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庆邦一直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小说写完，妻子对着手机朗诵，通过语音转换成电子版。长篇小说《花灯调》一共28章，每写完一章交给妻子朗诵，他都在旁闭目静听，有些地方，上次流过眼泪了，再到那个地方，预知可能会流泪，就硬起心肠，可还是不可避免地流泪了。春风不吹，花枝不摇，刘庆邦说，这或许就是文学的魅力。

“我想，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了。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在《花灯调》后记中，刘庆邦这样写道。

刘庆邦是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一代作家，对饥饿有着深刻的记忆。上世纪60年代初，刘庆邦十来岁，正是贪吃长身体的时候，可是食堂断炊，面临解散，每天都挨饿，每天都想整点吃的，除了地上土不能吃，天上云彩不能吃，他吃过树皮，吃过草根，甚至吃过土坷垃。土里的砂礓子儿在煤火里烧糊了咬碎吃，其实就是哄哄嘴巴。饿得头大脖子细，肚子大腿细。

60多年前的记忆并不遥远。有人问刘庆邦，为什么要写脱贫攻坚？他回答：“这本书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不写就过不去，不是别人跟我过不去，是我自己过不去。”在刘庆邦看来，现在的年轻人一出生就在福窝里了，没饿过肚子，体验不了当时的苦。而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人，知道脱贫攻坚的成果来之不易，对得来的幸福就会特别珍惜。

“我用一座丰碑和三个千年来概括中国的脱贫攻坚和当前的乡村振兴，这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刘庆邦说，这个丰碑不是石碑而是口碑，不是建在土地上而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中。三个千年，首先是千年梦想，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长期吃不饱饭饿肚子，丰衣足食是中国人的千年梦想；千年德政，就是新时代以来国家推行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全面脱贫奔小康；千年一步，就是通过脱贫攻坚，人们实现全面脱贫步入小康社会，一步跨越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定要写《花灯调》这个小说，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品，读者呼唤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不书写，对不起时代，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刘庆邦说。

迎接挑战从写“我乡”到写“他乡”

从“找出路”“闯新路”再到“共走致富路”，《花灯调》中，高远村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在地理条件恶劣、村民文化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带领“高原孤岛”高远村实现了乡村“丑小鸭”的华丽变形，人们在她的感染带动下共同播下希望的火种，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

写《花灯调》，难点在哪儿？刘庆邦说，难在开始从写“我乡”到写“他乡”，从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到写自己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生活，“这是对自己的挑战。但写作要敢于迎接挑战”。

自从母亲去世后，20多年来刘庆邦每年都回老家，一直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血肉联系。每次回去，他都看到农村不断发生的变化，看到平地起高楼，看到从过去的吃不饱饭吃黑面馍，变成天天吃白面馍，看到从过去穿的破破烂烂到如今新衣服都穿不完。眼看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变化，他就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农村现状的作品。老家的大姐二姐也都有这个想法，她们说，现在农村变化这么大，你写写现在的农村吧。刘庆邦回答，好啊。

但是写农村需要有机会。刘庆邦曾写过6部乡村题材小说，《高高的河堤》《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黄泥地》《堂叔堂》等。这些长篇乡村题材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写刘庆邦的老家，写他熟悉的生活。写脱贫攻坚，刘庆邦最初也希望聚焦老家，但苦于找不到典型人物、典型故事，众里寻他千百度，反而是2020年在贵州的一次采风，他遇到了小说中的人物。

那是遵义下面一个遥远山区的小村子。在曲曲折折的去往村子采风的山路上，驻村第一书记向刘庆邦讲述了她参加脱贫攻坚工作的经历，在讲到她千方百计争取脱贫项目时，这个书记动情地哭了，一下就感动了刘庆邦。后经了解，这个第一书记还获得过“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全贵州只有她一个。刘庆邦想，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脱贫攻坚中第一书记的代表人物吗？

这次村里的采风只有半天时间，没顾上多看，但刘庆邦念念不忘。时隔一年，2022年刘庆邦再去贵州，提前跟第一书记联系，他决定在村里定点生活。这年的端午节，刘庆邦一人重返山村，每天跟着第一书记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走遍了全村41个村民小组。

12天的定点生活，刘庆邦了解很多情况。首先是环境典型。过去是穷的典型。2015年之前人均年收入仅为800多元。这里不通路，被称为高山孤岛，差不多是与世隔绝的状态。能想象吗，2015年之前，这里很多老人和孩子还没看过汽车。有个老太太临终之前，孩子问她有什么愿望，老太太也不想吃也不想穿，就想看看汽车。家里人用床做了一个担架，要把她抬到镇里看汽车。她担心给孩子添麻烦，死活不看，说不看汽车也不耽误死，结果老人最终没看到汽车。去世后，家里人在她坟前烧了一个纸扎的汽车。村里年轻人进城打工，找了对象，生了孩子，结果带回家一看，忍受不了这里的贫穷，撇下孩子就走了，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很多留守儿童都是有爸爸没妈妈。这样穷得探底的深度贫困村，深深触动了刘庆邦。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后，这里又成了富的典型。两年时间通了路、通了电、有了通讯，建了水库、幼儿园，一系列的变化，全面、彻底、高速、高质量。这个变化不仅是物质的，从人均年收入800多元，到2019年达到了12000元，大大超出脱贫标准，更关键的是人的变化：吸毒的不再吸毒，还娶了老婆，办了酒厂；离开村子的女人又回来了，建了楼房甚至别墅，重新结婚……在刘庆邦看来，这种变化是心灵之变、精神之变，更值得在小说中去反映。所以在《花灯调》中，除了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代表的一系列正面人物，刘庆邦还塑造了一组比较复杂的人物，比如酒鬼、吸毒者、盗窃者，以及受长期贫困影响穿破衣烂衫如同叫花子一样的村民等等，写出了这些人物在精神面貌上的巨大转变。

2022年刘庆邦决定到村里去定点生活时，已是71岁的古稀之年，他自己住到山村里，不讲任何条件。睡的是驾校的单人宿舍，硬板床；自己到街上买吃的，自己买壶烧水，跟着村干部爬山。在他看来，比起小时候吃的苦，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有一个最高的山，要四肢着地贴着山边的小道爬着走，好多人都不敢爬。第一书记膝盖有毛病，爬这里就特别困难，得让人拉两只手拽住才上得去。第一书记说：“刘老师，山太高了，算了。”刘庆邦却坚持说：“不行，我要爬了以后才有体验，这样才写得真切。”在刘庆邦看来，不怕吃苦挺重要的，作家下去被人包围着，根本见不到老百姓，那不算深入生活。

撑起脱贫攻坚“满树繁花”的新时代新人

小说首先是写人，特别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能否成功是小说成败的关键。谈及此，刘庆邦打了个比喻：“主要人物好比一本书的纲，纲举才能目张；主要人物好比一棵树的干，干立起来才能撑得起满树繁花。如果人物形象塑造不好，上升不到文学艺术层面，新闻报道就可以承担，何必要写成小说呢？”

在《花灯调》中，刘庆邦着力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新时代新人——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的形象。什么是新时代新人？写作之前刘庆邦也不明确。但通过采访，他从具体人物身上总结出了新时代新人的特点：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不变的初心，新思想、新担当、新奉献……一系列新元素，构成了新时代新人。

“不可否认，我这个小说有主题创作的性质。”刘庆邦说，主题写作非常难，处理不好就会主题先行、图解政策、太硬太实，这是他在写作时极力避免的问题。怎样将主题写作柔软化？刘庆邦非常重视情感的作用，以及现实与虚构的关系。

《花灯调》中，刘庆邦着力表现了驻村第一书记对老百姓的情感，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情感。小说中，刘庆邦写到了驻村第一书记6次痛哭流泪：申报项目被上级砍了后的不理解，加上重病后的委屈，哭得一塌糊涂；农民因为侵占自家土地不同意修路，做不通工作而哭泣……“人只重视流血，而不重视流泪，是不对的。用刀子随便在人的身体上拉一个口，都会有血流出来。而流泪不是那么容易，情感上达不到一定程度，你就是打死他，都流不出一滴眼泪。”刘庆邦说，小说中向家明多次哭泣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她患有重病，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为了不影响脱贫攻坚的进度，她决定保守治疗，家里除了爱人知道，父母不知道，姐妹不知道，村里人也不知道。因为吃激素药，脸发胖跟盆似的，她熬中药控制体重，别人问吃的什么，她就说在减肥。还有两次差点丧命，其中一次是结石脱落，晕倒在医院，当地无法治疗，急转到省里做了大手术才抢回一条命……有了多次痛苦与痛哭，小说的情感就变得非常柔软。

驻村第一书记有儿女情长，也想职务升迁、多挣工资，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跟丈夫使小性子，这些局限让她更真实、更立体，形象更丰满、更感人。除了写她工作的忘我精神、投入精神，刘庆邦还写她爱唱爱玩，爱动感情，喜欢小动物。她在工作中杀伐决断，被称为女强人，但情感又特别细腻，体现出女性丰富的心灵世界。

另一个问题是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刘庆邦坦言，每写一部长篇，无论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要有原型，《花灯调》更是如此。从驻村第一书记，到村里的干部，再到复杂个性的人物，都有原型。刘庆邦跟他们接触、交流，这些原型写作时就在他脑海中活跃，“只有这些原型，我才能写得活灵活现”。

有人问刘庆邦，实与虚的比例各占多少？他回答：“还没写成小说，一切都是实的；一旦写成了小说，就进入了虚构的状态，一切都是虚的。”刘庆邦有个比喻，田野里种了高粱，风吹来，如波浪翻涌满眼红潮，这是实的；写成小说，就是高粱收了，碾压、发酵、蒸馏，酿成了酒，喝酒的人把酒临风，这就成了另外一种状态。写小说就是这个意思。

虚构的过程，语言的使用也是一个关键。语言要自然、准确，让人感觉到美。《花灯调》很多章的开头，刘庆邦都会有一段诗意的闲笔。比如小说一开始，他先写春天，写杏花开了，开得让人喜得一惊；又写竹叶，竹叶在冬天不落叶，但发干发燥，是带叶修行，到了春天又会焕然一新。刘庆邦说：“语言对整个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特别重要。我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很讲究，都推敲得很细，整部书如果有人动我的一个字，我都能看出来。语言好像进入了我血液一样，是一种自然的流贯。”

《花灯调》，初名《泪为谁流》，其中的“谁”，不言而喻。最终确定用《花灯调》，刘庆邦还是觉得这个题目更有色彩，更诗意，更美，更含蓄……几十年来，刘庆邦用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写出了这部书，酿出了这坛美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