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剑叔叔是我家新屋建成后来访的第一个客人。
他在和后来的老屋相关的故事里,是一个缥缈近道的存在:他是父亲工作以后认识的第一个方外之交,盛年时抛妻别女,寻仙访道,云游四海。不多的几次归家,偶然和父亲认识,从此结下一生的情谊。
1980年的春天,不知从何处得知我家新房即将落成的消息,他选好时机,自云中降落,一身仙气。
意外地,仙气的贺叔叔带着世俗传统里的泥土气息,表示他虽然云外修持,还是不忘尘下故交。他将他带来的桃李春风,一并种在了我家院墙内外。
父亲带着我,用锄头刨开新屋院墙前的泥土,将十多棵幼株一一分种在院墙外。唯一一株榆树苗,父亲坚持将它种在了院墙内。贺剑叔叔拉一个王善本师傅做的凳子,坐在台阶上,袖手看我们忙活。栽最后一棵桃树的时候,我们已经游离在他的视线正角之外,他需要转一下凳子,或者侧一下身,才能看得顺溜舒服。
但他就是不动,打坐一样。我呼哧呼哧爬上石阶,以为他已经入定了。谁知,他却悠悠问我:“娃儿,你最期待啥子树长大?”
我说:“当然是桃树。”
“就为了吃桃子?”
“不是,是看桃花。”对他的误会,我有些恼怒。
就是这个分辨,让他站起来,认真审视我,大约因为我的理想显示出看花比吃桃更高级,从而让他对我刮目相看。直到父亲拿着锄头,走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他才转开视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父亲:“他朗凯(西充方言:为什么)不选榆树呢?”
很多年过去,院墙外的桃李,慢慢在次年的春风里逃离。记不清,看过几春的桃花和李花,每一春的花事叠加起来,帮助我完成了最初的春天修辞。而那些枝上的桃李或者梨子,我从未吃到一个成熟的,总有馋嘴的小坏蛋,在它们还没成熟时,就将它们葬于腹中。当第一春的榆钱落满院子,桃李的意象逐渐被榆钱覆盖,我明白,贺叔叔那一年携来的世俗气息,便只剩下这株可靠的榆树了。
而正是基于榆树的可靠以及后来的健旺拔节,贺剑叔叔在当年发出“他朗凯不选榆树呢”的疑问才得以解答:桃夭过美,因此易夭,不如榆树,因“愚”得以终年。《庄子·山木》中的道理,我要在很多年后才会悟到。而在当时,我只认这棵存活下来的榆树,是如同我生命存在的奇树。
它是我的影子,我是它的寄生。一棵老树和老屋的关系,恰如一条老狗和老屋的关系。老树活着,老屋就活着;老树活着,我也还活着。有一天我不在了,老树可能还会代替我,继续活着。
贺剑叔叔的老屋里,也有奇树。但他还是抛下另一个自己,独自去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住进一间又一间陌生的房子。
我不知道,很多年之后,我会步贺叔叔的后尘,做那个负心老屋的人。而老屋呢,却是传统戏曲里被抛弃但依然忠贞不移的原配,它守在原地,等着我们良心发现,等着我们浪子回头。
很多年,无论我们归不归,驻不驻,也无论有没有人仰头,这棵老榆树都兀自生长,先是跃过屋顶,再是攀上山腰,打开华盖,舒展枝丫。它似乎是要用它的自然生长告诉我,我努力长高,是为了你在远方,踮一踮脚,就能看到。
老屋不发一声,却请老榆树代替它,向我们传递了万语千言。那些话,归结成一个字,就是“等”。
从此,潜意识地踮脚,便成了我的身体病,更准确地说,是心病:面对那一个漫长而没有结果的“等”,我只能心虚地“看”。而这个“看”,只是以踮脚为象征,更像是一个虚应。
2009年,我换了成都西三环外的一套六跃七的房子。七楼,有前后两个屋顶花园。入住新家的当晚,我的身体病就犯了。我明白,是老屋前那株老榆树在提醒我:面对我的“等”,请你踮一踮脚。
我踮一踮脚,就在前后花园里,种下了海棠、七里香、紫藤、三角梅、白玉兰。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爬上屋顶,看瀑布一样的七里香,竟然有着满地榆钱的意象。我在七里香下做过几回模糊的春梦,梦里全是榆树的意象。我知道,是它代替榆树,稍解了庭中的寂寞,也稍解了我对老榆树代表了的乡愁。
但是,我很快又抛弃了七里香。
我们这一代人啊,总是匆忙地在这套房子和另外一套房子之间赶来赶去,老榆树的意象由此变得越来越模糊。
后来,我换了成都绕城西外的一套叠拼。入户花园不大,只有七八个平方,但足够种下一棵树。按照父亲的意思,贺剑叔叔仙人带福,请他带一株适合庭院栽种的树来种在庭院,既沾了他的福气,又呼应老屋的气息,可谓两全其美。一个月后收到在武当山修行的贺剑叔叔的回信,说他闭关,要我等上半年。实在不能等,就选一棵银杏种下。
于是我自己就踮踮脚,在庭院里种下了一棵银杏。
贺剑叔叔自武当山归来,一脚跨进入户花园,看见那棵手可盈握的银杏,脱口叫了一声好之后,又说了一段让我回味良久的话:“念而不必守,像而不必是,生活滚滚向前,一念相牵,老屋就还在。”
现在,我和老屋即使隔了旷远的时空,它依然在以它强劲的生命力,影响着我的选择和我的日常。我想,不出三五年,银杏果便会来砸我的头,就像榆钱落满我的肩头一样。
它们落下来的意象,是我和老屋唯一的隐秘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