休了。
此时，他心心念念的大作还没有完成。时间有了，他本可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写他的长篇小说。可是，因为眼睛的问题，现实无比严峻：他的右眼勉强可用，但得戴上高度老花眼镜，在高度老花眼镜上还得罩上一只高倍放大镜才能勉强写作。
虽然医生再三叮嘱他要“有节制地看书、写作”，但他全然不顾，近乎玩命地投入到创作中。写作时，他右手执笔，左手端着放大镜，罩在他那只戴着高度老花眼镜的右眼上写作。此中艰难，实超乎想象。好在他记忆力好，好在大体写过一遍，更好在他能坚持。他写作有个原则：务求真实。凡是没有去过的地方不写，没有接触过的人不写……《战争和人》中出现的人物有100多个，都有原型，都是他熟悉的。
1985年初，《战争和人》第一部——56万字的《月落乌啼霜满天》大功告成。一直关注着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非常重视该书，小说组组长于砚章和负责四川地区编辑工作的葛志超不声不响地赶往成都，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突然出现在王火家中，见面就谈书稿。谈完后，于砚章、葛志超像抱娃娃似的一人抱着厚厚一沓书稿回到北京。结论很快出来了，大家评价很高，认为该书将抗日战争中，“官场上、生活中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大大小小的风波，走马灯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了出来；浓郁的诗情、优美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所有这些都会紧紧地吸引着读者”。
1986年2月，同样患有严重眼疾的该书终审王笠耘，也没有事前通知王火，便专程赶到成都王火家，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谈书稿，坦率、中肯、认真、亲切，他们很快达成共识。就这样，通过编辑和王火的共同努力，多年前被焚烧殆尽的长篇小说、改名《战争和人》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小说，于1987年5月出版。这部小说引起轰动。紧接着，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相继问市。巨著《战争和人》一推出便获得成功，连连获奖。
王火一鼓作气，接着完成了《霹雳三年》《东方阴影》等一系列文学作品。2014年，鲐背之年的他还出版了极具史料、文学价值的《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
春华秋实。自转身入蜀完成代表作《战争和人》，几十年来，硕果累累的他如同庆祝抗战胜利的礼炮与焰火，先是努力攒劲、升空，继而凌空怒放、迸溅开来，壮怀激烈，绚烂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