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县文联袁娇主席问我是不是讲些自己的创作，这个我不是很习惯，说到自己的创作往往让我哑口无言；又问我是不是讲些遣词造句，这个，同学们的老师又比我讲得好。我想了一下，就讲几个词吧，几个很老很老的词。

我要讲的第一个词：自信。

自信的反义词是自卑。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非常的自卑。而在自卑的前夕，我们还非常自大。英国工业革命，马嘎尔尼访华，那时候我们都非常自大。鸦片战争的炮声一声，我们就自卑了。

面对自卑有两种态度，一是奋起，一是沉沦。四五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是前者，是这个民族的脊梁。到后来，1980年代之后，国门打开，我们以主动的姿态面向西方，面向世界，最初的理想主义很快消耗完毕，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穷和落后，但这时候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再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商业资本，资本站到了潮头。商业资本的唯一目的，是挣钱。目标非常明确，做起来也就没有含糊，其实现的手段，就是不择手段。于是世风日下，环境恶化。知识分子很快被裹挟其中，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立场，已经没有了当初启蒙思想家振兴中华的志向，一切倾向于西方，认为西方的都好，自己的不好。这与五四精神有着本质区别。所以在这时候提自信，是恰逢其时的，也是必须的。

但也是这时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你们从新闻上，课堂上，肯定已经听得很多，就是我们应该自信，但我今天重点讲的是，警惕自信，从而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信，怎样做才可能自信。

自信是一种秘密，但这种秘密会外化，外化为一种气度。这种气度首先是包容。也就是说，和自信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词，叫他信。

没有他信这个词，自信就不成立。你不仅要看见别人的好，还要承认别人的好。因为互联网，像以前那样把国门关起来，对国门之外的事，两眼一抹黑，已经不可能了，即是说，别人的好是可以看见的，只要你愿意。但是看见了装着没看见，这是可能的。实在装不下去，我就说那不是好，是坏，从语言和描述上加以篡改，也是可能的。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好，这叫自信吗？这不叫自信，这叫狂妄，叫无知。清朝狂妄之后，迎来了鸦片战争，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史记》里面提到一个国家，叫夜郎国，司马迁几十个字把这个国家写过去了，却留下一个千古流传的成语，叫夜郎自大。与这个成语近似的，是井底之蛙。

落实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也是一样的。如果别人的好你根本看不见，看见了也不承认，你就永远都不可能在内心建立起真正的自信。说白了，那还是自卑。但又比自卑卑下。自卑并不卑下，只认为自己好，就卑下了。

现在，我们把自信变成了口号，甚至演化成了闹剧。中央电视台“厉害了我的国”，看着让人不堪。这当中有一个问题，我们爱国，好像厉害了我们才爱，如果不厉害呢？如果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呢？伟大的爱国者，正是在国家千疮百孔的时候，为她痛，为她挺身而出，为她舍生忘死。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我刚才讲，这会表现为一种气度——从容的气度，拉长了脖子呼口号，本身就没有气度。乾隆皇帝认为自己很厉害，结果他厉不厉害呢？

自信的人一定是谦逊的，他充分知道自己的不足，他的全部从容，就在于有信心弥补自己的不足。首先要学会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我们仰望苍穹，看到天，看到无垠的宇宙，万物的神圣起源，深藏其中，我也深藏其中，也就是说，我在认识到自己渺小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吸纳了巨大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会让自己深感充实。

自信的人一定是自省的，有自我审视的能力。这个世上，有一群人操心生活，有一群人思考生活，两种人都值得我们尊敬。思考生活的人，自省的人，会从自己身上跳出来，把自己当成观察的对象：我是这样在过，但我应该怎样过？哪一种生活更好？这个好与不好，就看你的原则在哪里，尺度在哪里，原则和尺度，代表了你的境界。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追求的甚至不是最好的生活，而是最正当的生活。当我们在追求正当生活的时候，你心里有光，有神圣，你怎么可能不自信呢？

大家想一想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火烧死的布鲁诺，想一想被竹签订烂了十指的江姐，他们所追求的正当生活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们的内心有多么自信。

我要讲的第二个词：自尊。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某某人要脸。也经常听到另一种说法，说某某人要面子。这两种说法有交叉的地方，但区别更重要。

要脸是给自己交代。要面子是给别人交代。

这牵涉到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

面子——不管是捞面子还是丢面子，都需有见证者（旁观者），就是其社会性，没人看到，就无所谓捞面子，也无所谓丢面子。你乱穿马路，随地吐痰，欺负弱小，只要没人发现，也都不丢面子。这是典型的耻感文化。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此有非常好的论述，她在《菊与刀》这本书里说：“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与耻感文化对应的是罪感文化。本尼迪克特说：“在一个荣誉意味着无愧于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的民族中，一个人即使在无人知晓自己的不端行为的情况下，也会为罪恶感所烦恼。”

中国是一个耻感文化特别发达的国家，有学者说，儒家文化的基石就是耻感文化，其积极意义，是可以成为强大的约束力，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然而，当人的社会性暂时消失，比如我们独处的时候，也就是“面子”问题暂时不成为问题的时候，耻感文化的约束力便也暂时解体。

有耻感和有罪感的人，都是一个自尊的人，只是自尊的深度不一样。

如同自信者必有他信，自尊者必然尊重别人。看看别人的合理性在哪里。上面讲，我们要思考生活，对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思考。但怀疑和思考都是理性活动，而不是情绪宣泄。比如爱国，哪一种是爱国，是不是只有自己的方式才是爱国，别人的就不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骂田晓菲，说她不爱国，说她是个“垃圾女人”，骂的人也不想想，田晓菲对文化的贡献，远不是你能比的。我们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只要别人的选择不是法律和道德意义上的恶。

把尊重别人再扩大一些，是尊重生命。生命多么美好，要爱。这种爱不只缘于理智，还深入到情感。这个世界不只是人的，还是万物的。

我们胸怀正义，对那些违法乱纪的、缺乏道德的人和事，我们勇敢地站出来，但如果别人只是表达他对生活的态度，对世界的见解，你不仅不尊重，还要去告密，这就是没有自我尊严。告密的风气据说在高校里边很盛行，我不知道是否漫延到了中学，如果是，我奉劝大家，你们的生命比告密有价值得多，万不可把自己变得那么卑琐。我曾经写过一部20万字的作品，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其中有这样的话：“鼓励告密的单位，是猥琐的单位，鼓励告密的民族，是猥琐的民族，鼓励告密的国家，是猥琐的国家。”

我们四川伟大的前人苏东坡，在河北定州督办军务，因军纪废弛，需要整顿，这时候出现了大批的告密者，苏东坡说，这是我的事，与你们无关，但依然有告密者，苏东坡就将告密者一同惩治。他在杭州做官的时候，宋神宗要增加国家财政，实行个人财产申报，不如实申报的将受到惩处，这时候又出现了大批告密者，苏东坡给皇帝上书，要遏止这种风气，说“告密乱俗”。

不仅乱俗，还严重毁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人人自危，也就人人自闭，最终受难的，是大家。

我要讲的第三个词：自强。

有了自信和自尊，你不自强可能吗？不可能，你已经是一个自强的人。

要经常想想：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我的命已经够好了，我必须加倍努力，才对得起这个世界，要成为世界的增光者。

自强者可以愤怒，但不可以抱怨。古话说，怨父母，就享不了父母的福报，怨天地，就享不了天地的福报，怨老师，就享不了老师的福报。我说的是福报，不是他们真的就要给予你什么，而是一种更高法则的神圣的东西。

自强者都有一种自我期许。或者，我们把它叫梦想也行。

“皮格马利翁效应”听说过吗？讲的是，有个叫皮格马利翁的人，他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王，性情孤僻，钟爱艺术，尤善雕刻，他用象牙刻出一尊女像，竟爱上了她。这种爱是绝望的，爱得越深，越是绝望，但皮格马利翁无以自拔。爱神阿佛罗狄忒被他感动，赋予女像以生命，她便活了过来，成为了皮格马利翁的妻子。于是，后人把由梦想（或期望）而产生的实效，命名为皮格马利翁效应。

命名者是个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1968年，罗森塔尔及其助手选定一所小学，做了个“预测未来与发展”的实验，一番虚张声势过后，随便划定几个学生，说他们是天才，自此，老师以天才视之，他们自己也以天才期许；11个月后再行测试，几人的智力发展普遍高于平均值，且个个精神饱满，性格活泼。

美国纽约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罗杰·罗尔斯，出生于贫民窟，年少时正值嬉皮士流行，他似乎顺应时代，逃学、骂架、斗殴，无所不为，可有一天，校长皮尔·保罗对他说：“我一看就知道，你将来会成为纽约州州长。”这句话给了他巨大震动，从那以后，他走路把腰杆挺直，说话不再夹带污言秽语，“没一天不以州长的身份来要求自己的言行”，终于在40多年后梦想成真。

我国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幼年时，父亲告诉他：“生你之前的那天晚上，我梦到了文天祥”，所以“你是文天祥转世”。由此，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和光辉人格，植入了戚继光的心灵，成为他的人生灯塔，最终，他当真成了文天祥似的民族英雄。

皮格马利翁效应的精髓在于：梦想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换一种说法是，你得到的，是你所梦想的。

因此，积极梦想和强烈期待的态度，是赢家的态度。

这个不是神秘主义，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人有70%的潜能是沉睡的，梦想，能激发潜能。

一生如此，一生中的每一天也如此。早上起来，你对自己 说：今天将有很美妙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一天你不仅心情愉悦而且充满自信。

自强者绝不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自强本就是一种自我勉励，发奋图强，不依附他人，我们常常把自尊、自爱、自立、自强连起来说，我们不依附他人，更不贬抑他人。这个“他人”，不仅指人，也指社会的秩序和规范。

（此文为罗伟章在安岳县作家协会服务校园活动首站——安岳秦徐高级中学校讲座时的内容，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