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楷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以一位名叫伊莎白·柯鲁克的外国友人作为艺术聚焦对象,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时空中,予以全面而富于深度意义的精神考量;通过对她百年人生精华的艺术浓缩及其审美表述,形象地诠释了其对中国始终不渝的坚定选择,展现出她对于中国挚爱一生的忠贞情怀。这既是一部弘扬国际主义精神的力作,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报告文学佳品。
与小说相与比较,报告文学的细节描写必须基于真人真事,这就意味着它们依赖于作者扎实的采访。谭楷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正是以作者擅长的细节与场景描写而一举成为优秀的作品。这部报告文学全篇采用倒叙的手法,首先以现场直播的艺术方式,有力渲染了主人公伊莎白被授予最高荣誉的现实场景或细节,接着作者以顺叙的笔调,展开对伊莎白百年人生的艺术描绘。
故事回到它的历史起点。那是1915年的冬天,在四川成都四圣祠一栋普通的砖房里,一个漂亮女婴呱呱坠地,身为传教士兼教育工作者的父母,想起了在广益坝里宁静雅致的腊梅,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饶素梅,英文名为伊莎白,寓意其将来成为一个不惧霜冻、品格高洁的人。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父母给伊莎白取的这个名字,如预言一般,她果然成长为一名做事认真、德行崇高的杰出妇女,一位令人崇敬的国际友人。
既然是一部聚焦一个人百年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那么对于这个人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生活、人生历程及其命运遭际,应当予以怎样的艺术描写和审美表达?这既是对作者具有的写作观念、思想、精神的深层考验,又是对其表达方式和语言艺术的有力检视。这篇报告文学作者的做法就是:非常注重对大量素材进行独具慧眼、卓有成效的精心遴选,坚决舍弃那些毫无意义的繁杂记载和无关紧要的琐碎材料,通过对富有真实性与典型性意义材料的艺术凝练,以此凸显伊莎白在日常生活和特殊历史情境中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风华。
关于伊莎白少年时代的人生,作者选择了“爬上房顶玩耍的女孩”、“在‘大课堂’认识中国”、“白鹿镇,梦开始的地方”这三个典型的细节或场景来进行艺术表达。少女时代的所见所闻,为其将来做人类学家坚定了信心。对于伊莎白青年、中年时代人生岁月的描写,既是这部报告文学力图表达的重点,又是伊莎白人生旅程中的高光时段。就这个部分的内容描述和思想表达而论,作者主要突出了伊莎白在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进行的三次田野调查与具体实践,在解放区内经历的一系列土改运动,由此给她带来的身心感受和灵魂触动。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丰富的社会经历,伊莎白才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观念,成为中国解放战争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成为在事业上勤勉努力、踏实肯干的杰出女性,最终成为意志坚定、品格高尚的共产主义国际战士。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具有完形意味的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是因为它是对伊莎白百年人生的艺术聚焦;二是因为在这种艺术聚焦中,作者对重点题材内容的选择和思想表达。伊莎白的爱情生活就是其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伊莎白与柯鲁克之间的爱情,发生于伊莎白在兴隆场工作期间。书中很详尽地讲述了他们交往的经过,通过这些表象,读者能觉察到他们怜悯之心下催生的共同理想,以及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深深同情。柯鲁克始终关注社会底层,从战乱的西班牙到沦陷的上海,对不畏牺牲的反法西斯战士有深刻的理解,对牛马一样卖苦力的中国劳工有深深地同情;而伊莎白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中也潜得很深,从白鹿镇周边的贫困山民到杂谷脑河畔的卖身农奴,皆怀有浓重的怜悯之心。再兼柯鲁克对伊莎白人生的深刻而有益启示,特别是对她败退兴隆场的鞭辟入里的冷静分析,令伊莎白深深感到,这岂止是有情人的相知,更是暖彻心底的真爱。可以说,是他们共同具有的同情心,使两人最终坠入爱河,这才有了泸定桥上求婚一幕的出现。不久之后,随着欧洲战事全面爆发,接到共产国际指令的柯鲁克回到英国,加入了皇家空军,伊莎白也一同前往,两人很快缔结终生良缘。
作者何以要对伊莎白的爱情进行这番绘声绘色的艺术表达?在论者看来,既与这篇报告文学的长度有关,也与其传递出的审美效能紧密相连。爱情是镶嵌于主人公百年人生中的一段美丽历程,尽管较为短促,却令人回味无穷。但作者之所以会对主人公的爱情予以津津乐道的艺术表达,旨在于揭示这场爱情给主人公带来的灵魂触动,特别是在思想上产生的巨大变化,即伊莎白从一个信奉甘地的和平主义者,彻底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唯有如此,伊莎白与柯鲁克的爱情才能够长长久久,直到地老天荒。这才是作者的真实意图。
历史的时针指向1947年的深秋,在英国待了五年之久的伊莎白夫妇重新回到中国。较之于五年前离开中国时,夫妻俩的身份已然有了显著的变化:柯鲁克现在是路透社和《泰晤士报》的特约记者,伊莎白业已成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学者,他们计划在中国待18个月,柯鲁克为英国报纸撰写新闻稿,伊莎白则继续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此时的中国,正在发生伟大的历史性转变: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解放区的土地上正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自从进入晋冀鲁豫边区,夫妻俩便明显地感觉到一股崭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先是翻译高粱给他们完整地讲述了歌剧《白毛女》的故事,接着亲眼目睹了在冶陶村召开的庆祝《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大会上锣鼓喧天、群情振奋的火热场景,亲耳聆听负责外事工作的李棣华详细介绍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整个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听闻报刊创始人之一的张磐石对《人民日报》创刊及其发展历程的详细介绍。这一股股崭新的气息宣告了人民当家作主日子的临近,预示着新中国的太阳即将升起。这令伊莎白夫妇万分激动,于是他们决定参加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亲眼见证中国北方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作者以散笔的艺术方式,描述了作为参与者的伊莎白夫妇,对这场土改运动不同程度的介入,诸如柯鲁克在十里店拍摄的上千张照片,伊莎白对土改运动全过程的文字实录等,不仅成为极其重要的文献史料,同时也是他们参与其中的有力见证。在土改工作队工作的近八个月时间里,伊莎白夫妇获取了大量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为此,两人共同撰写了两部书稿,一部为《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另一部是《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前者主要追述了十里店在土改前的革命探索和努力,后者重点记录了土改的全过程及其土改带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后者一经出版,便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关注,人们从中得以清晰地觅见在那个发生巨变的年代,中国北方农村,或者说中国社会基层最为真实的面貌。
时光之手轻轻一掠,1948年的夏天便忽然而至。结束了中国北方农村田野调查的伊莎白夫妇,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正准备返回英国时,突然接到中共华北局领导谈话的邀请。与他们谈话的是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谈话的地点选定在石家庄,王炳南热忱地邀请他们到新办的中央外事学校任教。此刻的柯鲁克也想起在离开英国时,英国共产党负责人对他们讲的话:“要将个人利益放在次要地位,如果中国同志需要你们做其他的事,也要接受。”他们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这一干就是三十余年。伴随着三十余年的光阴荏苒,他们供职的这所学校,由原来没有教室和校舍的中央外事学校,逐步变身为声名鹊起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再演进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外交大使和参赞,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回忆这三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他们夫妇虽然曾萌生过回英国的念头,但在内心深处始终如一地钟情于中国,用伊莎白的话来说:感谢父母把我生在中国,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幸福!这不仅仅是发自伊莎白肺腑的心声,更是她把自己一生的爱献给中国最为有力的一种确证。
对于伊莎白晚年的人生,作者则主要采取以时间为中轴的顺叙方式,将人物在晚年人生中发生的系列故事,紧紧围绕着这个时间中轴而展开,在这个总的叙事原则下,又运用为数不少的穿插叙事,把人物对过往人生的点滴回忆与其当下人生的现实存在,赋予了卓有成效的艺术连接,展现出人物的情感与内心、思想与灵魂,及其特有的人性品格和精神风范,有力地塑造了人物的典型性,也令广大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深层把握这个人物和她显示出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
认真解读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它以伊莎白这个典型人物为描写中心,通过对这个人物百年人生故事的艺术浓缩和侧重展示,深刻揭示了其作为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者、教育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与中华民族的亿万子民一道,积极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采。伊莎白用她热爱中国的一生,形象诠释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中国,传播了和平美好的中国声音,这无一不在确证一个事实:她既是一个具有普遍情怀的女性,又是一个富于伟大灵魂的人物;她何以有着如此情怀和灵魂,根由在于对中国大地的深深根植。这是作者力图表达的思想主旨。
从艺术角度进行审视,这部报告文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展现出了应有的真实性。具体而言,它的真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语言表现的真实。语言是一种具有独特描摹功能的社会符号,尽管它的这种功能没法像造型艺术那样,对事物的描摹显得那么直接、客观、精准,却能够令人产生丰富的审美意会和想象,使之无限地接近甚至超越真实。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正是凭借语言的意会与想象功能,无论是对故事的生动讲述,还是对历史场景的细致描绘,抑或是对抒情手法的具体运用,都尽力用贴近事实本身,来进行有效的艺术呈表,从而体现出应有的真实性;其二,光影传递的真实。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前前后后共插入了十余张黑白和彩色照片,它们大多为主人公的个人照,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中年再到老年,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像变化。这些照片犹如一幅幅时空凝固的光影,当读者连续而快速翻阅此书时,它们就会变得鲜活而生动,令人在处于流淌、变动的光影中,深层感知人物在历史时空中的变化,充分领略主人公百年人生精华的真实性。第三,文献凸显的真实。借助对文献资料的引用,来表现故事讲述、形象塑造、情节推进、场景描绘的真实性,虽然不是作者的发明,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通过对众多文献资料的引用,不仅一一标明资料的来源,并且进行了恰当的艺术处理,这无疑从一个侧面提升了作品的真实性。由此可见,语言表现、光影传递、文献凸显是构成这部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基础,是它具有真实品格的根本所在。从另一种意义讲,这部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够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并提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正是源于这种艺术真实及其抵达的真实程度。
注释:
①②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328页。
③④谭楷:《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天地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