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感言】
在这样一个场合，好像除了感谢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感谢评委的认可和鼓励，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越来越觉得写作确实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我能够喜欢文学、从事文学，能慢慢地不断地自觉地去察觉生活的底色，慢慢懂得生活就在我们自身，我已经觉得这是命运的馈赠，还能够获奖是意外之喜，能够跟这些新老朋友们一起站在领奖台上也是我的荣耀。
4月19日下午，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底颁奖盛典在杭州举行，罗伟章以《尘世三部曲》获得春风白银奖。
在此之前，罗伟章与杭州之间，像一个“漫长的邀约”。
两年前，他的《谁在敲门》得过春风白银奖（虚构类）的提名奖。他的中篇小说《镜城》得过郁达夫小说奖。去年冬天，他的《尘世三部曲》在浙江大学做过一场钱报读书会。
去过几次罗伟章在四川省作协的办公室，他那很小的主编办公室施展不开，但每次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周围环境的朴素陈旧，更衬得他明亮的笑声那么的“亮”。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罗伟章的笑声，我想到的是：亮晶晶的。他笑得前俯后仰，非常开心，仿佛生活中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不开心的事都是可以用笑来驱赶的。他的笑，也可以感染到他周围的人，感染到最平凡的生活，最微末的，尘埃里的生灵。
在成都的一堆独立书店中找拍摄地，看到一家名为“浮于野”的书店，“浮于野”，不就是罗伟章《尘世三部曲》的那个“野”吗？
于是，我们约定了在成都春熙路的“浮于野”书店见面，这里，离他的办公室也不太远。
在很文艺的“浮于野”书店，双休日这里很是热闹，阅读或在工作的年轻人坐得满满的，户外的小椅子上的人们，则相对悠闲地聊着天，这就是成都的气息。
我看到白墙上的一幅字：“春天的邀请，万物都答应”，就想到了罗伟章的《声音史》，还有他这个人，毫不违和。罗伟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身在狭小的办公室，开会、编稿、阅读、写作，但他的心灵其实时常在一种“浮于野”的状态，他身处自然之野，与万物互为答应，形成互动关系。
我理解的罗伟章，就是这样一个拥有一颗敏感心灵的作家。他在一张小椅子上坐下来，翻阅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他能体验到生活和世界的丰富。
生于1967年的罗伟章，如今虽已至知天命之年。但交谈之中，你往往能从这位四川作家身上发现一点少年气，一点痴气。说着说着，他会沉醉，会飞扬，会跳荡，会自在。你能感知他人生中的喜悦，对万物的敏感，对人世间的种种爱，甚至还有少年的那种任性，与不通世故的率真。生活中的罗伟章爱唱歌，也爱笑，似乎永远会用笑去化解忧愁，这种笑声蔓延进了《尘世三部曲》中，我们也处处在小说人物的苦难中，读出了笑声，而不仅仅是悲凉。
他自己也说，作家要有少年气。什么是少年气？他解释说，就是保持好奇，保持天真，保持热忱，保持勇气，敢于更新自我，拒绝麻木和固化等等。
摄影记者抓拍到了罗伟章大笑的那一刻。那一刻，好像世界变得更亮了，更友善了。而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变得天真了。
对于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的邀约，罗伟章在接受采访时，顺手拿起一张白纸，写上了——春风的邀请，万物都答应。
《尘世三部曲》出版一年后，四川作家罗伟章的这部“砖头书”，被端到了春风榜的北京终评会上讨论，所有评委一致认为，罗伟章的这部力作聚焦变化中的中国西南乡村，以及生活在正在消亡的村庄里的群像，精准呈现了当代乡村的现实图景，是2023年度不可多得的重磅虚构之作。
两年前，罗伟章以长篇小说《谁在敲门》获得春风年度白银奖（虚构类）提名，两年后，他终于以《尘世三部曲》摘得了春风白银。
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生于1967年的这位实力派作家，正处在一个创作的黄金时期。这几年，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版，正走出地域上的中国西部，越来越受到瞩目，2024年伊始，他又出版了新小说集《青草》。
无论是“尘世”还是“青草”，都很罗伟章。
所谓“尘世”，也指像青草一样，在低处生长。《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以史之名，从川地边缘抵达人类境遇，而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蕴含着一部大历史。
“三部曲”中，《声音史》最先写，写到半途，他对自己说，还应该写一部《寂静史》。《寂静史》是最后写的，是因为，在《声音史》里面出现了一对邻居，就是《隐秘史》里的桂平昌和苟军，这对邻居关系紧张，性格上有很大张力，他觉得那是一条裂缝，但《声音史》的任务不允许他在那个裂缝处停留太久，于是他记住了那个裂缝的位置，《声音史》写完，就回去探望，从裂缝处探望出深渊，就有了《隐秘史》。《寂静史》从人物和情节上，完全可以自成一体，但与《声音史》和《隐秘史》都形成内在呼应。他说，“我当然也可以处理成它们之间有外部联系，那其实很方便，但我不想让“三部曲”太刻意，不如离开那些人，那些事，让他们去更深处相遇。”
“怎样去面对人，怎样面对那些生活在低处的人，这很重要，这个低处不是指某个人的社会地位，而是说不管我们是什么阶层的人，当我们安放自己内心的时候，都是跟大地接触很近的，我们要仰望生活，要有对未来的期待，对未来的敏感，同时认真地生活。”
关于“尘世”，他还说过一句话：“自从能看到别人的苦，心就变宽了。”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命定的”写作，《尘世三部曲》或许就是罗伟章所说的“命定之写作“。所谓“命定”，他说就是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命成长历程，和他的命运是高度融合的。
“尘世三部曲”，在他看来是现实主义作品。尘世间有声音，有寂静，也有隐秘。罗伟章的“尘世”，在中国的大巴山，也在中国古典意境“巴山夜雨”、“巴山蜀水”的那个巴山，大巴山，也是他的故乡。
“我写这几部小说时，心里有一个地理存在，就是我从小生活的村庄。当然，它肯定不是那个村庄的样子了，但在细部上，比如哪里有棵树，哪里有条沟，我生活过的村庄会指引我，提示我，让我不要忽略自然之物的存在。对一部小说而言，它们的存在是如此要紧，直接影响着小说的质感和气息。因此我觉得，一个作家有一个闭目能见的村庄或街区，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肉身在那个村庄生活的时间不长，读初中就离开了。“罗伟章回忆道。
罗伟章认为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从现实中，我们能看到更加深厚的，更加辽远的东西，这才是现实主义。深厚是它的过去，辽远是它的未来。
对此他说，没有一种现实不是象征，只要写到位了，现实就成象征了。
罗伟章是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的践行者。
《尘世三部曲》着眼尘世之事，尘世之人。罗伟章经由这个三部曲的书写，也更多地看到了“人”。其中呈现的宏深包涵和幽微曲折，很可能没被我们发现。
他看芸芸众生的人。许多时候，我们不是无力摆脱，而是把旋转和下陷当成了意义。而作家是什么？是应该始终保持着警醒和敏感的人。他说，当单一成功学被我们心甘情愿地拥抱，就必将变得更促狭、更简陋，所谓人生，也必将沦落为内卷的一生，格局越来越小。
罗伟章作为一个凡人，也在这芸芸众生构成的尘世之中，他又有一些独特。很多年前，一个平常的日子，也是一个他生命中特别重要的日子，当时他在川东北的达州城，任职所在单位一个部门主任。有一个声音对他说：罗伟章，你应该去写作了，人生仓促，再不写你就老了。他就撕下了一张纸，写了辞去公职的报告。
他从一个相对安稳的地方，决绝转身，大步流星跨进了滚滚尘土的成都，前程迷茫，不管不顾，就此开始了自己全心身投入的写作生涯。因为那个从他内心发出的声音太清晰了。“是那个声音唤醒了我，并戳到了我的痛处。”他说。
他似乎是个对声音极其敏感的人。或许才有了后来三部曲中份量最重的长篇小说《声音史》。
在他这里，一个中国乡村的兴衰史，是可以用声音来听的。
“我欣慰于在某一点上，跟他们有着共同的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是的，相对于用眼睛，我更愿意用耳朵，我说过，人的五官当中，眼睛是最“肤浅”的，抬眼一望，就看见了，耳朵却不一样，它需要分辨，需要排比和归类，需要调动以往积存的记忆。在远古，耳朵不仅用来倾听大地的声音，包括其中的友情和敌情，还用来倾听神的声音，成为与神沟通的先行者，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很神圣的。
他说繁体的“圣”字，写作“聖”，把耳朵放在了最显要的位置。直到今天，相对于眼睛，他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
罗伟章听见的“声音”，也可能在世界上的其他不同的角落发出。
他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人在社会中，有时候要干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事情，比如见不想见的人，开不想开的会，吃不想吃的饭等等，他也难以摆脱这些凡人凡事，一旦遇到自己特别不太愿意但是你又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他觉得，人就会自我降低。人不是一直在的，那个时候，你的“小”就出来了。遇到这种时候，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托尔斯泰。
“好像我又把自己拔到了那个高度了。我对自己说，罗伟章，我又是罗伟章了”。
作为一个写作者，他一直在跟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他热爱托尔斯泰，他的书房里挂着托尔斯泰的画像。“文学永远不是最高目标，人生才是”，这是他从托尔斯泰那里学到的。一个作家，心里要装着人类。写作，也是跟世界对话。
同时，罗伟章也是一个对写作这件事有自觉的，系统性的思考的作家。
“文学为人生，由一种创作主张深化为理念，指引了几代作家。那些作家揭示人的处境，关注人的命运，并从‘人’的意义上去定义人。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人性并没因此得到改良。当人把自身视为最高目的，无论多么绚烂的人生，其实都彰显人的局限。”这是他对文学的理解。
他心中装着自然万物。他很小在达州故乡就知道万物是有生命的。大地要睡觉，万物要睡觉，水也要睡觉。他很小就知道万物平等。
作家罗伟章的灵魂，就藏在他的《尘世三部曲》中。他说，他要当一名有态度的作家。
写作，就是跟世界对话。写得好了，万物都会答应。
|对话罗伟章
【那些人物，无非是生活在乡村】
潮新闻·钱江晚报：《三部曲》你都以“史”来命名，那《三部曲》最重的落点是写历史，而不是写当下？或者说，这是一个四川作家写给未来人的当下史？
罗伟章：这当中有个对时间的思考方式，我们思考时间，是线性结构，过去、现在、未来，是这样一种方式；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共时性。孔子以“逝者如斯夫”给时间和生命命名，比孔子晚生八十年的苏格拉底，以“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再次给时间和生命命名，但他们都是站在岸上，当我们真正蹚入河流当中，感叹就会减少，体悟就会增加，就能活到时间的内部里去，让远处和近处的时间，都与我们共时性地发生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可以是历史，未来也可以是历史。但这样说，历史、当下和未来，就有个重新定义的问题。那就交给哲学家去干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中国有很多自成文化体系的地域，比如读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河南籍作家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当我读完您的“尘世三部曲”时，不由地也有相似的感叹，中国在老君山巴地，老君山也在中国，时代也是同样的城乡大迁徙的时代。但巴地与中原在地域特征上又有如此鲜明的不同，你觉得跟地域文化关系紧密的文学作品，地域特征，那个地域的人的特征一定要写得很鲜明的吗，还是可以模糊地域，只展现共同的人性？
罗伟章：写作者的任务，是在鲜明的特征里写出共同的人性。如果没做到这一点，特征就会失去价值。但有鲜明的特征总也是件好事，当今世界，陌生化几乎已经消失了。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个作家，要对“特征”引起警惕，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帮不上你多少忙。尤其要警惕的是，不能把“特征”用来讨巧。
潮新闻·钱江晚报：特别是在《隐秘史》中，我们看到了哪怕是在远离中心的偏僻巴地乡村，人性的较量，人性的拷问都是相同的，那么是否可以说，《隐秘史》着重刻画人性，《声音史》着重写村庄凋敝史，《寂静史》着重于文化的变迁，您在创作时，“三史”有这样的分工吗？还是任由三个故事自由地生长出它们的样子来？
罗伟章：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分工，但下意识肯定是有个分工的，不然它们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丁帆教授说，《声音史》写心灵史，《寂静史》写信仰史，《隐秘史》写人性史。《声音史》里的心灵史，不只是人的心灵，还有自然心灵，而且我个人更看重后者。
潮新闻·钱江晚报：“巴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在阿来的《云中记》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代祭司，《寂静史》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女祭司，是否当地确实来存在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连杨浪这个人物，我觉得也接近于一个活的“非遗”，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是吗？
罗伟章：你这样说很有意思，也很对，是把杨浪这个人物提升了。是的，那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存在，但在我看来，是否存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是否也是我们身上所蕴含的。“巴文化”的核心有人概括过，说“大山大水，重情重义”，这显然不足以概括。我觉得着重体现在他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对待卑微之物的态度，对待死亡和灵魂的态度，我的“三部曲”特别是《声音史》和《寂静史》，写出了这种态度。
潮新闻·钱江晚报：在你看来，“巴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碰撞，是必然的毁灭于无形，还是确实有抢救的必要？《云中记》的村庄是地震外力的撞击一下子毁灭的，而《声音史》你写了村庄一户户的“空掉“的过程，人一个个减少的过程，直至最后剩下一男一女，两个仿佛被世界遗忘的人在村庄里地老天荒，笔触触目惊心，感觉读《声音史》时，有一种你在把一整幅《清明上河图》一笔笔抹掉，像个行为艺术，在这一笔笔减去之时，你内心很稳得住吗？是怎么最终完成了只剩两个人的村子的？
罗伟章：啊，你又说得这么好！如果我写之前能听到你这些话，心里的清晰度可能更高些。写的时候倒是稳得住，因为不仅有抹，还有添，那些被我们在喧嚣的心境下忽略掉的，现在都被发现了，都“生长”起来了。最后剩下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也算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有更冷酷的一面，就是他们本身是不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因此，这两个人的村庄将被彻底抹去。不过，杨浪是有信念的人，他不断清扫村子，收拾碎砖烂瓦，是寄希望于远行者的归心。这种希望当然是不可靠的，他、他们和千河口村的一切，可能都将等待下一次发现。这是另一个寓言。你还问到有些东西是否有抢救的必要，在我看来，形式上的抢救是没有意义的，真要消亡的，抢救也无效，然而，当我们在回望当中看见了自己的来路，甚至苍茫云海，啥也看不见，单是回望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寻找和自我审视。
潮新闻·钱江晚报：三部曲的每一部，表面上都在写乡村，但读者又都能看到都市的影子，似乎乡村与城市在您的小说中是很难割裂的，好比《声音史》中那个村庄最后的两个人，杨浪有一个在城里的很成功的哥哥杨峰，夏青也在名义上的丈夫在城里，您对自己的小说，似乎并不愿意过于定位到“乡土小说“上去？
罗伟章：也不仅是“乡土小说”的定位，我其实不主张一切定位，任何定位都是限制，写小说和读小说之所以快乐，就是突破限制。那些人物，无非是生活在乡村，但他们是人，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灵魂底子。
潮新闻·钱江晚报：《寂静史》中，一方面是借林安平这个女祭司写传统的消亡，另一方面借下去采风的文化馆员“我”写都市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迷失，使他们互为镜像互相呼应，最后写走出大峡谷的”我“反思自己游戏人间的世俗生活，那么您要表达的是乡村堪当都市欲望迷失者的救赎之途呢，还是他们在各自的困境中难以走出，也并不相通呢，因为小说最后说我再也没有见过林安平了？
罗伟章：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也都面临各自的选择和承担，林安平是，“我”也是，所以无论乡村还是都市，都不天然地具有迷失和救赎功能。就看我们自己了。人和人之间，能相通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正因为有限，才值得去找寻，也才能给我们辛辛苦苦写小说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当然归根到底，作家写作，是对自我生活与心灵的反思。“我”再也没见过林安平了，很可能是我们都想扔掉那个妥协的自己，那个让自己不满意的自己。这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觉醒，或许消极，但也意义非凡。
潮新闻·钱江晚报：读完三部曲，感觉您对巴地某些贫穷落后的描写细致到触目惊心的地步，比如写饥饿，那些细节让人又想笑又想哭，很多笔触是如此，处处笑，又处处泣，真可谓“悲喜交集”，您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心境又是如何的？这些细节是您个人的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呢，还是借助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完成的？
罗伟章：直接的间接的都有，当然想象的更多些，然而想象也基于经验。我有一个长篇叫《饥饿百年》，作家出版社马上要重版，那是三十年前写的，还有一个较长的中篇叫《狗的一九三二》，是将近二十年前写的，发在《十月》上，这两部小说描写的饥饿，是很难笑出来的。但“悲喜交集”到底更符合常情，也是更高层面。
潮新闻·钱江晚报：《声音史》的阅读体验非常惊艳，感觉是给中国的当代文学史添了一笔独特的人物形象，杨浪这个人物仿佛是最卑微的，又是村庄最后的守护人，又是灵性的，他能跟大自然“通灵”，这样一个神奇的“巴人”是从何而来的，您是否借鉴了一些国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呢，当然，可能很多读者在阅读《声音史》时会想起《百年孤独》？
罗伟章：我写作这部小说时，既没想起马尔克斯也没想起卡尔维诺，同时也没想起魔幻现实主义，但我不能因此就说，自己完全没有借鉴他们。借鉴这件事许多时候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你的阅读版图，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你的智识版图，包括角度，包括视野。这正是伟大的前人们赋予后人的恩泽。后人要做的，是在前人的肩膀上站起来。
潮新闻·钱江晚报：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现实以魔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魔幻部分一定有巨大的荒诞性，比如背着二叔喝过南瓜糊糊，“人世间的所谓秘密莫过于此”，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千河口，鸡们从外面玩回来见门锁了，慌慌张张不知道把蛋往哪里生……诸如此类，您在创作是是否在突出某种魔幻和荒诞，使小说具有鲜明的个人气质？
罗伟章：魔幻和荒诞也不能显现出个人气质，一种写作技法跟一种知识一样，一旦被发明、被揭示，立即就会变成了常识，所以它们跟个人气质无关。我觉得作家不要急于去操心个人气质，那会走上窄路，伟大的作家们大多不具备鲜明的个人气质，他们更看重同理心，更看重灵魂的宽度和厚度，更看重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
潮新闻·钱江晚报：三部曲中，浪漫主义无处不在。还有写笑特别有特色，在您笔下，火也会笑，食物也会笑，各种动物植物也会笑，是作者身上的一种幽默感和浪漫主义精神赋予了《三部曲》中那个自然和乡村社会，还有其中的卑微之人吗？
罗伟章：是我，也是他们，当然落实到小说中，就只能是他们。他们特别能体察“物”的心情，不得已要去砍伐一棵树，先要向那棵树道歉。我觉得这才是丰厚的世界，而且也才是真实的世界，比我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唯我所用的哲学，要丰厚真实得多。
潮新闻·钱江晚报：《声音史》在写杨浪这个“无用之人”时，罗老师是否受了老庄哲学的影响呢？但是最后我们又从杨浪式的老庄哲学中，又读出了一个人的英雄主义来了，所以杨浪到底是个无用之人，还是个英雄呢？
罗伟章：你说得很好，英雄主义，杨浪就是个英雄。
潮新闻·钱江晚报：读完三部曲后，特别有种感动就是，“三史”中有一种众生平等的世界观，无论是自然中的微末，还是乡村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走出乡村的种种生计操持者，作者的笔触做到了对每一个人和物的平等之心，都有温柔怜悯，这是您个人的世界观表达吗？
罗伟章：是的，是这样的。比如我上班的时候，在路上见到一只鸟在前面啄食，我会绕着路走，不去惊扰它，或者等它飞走了我再走。见到一辆倒在地上的共享单车，我会把它扶起来，这不是“做好事”，而是觉得，它那么倒着，一定是不舒服的，也是不尊严的。在一些古建筑里，见石兽托着巨大的石碑，托了数百年上千年，也会让我心生怜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世界观，就是认为，“生命”这个词，流贯于万物之中，平等不是观念，而是天然。（文图/张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