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诗经如古蜀迷雾一般邈远，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撇开其本意、思想等不究，仅两三千载时光之隔膜、众多文字之生僻，就让其成为悬置远方的孤象。偏偏是，这几天，我竟突然见着了她的近。刷手机，看见自己的诗歌获了个奖，奖名叫“诗经奖·十佳诗人”。在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群，瞥见有人发了一张“以酒换诗，向诗人致敬”倡议图片，内容是中国诗经之乡湖北房县希望用本县黄酒换取天下诗人亲笔签名诗集。在将西渡兄为《诗：三人行》写的序文编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过程中，查到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讲座旧照，照片中的我手书在黑板上的《中国诗歌发展简况一览图》中，诗经二字赫然在目，且处于黑板左上角源头性滥觞位置。要不是这张旧照开口，打死我也不信，二十多岁的我居然有过不知天高地厚到给一众成年学员讲诗经的经历！正当我在一段诗经往事的回忆中羞愧难当时，收到文友雍也发来信息，嘱我为他刚刚杀青的诗经研究专著《从诗经出发》撰跋。

诗经那么远，那么珍稀，这个冬日，我的身边，竟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诗经！作者引以为傲的雍姓，不远不近，刚好与诗经同时代。

我对雍也说，本人才疏学浅，真胜任不了他的信任，只怕糟蹋了他的研究成果，弄脏了诗经的神圣辉光。但他说这是我的认为，而他不这样认为。话头就算聊死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麻着胆子上，跋一下，权作友情客串罢。

理性与激情

成形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有着六经之首地位的诗经，因其邈远而陌生，因其陌生而费解，因其费解而自诞生以降，不知有多少满腹经纶、目空一切的学人，皓首穷经、前仆后继，去做一解二解三解无穷解的工作。人影幢幢独木桥，其中之一雍也也。

前路漫漫，迷雾重重，他雍也置身其中，何以自处，又何以披荊斩棘，于无光处凿出一孔亮来，于无路处拨出一径道来？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叫雍也的作者，要穿越时空去将那些个写史作者的“当代”拿掉，在还原彼时文化语境的前提下，打掉一路上的筋筋绊绊、枝枝柯柯、朝露暮霭。对此，我以为，理性与常识点灯，热爱与激情开路，是雍也从诗经出发，于万难中得以脱身泥淖，辨明方向，走出自己的一条风光道的两只锦囊。

雍也在铺笺起笔《从诗经出发》前，已获拥著就《回望诗经》一书的经历、经验和成果。这一事象，给我们提供有三则信息：一，不说雍也已华丽转身为研究诗经的知名专门家，至少也称得上已然用业余时间跻身研习诗经、抢得一块地盘的正宗业界人士——除了著书，其解读诗经的文章也多有在《钟山》《山东文学》《四川文学》《青年作家》《人民日报》等专业杂志与主流报纸发表；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有再接再厉、再创另绩的预判把握与文化自信；三，对诗经的宗教般的虔诚、信服与热爱，对追随诗经真相与探究诗经底牌的不尽激情，是始终萦怀在他身体内的太阳与大海。

我以为，阐解诗经，热爱与激情，尤为重要，它们是引擎笔尖前行的季候与疾风。没有它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等于零。前几天，看完《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与该书作者向以鲜教授交流阅读感受，我说其书的好，得益于他的历史文化教养、国际诗学比较视野和现代诗创作成就，更得益于他对杜甫的热爱与激情，他深以为然。

熟悉雍也的朋友应该知道，斯人（出自《论语·雍也》）从脚趾拇到头发尖，全副身心都是诚实的、激情的，面对工作、生活，从来都是笑容盛开，阳光灿烂，满血复活。他也想公平公开公正，把他的激情布向万事万物，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人的精力有限，人生的时间不允许。所以，他只能暂时放弃一些学科，一些个人嗜好，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华夏六经只取一经解。这样一来，诗经有幸了，诗经爱好者有幸了，大家伙儿赢得了雍也足金的，甚至是富庶得溢出来的激情。这种激情，不仅外化在对诗经的持续发力，更内化在文本筋骨、血肉和砰砰有声的心跳上。“诗经是华夏民族青少年时代的嘹亮啼唱，人类初春原野绽放的美丽花朵，世界文学之林中光芒四射的硕大美玉。”（《彼其之子，美无度——我的诗经之识》）如此这般灿烂怒放书中，推向天花板的大论断、大赞美，没有激情和热爱是出不来的。不光内容，连可虚可实的标题，也挡不住激情与热爱联动的冲滌和啸叫：《有爱大声讲出来》。

但激情与热爱，不管怎么生发，或真挚或凌厉，都必须规束在理性思考与常识处置的框算内。不信邪不归顺，初生牛犊不怕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进入学术坛子内部，搞出一番动静来，仅凭拉破黄喉的口号、打了鸡血的孤勇是不够的。

一头钻进诗经的矿井，在摩肩擦背、前仆后继的采矿人中，雍也只想也只能成为雍也而非他者。为此，他首先要做的，是收回感性与激情，让自己处于成熟理性和常识公认基本面，祛魅，去蒙昧，弃权威，排开一切洗脑的巫术与可能，将被误解误读、被歪曲、被黑白颠倒的镜象澄清扳正。面对一首具体诗，绝不先入为主、先声夺人渗透主观意识，预设诸多红线、哨子和敏感词——那些政治的、道德的、唯心的、片面的、机械的、苛刻的、呆板的、含毒的名人眼风与嘴唇。他拭去了矿石金盔玉甲上的厚厚尘埃，扒掉了紧贴矿石肌体的最后一层内衣——他要以赌石的方式，震裂矿石骨肉，查勘其本来面目，以理性与常识点亮拨乱反正、一锤定音的灯盏。

“我认为，造成这些谬见的原因，是因汉儒戴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紧箍咒，而宋儒带着儒术本身的紧箍咒。千百年来少有质疑辩驳的原因则是学术上的述而不作和师承传统导致泥古难化或画地为牢。一些穿靴戴帽涂脂抹粉穿红挂绿的解读让曾经年轻朝气的诗篇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变得少年老成甚至妖里妖气或老气横秋，大大失真失本失色失水，甚至变成僵尸木乃伊。这也是我们后人应加以辨析的。”（《彼其之子，美无度——我的诗经之识》）雍也的常识来自书本，更来自人类文明发展尤其自身参与社会实践的人生经历、有效经验和理性思考。在《诗经简论》中，他拨云见日，高屋建瓴，理性研讨，万事从常识出发，用最少的文字对诗经是什么进行总体性、概括性论述：诗经是诗非诗，诗经是经非经。

“常识里有我们作为人的尊严与品格，有我们微观生活的价值和边界。相信常识才能保卫常识，才能消弭悖逆科学、违背人性的谬误。”（《南方周末》2023新年献词）理性是一种教养、律己和态度，常识是经过理性处理后的一种普识、正确与真理，是活通透了的人的本能反应与素面识见。让理性和感性皆始于常识，皆归于常识，才是在逼狭解读中另辟蹊径出来的康庄大道。常识，也只有常识，才是人类认识和探讨世界生命本相与运行规律的前提与基础，偏离悖反常识去坐而论道是谬论，去社会活动是走穴更是走邪。

庙堂与草根

观察近几十年中国新诗运动史，如果说只存在有两个诗歌阵营，那就是官方和民间，亦有体制内写作与体制外写作之论；如果说耸立有两大学术派别或两个山头，那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亦有学院派与草根之分。

而源头性的诗歌总集诗经，却是官方跟民间、庙堂与草根的对话、通融、合作和拥抱，是一台音律节拍和谐，众声阳光普照、依山傍水、风水气息通顺的大合唱。

一边研习、一边深受诗经教育的雍也，自然而然视诗经为自己的纸上导师、行为楷模，又自然而然让自己的解读一方面敬佩并借鉴前人的智慧和优良成果、摆正自己科班和体制内身份、庙堂言路大方向上“不逾矩”，一方面又深受农民儿子身份、龙泉山工作经历，尤其“性相近”、习亦相近思想风格影响，并迷恋其中、不亦乐乎。

脚踏两只船，何以下脚？只手握双笔，怎生落笔？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在研究、阐释诗经行庙堂一路上，雍也无疑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其知识储备、思想储备和经验储备，完全配得上他闪电般而又非急就章的著述。关于这一点，我就不作引述了，从经史子集到儒释道，到西人学问，再到政治艺术，《从诗经出发》中俯拾皆是，它们与作者的识趣，交汇成了一条崎岖嶙峋、斑斓迷人、宽阔清亮的学术之河。要知道，博览群书、记忆力紧追“目视十行书”之蜀人张松的雍也，还是拥有高等学府三级跳经历的跳高跳远运动员呢——专科州河边达师专后，又本科了沙河边四川师范大学，硕士了锦江边四川大学。

他在《诗经中的天命观》中写道：“我认为周之天命观，天、人、德三者构成了一个类似于数学函数的关系。与商相比，周之天命观既沿袭重申天之神圣威重，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在殷商的观念中，天是至高无上的。而人在什么位置呢？事实上，除了统治者自命为天之贵胄而外，其他人即广大被统治者是任其生杀予夺其卑无下的。‘在殷商卜辞中，没有一个关于人的道德智慧的术语，有的是上帝和占卜上帝后获得的吉、不吉、祸、咎、不利等结果的术语’。（祁志祥《国学人文导论》）”又在《新婚快乐》中写道：“诗经为什么能产生《车舝》这样在中国婚恋诗史中思想内涵独特的作品？这要从时代中去找。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说：‘艺术作品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那么时代精神和风俗是什么呢？一是重视婚姻。周人对婚姻的认识，可以说站位很高：‘上以祀宗庙，下以继祖先’，简言之，祭祀祖宗，传宗接代；也可以说落地很实：‘合二姓之好’。”这种论述式态、术法与信手拈来的佐证观点，窥斑见豹，不一而足，贯穿全书。仅从《屈原早在诗经中》题目看，是一种标新立异——三闾大夫屈原的诗，与诗经相较，在形式布局上、艺术追求上，相去甚远嘛。读之却不得不认同作者之论：“屈子之诗在形上离诗经远矣，然其质颇近，大雅之诗尤然，实与屈子一脉也。”

看了他用文字修筑的高大上、高富帅庙堂，再来看看他用口语喷灌的无拘无束、野蛮生长的草根。

在《我们的餐桌：一幅开放交流的历史长卷》中，他这样表扬一个皇帝、批评一个皇帝：“宋真宗还真是一位心忧民瘼关心民生的好领导，而且思想开明胸襟开放，值得尊重点赞。这可比后来那个自我感觉良好，自诩建立了‘十全武功’，被清宫戏美化成高富帅，接见英使马戛尔尼时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乾隆大帝高明多啦！”又在《爱情咒语》中赞美底层生民道：“这些诗均来自泥土来自草根来自普通群众（毛诗序等解为贵妇人中的贞女节妇是胡说八道），比之君子淑女创作的诗歌，别有一种质朴天然大气爽快的特色，让人为之击节叫好！”还在《新婚快乐》中吐嘈诗经专家：“也就是‘你当新郎，我心飞翔’。这种随意曲解可能是欺负时人因始皇坑儒资料缺失无法确证、欺负后人时代太远无法求证，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把我眼泪和尿都笑出来了！笑完后，又差点忍不住想效仿著名的清代诗经研究专家兼愤青姚际恒，吐他们一脸口水！”如此高肺活量语气言式，哪里还有八股文般正统庙堂的行文规制与范式，分明就是张口就来、唾沫四溅的野路子嘛。

偏偏是，作者的野路子，却是自正路子来。

这个正路子当然是指他上的高等学府，具体而言，是指这个学府的师门。没错，他的野路子正是他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中文系教授雍国泰先生传承给他的（此前，对他文学兴趣产生影响的，是一生行走乡村，身兼农民、裁缝、郎中、书法家的乃父）。我曾在《一册小书勘大千》中说：“真正把雍也领入文学殿堂的是他的雍国泰老师。雍国泰先生曾受业于国学大师陈寅恪，史学大家钱穆、徐中舒，也是史界权威蒙文通先生青眼有加的高足，在国学、史学、古典文学方面造诣颇深，有《桑榆诗稿》（合）《野鹤集》《雍国泰文集》等著述行世，系‘通州三才子’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雍也执弟子礼成为他的学生。正是先生博古通今、豁达开阔、诙谐幽默如渠江之水的教授，让雍也的思想窄门、文学天眼轰然打开，从此笔下有神，一发不可收。”像两名素不相识的地下革命者对上暗号一样，当他的经历和脾性，跟他的老师做人通泰、诙谐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的气息完全对路时，师生二人的激动与欣喜可想而知。

与他气味相投、一拍即合的恩师兼知己，当然不止他渠县族人雍国泰老师一人耳，更多的，属于一众神交，课本内有，课本外有。著有《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一大批冷幽默作品、他的乡党王小波是；写“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鲁迅是；说“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的李敖是；林语堂、钱钟书、老舍、王朔，也是。操讽刺幽默路数一脉的外国作家，依然大有人在，随手列就一串搁这里：伏尔泰、狄更斯、王尔德、法朗士、契诃夫、马克·吐温、萧伯纳……

我对文学作品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觉，那就是写出的东西要好看，有意思，而一桌好看又有意思的美味，永远离不开幽默有趣这手烹饪术。

如果用十四字介绍雍也其人其文，我给出的结论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嬉笑怒骂皆文章。

材料与亲历

面对一部字字珠玑、首首珍稀的皇皇诗经，怎么释解、翻译、导读，化为时人能够共认、共服、共佩和共情的家常便饭与围炉夜话，是每一位做这项工作的读书人，必须面对和扑身的一场赶考。

一般人的做法，或大多数人的做法，是寻找、占有和按照自己的智识及精力，吸纳、消化前人和同时代人形成的诗经研究专论材料（资料，含石刻等地上地下文物），以及与诗经多多少少有牵扯的材料，而后，拼着老命在面前的材料大山中刨出自以为是的真金白银。再后，用这些真金白金锻打一把又一把钥匙，并在无数次试错中，敲定一把出来，刻上自己的尊姓大名，形成新的材料，任时间的长河漂流。至于是否漂流得走，走多远，已不是这些人能把控和知晓的了。

高远的诗经不管怎样高远，说到底，也是材料。

没错，一众躬腰驼背的读书人，终其一生做的，是从一种材料到另一种材料、从此词到彼词的工作，至多，也只做到了从僵词到死物的地步。

这样做出的解读，无疑是材料剪裁粘贴术，与作者自娱自乐之意淫呓语的机械媾合。

自然，雍也也经了这些死流程，做了这些死工作。只不过，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贴着时代脉搏跳动的亲历、经验和心跳糅了进去，变冷血僵硬的机械媾合，为生命葳蕤的热血合龙。也就是说，他把生龙活虎、活色生香的“我”，请进文章中，作了生动、真实、充满细节、无以辩驳的佐证材料。

他干了把死局盘活的活儿。

在《有爱大声讲出来》中，他先从诗经中捞出原始材料，摆出有争议的事实，貌似非正经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对初设论点进行一本正经论述。而“我”，是这样入戏的：“在有女儿国之称的云南四川泸沽湖地区，其摩梭族走婚习俗亦与此类似。笔者十余年前到该地旅游，在一杨姓人家，亲证其俗犹存……”

在《爱情咒语》中，诗经里的《东方之日》基本上是被古今大家裁判为一首淫诗，他却通过剖析、比对、论证，将此诗解为爱情咒语，其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身姿，显示出作者治学的严谨。“我”的到来，依然是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生动台词：“小时候，雍也等农村野孩子曾经乐此不疲玩过一个《请蚂蚁》的游戏：用竹条弄成一个圈绑在竹竿上，再用蜘蛛网覆在圈上去网或飞或停的蜻蜓……”

《桃李一般春：诗经在越南》论述诗经对越南文学乃至文明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其取自故乡渠县的佐证材料居然达五项/次之多，这就难怪文字中频繁出现作者忍不住敲出的幸运、激动的表情包了。“我”的现身说法、出庭作证就这样来了：“汉代对越南的有效管理及文教之治除了文献典籍之外，还有文物为证。在笔者家乡四川渠县即有汉代古迹沈府君阙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们的餐桌：一幅开放交流的历史长卷》对我国有史以来的粮食、菜肴，从源流、出生、种植到烹制，进行大规模梳理和深耕细作研讨。本土的、引进的、输入的，在一只灶、一口锅里翻腾飘香，实现了时间长河里中华饮食大发展大繁荣。其间，“我”插话道：“我在成都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洛带任镇长、书记时，在关注研究川莱与客家饮食关系时，发现川菜对客家菜多所借鉴，特别注意到辣椒的独特作用……”

至于“我”在《诗经谷麦叩响的记忆》 《从历史深处传来的隆隆地震》中的留痕、丰饶、活跃密度与尺度，更是文艺翩跹，以致文章式态与内容权重，几近本末倒置、反客为主。

其实，说了半天，雍也的诗经解读，依然是承袭写论文的不二旧法，在引用资料围绕题设论点进行论述的同时，搬来相关案例和田野考察结论，予以呼应与举证，最后交给法官审理、读者阅看。他笔下的“我”，正是随喊随到、进出自由的相关案例和田野考察结论。

建房子离不开材料，建一幢好房子，除了材料，更需要天马行空、巧夺天工的自由想象，即鬼神般的设计。材料出自大地、森林，设计出自设计者的私人定制：慧根与人生雌雄同体一样亲切自然的密谋。

双开门与一指禅

《从诗经出发》分上中下三部分。概其大要，上编为创新性解读，中编为对历史上被误读误解诗作的辨析，下编为诗经在国外的传播及文学/文化比较。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诗经庞杂繁艰，山重水复，千头万绪，怎么解？怎么直奔主题，用何种方法精准狠地从中提拎出重要的、核心的、主脉的、灵魂的内容，让读者轻轻松松登临顶峰、舒舒服服把定全局？

雍也贯穿和覆盖本专著的解读方略与行动，我以为，除了上述的常识与激情、庙堂与草根、材料与亲历外，尚有纵观与横览、食性与色性、歌诗与儒经、盖棺与平反、自由与规仪、活着与死亡、仰高与从低、分述与总论……因为成书篇幅之囿和本人才力不逮，这些方面，只好留待有兴趣的方家来展开，我就在这里抛个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梗吧。

“纵观与横览”指的是文章古今之纵与中外之横。古今时间纵轴，不用多说，从华夏文明源头一朝一代漫流到当下，不知几千年。中外空间横轴，用《桃李一般春：诗经在越南》《半岛遍吹诗经风》《一衣带水到扶桑》《互不相闻的东西方歌唱》《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战争诗之异》吹出的“四方之风”，不知几万里。厘清了时空，也就厘清了诗经的在地性、在场性，厘清了诗经诸诗形成原地、传播路径与海外影响，也就通晓了诗经为什么还能活在当下，且活得古色古香、春风浩荡。没有富庶的知识准备和有效的社会实践，很难建立形成非常鲜明的坐标体系大意识，以及由此引伸的时空大器局。《君子翩翩而来》即便身处上编，在说清楚诗经中的君子，一路纵下来说到当下后，又横过去与国外君子情形作了跨海照应。

“食性与色性”指的是作者对食物的深爱和对女性的偏爱。“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此论中的食、色、性，作何解，历来并无定论。我在这里的借用，只为把“食”看成吃物，将“色”当作女性，拿“性”作性能、性质解，并无他意与另指。书中写吃食的专章有《我们的餐桌：一部开放的历史》《诗经谷麦叩响的记忆》《周代贵族：“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写女性的专章有《有爱大声说出来》《新婚快乐》《母爱的天空》《关雎之谜与秘》《为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女人平反》《爱情咒语》《一个女人搅动的历史波澜》。除却专章，写有和点到饮食的文章，不在少数。至于涉及女性的内容，全书正文凡二十余篇，一篇不拉，篇篇皆有。《新婚快乐》认为，解《车舝》，必须抛开附加其上的所谓正能量之升华光晕，所谓负能量之腹诽戾气，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从诗到诗、从人到人、从情到情，回归本身，方得正解。《关雎之谜与秘》将《关睢》诸多解读逐一否定后说，“实际上，它就是周代贵族社会一首婚礼乐歌，即周代贵族的‘婚礼进行曲’，如桃夭为民间婚礼乐歌一样。”记得作者在《回望诗经》一书中写到过宣姜，是嫌没写过瘾吧，这次又用《为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女人平反》一文再度写她。这个女人是谁？他抛了个噱头出来，然后用小说技术乃至福尔摩斯侦探手法，从历史尘埃的蛛丝马迹中，把宣姜一点一点还原出来。在《一个女人搅动的历史波澜》中，他借诗经《株林》详述夏姬故事后，对夏姬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声誉，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鲁迅、李劼人、汪曾祺、梁实秋、莫言、车辐，哪位不是吃货兼美食家？石光华，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体主义掌门人，现今的川菜文化学者、川菜专委会文化委员会主席。世情文风、雅俗食欲如斯，雍也亦步亦趋，情倾吃食，再正常不过。读他的诗文，你会发现，对女性，他更有异乎寻常的惊人偏爱。他的笔下，历史上没有一个十恶不赦、彻头彻尾坏到底的女人，即便坏，也是坏得不得己，坏得有初因，值得怜惜、同情、理解、宽谅乃至开脱，进而用自己的执念与偏爱，一笔一画为其纠偏、平反。对家中亲人中的女性，祖母、外祖母、母亲和妻子等，更是不吝大把大把文字，穷尽世界最美好、善良、勤劳、勇敢、智慧、正直的语汇，去深爱、膜拜、赞美和大歌特颂。歌德“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已成雍也耳中诗意、仁慈的清澈钟声。

“歌诗与儒经”指的是诗经或歌或诗的一面，与儒家经书一面的分走、切割、并轨。“盖棺与平反”指的是作者对诗经各门各派解读的认同与否定，呈现其判别立断界面划定的规律矢向。“自由与规仪”指的是诗经时代自由精神，与道德礼仪的对立统一关系。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诗经时代，是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周礼尚存的人文环境和人道氛围的。“活着与死亡”指的是诗经中人，对待和平与战争、活着与死亡、天灾人祸与丰衣足食的观念及行为。《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战争诗之异》即是写战争的专文。“仰高与从低”指的是对诗经中有关上天和君王、大地和百姓这两个书写指向的探讨。在《诗经中的天命观》中，作者即对华夏先民认识世界、怎样与世界相处的源头性理念，层层剥茧，递进推导，抛出了学理性很强的真知灼见。“分述与总论”指的是对作者解读诗经之分述与总论的再论述。分述为放，总论为收，收放自如的作者，用《诗经简论》《彼其之子，美无度——我的诗经之识》二文，实现了自己的总论。

至此可知，雍也解读诗经的方略与行动，不管从哪条路径、哪个口子进入，都会有道双开门（双扇门）立在那儿。这是他自己为难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并等着他用他的独门绝技“一指禅”神功打开。

古代房门，一扇为户，两扇为门；合族大家设双扇总门，单家独户用单扇独门——这从门、户两字的古老象形体即可一眼看出。诗经三百篇，当之无愧、众望所归的合族大家，当然匹配有左右对开的双开门。

这把叫一指禅的钥匙，是作者用理性和常识、热爱和激情做的，也是双开门自己做的。没错，从诗经出发，沿途的门，既是一指禅打开，也是门打开门——原汤化原食嘛。过程中，设计者/造物主身临其境，超然物外。

跋之至此，本该收笔杀割，但雍也却不依，说不能只写长项，不涉短处，非要我尽数指出不可。无奈，只好依他。毋庸讳言，雍也文章并非十全十美，一些问题在某些篇章中偶有显现。比如，行文匆匆，文字偏粗糙，语言疏于推敲，文辞失之洁净，不讲究句子长短安排、标点符号运用和换气方式与节律音韵处理。比如，文体杂驳，不甚清晰，散文、随笔、杂文、小品文、笔记、札记、论文、公文诸种，都是，又都不是。出这些问题，在于他不看重这些问题——他重视的永远是他认为的硬通货：思想、主题、内容、贡献、结论。为了这些硬通货，他目不旁视、目中无人，大步流星，雄赳赳气昂昂走在通往目的、意义、快捷、有效、超越的通衢大道上。他就这么走着，越走越像他，越走越是他，出走人群，成了少数甚或茕茕落单者。这是他目下的美学选择、文章考量与个人意志。至于下文走法，续篇生成，不得而知。

对雍也来说，解诗经写过《回望诗经》，有历险，有苦乐，有经验，是好事。但继而再之，就给自己选择了新高度和新挑战。好在《从诗经出发》不惧挑战，未辱使命，实现了既定愿景，收获了应有风光——此番，各篇完成度更高，也更从容、笃定、成熟。作为文友，阅之跋之，为他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