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力贤的中短篇小说集《冬阳如针》由两部中篇和七部短篇小说组成，是我难得读到的一部表现真实深沉、真切悲悯日常生活的小说。小说的叙事空间都集中在“我”的日常琐碎生活中，对“我”家陷入的日常困境描绘得细致入微，其人物关系和情感把握极其生动，将主人公人性中的“善”表现得淋漓尽致，阅读后我误认为这是一部传记作品。正如散文家蒋蓝在序言中认为的，“马力贤的小说里，非虚构叙事成分极重，但又明显异于来自西方的非虚构特征。”马力贤在小说中没有避嫌他自己的原生生活和成长历程，在虚构的叙事语境中，看不到令人惊心动魄的人与事，展示出的只是平平淡淡的凡人生活，可以说既是他本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下许多平凡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短篇小说《春节回家》和中篇小说《冬阳如针》，讲述的是“我”与父辈之间的故事。《春节回家》中，重庆老家的亲戚计划在春节期间到C市看望因患精神疾病住院的“我”的母亲，在不断通的电话、微信沟通中，“我”面对母亲的治疗费，老二的奶粉、尿不湿，年后将付给房东的一笔房租……每天张口闭口的“钱”字，让“我”一直纠结于是否回家。八十多岁的三爸告诉“我”要去C市后，“我的心被光芒照亮了……钱没了，还可以去挣，倒是感情却不能凉了。虽然回家的路总是很漫长，但一家人在一起绝对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在这篇小说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隐喻，先祖在老家重庆留下一座高大宽敞的院子——马家大院。马家大院和周边参天的树木不仅见证了整个家族盛衰演变的历程，也见证了“我”小时候是如何被婆婆呵护成长的一段岁月。小说家的故事，总是离不开他的童年与故乡，在这段叙述中，回家其实早已定下来。
《冬阳如针》讲述的“我”和父母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因母亲罹患精神疾病从部队转业，“我”和弟弟也离开重庆与父母团聚在母亲的老家C市。“我”当兵离家后，弟弟也不幸患上精神疾病。面对先后患病的母亲和弟弟，父亲用他的一生默默守护着这个精神残缺的家，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传统的文化视域中，一个家庭的维系与发展往往是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基础上，使得许多作家在书写自己的父亲时，常把父亲作为文化符码视为他所属时代的支配者和晚辈的遗弃者，而将个人情感更多赋予在母亲身上。《冬阳如针》中，“我”家却因母亲和弟弟的疾病使得父亲承担了家庭的所有责任，父亲对于家庭的那一份温情与爱意，一直表现在他对母亲的陪伴和处理家里日常琐碎事务的细节之中，这是一份在任何时代都可以亭亭如盖的人类普遍情感。心理学家弗洛姆说：“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正是父亲一生对家庭的付出，让“我”从逃离家庭到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继而接下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重任。
如果爱赋予生活以意义，纵然不堪，或家是一个不讲理的地方，但为什么不能让生活变得容易一些呢？马力贤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陷入通常的苦难叙事的泥淖，而是尝试在一种家庭的关联中思考拯救和守护的可能。母亲在1960年后期，一直保留着“战斗”的生活状态；为艺术奋斗的弟弟，因性格走入另一种偏执。“我”的两个最亲的亲人在医院住下后，生活并没有平静，时常浮现的还是生活中的琐碎不安和苦涩绝望，但“我仍然要感激苦难带给我对生活的重新理解，我并没有被他压垮，我还活得像个男人。”弟弟的出走，让“我”现身北京的大街，在追赶惊慌失措的弟弟时“我”被车撞了。躺在弟弟的怀中“我想我就要和父亲团聚了……然而夜色朦胧中，我看见弟弟的眼睛突然又像小时候那样水一样明亮起来！”没有痛苦的描写，诗意怎会呈现？温暖也是一样，没有冷作为底衬，没有用笔化解寒凉，它从何而来？如果作品一味地展陈生活的苦难，却没有希望的微光闪烁，这样的苦难就是真的苦难。如果苦难里有柔软的光影浮动，苦难就不是深渊，它会散发着湿漉漉的动人光泽。正如迟子建说的，“我很喜欢弘一法师临终手书的‘悲欣交集’，它道出了人生的真相，也道出了艺术的真谛。”对家人的不放弃之于人类存在来说，其亲情内部储存着多少深情，哪怕患病的弟弟在“我”倒下的那一刻，也恢复了家人的那份深情。我想这在每个读者心里也一定能掀起一种独特的涟漪，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生命体悟。
中篇小说《消消停停家务事》、短篇小说《儿子生病记》《二胎》《为女儿拉票》的主基调如同作品的标题所示：集中在“家人”这个关键词上。《消消停停家务事》的构思很是巧妙，妻子不在家的早晨，“我”起床后做早饭的这一段时间里，心里挂念着还未睡醒的女儿，在往返卫生间、睡房和厨房的时空转化中，头脑中闪现的是“我”的恋爱、女儿的出生、初为人父的喜悦等场景。女儿吃完早饭和“我”到菜市场，看见邻居奶奶有孙子和孙女，吵着也要妹妹。“我”也从没好的回忆中回到了现实。虽然在女儿的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种种神奇和美丽，但女儿的成长和没完没了的家务事已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忙乱的人群中，我在努力做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也在努力地做个好人。仅此而已。”我们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不是这样，仅此而已。
《儿子生病记》《二胎》《为女儿拉票》则是围绕“我”的儿女展开的。《儿子生病记》中，夜里发烧的儿子一早到社区医院就诊，吃药后的儿子夜里却再次发烧后，“我”和妻子对社区医院有了怀疑，连夜去了省儿童医院。第二天夜里儿子再次发烧，于是“我”、妻子和儿子连续几天在社区医院和省儿童医院之间辗转，在折腾中儿子莫名其妙的好了。《二胎》中，妻子意外怀孕，我们决定生下孩子。为了能给未出生的二胎孩子上户口，“我”开始托人办理相关手续，让读者见证了国家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为女儿拉票》则是直击当下的热点，讲述“我”和妻子为参加“第一届宝贝网络投票赛”的女儿拉票的故事，讽刺了当下社会中的急功近利和人性的贪欲。
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一种天生的爱，自然的爱，是维护生命最古老、最原始、最伟大、最美妙的力量。在这四篇小说中，马力贤将父母对儿女的那份爱刻画得极其生活化，也让读者切身感受到时代变化的当下，初为父母时的种种不适应。家不是独立于这个社会的，家人一定是生活在一个大社会中。小说中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儿女，或者他们每天面临的身边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常被人忽视的无名小人物，而世界正是千万个小人物组成的大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才是有滋有味的。迟子建曾说：“写小说是蛮有情调的事，如果一个作家的生活过得无滋无味，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也必然是乏味的。” 从马力贤的这几篇小说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应该是有滋有味的，他才能用真实的笔触书写那些被宏大叙事所忽视的平凡小人物，写出一个家庭中有滋有味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上述四篇小说的关键词是“家人”，那么短篇小说《房子房子》《居住证明》《楼下的邻居》则将叙事空间转到了与家庭生活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生活上。《房子房子》讲述老马为了让女儿能在成都上学，决定将成都50平方米的房子换成75平方米的，以便按政策为户口在农村的女儿解决上学问题。在经历种种艰辛后，因购房人被人借去的欠款收不回来，加上政策调整，老马的换房计划只能彻底终止。没想“成都出台了外地人在本市的居住证政策”，于是老马的换房计划变成了办理社保和居住证。
“我”到相关部门办理入学需要的《居住证明》，被告知因“十几年前运作不规范，没有及时给你建立档案，所以查不到”，住了十几年的房子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为女儿能按期上学，“我”开始在相关部门间不停的转圈，以便取得教育局规定入学时须要的居住证明。最后在街道办事处热心人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社区居委会，“居委会负责地问我的职业，我犹豫了一下说原来在报社工作……找出原来的证件，她将我证件上呆头呆脑的照片反复与我真人对比。”在拨了一通电话后，居委会热情相助，“我”租下了自己的房子，也终于取得了“居住证明”。在这看是荒唐的剧情反转中，“我”又计划租一个离女儿学校近一点的“家”，也为即将降生的儿子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在女儿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住到房子后，不想《楼下的邻居》却因我们入住产生的“各种噪音”与“我”家交涉不断，害得一家人在家走路时“需要踮着脚尖”。二楼的邻居在对我家严格要求的同时，却在二楼不断制造噪音，让一楼的邻居忍无可忍。为此三层楼的邻居间围绕着二楼不断产生邻里纠纷，多次惊动警察后，“我”决定租期期满搬回自己家。搬家这天，“我”看到“那小男孩推着一辆轮椅车出来，上面坐着个十三四岁干瘦的大男孩……我很奇怪的是，搬过来快二年了，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们家里有成年男人出现。不知道这家人的男人去哪了？看着这个双腿不能行走的大男孩，我突然对这家人产生了一丝同情。”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二楼邻居在让人同情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他们为何会有今天的境遇。我认为马力贤在这里是在提醒我们，日常生活并不总是阳光灿烂，生活的不易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以各种方式出现。这种从日常性视角出发的作品，我想一定会获得另一种升华。
综上诉述，马力贤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写出了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作者在讲述平凡人物的生存苦难或不幸命运时，没有施以谐谑的语调，无论是《冬阳如针》中对父爱的深情表达，《春节回家》中对祖辈的怀念、对亲戚之间的血缘感情的牵挂，还是在多篇作品中表现出的对患病母亲和弟弟的责任和爱；无论是《儿子生病》《二胎》《为女儿拉票》中对儿女的父爱表达和夫妻爱情，还是《消消停停家务事》中为家庭的默默奉献；无论是《房子房子》《居住证明》《楼下邻居》中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塑造，还是对居家生活中的邻里关系的处理，马力贤都恪守“贴着人物写”的叙事法则，在创作中始终与小说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有些作家并没有恪守“贴着人物写”的叙事法则，常常在戏谑中露出一种油滑腔调。例如有些作家在叙述自己的长辈时，常使用一种轻薄的口吻；在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或与历史打情骂俏，或对亲情冷嘲热讽……这种在调侃中透出的轻浮姿态，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是借“幽默”做护身符，以谑浪笑傲为能事，是一种油滑。小说叙事中的这种油滑，说到底并不是一种技术问题，而是创作主体对待世界和人生的态度问题，是有情与无情、虔诚与戏耍、严肃与轻浮的问题。所谓“文如其人”，就是指作家的心态、观念和立场，总会通过各种方式或隐或显地表现在作品中，即使是虚构性的小说，也不例外。
马力贤在小说集《冬阳如针》中，不论是写自己的人生悲剧，或是写旁人的悲剧，他都把所写的事看成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有趣的意象，还有几分看戏的意思，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出极强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我认为是马力贤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后的一种文学自觉，也是他从事过军人、工人、商人和记者等职业后对自由生活的一种向往，更是他倾尽自己的情感与心志所做出的审美表达，饱含着他的审美洞察与思考，也承载了他的生命体验与独特感悟。在小说语境下，马力贤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社会，即便是最悲惨的事他也当作诗看。正如迟子建指出，“如果说诗意是艺术的话，那么小说家当然不能放弃对诗意的追求。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我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作品中回避苦难；我也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作品中放弃诗意。苦难中的诗意，在我眼里是文学的王冠。”凡诗都难免有若干谐趣。在马力贤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谐趣表达和他建构起的自己的精神世界。
（选自《四川作家报》2020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