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量地梳理阿来的自述、访谈和创作谈，可清晰看到他的博物学意识从萌芽、发展到自觉的整个过程。从藏族少年亲近自然的本能、地质学的启蒙，到供职《科幻世界》期间大量阅读科普读物并结交博物学学者，再到编写博物学读物、撰写博物学家的故事，阿来博物学意识越来越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阿来的博物书写表现为知识性写作、物候书写等，而他对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知识的孜孜以求，使其新世纪以来的小说细节更加扎实，质感更为精细绵密。他期待文学对其他学科的综合超越，博物书写乃至生态文学，只是他创作的一个面向。
关键词：阿来；博物学意识；博物书写；学性与文学性；精细性
如果没有成为作家，阿来很可能成为一位地质学家。阿来说：“我1977年考中专时，所有志愿都是地质学校。如果他们录取了我。我想，今天我肯定不会以写作为业。”阿来曾表示除了对人文的爱好，自己对自然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阿来才会在1996年入职《科幻世界》，并在1997—2005年间撰写了一系列“科学美文”（包括科普、科幻散文和杂文），展现了他的博物学兴趣。其间，阿来结识了一批地质学家、科学史家，倡导复兴博物学的刘华杰教授就是其多年的好友。新世纪以来，阿来的博物学学科意识逐步自觉，对其写作的影响也日益深入，《水杉，一种树的故事》《成都物候记》等文本就是颇富特色的博物书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阿来的博物学意识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青少年时代他本能地亲近藏地风物、受到地质学启蒙是萌芽阶段；供职《科幻世界》期间他进行系统的科学阅读并撰写系列“科学美文”是发展阶段；而在写作《成都物候记》时，他对博物学已经非常自觉了。细读这三个阶段对应的阿来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有趣的差别：如《尘埃落定》（1994）中的植物除罂粟外几乎没有叙事和表情达意的功能；而《三只虫草》（2016）、《云中记》（2019）中，海拔高度、植物和动物名称及特征的描述使得作品的质地变得更加精细绵密。阿来的科学美文、物候散文等写作中更直接表现了他的博物学兴趣和知识性写作的特点。因此，从“博物学”这一角度切入对阿来的博物学意识和博物书写的分析，可以敞亮他写作中一个微小但又富有意义的维度；更进一步，也可以为迅速发展中的博物书写提供艺术的借鉴。
一、阿来的博物学意识：从本能到自觉
阿来的博物学意识植根于他的博物情怀。
简言之，博物情怀是一种对自然的深刻情感和深切眷恋。刘华杰在比较和汇通了西方与中华博物文化传统后，强调博物文化对自然的尊重，对人文情感的唤醒，对生态危机的克服，对现代性的纠偏。他认为，新博物精神或博物学观念的内涵是：“把自然看成一种密切联系的机体”，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导致“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强调主体的情感渗透”，体悟“自然志整体性和玄妙”。阿来具备深厚的博物情怀，他对自然充满好奇、热爱与敬畏，他希望自己是大自然的“谦逊”的记录者；当与博物学遭逢以后，他的博物意识被刹那照亮。
（一）萌芽：本能地亲近藏地风物
从童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漫游若尔盖草原并确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阿来的博物学兴趣是本能的、逐渐生长的。
阿来对博物学的兴趣，来自从小对植物的熟稔。他说，刘华杰“博物学兴趣生发的起点，倒跟我多少有些相同之处。他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我出生的村子更小，山更大，可以说从小就生活在大自然中间。树、野菜、草药、蘑菇都跟生活息息相关，都是熟稔而亲切的。只是那种乡村式的认识目的，与称名方法与系统的植物分类学相去甚远。但总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的生活和这个世界的更广大的关联”。
2005年，阿来在为机村系列故事命名时，给出了《空山》这个名字。当时他脑子里突然闪回的是自己少年时代所生活的深山，“山峰、河谷、土地、森林、牧场，一些交叉往复的道路”。他潜意识里最深的，依然是对山村自然环境的记忆。
阿来回忆起1974年当一个地质勘探队来到他们村庄，在航拍图片上指认阿来的家乡时对一个少年意识的冲击和启蒙：
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人问，想不想知道你们村子在什么地方？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问题……一张幅面巨大的黑白照片在我面前铺开了。这是一张航拍的照片。满纸都是崎岖的山脉，纵横交织，明亮的部分是山的阳坡和山顶的积雪，而那些浓重的黑影，是山的阴面。地质队员对孩子说，来，找找你的村子。我没有找到。不只是没有我的村子，这张航拍图上没有任何一个村子。只有山，高耸的山和蜿蜒的山。后来，是他们指给我一道山的皱褶，说，你的村子在这里。他们说，这是从很高很高的天上看下来的景象。村子里的人以为只有神可以从天上往下界看。但现在，我看到了一张人从天上看下来的图像。这个图景里没有人，也没有村子。只有山，连绵不绝的山。现在想来，这张照片甚至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或者说，从此改变了我思想的走向。从此知道，不只是神才能从高处俯瞰人间。
这个巨大冲击结出的果实之一是阿来对地质学习和职业的热望。1977年恢复中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阿来填写的全部是地质学。只不过，阿来最终入读马尔康师范学校，并在毕业后从事教职的过程中，养成了对阅读和音乐的热爱；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最容易得到的读物又集中在文学类，所以阿来开始了文学创作。
在阿来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中，植物的书写已经比同时期的作家更多，表现出青藏高原特殊的风物和质感。比如阿来的诗里，星星闪耀着杜鹃花、苹果花、梨花、罂粟花、野樱桃花、山桃花、藏红花、野蔷薇；常常点缀着飞燕草、点地梅、马齿苋、柏树，它们有时是故事的背景，有时也是抒情的对象。这也不必惊讶，如果谁有在春天走入藏地的人生经验，被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花草染醉过眼睛，对植物、对自然也会有本能的亲近感。
20世纪80年代末，在选择未来人生道路的时候，阿来漫游若尔盖草原，并得到了一本有关高原药用植物的手册。他从生活中经验里来的植物爱好或者说博物学兴趣，渐渐走向自觉。
特别有意味的是，在《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1989）一诗“大地”这一单元中写道：“我的情思去到了天上，在/若尔盖草原，所有鲜花未有名字之前。”这简直是一种预示，“所有鲜花未有名字之前”的诗句，表达了阿来在混沌初开的神话思维下，对草原花草懵懂的原初理解；也暗含了民族文化文明发展过程中，民族智慧发展中，对周遭世界的分析性认知，其中包含对鲜花的“称名”。而对植物“称名”的迷恋，是阿来迷恋故土、深爱自然的明证。
（二）发展：系统地阅读与热情地推介
以《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为起点，阿来的行走、看花、识花、拍花、写花，开始成为他生活的一个“调剂”。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
1996年，阿来离开阿坝到成都，就职于《科幻世界》。阿来在《科幻世界》期间，认识了不少地质学专业的朋友。除了前述刘华杰，还有地质学出身的李栓科等。地质学家是阿来少年时候的职业梦想。在博物学分化为各专门科学以前，地质学也是博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时期，阿来大量阅读了科学普及方面的书籍，并致力于推动科学与人文相结合。这些阅读包括美国的刘易斯·托马斯、艾萨克·阿西莫夫、利奥波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齐然尔曼兄弟；法国的儒尔·米什莱；中国的吴冠中、茅以升、钱三强、李四光、刘华杰等。
1997—2005年间，阿来在《科幻世界》先后写了卷首，开设过“世纪回眸”“科学故事”“人与自然”“界外”等专栏，发文数量不等。阿来的好奇心、他对于科学的爱好、他期待科学与人文能够交融的梦想，在《科幻世界》的专栏文章中得到淋漓的展现。
“科学美文”是阿来首创的栏目，开设时间最长、发文最多，文摘和阿来亲自撰写的导读文章都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文摘如《一座鸽子的纪念碑》《欧洲人的一张菜单》《翅膀》《身处鱼类世界，生物学家倍感孤独》《怎样探测地球年龄》《注视大自然的理由》《月季与玫瑰之区别》，等等。《一座鸽子的纪念碑》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环保主义者利奥波德，该文节选自他的《沙乡年鉴》，痛惜“候鸽”这一物种在人类活动的步步紧逼下不幸消亡。《怎样探测地球年龄》的作者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文中，李四光基于渊博的地球知识储备全面讲述了18世纪以来丹索、亚当斯、汤姆孙等人测定地球年龄的科学探索；文辞也非常优美，如“当最冷的时候，北欧全体，都在一片琉璃之下，浩荡数千万里，南到阿尔卑斯、高加索一带，中连中亚诸山脉，都是积雪皑皑，气象凛冽”。知识可靠、优美生动。阿来对此文的导读题为《科学家的人文情怀》，文中他称赞李四光的文章是关于“如何用不同的科学方式鉴定地球年龄的美文”。
阿来为“科学故事”专栏撰写的《让岩石告诉我们》充分体现了他的地质学爱好。此文颇长，在《科幻世界》首发时拆成了上下两篇。文中历数岩石记录的地球历史、如何用放射性元素来测定岩石的年代、岩石的历史与生命的诞生发展、人类起源与人类考古史、史前艺术，等等，脉络清晰，链条完整，学科视野开阔，读来津津有味，令人兴致盎然。
在“世纪回眸”专栏中，阿来撰写了《关于生命的伟大发现》一文。文中梳理的故事主人公几乎全是博物学家：从17世纪发明显微镜的列文虎克，到19世纪初期发现细胞核的植物学家布朗，19世纪中后期出版了《物种起源》的达尔文及遗传学巨擘孟德尔，等等。只是这时候，阿来把这些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的人称为植物学家、遗传学家等。
其实，前述利奥波德的大学专业与工作领域都是林业，他是在现代科学观念影响下培养出来的学者，但西方博物文化的传统仍然在他身上延续。他喜欢观察、记录、实践，既具有科学知识，也具备思辨能力，还有对林业和林区动物深切的情感。《沙乡年鉴》中提到，大学里并不鼓励学生发展对于博物学（natrue history）的兴趣。《欧洲人的一张菜单》的作者美国的罗伯特·路威、《翅膀》的作者法国的儒尔·米什莱、《身处鱼类世界，生物学家倍感孤独》的作者美国的马利斯·西蒙兹也都是被人所称道的博物学家。只是阿来那时并未用“博物学家”来指称他们。
在这个时期，阿来还有一位博物学同好——云南的半夏。半夏原名杨鸿雁，198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供职于云南报业集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致力于长篇小说及自然随笔的写作，与刘华杰也颇有文交。2000年之前，半夏就采访过阿来。当然，那时他们的交流主题还不是博物学。
（三）自觉：清晰的学科意识与愈发丰厚的积淀
21世纪初，阿来读到了刘华杰的《一点二阶立场》，觉得此书很“开脑洞”。那时候刘华杰的博物学学科意识已经非常自觉。比如，《一点二阶立场》封面是刘华杰拍摄的鹅掌楸，表示“博物”的意思；其次，书中收有《从博物学的观点看》一文，学科意识和学科史描述很清晰。至少在那时，很可能受刘华杰影响，阿来已经接触到了学科意义上的博物学了。
2010年，手术后的阿来开始写作《成都物候记》，他对博物学兴致盎然。阿来对植物的认知及“称名”非常着迷，以至于在2013年接受《光明日报》的采访时，阿来说“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他希望自己是大自然的“谦逊”的记录者。
与此同时，2010年秋刘华杰在北京大学开设“博物学导论”课程，并开列了阅读书单。2011年，刘华杰的博物散文集《天涯芳草》出版。2013年，刘华杰的“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15—2023年，全国博物学文化论坛先后召开六届。阿来作为文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博物学文化论坛并作大会主题演讲。2018年，阿来与刘华杰合作出版了《自然写作读本》，阿来担任A卷的主编，将“科学美文”专栏的文摘与导读收入书中 。
阿来与半夏的博物学话题持续展开。半夏的博物书写日益丰富。2018年的《看花是种世界观》是半夏记录刘华杰博物人生的纪实作品，阿来为之作序。2019年半夏的散文集《与虫在野》广受好评，先后获得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等评出的“中国十大自然好书·自然生活奖”、《十月》杂志评出的“琦君散文奖·特别奖”、新浪好书榜2019年度推荐图书、“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佳作奖”等多个奖项与荣誉，被誉为“中国的《昆虫记》”。
在阿来的文学写作中，对植物的准确称名使其作品更具有“精确”的魅力、原生的质感。对比阿来不同时期及与同期同题其他作家的创作可知，对植物的称名与否，直接影响到作品呈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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