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感力,这是前些年流行的一个词,在知道这个词的瞬间我就把它认领了下来。不知道这个词现在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反正对我来说还没有过时——对于过时这个词我也有着钝感力。具有钝感力的我,对于新事物总是接受得比较慢,总是落后一步或者几步。于我而言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少受刺激或是不受刺激。比如对现在到处都在谈的AI写作就是这样。我觉得对新事物可以抱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也不要太过于大惊小怪。在基于常识的前提下,总有些东西在本质上是恒定的,尤其关于人性,尤其关于写作。因为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文学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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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欲望,会思考,会恐惧,情感充满弹性,这就是人。灰暗,软弱,易碎,驳杂,却也坚韧顽强,这就是人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的身心都负载着我们吃喝拉撒,谈情说爱,悲欢离合。我们都很清楚自己有一天会死,都很清楚自己生命的有限——死被称为“大限”,多么意味深长。大限,是很大的限,极大的限,最大的限,无人逃过,终是有限。奇妙的是,这个有限也决定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存在,尤其是精神的、心灵的、情感的DNA无可替代。我们的创作之所以宝贵,也恰因为这个有限。这个有限是原创的源头。原创意味的就是创作最根本的生命力。

而AI呢,没有肉身,可能会永生——只要给它一直充电。AI依靠大数据分析,大数据来自人类,所以它需要人类生产供养它,投喂它。因此在科技加持下,AI可能表现得很神勇,但它过的是我们的二手生活。我们过的是一手生活,这个最重要最本质。也因此,我想象中的AI只能由虚空到虚空,它在貌似庞大的同时又是多么缥缈。

所以,我觉得应该知道什么是AI的限度——它貌似无限的限度,什么又是人的无限——作为人的貌似有限的无限,由此确立我们创作的自信。当然,我们也应该拿出相应的优质作品来印证和匹配这一份自信。简而言之,作为人,只要我们还愿意吃手工包的饺子,还愿意和具体的人交朋友,进商家门店时还愿意看到真实的人的笑脸,打客服电话时还愿意转人工——我觉得这都证明着人还是爱人的——那我就对我们的写作怀有信心。哪怕我们的写作不完美,也永远不可能完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生机勃勃的来自血肉之躯的、第一手的不完美。



“一手”是个多义词。比如和股票搭在一起的“一手”是个量词,“有一手”则意指技能或是本事,“留一手”就是在说心机心计了。和“生活”组合起来的“一手”——“一手生活”——这个意思是最初的,最原始的。这个“一手”就是“第一手”,自然是相对于二手而言的。再推而言之,有没有三手四手呢?在我的理解里,一手之外,其他的就全都是二手。是的,不持分别心,皆为二手。

一手生活处处都有。比如我在郑州工作时,有一次因为赶时间怕堵车,就打了“摩的”。师傅问我去哪里,我说了个酒店的名字,他居然不知道。周边他的同事们也都不知道,异口同声地要求我说路名,这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自己习以为常的酒店、商场和单位名字,对他们来说很可能是陌生的。这些地方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基本没有交集,所以在记忆里就毫无痕迹。而整天出入这些地方的人又有几个人会坐他们的“摩的”呢?但出租车司机对这些地方就耳熟能详。在这些细节的毫末之处,每一种职业的阶层划分泾渭分明地体现了出来。这种情形实在是在书桌前难以想象的,只能来自生活。

再比如为了写《宝水》,我到乡村现场做了长期的浸泡,和很多基层干部都聊过。有一次,听他们说到当年的计划生育问题,都知道当年的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是多么重要,尤其在乡村,引起的矛盾冲突曾多么激烈。我问,当年为工作也结过仇吧?有没有人一直记恨你们?那位曾经的镇长笑道,这可从不用操心。咱们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九都很厚道,都有情有义。不论是当时闹了再大的矛盾,再是咬牙瞪眼恨天恨地的事,几年过去也都能云淡风轻。乡里干部多少人都跟老百姓打过骂过,过一阵子就成了不打不相识,不骂不相识。你路过人家家,照样跟你打招呼,你进到人家家里,照样招待你吃饭。有一次,碰到原来的计划生育对象,那个人可热情地跟我叙了会儿话,还把闺女叫到我跟前照面说,快来见见你这个叔叔,他那时可厉害着哩,差一点儿就把你计划掉啦。人命关天的事,过些年都能当笑话说。这就是咱老百姓。

这段话我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用到了小说里。老实说在问的时候,我心里是预设了答案的,我在等对方说出那个答案。但他给的答案和我预设的大相径庭,让我十分感慨。当然,与其说是他给的答案,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是生活给的答案。

同理,《宝水》出版后,也经常有人问我,现在的乡村发展得真有那么好吗?或者会问,乡村真的还是那么落后吗?这些人往往不去乡村,他们的疑惑大多就来自他们内心已有的现成答案。对他们的疑惑我也只能说,所有对乡村的架空判断都像是干枯的论文,只有走到乡村内部去仔细端详你才会知道,它蕴藏的其实是一部怎样丰沛丰满的小说。

和小说素材一样,我的文学语言也来自于生活的滋养。网约车司机、菜市场小商贩、保洁女工、街头交警……留意去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这些人的语言就是我语言的源头活水。不同的题材需要不同的语言,而所有的语言都汇在生活的聚宝盆中,我从中进行了必要的采撷和淬炼。

生活中甚至有小说结构。《宝水》的结构就是生活所赐。要写山村故事,山村巨大的自然性决定了按照时序叙事成了我的必由之路。一年的日子又该怎么具体分章节呢?是依月份?抑或节气?我选择了遵循四季。之所以拎出季节结构,是因为我先后尝试了十二个月和二十四节气,相较一下,觉得还是四季结构的内部更有腾挪的空间。章节题目从第一章“冬——春”、第二章“春——夏”、第三章“夏——秋”,直到第四章“秋——冬”,期间每个季节的重复衔接也是必然,因为大自然它就是如此。当然,怎么把生活的自然消化成为小说的自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汪曾祺先生在《说说我自己》这篇文章中写道:“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有一位年龄略低我的作家每谈小说,必谈结构的重要。他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我后来在谈结构的前面加了一句话:苦心经营的随便。”——是的,哪里有真正的随便呢,确实都是“苦心经营的随便”。



“认识照亮生活”,这是我的河南前辈李佩甫老师多年创作的心得,我从这句话里受益良多。后来我在创作实践中渐渐发现,认识和生活的作用力是互相的。认识固然照亮生活,生活里也蕴藏着闪闪发光的认识。还拿《宝水》来说,在创作时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就是认识。因为写的是新时代乡村,而新时代乡村正处在快速变动时期,之前也几乎没有成熟的文本经验可作为有效参考。我四处查找了许多资料,却总是陷于资料中。困顿了很久后,我下定决心一次次地到生活的现场,沉下心去倾听、感受和记录,渐渐豁然开朗。这让我明白:问题不是坐在书房里就能解决的,只有到生活中才能知道生活给予的认识是多么有力量,这种力量能修改成见,也能赋予新见。

生活中没有绝对真理。所以我很喜欢一个词:偏见。因为原生的立场,不可避免的,人和人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包括文学和文学之间,总会有一堵堵无形的墙。性别是墙,代际是墙,身份是墙,地域是墙……偏见就是这些墙的统称。有偏见并不可怕,很正常,尤其是文学中,偏见甚至是个性的必备前提。但是,偏见不是偏执,偏见和偏执不同。偏执很难回头,偏见却有商榷的弹性。生活中有着各种偏见,尽力去看见和听见这偏见,就可以让偏见不那么偏,让偏见丰富和宽广,让偏见接近于最优良的完美。而我们写下的文字,这些文字闪烁着的灵魂和思想,就有可能把一堵堵墙拆解成了一条条道路。

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我备受关注,获得了很多让我惭愧的溢美,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苛责。有人甚至翻出我二三十年前写的散文和小说,包括我早年写的诗,说这就是茅奖作家写的作品,然后来批评。对此我想说的是:在写作上我真不是天才型选手。天才能够出手即巅峰,且久居巅峰不下来,我真做不到。作为一个资质平平的作家,请允许我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一定能够要把我归入一个什么型的话,我可能算是地才型作家。——这大地上的人们和他们生生不息的生活一直在哺育着我,给予了我创作需要的一切。是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