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大学中文教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方面，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是完全脱节的。前者的研究时段到1840年截止，后者则从1917年前后开始，学者们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和教研室，也都在各自领域内展开研究和交流，学科之间互不交集。

在今天看，这一现象已经是很正常的事，但其实，它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还不一定有现代文学的学科设置，但在学者层面，很多人都是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批评并行不悖的。他们既是古典文学专家，又同时关注新文学，参与现实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如鲁迅，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同时更是新文学著名的倡导者；再如茅盾，是新文学的重要理论家，也是著名的古代神话学者；闻一多，是著名的新诗批评家，对郭沫若新诗的批评影响很大，同时在《楚辞》、神话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此外，如胡适、周作人、朱自清、林庚……很多学者都是如此。包括到20世纪50年代，依然有不少学者同时驰骋于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评论）两个领域。如何其芳和郑振铎，前者兼具新诗理论家、批评家和《红楼梦》研究专家的多重身份，后者则是民间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领域的著名学者。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者王瑶，更早就是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只是到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情况才有所变化。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苏联模式学科体制形态被进一步强化，学科教研室和学者领域身份被明确固定；另一方面，在文化断裂背景下，学者们大多已不具备跨越古今时段进行研究的素养和能力，只能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学术范围固化的现实。此后，随着大学学科体制化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教育管理部门实施的学位点建设和学科评估基本都是建立在二级学科基础上，不同阶段文学史学科之间的壁垒日益严重，最终形成了当前局面。

不能简单说当前文学史分离的学科设置全无意义，但总的来说，它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负面影响显得越来越严重。

首先是对学术研究和学者水平的影响。优秀的学者和学术著作往往需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科知识。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虽然属于不同的发展时段，在运用的语言上存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差别，但它们始终属于同一民族文学，更属于同一文学传统之中。它们涉及的很多问题，如诗歌中的音乐性、雅俗问题等，小说中的故事和散文中的意象等问题，都是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共同遭遇和面对的。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必须具有中国文学的全局意识，从整体上来思考。而受学科壁垒限制，几十年来，学者的研究视域日益狭窄。古典文学学者只是关注古代文学，与现实文学现象严重脱节。现当代文学学者更是多匮乏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基本上局限于自身范围来思考和讨论现当代文学问题。

由于缺乏跨越学科限制、进行整体研究的能力，古典文学学者就很难深入了解现实文学，进而难以拥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将自己的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并从鲜活文学现场中得到启迪，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对现实文学的把握和引导中。其所总结出的相关古典文学理论和经验都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无法在现实文学中得到检验和应用。同样，现当代文学学者也没有能力去运用古典文学知识和理论，在对二者交融和关联的前提上来针砭现当代文学。这样的背景下，就很难产生真正具有中国文学整体高度和全局意识的优秀学者，也难以透彻深入地剖析中国文学问题，并从中国传统文学领域获得深厚思想资源，在融汇传统与现代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创造性的中国文学思想——当然，也不是没有学者尝试进行跨越性的实践。比如杨义教授就曾突破现代文学领域，从叙事学、经典重解等角度，深入到中国古代文学领域进行研究。但由于缺乏整体学术氛围，他的研究无法形成群体性的推进效应，研究成果也未能成为学界共识。如果将当前学者的学术研究状况与20世纪前半叶学者相比，就可以明显看出差别。如前所述，那时的许多学者能同时兼顾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其学术著述也大都具有纵贯古今、互相关联的特点，深广度远超当今学者。近年来，很多人感慨今天的学术研究无法企及20世纪前半叶的高度，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学科之间的壁垒应该负有一部分责任。

其次，是对未来学术发展的影响。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开，对于初学者也许相对容易，然而，由于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在进入到一定学术阶段后，就会阻碍学者的关联性思考意识，进而对学者思维的拓展构成不利影响。青年学者受其影响最大。因为视野局限，他们很难拓展学术空间，在更宏大的问题领域中进行思考和展开研究，甚至自觉不自觉地缩小研究视域，学术视野日益狭窄。近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由于缺乏更广阔的关联意识和现实文学的问题刺激，就呈现出琐屑化和碎片化的趋势。比如，一段时间内，海外图书馆的藏书成为许多学者的重要研究内容，包括成为各类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热点。这一研究当然具有价值，但学术界如此一窝蜂地涌向这一领域，显然源于新颖选题之难找，折射出学术视野限制之后学术空间的局促和无奈。而实际上，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学术界对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逃离——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些藏书的研究价值都无法与那些密切关联中国文学整体特别是现实文学的问题相比。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与现实文学关联的方向才是最具开拓性的研究空间。

现当代文学这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由于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只有短短一百来年，如果不能往传统深远处探寻，就只能是以竭泽而渔的方式在内部寻找研究对象。如此，巨大的学科队伍，有限的文学时段和创作高度，最后只能去选择一些意义非常有限的研究对象。一些完全不入流的报纸副刊、一些成就不高、早就为文学史淘汰的作家作品，也堂而皇之成为一些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成为青年博士生的研究选题。这样的选题早就决定了学者们成就的局限，更会严重局限研究者的学术事业和学术能力。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无异于是严重浪费学术生命。所以，按理说，近年来，文学学术界的知识和方法都有了较大更新，研究人员更是大幅扩张，但中国文学研究各个领域却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社会影响力更逐步下降。文学史学科之间的壁垒难辞其咎。

最后，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按理说，文学研究应该让文学创作受益。通过对前人文学经验教训的总结，整理探索文学创作的规律，促进文学发展。特别是中国新文学，其发端刚过百年，又是以西方文学为蓝本，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反叛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非常有必要深入探讨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促进西方文学方法的中国化，帮助中国传统文学进行现代化的更新。这一使命，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然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与之距离相当遥远。古典文学研究完全不介入文学现场，就无法针对现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发声，既不能给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启迪和资源，也无法激发作家们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和热情，进而将古典文学资源进行现代化的呈现。现当代文学研究缺乏与古典文学的深刻关联，思想深度受到制约，其对创作界的影响也同样有很大局限。当前中国文学呈现出广泛而深刻的西方文学影响，却与传统文学存在严重隔膜，部分原因与中国文学史学科状况有直接关联。

一个典型的例子，近年来，很多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问题。这一问题非常有意义。因为近百年来，无论是古典文学研究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们基本上都是运用西方理论。那么，是否中国古代文论就完全失去了现代生命力？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就完全不能采用中国古代文论方法？学者们的讨论广泛，也颇具深度。但讨论成果却完全没有进入到现实操作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科之间的隔膜，古典文学界对古代文论的讨论无法结合现实创作，转化为切实的文学批评方法，在实践中进行应用和检验。对于许多学者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已经是一个完全失去现代实用意义的对象。事实上，只有真正应用到现实文学批评中，古代文论才可能真正焕发生命力，对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由此可见，从以上多个角度考虑，非常迫切地需要打破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科藩篱，进行“破圈”。那么，如何才能“破圈”？

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学科体制，包括学科设置、学术管理等方面。比如在学科设置上，应该尝试拉近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距离，具体就是将近代文学学科归属到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学科。目前近代文学的学科范围是1840年到1917年，这大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从传统步向现代的重要时段，文学发展也同样如此。近代文学研究者们取得了很丰硕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为现代文学的深入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奠基作用。但从学科关联来说，它存在一定不足。当初设立近代文学学科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有个缓冲，或者说，是让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都涉足其中，将二者关联起来。然而实际上，它对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有较严重的隔断。正是因为有近代文学存在，古典文学学者和现代文学学者都自然有了学科范围的自我限制。古典文学学者往下伸展，最多到近代为止；现代文学学者往前追溯，也同样止步于近代文学领域。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缺少了直接面对的可能性。

此外，在学科设置上，也可以考虑不按照时段而是按照文体来进行架构。也就是说，不再分设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而是以文体来设置，比如设立小说教研室，诗歌教研室，文论教研室，等等。这样，就可以将研究同类问题却归属不同阶段的学者们集中到一起，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整体研究。

在学术管理、学术组织和学术交流等方面，也应该充分加强融合意识。比如各种项目申报，要鼓励组建跨越时段的研究团队，鼓励不同时段学科之间多合作和协作。再如不同时段的学术团体可以有意识组织一些具有中国文学整体关联性的学术活动，围绕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研究。学术期刊也可以开设相关栏目，鼓励学者们破除壁垒，从事整体性的学术研究。

在当前环境下，学术体制对学术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学者的努力和自觉也还是具有意义的。各个时段学者要克服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具有打破自身学科限制的追求和意愿，努力进入更广阔的文学史范围。比如古典文学学者应该加强对当下文学的关注，努力进入文学现场，并加强现实社会关怀意识。现当代文学学者更需要加强古典文学素养，增强传统文学关联意识。在这方面，部分学者可以尝试“破圈”跨界，特别是在研究生培养中可以进行探索的尝试。比如戏剧研究，可以鼓励学生将戏曲发展与话剧问题结合起来；诗歌研究，可以围绕格律、接受等问题，综合考察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短时间内完全改变学科体制，以及学者们在不同学科范围外进行学术拓展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然而，道路虽然艰难，但无论从文学研究还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这一改革势在必行。如果真能实现，对中国文学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会大有裨益。它既拓展出中国文学学术研究无数新的生长点，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创作深化传统资源，实现真正的文学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