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访谈人

向天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

彭   敏（诗刊社编辑部副主任）

北   鱼（诗教倡导者，诗人）

林宗龙（福建福州诗教老师，诗人）

李柏霖（湖南田园诗班创始人）

梅喻礼（青年评论家，诗人）

水之光（洞头诗教推广人，诗教老师）

胡海丰（钱塘诗教老师）

钟蕊瑶（成都芳草南区小学诗教老师）

我所理解的诗教，绝非一种教化，而是一种融合了美学启蒙与创造力根植的心灵教育，它的前提是培养孩子的感受力，进而不断提升审美力，通过一种诗化的形式长时间养成的创造性实践。大学时期，我曾在福建的漳州念书，在当地的孔庙和中山公园，每个周末都会看到有人在那边教授孩子们古诗词，这是我最初具象化地接触到诗教，当时就被孩子们朗读古诗的场景所感动。这也成为我毕业拍摄的一个短片的重要场景之一。后来，我开始进行诗歌写作，因为某种机缘，又在做现代诗的诗教实践，在我看来，诗教的魅力就在于潜移默化地对孩子们的内心产生细微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变成某种巨大的力量。当然，目前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时代过于功利化、功能化、有用论化，在绝大部分人的观念里，诗是缥缈的、无用的，甚至看起来有点不务正业，观念上的错位其实需要长期有一群人去努力形成一个良好的诗教生态与系统，虽然道阻且长，但前方是光明的。

叶嘉莹先生曾说：“诗教不是复古，而是让古典智慧成为现代人生命的养料。”在中国诗教传统中，“生命的养料”不仅指向知识的传递，更意味着通过诗歌唤醒灵魂的感知力与生命力。诗教始于《诗经》，指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教。孔子的诗教思想，通过“人文化成”最终到达“内圣外王”，体现出一种“合内外之道”的精神境界和生存智慧。海岛诗教的困境，本质上是精神家园的重构挑战。诗教的真谛不在于培养诗人，而在于让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表达疼痛与希望的出口，诗教的本质是让诗歌成为浸润童年的生命雨露，而非切割文本的知识标本。

诗教其实是一种以诗化人的育人方式，这种育人方式未必能像理化生、现代文读写那样立竿见影地在中高考或者各类招考中实现成果物化，却能在这个喧嚣浮躁、充斥欲望的时代将人最淳朴的内心及高贵的灵魂进行由内而外地守护。这种力量绝不亚于人们常说的参禅顿悟。自由的灵魂、无垠的想象、诗意的栖居……在常人看来，这些以诗化人的成效面对工作与生活实属“无用”，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用之用”——诗意的灵魂、丰盈的内心、岿然不动的信仰，这不就是生命的终极追寻吗？

诗歌无疑是语言皇冠上的明珠，孕育的是人的心灵与想象，是公众认可的“大雅”。但也许就是这个“大雅”使其丧失了“俗用”功能，成为小众的“雅趣”，无法成为大众热捧的“雅俗”之用。这或许跟文艺界“美声”与“流行歌曲”生命力的天壤之别同理。“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也便成了当下诗教进程中最大的困难，虽期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奈总感觉缺乏喷薄的生命力，始终仅存荧荧之光。

这个命题非常宏大，再者，这里的“诗教”是中国传统术语，重点在于强调儒家伦理的教化功能，就当下而言，或许“诗歌教育”的说法更为恰当。概括地说，目前国内的诗歌教育研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发展态势，在对传统诗教观进行现代转换的同时，也在大胆借鉴西方的诗歌教育理念。据我观察，如下三种研究影响较大，值得重视。第一种是“兴发感动”说，由叶嘉莹提倡，强调诗歌中兴发感动的素质与作用，主张诗歌教育应唤醒学生的官能感知、情意感动、哲思感悟。叶氏以此为基点，对古代诗词阐幽发微，使其兴发感动的生命体验及精神品格，在当代读者身上获得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回响。这种建基于古典诗词的理论将诗歌教育从知识传授提升为人格塑造，为当代诗歌教育确立起重要的审美范式。第二种是王富仁、钱理群、孙绍振等著名学者在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过程中所呼唤的诗教传统回归、诗性回归，他们将诗歌视为培育、提升青少年情感体验、审美感受、自由想象等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场域，希望借此扭转语文教育工具化的不良趋势。第三种是众多一线语文教师对诗歌教育之目的及方法的思考与实践，希望通过诗化课堂、诗化教材、诗化校园，促使青少年积淀诗语、感受诗情、开启诗思，成就诗意人生，构建和谐社会。此外，还有关于诗教内涵之演变、诗教传统之转化、诗教教材之建设、诗教课程之设置等诸多方面的探讨，试图重新塑造诗歌教育的功能品格、重新确立诗歌教育的价值取向。

谈论诗教时，我喜欢先声明我所谈的是新诗的教育，因为古诗的教育并不存在所谓的窘境。当然，诗教本身就包含了新诗和古诗，这是毋庸置疑的。新诗方面，我们一度受困于“诗不可教”的论调之中，这或许是直到近年才得以清晰地提出诗教这个概念的原因之一。有趣的是，似乎随着诗教概念的提出，“诗可以教”一夜之间成了某种默认正确的观点，有诗人朋友甚至认为“诗人一定比语文老师教得更好，因为诗人更懂诗”。这种“自信”是非常需要警惕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自身的“不足”：我们并不能像语文老师们那样掌握课堂。如果推动诗教的目的仅仅是让诗歌成为孩子们的课外兴趣，那么靠诗人们接续努力也许是够的，但如果我们有更长远的目标，我觉得有必要把更多人吸引到诗教的队伍中来。去年，诗刊社在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和钱塘区挂牌“全国诗歌教育研究中心”，我们都非常期待诗教在学术研究方面能更进一步。无论是从事诗教研究，还是开展诗教实践，我个人都愿意在诗人和语文老师共同拥有话语权、执教权的环境里来挖掘和探究诗教的深层次肌理。

真正的诗教应如庄子所言，“无用之用”——当家长质问“考试不写诗为何学诗”时，不妨以岛上孩子创作的这首《我不喜欢等红绿灯》作答——那看似稚拙的比喻里，正藏着对抗现实的棱角：“我不喜欢等红绿灯/因为，这就像在岛上等台风过去/只有台风过去了/我才能出岛/只有绿灯亮了/我才能迈脚。”红绿灯与台风在此处奇妙互文，将都市的交通符号与海岛的生存境遇编织成一个隐喻。那些被浪潮围困的童年，在分行文字里找到了突围的切口：当考试制度如同精准的红绿灯切割着成长的轨迹，诗歌却让台风般的生命能量得以倾泻，让等待的焦灼化作想象的云梯……这些只有海岛生活才能迸发出来的诗句不是应试作文的规范答案，而是孩子们用语言在礁石上刻下的航标。诗歌的翅膀并非要带他们逃离海岛，而是赋予他们穿透地理与精神双重边界的视力——当稚嫩的手掌托起台风般的语言风暴，禁锢的岛屿便成了起航的港口。诗歌需要儿童保存语言的野性和张力，儿童也需要诗歌来抵抗功利主义的异化，这才是“把诗歌的种子撒进校园”的真谛——不是移植文本，而是让诗意穿透规训的裂缝，在儿童心灵深处扎根抽芽。

激活诗的想象力是一件有趣的事。在教学过程中，我始终觉得感受大于知识，因此，我经常在教学过程中将不同的介质融入诗的传递中，让诗歌舞蹈起来，最大可能地调动孩子们对诗的感受。因而在每一堂诗教课上，我都会试着设计某个环节的亮点，比如之前在浙江文学院的诗教课上，我特意准备了明信片，买了一些词语道具，通过拼贴诗的形式让孩子们发挥想象，另外还播放了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视频。在海岛洞头的诗教课上，我分享了杉本博司关于大海主题的摄影，以及法国女性艺术家苏菲·卡尔融合了行为、文字与影像的《看海》多介质艺术作品，让孩子们在课堂上讨论或分享感受。我始终认为，诗教其实教的是一种感受力，由感受力出发，形成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培养孩子们的独立人格与艺术审美，打破陈规，拒绝重复。在准备每一堂诗教课时，我都会试着融合其他的艺术形式，让诗教更加有趣、立体，让孩子们在不同的介质中扩大对诗歌边界的感知。我想传递的不仅仅是诗歌本身，而是一种诗意的气息和对现实世界的质感，进而构建出有着独立人格与形象的精神性力量。

海岛诗教的燎原之势始于星星之火的童诗公益课，得益于海岛童诗研学诗路的设计，兴于跨域研学思维的碰撞，但其真正扎根抽芽的力量始终来自浸润着咸涩海风的文学沃土。当“诗教接力计划”的火炬在此点燃，我们融特邀作家、本土作家和助教老师为一体，成立导师团，让诗教作为课后托管课、社团课或学校特色课进入首批乡村实践学校，可持续性地开展下去。我们刻意让本土诗人担任育苗人，驻校诗人的外来光照则为幼苗嫁接出眺望星空的枝丫，让海岛的“蓝土地童诗班”承接浪花与星光的双重照耀。这不是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让诗教如同藤壶附着礁石般，在岛屿的文学肌理上自然生长。

最本真的诗教需要深耕儿童的生命体验，当我们谈论诗歌、淬炼生命时，实质上是在唤醒孩子们的诗性思维，重构生活印记。那些在灯塔下写诗的儿童不会知道，他们笔尖流淌的不仅是浪花的韵脚，更是整座诗歌之岛历经半个世纪酝酿的文学胎动。或许这正是最动人的诗教辩证法：当我们用童诗浇灌新一代时，孩子们正以语言的珊瑚礁形态重塑着这座岛屿的文化海岸线。

孔子对教育的独特理念是不拘泥于传统的教育方式，注重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通过亲身体验来感悟生活的真谛。我们构建的“海岛童诗研学诗路”也是要带领儿童去体验更感性、更开放的“活态阅读”，为儿童搭建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让他们在海岛生活中汲取文学的营养和创作的灵感。这种激活身体的诗学、走出教室的创作打破了“好词好句”的范式，才是我们想要追寻的让诗歌回归生命的体验。我们在打造“海岛童诗研学诗路”的基础上，还尝试做“跨域研学”。2024年7月，玉树藏族自治州七位师生登岛研学，这本质上是一场生命原矿的淬火实验——当海拔四千米的高寒诗性岩层与海平面以下的蔚蓝溶液剧烈反应，那些深埋在孩童体内的精神矿脉开始搏动。这场跨越千米落差的诗学淬火证明，真正珍贵的不是意象的新奇，而是诗歌作为生命淬炼剂的催化效能。

古代诗教由于承担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治职能，所以得到国家层面的体系化推广，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虽然不直接强调诗教的概念，但语文教材中大量的古诗词和少量的现代诗其实隐性地继承着自古以来的诗教传统。诗教对于道德人心的滋养，始终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延展着其生命力。与古代大不相同的是，今天的诗教不再直接要求孩子动手创作诗歌的能力，而更多是在孩子心中埋下一颗或许会发芽但也有可能永远沉睡的诗歌种子。当阅读层面的积累和内心的敏感丰盈达到一定临界值，一部分孩子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用诗歌来表达自我的情感诉求与文化冲动。我觉得这就是诗歌和孩子之间一种相当美好的互动关系。我们也许并不直接体系化地去给孩子教授诗歌写作，因为他们肩膀上背负的各种学习任务并不轻松，我们只是通过语文教材，通过我们深入校园的诗歌文化传播活动，用文字、音乐、舞蹈、剧目、线上视频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形式，向孩子展示中国诗歌文化的渊深海阔，也剖析大诗人各自的拿手绝活，这自然而然就会让一部分孩子心有戚戚，成为诗歌的操盘手。至于技巧层面的提升，其实当热爱和求知欲被激发起来之后，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芳草南区小学每周五都有一节诗歌社团课，在林文红主任的指导下，我也尝试制定了一份《芳草诗意写作课程》用于指导教学。大学时期，我主要从事旧体诗词的写作，但这对小学生来说学习难度较高。然而，古诗词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联系与价值追求，是中国人的精神养分，不容错失。基于这样的学情，我们制定了三维互动的课程体系与三线推进的教学模式。在社区的关照下，三维互动式课程体系以学生、教师与资源三者之间的深度互动为核心。三线推进指旧体诗词的深度理解、现代新诗的学习创作与跨学科的综合实践。第一条线以古代诗人的生平经历为线索，深度鉴赏诗作，增强审美感受；第二条线以现代诗人的诗作为典范，鼓励学生鉴赏挖掘，模仿学习。事实上，孩子天生就是诗人。所以，第三条线是基于孩子自觉创作进行的综合性活动，比如诗人创作谈、读诗会、诗配画、诗词大会等综合性活动。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教传统如同血脉一般绵延于中华文明的长河之中。儿童诗以其真挚的情感、灵动的想象，契合儿童的心理发展与审美特点，成为滋养儿童语言感知、培育审美情趣、丰富情感世界的珍贵载体。《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核心素养导向下对儿童诗的教学目标和实践路径提出了明确要求，通过教学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审美情趣和文化自信。在乡村小学教学实践中笔者深刻感受到儿童与自然、诗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默契，在共同成长的经历中与孩子们共创“田野诗班”。

诗歌是美育最好的载体之一，儿童的天性契合诗歌的特点，因此要注重对儿童的天性和潜力进行呵护，一定要避免学生在烦琐的语言规则训练中磨灭天然的诗性。写作行为，显性是文字书写，隐性是思维和情感的运动，教师要引导孩子们从生活中提炼灵感。比如，可在教学中使用帮助孩子们思维发散和外显的思维工具，某次笔者让学生就“春天”一词说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元素，且元素不能重复，学生思维异常活跃，创造出“睡觉的桃花”“散步的蜗牛”“准备参加运动会的蚂蚱”等思维新颖的物事。生活中日常之事也可以成为撬动思维的极佳工具，哪怕一张白纸。在教学“通感”时，为了让学生能够大胆打破常规思维，笔者将他们分成四人一组，每人两张纸，一张纸上写感官（如：嗅、尝、闻、听、触），另一张纸上写物品或者事件（如：鸟叫、月亮、桃花、妈妈、小草等），小组同学把每类词集合在一起并打乱顺序，再从两组词里各抽一张随机搭配，尝试写作。如有学生抽到“听”“苹果”，于是写道，“苹果惹来了小鸟/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吵得我满耳朵都是苹果的甜”（陶绍焜）。不论是哪种思维工具和方法，都需要教师营造良好的课堂交流氛围，以鼓励学生大胆想象、深度参与，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有时我们的写作活动鼓励大家共同参与和共创，笔者尝试用“一人写一句”的方式让同学们合作写诗，这种训练要求学生无条件接受前一名同学的创意并继续创作，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创意写作对学生的思维有着更高要求。如班级六个同学共同创作出一首诗歌，“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喜悦像一个气球飞上了天/它看见了小鸟和白云/小鸟啄破气球/气球里的喜悦飞出来/全世界都分享着我的喜悦”（朱偌仪、梁雨歆、龙越、粟靖涵、杨潇雨、李语容）。整首诗句句相连、环环相扣，诗意新奇且不断向前推进。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在小组内讨论、修改、分享，共同完成写作训练。在与同伴的合作中，氛围更加轻松，更易激活创意素材。

目前市面上并没有统一或标准化的诗教教材，这给我们的探索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我认为诗歌源于生活，所以我们诗歌课的教材也便源于此，任何时间、任何内容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课堂主题。在教学语文教材“春天”主题时，我们的诗歌主题便可以是春天，我们可以从课文中感受春的描写，可以拓展名家写春的诗词和文章，可以走进田野采集春天的身影，可以参与春耕劳动，可以记录春天的村庄……孩子们便会写下“油菜花是作曲家新作的一首曲子/她一开/就引来蜜蜂/为她伴奏”（梁俪轩）。

如今大家都在谈论“新大众文艺”，诗歌作为文学的桂冠，有着短小精悍、易传播等特点，尤其是孩子们所写下的儿童诗，充满天真的浪漫和想象的瑰丽，更容易传播与接受。在我看来，一个事物的传播，不是单一，而是一种复合的行为，它一定是不同系统、不同介质、不同载体融合在一起的化学反应，这样才可能产生更大的波浪，所以，诗教的传播一定要有跨界概念，比如与各种主题内容进行研学融合，形成一个差异化的内容产品，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艺术展，融合装置、绘画、行为等形式展出，又比如在当下的短视频或者AI时代，可以通过创意短视频或者AI短视频进行呈现，然后进行传播。总之，诗教一定不是诗歌圈范畴的自娱自乐，应该是“新大众文艺”概念下，通过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平台或载体的一次突围与革新。

的确，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人们生活节奏更加紧迫，所谓“出名要趁早”的功利思想也浸入诗歌教育、诗歌创作领域。这种诗教功利化趋势是当代教育异化现象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以及人文精神的严重侵蚀。当诗歌创作沦为AI软件的代码运算、家长代写的格式化填空、学生抄袭的模板套用，实则是将诗歌这一人类最精微、最高贵的精神活动降格为流水线上标准件的机械生产。这种现象可谓是教育界普遍存在的成效焦虑与审美贫困在诗教场域中的集中体现。

诗歌教育的理想状态应该呈现为在韵律平仄间、在意象意境中，润物细无声式的培养个体对生命的觉知：让儿童在“两个黄鹂鸣翠柳”中触摸自然的脉动，让少年在“天生我材必有用”里感受生命的壮阔，让青年在“一蓑烟雨任平生”中领悟存在的豁达。诗歌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技巧高超的诗人，而是锻造整全而完美的人性。中国古代有“不学诗，无以言”的传统，其旨趣在于通过诗歌打开人与人、人与世界交流、对话的通道。或许，未来的诗歌教育仍需回归“游于艺”的本真状态，让学生在非功利的审美体验中自然生长出对语言的敏感、对意象的捕捉、对情感的淬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化功能，让每个灵魂都成为不可复制的美丽诗篇。

“功利化”危机并非诗教所面临的特有难题，我甚至认为诗歌本身所拥有的“去功利”属性使之有机会成为“功利心”之类的人性污点的净化剂，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把诗教同步归入了美育情教的范畴，我们钱塘区的诗教实践走进校园也是扛着美育的旗帜。我个人期待未来诗教的状态是，它应该保留着一部分文学通识教育和创作技能传授的作用，但更多要向美育情教的内核靠近，向艺术教育的模式学习。我乐见诗教在成功抵挡“功利化”的同时，能够顺利迎来社会化、市场化的机遇。如果诗教有终极目标的话，我当然是希望再造唐宋盛况。我每每想象“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景象，羡慕的不是柳永，而是那些挑水唱歌的村民们。

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其实这不过是人之为人、父母老师之为父母老师最天经地义的正常诉求。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唱高调，习惯了公共表达层面的言不由衷，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和赤裸裸的欲望反倒成了异类。人生在世，难道真的是为了实现某个被塑造和建构出来的宏大理想和群体价值吗？埋头干自己的事，完成自己的修行和进击，社会可以不提倡不标榜，但也不应投以异样的目光。希望孩子的每一分付出都得到切实的回报，这是父母和老师对孩子最大的温柔。至于孩子人格的成长、心性的塑造、眼界的开阔、文化的熏陶，这些“上价值”的部分，未尝不能在追求上刊和成为“著名小诗人”的过程中同步实现。诗教的成果转化，我们要允许每个人给出自己的答案，哪怕这个答案“不高尚”。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希望达成这样的效果：孩子习得了对文字的敏感和敬畏，也让自己在幼稚（无贬义）的动画片和儿童读物之外，拉近了和大诗人之间的精神距离乃至文化认同，这些小小的引线自会带他们走向下一个人生阶段。

我想化用流沙河老师《理想》中的一句诗，“理想如果给你带来荣誉，/那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来回应：上刊或者成为著名诗人应该只是热爱的副产品。母校文学院有位教授叫卢雄飞，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默默写诗，也会投稿试水。可是很多年来，文学院的师生并不知道他的额外身份。直到外界有人反映，“你们文学院的剑男老师诗歌写得好啊”，大家这才知道院内藏着一位低调的诗人。纯粹的爱会成为诗歌创作不竭的动力。上刊或者成为著名诗人，就是人们常说的物化成果，也挺好。但我始终坚持人不可以太功利，诗歌也好，其他兴趣爱好也罢，纯粹的爱才能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久。荷尔德林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教有物化成果挺好，但最大成果应该是引导更多孩子寻得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发现属于自己的那片栖息地。

在乡村教学一线，我深刻感受到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上刊、成为诗人这些“成果”是乡村的孩子们不太去追求也不太能追求得到的。我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感受过他们留守的孤单、对于未来的迷茫，“我是一棵树/只有叶子陪我/到了秋天，连叶子也陪不了我了……”母亲的手受伤，能去打工已经实属不易，所以孩子的思念不能再成为母亲的负担，只能在自己的角落默默地与小树分享自己的孤单，尽管错字连篇，但感人至深。由此可见，诗歌其实生活在每个人身边，每个孩子都有权利走近它、触摸它，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心底最真挚的回响就能成为动人的旋律。但的确，发表的渠道、与诗人交流学习的机会、教师诗歌素养的参差、学校以及城市整体文化氛围建设等条件确实会导致诗教资源的偏斜。

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确实比较大。但目前诗教还处于零星自发的状态，在新诗被纳入教学大纲、必考题目之前，它暂时不会受到教育不平衡的影响。相反，我预感在自然发展的状态下，诗教有可能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准确地说，应该是县城包围中心城市。根据我的观察，只要有一个诗人或者一个有诗心的语文老师，就有可能在当地带起一个小团队，从而让一个县域的诗教成为当地可圈可点的教育特色项目。走上春晚的“田野诗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延伸开来讲，在我们浙江省内，温州洞头的余退、平阳的陈允东、台州温岭的戈丹等许多青年诗人都把诗教做得非常有特点，并不比省会城市差多少。实话实说，自发开展的诗教到了一个急需社会力量、官方资源灌注的时候了。浙江省作协将“诗教”纳入年度重点工作，通过“诗教接力计划”在县域推广诗教工作是一种非常靠前的均衡布局，但未来各地发展得如何尚未可知。我现在并不担心诗教资源是否会呈现不公平状态（至少目前不会），而是操心教育本身会不会把我们视为理想的诗教当回事。

除了线下资源分配不均以外，我从数字化时代或者数智时代的角度来谈谈我们不能忽视的新形势和新变化：数字化乃至数智化时代已然来临，人类生存场域裂变为物理社会与数字社会的双重空间，人工智能的大潮已势不可挡，数字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不公正态势正在凸显。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论诗教之前，首先要正视数字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格局。诗教场域正经历着“大浪淘沙”式的生态重构，其存续和发展已无法脱离数字文明演进的历史语境，我们对于诗教的研究也无法脱离数字化时代背景。

数字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总有人顺应时代，也总有人黯然离场。在数字化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诗教的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能否真正融入数字红利，以及孩子们是否能在数字时代中熟练掌握信息的获取、运用和创新能力。当城市青少年游刃有余地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自由穿梭时，仍有群体困守“数字孤岛”。该群体在数字技术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上存在明显不足，学术界将其定义为“数字弱势群体”，也有“数字贫困”一说。

因此，我们谈及诗教，就不得不谈及诗歌传播主战场的革命性变化，就不得不正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合格的“互联网原住民”。2023年，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报告（2022～2023）》指出，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扩大，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接入、使用和知识方面的差距尤为显著。《蓝皮书》指出，乡村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数字普及率不足、数字技能素养的缺乏以及乡村师生对数字化发展的认知水平不足。也就是说，当城市青少年通过AI生成诗歌，探索创作边界时，乡村学生可能仍在与基础的数字技能角力，正在百度搜索某一首诗句的释义。

近年来，各类诗歌进校园、诗人进校园活动遍地开花，线下诗教活动也开展得热火朝天。例如，是光诗歌策划的“大山里的小诗人”为二十余万乡村孩子带去了诗歌课；星星诗刊杂志社“诗歌进校园”公益讲座从四川点亮全国；南开大学文学院“诗教润乡土”活动已经在全国各地种下了诗歌的种子……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群人影响另一群人的实践和努力已初见成效。2024年11月，我有幸见证了全国诗歌教育研究中心在浙江的正式挂牌，这一事件无疑标志着诗教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海南目前的诗歌教育似乎还停留在“诗歌进校园”的初级阶段，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地域上，更反映了文化传承的断层。正如浙江省杭州市文思小学所展示的，诗教的推广和深化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情感表达能力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不能因线下活动的局部繁荣而忽视数字诗教的系统性失衡。

回到现实，我们要正视教育领域的“幸存者偏差”，线下和线上依然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景象。2024年9月22日，联合国大会顺利通过了《全球数字契约》（Global Digital Compact,GDC），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全球数字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全球数字契约》旨在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包容、开放、可持续、公平、安全和可靠的数字未来，明确提出了弥合所有数字鸿沟、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项目标，并强调了人权保护、发展优先、普惠包容、创新驱动等原则。《全球数字契约》的通过，不仅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也是对智能时代数字鸿沟问题的深刻回应，为全球数字治理注入了新的动力。全面数字化时代，我们频提规避“信息茧房”，缩小智能鸿沟，于诗教实践中，应主动拥抱迅猛发展的数字化潮流，全面渗透其中，正视数字化带来的“变量”及其强大的裂变传播力。唯有线上线下融合，巩固线下根基，提升线上传播效能，才能追求数字正义，回归教育本质。数字技术将不再是加剧分化的利刃，而将成为弥合诗教智能鸿沟的桥梁。只有在虚实交融中重构诗教生态，方能让“人机共生”时代的每个灵魂都能在数字原野上觅得诗意栖居之所。

当前诗歌教育仅仅凭借部分诗歌团体、诗人以及爱好诗歌的一线教师去组织与推行，显然属于杯水车薪，无法成为“小说阅读”“网络阅读”等那样的社会主流文化。怎么办？自然需要借助政策的东风，依凭学校教育的平台，使诗歌教育成为全社会追捧的热点，出现“得语文者得高考”的豪言——“得诗歌者得天下”。

“十四五”国家教育规划中明确提出美育课程进校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政策东风，携手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诗歌教育以试点的形式进行科研型推进，毕竟诗教给予学生的美育熏陶是毋庸置疑的。2022年4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发布，将2011版中的“积累运用”“阅读理解”“习作表达”“口语交际”四个模块更改成了“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同时明确指出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为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鉴赏，以上都可以发现“审美鉴赏”是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方面。诗歌当然是发现美、鉴赏美、表达美的最高文学形式之一，所以需要联合教育科研部门在学业评价中体现以诗歌作为评价学生“审美鉴赏”的量规材料的次数与频率，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在评价的导向上促进校园诗歌教育的热度与追求。当然，由于现行统编教材中现代诗歌的篇目与数量少得可怜，1-6年级几乎不足十篇，所以亟待配套的诗教教材。当然，这教材必须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抓，协同大量知名现代诗人参与，且经过学校试点实践反复修改，并经过国家教材审核才行。假如真能如此，则诗教必然盛行，赛过唐宋，独领文艺风骚！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我的经历说起。少年时期的我，只是一个敏感又自卑的女孩。大学时期，受武汉诗人和华中师范大学寒梅诗社前辈的影响，我开始写诗。每当用诗歌记录下生活的不快时，我发现糟糕的情绪统统消失了。诗歌可以成为心灵的出口。从教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引导儿童写诗，就是希望诗歌可以成为孩子们心灵的一扇窗。现代社会，儿童的压力不比成人小。当面临生活的风雨时，写诗既是美的创作，也是情感的纾解。我的第一个“诗歌苗苗”小璇同学曾告诉我：“瑶瑶老师，当我写完这首诗，我就不因这件事（竞选班长失败）伤心了。”我想，我已经为这个孩子打开了这扇窗。新的一年，我向学校争取为芳草诗社上课，领导们大力支持。我很开心，我仍然在写诗，我还在教诗，我仍然与心爱的诗歌为伴。

对于乡村诗教来说，希望进一步回归乡土，促进乡村“在地化”合作网络。乡村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本就是创作最好的灵感来源，教育部门、文联作协部门可联动乡村诗人与教师的交流，共同设计相关课程，将乡土诗歌带进学校，利用乡村集市、庙会、文化活动等庆典，组织朗诵等诗歌互动活动。同时建立城乡交流网络，让城市诗人、城市教师与乡村教师交流，共享教学资源与案例。

全面数智时代，特别是生成式AI时代的到来，其本质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真正观照到诗歌场域，其本质则是如何助力诗歌完成文化内容到文化资产的转变。数智时代的诗教革命，本质是将诗歌转化为可编程的文化基因。

从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爆火出圈，到“小红书诗人”的诗集卖到万册以上甚至十万册量级，诗歌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小众文化，而是流动在各种媒介之中的数字生命体。通过生成式AI，受众可以与李白“对影成三人”，可以与杜甫“悲秋”，可以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传统诗教迎来更多场景、更多渠道和新的可能性。日前，“老祖宗回答我”的网络热梗（通过历史人物的自我辩白），在戏谑的同时，历史文化也被转化为现代表达，这便是传统文化在数智生态圈中的自我解构和重生。文化本就是流动的水，在历史的河流中完成自我的“语态更新”和“姿态进化”，用当下流行的词汇来说，就是“有网感”。

在数智技术与文化消费深度融合的今天，诗教要实现突破，就必须摒弃单向传授的传统模式，转而构建一种场景共生、数据互通、情感共鸣的新型传播生态，从而打造出既富有艺术性又具备强大传播力的数智诗教体系。诗歌+文旅便是其中一种传播形态，诸如鹳雀楼沉浸式国风剧本游、“二分明月忆扬州”唐诗主题大型沉浸式夜游、清照诗歌艺术节等，将诗歌意象转化为空间叙事的尝试，使诗歌接受从文字解码升维为多感官体验，让参观者真正沉浸在诗意之中，是“诗教”而不是“教诗”。在海南五指山，诗人创作的诗歌被制作成文创产品，诗句化作公共艺术的一部分，诗歌从被阅读的文本进化为可体验的场景，诗教正在逐步回归诗歌现场，也正在流量旋涡中重建诗意的“文化算法”。

要突破传统诗教在数智时代中的困局，首先要避免线性传播旧模式与网状信息新生态间的结构性冲突。欣慰的是，《诗刊》和《星星》两大刊物正在主动拥抱数智时代，将诗歌转化为数字资产，在这场技术赋魅与文化祛魅的博弈中，完成一场从认知底层重构的“诗教革命”。《星星》通过举办诗歌AI生成歌曲大赛、诵读大赛等线下活动，结合诗歌进校园和互联网新传播模式，种下了诗歌元宇宙的种子。“种一棵诗歌元宇宙的大树，首先需要播撒种子”，其终极目标便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口之所诵、行之所至皆是“诗”，完成情感、审美、道德教育的耦合，这正是诗教想要达到的美好。

诗歌+短视频、诗歌+文旅、诗歌+音乐……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融，诗意基因通过视觉美学、音乐艺术、沉浸式文旅的赋能，终将完成数智时代的破圈重构，终究要回到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终将达到一种全新的平衡。诗歌本应是闪耀的灵魂。当社交媒体不断推送某些诗人的花边新闻和“骂战”；当屏幕背后的双眼不再关注诗歌本身，而是用显微镜查找抄袭线索；当刊物编辑将每一篇诗歌来稿拖入AI检索工具时，工具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正在曲解诗歌这个圣洁的灵魂，也正在蚕食诗教的纯真土壤。

前面我提到了数字鸿沟、数字正义和数字资产。当数字正义不被坚守，数字鸿沟逐渐拉大，便会造成不良数字资产增多，有人在数字知识的海洋之中畅游，有人却沉迷在大数据投喂的泛娱乐化信息中不能自拔。这种文明的二律背反在诗教领域投射出锐利的现实棱角：身披媒体景观和娱乐外衣的垃圾信息使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大数据和算法的奴隶，使其失去了理性思考的空间和时间，沉迷在十五秒的虚假繁荣里。

诚如斯普朗格所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教育的终极关怀是推动人类继续寻觅与反省，在冰冷的数字洪流中找到灵魂的诗意栖居之所。《诗刊》主编李少君指出，“诗教”本质是一种心灵教育、情感教育和价值教育。诗歌是平等的，是公平的，诗意的美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当下诗教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数字正义如何反哺人类的诗意栖居，进而如何在数字文明中重构诗意的神圣性。

诗意凭借惊人的生命力，以不断进化的姿态，使诗性智慧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尽管《长安三万里》因历史事实上的出入而备受质疑，但它仍能获得广大观众的宽容，因为相较于历史准确性，人们更倾心于影片所展现的诗歌盛景及其蕴含的东方意蕴与文化自信。网络上诗人间的个人恩怨被大多数诗人定义为荒诞闹剧，不再占据娱乐版头条，早就淡出热搜。年轻群体已摆脱文化被动接受者的角色，转而成为诗性基因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在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引领诗歌传播的潮流，促使传统与现代在数字文明中实现更高维度的对话与共创。

维护诗歌的纯真性，既非与数字文明简单对抗，亦非被动隔绝，而是通过技术赋权、文化重构与价值重估，在混沌中重建诗意栖居的秩序。当代诗教的实践者们正在尝试一些新的教育创新方式，用实践更深入地探讨教育主体与现代教育活动、数字化生存的共生关系，例如，海南省作家协会和天涯杂志社正在策划五指山生态主题儿童绘本，旨在让生态文学跃然纸上，还将与诗歌、音乐和短视频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数字资产。

或许正如《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古老智慧所言，数字时代的诗教使命，正是要在技术风暴中守护诗歌这个珍贵的精神火种，让每个灵魂都能在虚实交织的文明图谱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意地理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