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者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后代，在新疆这片广袤而厚实的土地上长大。他的思想动力源自新疆，文学精神源自兵团，无论走到哪里，新疆和兵团是他永远的乡愁。十多年前，他曾创作反映兵团历史的长篇小说《老风口》，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一部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优秀长篇小说。经过多年的沉淀，于2025年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天边》，再次讲述兵团的故事，同样引起社会的关注。两部长篇创作时间相隔十几年，故事不尽相同，风格也各有特色，历史精神却一脉相承，主题思想相互交融，可称为姐妹篇。当我们讨论《天边》时，自然而然会拿《老风口》做比较。不难看到，从《老风口》到《天边》，作家的视野更加宽广，格局更加宏大，把握历史精神更加准确，认识现实的能力更加进步。这些信息传递到作品里，就会为作品带来新的气象、新的方向、新的力量，推动作品主题登上时代精神的高地。当代“兵团”题材的小说，《天边》具有扛鼎之力。

一

毫无疑问，作家对当年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历史、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做过极为深入的研究，对许多细节了如指掌，许多故事如数家珍。然而，《天边》的故事却从20世纪80年代讲起，由一个叫八分的少年出门远行，只身从河南来到新疆阿克苏地区寻找在兵团工作的父母的情节，撬动故事的开头。那个时候，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早期，新疆的经济还处在相当困难的时期，而已解散五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刚刚重新恢复建制，也处于最为困难的时期。河南乡村少年八分，也就是后来的姚远，被舅舅送上西去的绿皮车，到了吐鲁番大河沿的一个小站下车后，才发现父母并没有来接站。但这个孩子凭着自己的勇气和聪明，在一个汽车司机的帮助下，颠簸近千公里，走了三天，到达三十八连驻地，找到了自己的父母，这件事情让三十八连所有人对这个后来名叫姚远的孩子刮目相看。

而《老风口》的开头则是这样的：一支人民解放军的进疆部队，在英雄连长胡一桂的率领下，行进在铺天盖地的风沙中，把一群羊误当敌人，展开了一场“人羊大战”，等天亮弄清情况，才发现羊群死伤惨重。这个时候，“战场”出现了一个披红纱巾骑着骏马的维吾尔族姑娘，“她滚下马来，扑进羊群，抱着一只受伤的羊羔，失声痛哭”，这是她家的羊。这场“人羊大战”让这支英雄连队不得不把所有的粮食拿出来赔偿当地老乡的损失，但连长胡一桂却有意外的收获。这个维吾尔族姑娘叫阿依古丽，后来成为英雄胡一桂一生的恋人。

一部作品的开头通常会决定整部作品的叙事基调和叙事走向。比较两部作品的开头，不难发现，同样讲述兵团的故事，《天边》的叙事基调更倾向写实，展开的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画卷。而《老风口》的叙事基调则更倾向传奇，展开的更像是一部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故事。虽然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但我们却倾向于认为，一个作家从浪漫情怀转向写实的态度，通常可能意味着一个作家创作思想的成熟，至少可以看出创作思想的历史观的进步。面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悲壮辉煌的历史，作为兵团之子的作家怀着敬畏和神圣的心情，首次用长篇小说来表现，必然更加自觉突出这个历史进程的传奇性、史诗性，必然会更加自觉突出作品的英雄主义主题，必然选择英雄般的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以呈现作品的悲壮情感和思想力度，以突出一种创造的历史精神。从这个层面说，《老风口》的讲述更接近兵团英雄的传奇故事，更多呈现的是英雄历史观。只有作家更深入地读解历史，不断充实和调整自己的历史观，看到千千万万普通军人，意识到普通老百姓正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成为创造历史的主角的时候，才会审视英雄历史观，从而走到人民历史观的一边，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奠定作品的思想基调。从这个层面上说，《天边》的写实选择，某种程度上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内涵，或许表明作家从原先那种更多“英雄”含量的历史认知，向着更多“人民”含量的历史认知的转化，更接近认识历史的真实，也就更精准认识创造历史的力量。今天，已经很少人愿意从历史观上去把握作品表现的历史精神，但作家张者通过两部叙事基调不同的作品告诉我们，尽管《天边》可能不那么传奇，不那么浪漫，但由于历史认知的进步，作品不光更精准把握历史真实，而且更深刻把握时代精神。

历史的进程当然给作家提供了进一步读懂兵团历史的机会，也促使作品的历史观更加坚定和鲜明。从作品的叙述里，我们能够得知，新疆和平解放后，局势并不乐观。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10万大军奉命进入新疆，稳定局势。由于新疆经济社会的特殊性，部队必须通过垦荒种粮解决入疆部队给养问题。1954年，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许多部队官兵放下枪杆，拿起锄头，由军事斗争转向农业生产斗争，开启了新中国屯垦戍边的历史。《老风口》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描写军人们转变为农工的艰难过程。

然而，1975年，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撤销，军人独特的文化经受着严峻考验。1981年，新疆生产建设乡、团制度正式恢复。恢复后的兵团人员除军人和国家从内地组织过来的人员以外，还有大量来自内地的农民，特别是在当地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小说《天边》详细描写了三十八连在火车站招兵买马的情节：“在黄世云身边聚集了好几十人，主要是河南人。由于大家都是一路流浪到新疆的，基本上都是叫花子模样，成了‘丐帮’。”许许多多来自“口里”的农民，一看兵团能吃上饭，都纷纷前来报名。三十八连的排长姚桂喜“一天就招了一百多人”。

《天边》就是描写在这个历史时期，以内地农民为主体的兵团连队的故事。作者也许没有过多反思兵团历史的曲折反复，却也从这些农民身上发现了新的故事。这些农民，是兵团的新生力量，也可以说是兵团传统文化的改造者。他们不致力于使自己变为军人，只是想成为追求美好生活、走向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说是新农民，被称为“农工”的，也就是拿着工资干农活。《天边》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新的兵团、兵团二代，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没有成为军人，但却继承了军人的精神，成为兵团文化的延续者、开拓者、弘扬者，成为缔造新生活、创造自己历史的英雄。

二

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视角，会发展出不同的故事情节。同样面对兵团历史，《老风口》和《天边》有着不同的故事走向。传奇性戏剧性和悲情性的思路，决定《老风口》主要情节围绕着男女关系展开。几十万人的兵团部队实行“屯垦戍边”，是新中国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英雄们并不怕困难，完全有能力向荒漠要良田，完全有能力建设引水渠，完全有能力保障边境的稳定安全，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情感的需要，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尖锐，这些矛盾与冲突是这些改天换地的英雄们一时无法解决的。因此，才有“八千湘女上天山”等真实发生却让文学产生丰富想象的兵团历史故事。《老风口》正是抓住了这个现实的突出矛盾，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点。连长胡一桂与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古丽的情感关系贯穿作品的始终。他们一直相爱，结婚申请却一直批不下来，无法生活在一起，带来情感的挣扎与痛苦，最后，他们不得不借兵团撤销之机，以近似私奔的方式，离开了二十六连。穿插在其间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多为爱恨情仇。《老风口》人物间的侧重点在于对人性的批判。

《天边》的主题不再过度追求对“人性”的批判，而转向对“民生”的写实。不再过度形而上，而落脚在获得感。当代不少小说习惯延续“人性”线路，越写越人性化。张者在经过《老风口》的探索后，明白了一部作品如果有意识地控制好去传奇性、去戏剧性、去悲情化，不在“人性批判”的方向过度纠结，也许会给作品带来创作的新方向，实现新突破。基于这样的认知，《天边》聚焦在兵团三十八连那群并没有军人英雄经历的普通兵团人身上，努力去发现这个群体站立于实实在在的大地，不被传奇浪漫光芒照耀的生活里随时可能发生的故事，呈现一种来自这样的生活并创造可以和英雄主义相媲美的历史精神。

在《天边》，三十八连的建立带有传奇色彩。当年，马富贵等五个掉队的伤病员被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只有一些枯死的胡杨树，眼看就要断粮断水。马富贵和姚桂喜都不想死，就到周边找水找吃的。在沙尘暴中，一群逃逸动物把他们引到一眼泉眼边上，让大家都有救了。他们五个人靠着这一眼泉水，居然开垦出荒地，种上了庄稼，过起无忧无愁的日子。等马富贵辗转找到自己的部队时，在地图上标上了“一碗泉”三个字。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时，由这几个伤员为骨干，成立了三十八连，马富贵被任命为连长。从此，这里不光有了地名，也有了故事。

《天边》记录下的“一碗泉”故事，大概率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兵团恢复建制以后。那时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三十八连也在苦苦开荒、种树、引水、种水稻、种棉花、建果园，坚守“屯垦戍边”的岗位。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三十八连特别重视教育，办学条件不算好，但因为连里有大批上海知青，师资力量还算强。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等三十八连的学龄儿童都有学上。姚远和李军垦住在一个屋里，后来黄建疆也住进来，三人成了好朋友，也成了小说《天边》的主人公。

在成长过程中，三个孩子除了日常生活的需求外，还需要文化的滋养，需要看书。沙漠边缘哪里有书？这时上海知青出现了，他们从大上海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图书。特别是姚远，更是展现出文学的天赋。他们的老师杨沪生是上海知青，把姚远的作品寄到上海的杂志发表，引起了全校甚至整个连队的轰动。为了能够读到更多的书，他们想方设法偷出家里的鸡蛋，和连里的知青换书读。他们通过读文学作品，建立起最初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这影响着他们后来的人生。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小说中的爱情令人向往，但现实中的爱情却令人心碎。他们的杨老师失恋了，在相当长时间里，精神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离开教学岗位。随着内地经济社会的变化，兵团的知青们开始想法子回到上海。已婚的甚至有孩子的知青家庭纷纷离婚，造成了许多不幸，也给兵团带来至暗时刻，兵团的精神和文化传统再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三十八连也未能幸免。但是，杨沪生老师病治好后，没有回城，选择留在三十八连，成了牧羊人。

中学毕业后，三个孩子虽然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的命运却永远与兵团的血脉相连，兵团的文化精神传统一直影响着他们的人生。《天边》和其他采用三角稳定结构的故事模式不同，并不以三人的矛盾冲突来强调命运的不同，而是让三个朋友最终走在一起，都回到了兵团，在不同岗位成为坚定的兵团人，选择了共同的命运。至此，作品的主题得以升华：军队的英雄主义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新一代人以自己的方式铸造了新时代的兵团精神和文化，让遥远的英雄主义走过悲壮的历史，回归现实，回归人民生活。

三

《天边》写的是兵团人艰难创业的故事，塑造的是兵团人的形象。小说中的三十八连不是乡村，没有源远流长的乡土文化传统。但三十八连又是乡村，底色是现代兵团的“屯垦戍边”文化。因此，兵团是一个特殊的现实存在。要写这里的故事不难，要塑造有文化底蕴的人物形象却很难。

作者写了一大批生动的兵团人。如马富贵、姚桂喜、赵秀英、黄世云、杨沪生、吴之淼、李声曼、刘明德、冯瑞兰、车道远、吴珍、李晴曌、曲音等，这些人各有个性、各有特色，描绘出现代兵团人物群。特别是姚远、李军垦、黄建疆这个铁三角式的人物关系，象征着旷野中的胡杨、红柳、芦苇。他们成了未来的兵团人，从他们身上传递出兵团新人成长的信息。其人物性格就像从旷野中生长出来的一样。姚远得到老师吴之淼的赏识，成了吴之淼的忘年交。上海知青杨沪生也可以算是姚远成长的“贵人”，他用文学经典打开了姚远的情感世界。《天边》写出了上海知青这个群体给兵团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把现代先进文化带到遥远荒漠的功劳不容忽视。

曲音是《天边》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她是姚远的大学同学。当姚远回到新疆后，她为了自己的爱情毅然追到了新疆。对姚远而言，曲音的到来，让他最终摆脱了对吴珍那种病态的单相思，从困境中走了出来，成长为一个性格成熟稳健的男性，一个可以担当起社会和家庭责任的男人，并最后成长为兵团的领导干部，带领大家向塔克拉玛干宣战，成了为塔克拉玛干“锁边”人的一个代表。

李军垦则是一个厚道实在的兵团人形象。他母亲在生下他后便去世，也不知道父亲是谁。没爹没娘的他，在姚桂喜家长大，在三十八连的学校里受到歧视，心灵一直带着伤痕。他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中专，回到三十八连，主动承担起护林员的工作，带着自己的爱人吴珍，在林子里扎下根。他是在这片林子里出生的。多年以后，他又回到了这片林子。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多年的忧郁，回到这片林带后烟消云散。在林带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性格也明快起来，精神为之一变。小两口在林子里，开辟果园，办起农家乐，经营民宿，闷声发财，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成了千千万万普通兵团人的时代缩影。

《天边》中，另一个出色的人物形象是黄建疆。黄建疆是个“小斜眼”。他不是天生残障。他是地窝子里的孩子——父母开荒时，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地窝子里。孩子眼巴巴地盯着天窗，目不转睛，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在极度恐慌中依赖着天窗那唯一的光明。天长日久，孩子成了一个斜眼。斜眼的不止黄建疆一个人，全团有二十多个斜眼的同代青年。艰难的岁月留下伤痕，在兵团的地窝子里留下的是斜眼。斜眼看事物有点怪，但总体上并不影响生活，直到黄建疆参加高考，被校长李知展错判为作弊取消高考资格后，黄建疆才体会到，后果有多么严重。黄建疆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内心非常强大，走到社会以后，人们发现，他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也与人不同，也有点“斜”，所以人们叫他“黄老斜”。

《天边》是从兵团土地上种出来的小说，而黄建疆则是在这片土地上顽强生长的人物。我们显然注意到，张者笔下的兵团人，性格都似荒漠的宽广，内心都沐浴着大漠的阳光。而黄建疆却是一个另类，生存斗争在他身上留下的伤痕也许没有李军垦的那么重，却更加鲜明、突出，直接逼着他改变看世界看现实的方式。人们并不知道，他的视角虽然是斜的，但他内心一直在痛苦挣扎，一直在冲突较量，力求校正过来，要找到真正的现实，看到生活正确的视角。因此，他内心仍然是阳光的、纯正的、良善的、顽强的，只是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与一般人不同。他就是以这种不被世俗接受的方式，寻找到斜眼人的尊严，改变生存命运，开创美好幸福的人生。

当然，对现代医学而言，治疗黄建疆的病不是问题。然而，黄建疆这个人物形象，代表着一个悲情冲突的时代，在小说中永远保留下来，活了下来。这不光是独特的兵团人形象，更是中国当代小说新的形象。中国当代小说正在失去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小说人物画廊的空白留得太长了。也许，黄建疆有资格站上去。

三个二代兵团人的形象折射出兵团的现实，体现兵团的历史精神。姚远的执着、李军垦的务实、黄建疆的智慧，组合成兵团人性格内涵的独特品质。作者把这三个人写好了，兵团的时代形象也就挺立起来，兵团精神的力量就显示出来。

写实小说不浪漫，但不等于没有诗意。《天边》中对新疆天山大漠荒原的风景描写相当出彩，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作家笔下更加迷人。如对胡杨林的描写：“树成为雕塑，静默地竖立着集体缄默就像在思考。那些右岸低洼处活着的小胡杨树，就像离散的孩子，犹豫地回头张望，孤戚地望着家族的死去却无能为力。”还有对果园的描写、人工林的描写等。风景描写作为小说虚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呈现出长篇小说独有的风味。

实际上，《天边》更令人称道的应该是那些民生场景的描写，是小说最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所在。如小说中的“卖水”一节。小说中最为华彩的段落可以在“拾花”“棉花地里的浪漫”“拾花工”“白云朵朵”等章节中找出。新疆缺水，不适合种水稻，更适合种棉花。兵团种的棉花，面积最大，产量最高，品质全国第一。为此，兵团人付出得最多，形成了兵团别样的农业文化，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兵团人的故事，成为小说重点表现的民生主题之眼。作品中对此有详细描写，“在拾花季节，兵团第一师就吸引拾花工近二十万人，整个兵团吸引拾花工两百多万人”，“从9月底，棉花依次开放，一轮一轮地开，要一遍一遍拾。手慢的每天能拾八十公斤，手快的能拾一百五十公斤。拾一公斤花开始给八毛钱，后来涨到了一块八毛”，“最关键的是拾花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拾花按天结算，在地头过秤，现金支付”，“累是累点，中国农民从来不怕苦，不怕累”。

兵团人有自己的民生梦。从《老风口》到《天边》，这个梦一直在延续。特别是《天边》，这个梦化为兵团人的乡愁。那就是绿洲，那就是水。小说中的“一碗泉”，便是兵团人永远的乡愁之源。整部小说，从开始到结尾，说得最多的，就是水的故事，几乎所有的故事，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碗泉”的魂，贯穿于作品全过程。这个梦，留给黄建疆去揭开：“一碗泉果然有宝呀。”小说的情感，在这里达到了高潮。梦想的实现过程，犹如史诗，谁说写实的作品就不浪漫？