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台》，罗伟章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

内容简介：

表哥纪军约“我”去茶楼喝茶，请求“我”帮他“演戏”，让“我”的父母跟他的父母争抢外婆留下的房产，目的是让表哥争吵了一辈子的父母能因此齐心协力，能有一个“夫妻的样子”。“我”犹豫再三，半推半就地推动此事，“戏台”搭好了，影响却超乎预料……《戏台》聚焦家庭以及个人的困境，在故事的讲述中将其一点点呈现出来，不突兀，随着故事缓缓流出，姨母的人生，姨父的人生，包括“我”“我父母”的人生都随着故事浮现出来。小说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戏剧感十足，充满荒诞性。

作者简介：

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罗伟章中短篇小说》（五卷）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多次进入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入选新时代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亚洲好书榜、《亚洲周刊》 全球华语十大好书等。

内容选读：

姨母嫁给姨父仅仅半年，知青回城。

但姨母没能回城。

姨父使尽手段，阻挠她回城。她能回城，他却不能进城，如此，这个不惧风寒穿裙子的女人，将成为放归大海的一条鱼。当时，姨母刚生了孩子，就是后来淹死在河里的大儿子纪东。纪东死后，他们才带着九岁的纪军到了川西平原。

在怀上纪东到纪东死去的十多年里，姨母没再穿过裙子。

以后也没穿过。

在那十多年里，姨母学会了各种农活，栽秧、薅草、打谷、育红苕、点油菜……甚至男人才会做的活，砍柴、编背篼、砌塄坎，她都学会了。下乡的同时，她的户口从城市迁到了农村，先落户鹰嘴；嫁人后，又迁到丈夫的出生地柳弯——那是卧于群山之中一处凹槽。在鹰嘴时，她是城里来的知青；在柳弯时，她是鹰嘴来的农妇。知青回城的列车不留一缕烟尘，她依然待在柳弯；当回龙公社变成回龙乡，她还是待在柳弯,在众人眼里，她就成了铁定的农妇。

别的农妇有男人帮忙，而她的男人，照管着一个乡的牲畜，牲畜们受伤、害病、生产，还有结扎、阉割，都经过他那双越来越细嫩的手。那手不沾泥土，只沾牲畜的血，多数是从牲畜生殖器里流出的血。

土地下户后，饲养归于各家各户，遇事也各自请纪同志上门诊治。每次他把体温表插入牲畜的肛门，再掰开牲畜的嘴，看了它们的牙龈和舌苔，用竹筒灌过药，在颈上打过针，特别是做过了手术，主人家都用木盆倒出热水，端到阶沿或院坝边的竹林底下，旁边放块肥皂，请他洗手。被肥皂洗过的手真白，手指根根细腻，光洁柔滑。“人是天生的，”村民们以认命的口气说，“纪同志那双手，天生就不是用来做农活的，是用来接生的，挤卵子的。”

那段时间，为改良畜种，回龙乡从遥远的甘肃运回了一头牛，养在兽防站，本地最健硕的黄牛站在它面前也像只羊。这头雄壮的牛有个名字，叫孙贵。它的全部工作就是配种，估计是望它“生贵”，但没听说有姓生的，加上川东北那边，读音上“生”“孙”不分，凡有关它的记录，就都写成了“孙”。孙贵任务繁重，使命光荣，当然不能像普通牛那样只吃草，还要吃饲料。饲料就是豆料，每月三十斤。这等伙食标准，足以让人吞口水，可那家伙竟日渐消瘦，仅一年多，就瘦成了骨头架子，再漂亮的母牛来到跟前，它也只喘粗气、流沫子。

负责喂养它的姨父，克扣了它的粮食。先克扣五斤，后克扣十斤，再后克扣二十斤，直到完全不给饲料，只让它吃草。而它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精血。

扣下的饲料，都被人吃了。

“但我妈从来不吃，”表哥说，“开始以为是她忍嘴，可有剩的她也不吃。打磨后，做成香喷喷的饼子，她照样不吃。‘那是牲口吃的！’她说。”

对自己母亲的这句话，表哥弄不清意思。不忍心抢牲口的饲料，或是不愿降尊纡贵去吃牲口的饲料，母亲是哪一种？

“后来我想，”表哥说，“应该是第二种。全乡人都把那头配种牛叫孙贵，如果是头一种意思，妈就会说‘那是孙贵吃的’。她没说‘孙贵’，说的是‘牲口’。我妈看不起我爸。毕竟是大城市来的，人又长得好，要她看得起一个乡巴佬，不现实。虽然这个乡巴佬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个背着药箱走乡串户的兽医，也照样不现实。我爸拦她回城，她并不恨，只是更加看不起他。从嫁给他，她就看不起他。分明看不起，却嫁了，当然就是把人生毁了。”

表哥的话，让我想起一个朋友的姐姐。

那位朋友，老家在黄土高原，他姐姐念大学期间，跟一个同学恋爱了。毕业后，她分回县城，男朋友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才读三个月，就把她蹬了。她痛苦得几次走到黄河边。后经人撮合，她和一个同事结了婚。但她的婚姻很不幸，因为，她一开始就看不起那个同事，一开始就在“克服”。

我把这事讲给表哥，他说：“情况还不一样。在我妈心里，我爸是乘人之危。我妈不是克服，是我爸的任何事情都看不起，想克服也克服不过来。比如不吃孙贵的饲料，说我妈是第二种意思，好像也不对。那些年的川东北人，猪吃的、羊吃的、兔子吃的，只要不把人毒死，啥东西没吃过？何况是豆料！”

我有记忆时，姨母已经回城。其间的波折，一言难尽。姨母后来发现，姨父阻挠她回城，不只是担心把她单独放归大海，还因为他自己根本就不愿去城市生活。他的一呼一吸，都是属于乡村的，城市于他太陌生。直到大表哥死去，他克扣孙贵饲料的事被告发，马上面临处分，加上确实有个机会让他跟随姨母摆脱困境，还能进城安排工作，他才松了口气，姨母也终于走出那片群山。

姨母回来后，在棉纺厂上班。姨父去了鞋厂，依然干着手上的活，只是再也感觉不到动物的体温了。他们两人，特别是姨母，永远都穿着工作服，连年节家庭聚会也不脱下来。那是蓝布衣，胸前挂一个大围裙。后来，厂垮了，姨母成了下岗工人，照旧挂着围裙，只是由白围裙变成了花围裙。她找我父母借了钱，当街租下个门面卖炒干货，瓜子、松子、板栗、花生，在齐腰的大炒锅里翻腾，之后分门别类，装进曲尺形的玻璃柜，等候买主。

若买主多，姨母忙，她那身花布围裙就显出盛开的模样。但更多时候，买主实在不多。川西人闲，可闲着时手也不闲，不是端着茶杯，就是摸着麻将，没工夫把零食往嘴里递。每当柜台清冷，姨母靠墙站了，望着街景，围裙上的红花白花，便一朵一朵凋谢。时不时，她把围裙拍一拍，像是把凋谢的花瓣拍掉。

花瓣没从围裙上飘落，却从她迷茫的眼神里飘落了。

纷纷飘落。

从少女到人妇，再到母亲，她与这座城市割裂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并不为她讲述，她更成不了主角。

当她穿着裙子进入农村，她是个城市人。

当她挂着围裙守在城市，她是个农村人。

她为此失措，并因失措而迷惑，而怨恨。

我母亲就曾含讥带讽地对我说，姨母恨她。不为别的，就为她比姨母晚生，因为晚生，没去当知青，没去穷乡僻壤受苦。姨母把她的受苦，当成可以恨人的资本。穷乡僻壤的人，几辈几十辈的，都在受苦，如果他们也恨，天都会变成黑色，下的雨也是黑雨，但姨母不管这些。她那么快嫁了人，且受着丈夫的钳制，没能回城参加考试，只能当了农民当工人，当了工人当下岗工人；我母亲却读了大学，进了政府部门，三十五岁还当上了科长，四十岁又当上了处长。母亲嫁的人，不是兽医，不是骟匠，而是同城出生的高才生，这个高才生先留校，后从政，做到了副厅级。

“就为这些，”我母亲说，“在你大姨眼里，我这个当妹妹的就有罪。”

“要说她下乡误了考试，”母亲又说，“那也只是她自己敷粉。她的成绩孬得很，给她几张卷子，也只会用来擦清鼻涕。可人就这么怪，机会失去了，就只盯住那机会的背影，又是流泪又是叹气，恨这个，恨那个，恨不完，根本不去想那究竟是不是你的机会。”母亲叹息一声：“幸好你外婆只生了两个，你大姨要恨，就只恨我，再多几个的话，眼睛弯来弯去，怕要更不成样子。”

她是说，姨母的左眼有点斜。只是稍有一点，根本不影响姨母的脸相，但母亲就抓住不放。

关于机会，母亲的话对，也不对。当一种机会不是自己放走的，就有理由认为它属于自己。而且母亲也低估了愿望的力量。从姨母并不复杂的故事里，我能感觉到她改变生活的愿望。当然，或许是因为没能实现，愿望本身才显得遒劲。进城参加工作后，在不该穿工作服的场合她也要穿，我认为是她对自己身份的确证，同时也展示改变的成果。但母亲不这样看，母亲说姨母是在提醒她：你欠我的，我本来可以跟你一样，穿着呢子衣或白裙子，进出办公大楼。

母亲说话向来尖刻，所以她的话我并不怎么信。我也从未发现姨母怨恨母亲的迹象。但姨母恨姨父，倒是很有可能。他救过她，这是事实，却从另一面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表哥说，对他爸，他妈并不恨，只是看不起。然而，恨和看不起之间，有着隐秘的通道，表哥老实，多半看不穿。

要说毁了人生，从姨母的角度我能理解一些，可姨父为什么也认为姨母毁了他？是因为姨母看不起他，让他活得窝囊？

我问表哥，他却吞吞吐吐。他把茶杯端到嘴边，就那么端着。如此，我的脸和他的脸，除隔着茶几，还隔着袅袅升腾的热气。那热气像一挂乳白色的帘子，他在帘子里面问我：“不会耽搁你事情吧？”但眼睛看着我面前的手机，像我有没有事、他会不会耽搁我，不是我说了算，是我的手机说了算。

他不知道，我已经把手机关掉了。

今天是个好天气。我和表哥坐在靠窗的位子，能看见阳光从街的那一边淌过来。十多分钟前，街上才洒过水，阳光和水相遇，化为珠玉，蹦跳闪烁，似能捧在手里。新月乡那边，该是怎样的绿草如茵、水天一色……但我把手机关掉了。

表哥虚拟似的喝了口茶，话在舌尖上艰难地弹动，就是弹不出来。

那一刻，我想象着他躲在卫生间，从马桶里听父母吵架的情景。

或许那不是探究父母争吵的秘密，而是探究自己受伤的秘密。

很可能是这样。

我不催他，耐心地等他。挖出来的秘密不是秘密，只有掌握秘密的人自己说出来，才是真正的秘密。然而，我等来的却是他的电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